如何阅读《史通》

《史通》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史，它首次对唐代以前的史学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总结和批评，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中国古代文史理论著作有三部经典，是文史爱好者和研究者的必读书目。一部是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一部是唐代刘知几的《史通》，还有一部是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史通》是中国最早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可与《文心雕龙》并驾齐驱。清人黄叔琳评价说：“其荟萃搜择，钩抓排击，上下数千年，贯穿数万卷，心细而眼明，舌长而笔辣，虽马、班亦有不能自解免者，何况其余。书在文史类中，允与刘彦和之《雕龙》相匹。徐坚谓史氏宜置座右，信也。”（《〈史通训故补〉序》）又可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双峰对峙，被视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历史学家傅振伦认为：“盖我国史籍起于皇古，而历史之学则始于刘氏《史通》。”（《刘知几年谱》）这一评价充分肯定了刘知几及其《史通》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刘知几与《史通》

刘知几，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死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刘知几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幼年时期就表现出对史学的特殊兴趣和过人的领悟能力，至十七岁时已经博览历代史籍。他二十岁考中进士，任获嘉县（今河南省获嘉县）主簿十九年。武后圣历二年（699年），刘知几调任定王府仓曹，参与《三教珠英》的修撰。三年后，《三教珠英》修成，他以著作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自此“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史通·自叙》），先后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等史职，撰修国史。刘知几对史书编撰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因为史学见解与一同修史的众史官“凿枘相违，龃龉难入”（《史通·自敘》），同时有感于当时史学风气的种种弊端，所以他私下撰述成《史通》一书。

《史通》共二十卷，分为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各十卷。内篇原有三十九篇，其中《体统》《纰缪》《弛张》三篇早已亡佚，现在能看到的只有三十六篇，外篇有十三篇，全书共五十二篇，流传下来的有四十九篇。有人认为，《体统》即《自叙》。王应麟《玉海·序史通》谓尚有《文质》《褒贬》两篇“亡”。《四库全书总目》云：“内篇皆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及杂评古人得失。”《史通》全书体系完整，建立了一整套史学批评方法和原则，充溢着强烈的史学批判精神。

明代以前，《史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旧唐书·经籍志》未曾将之著录，《新唐书·艺文志》将之附列于集部，至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始列之于史评类。

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学者们开始关注《史通》，研究者渐多，《史通》也出现了多种评释本，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明人陆深《史通会要》，李维祯、郭延年《史通评释》，陈继儒《史通订注》，王惟俭《史通训故》，清人黄叔琳《史通训故补》，浦起龙《史通通释》，纪昀《史通削繁》，等等。其中，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浦起龙《史通通释》点校本为时下通行本。

《史通》的今人校注译注本，主要有张振珮《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中华书局2022），赵吕甫《史通新校注》（重庆出版社1990），刘占召《史通评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姚松、朱恒夫《史通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白云《史通译注》（中华书局2014），张固也《史通注译》（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侯昌吉《史通选译》（修订版，凤凰出版社2011），以及张三夕和李程注评的《史通》（凤凰出版社2013）等。

《史通》读法

一般的文史爱好者和研究者如何阅读《史通》这部经典？笔者的老师程千帆先生是研究《史通》的专家，出版过《史通笺记》（中华书局1980）一书，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史通〉读法》（原载于《文史知识》1982年第5期，后收入《程千帆全集》第七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很有参考价值。笔者结合程先生的文章和自己的体会，给大家一些建议性读法。

阅读《史通》，首先要立足史学。第一步，阅读内篇结尾的《自叙》及外篇开头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两篇。《自叙》交代了刘知几的家学渊源、个人的史学志向等，读了这篇我们可以“知人论世”，对刘知几的生平、思想有所了解。中国古代史学源远流长，而《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两篇叙述了唐以前历代编年、纪传两体正史的修撰情况。将两篇合观，就是一部“唐前史学史简编”。了解“唐前史学史”的基本线索，我们就可以对《史通》讨论其他的史学理论问题有一个历史背景的把握。

第二步，阅读《六家》《二体》《杂述》三篇。它们都是说明史书体例的文章。所谓“六家”，是指《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刘知几详论这六种史书编撰体例的得失，最后于篇末总结：“《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二体》篇对以《左传》家为代表的编年体与以《汉书》家为代表的断代纪传体“二体”进行的细致深入的探讨。编年、纪传二体，总称为正史；而将正史以外的各类史籍归入杂史，共十种，即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杂述》篇对杂史的体例条分缕析。

第三步，阅读内篇中的《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八篇。它们都是讨论纪传体史籍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体例。刘知几虽然认为纪传、编年都是正史，但一因纪传体比编年体更能从不同的角度显示历史的全貌，二因纪传体自《史记》以下，历代都有成书，未尝中断，所以后来正史之名便为纪传体所专用了。

第四步，阅读《断限》《编次》《直书》《曲笔》《题目》《称谓》《载言》《载文》《书事》《烦省》《采撰》十一篇，它们通论史书的编撰原则及编纂方法。其中涉及很多史学理论问题，如原书卷七《直书》篇论历史编撰的真实性问题。刘知几认为写史贵在真实，而对撰史者来讲，能够做到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本篇所谓“直书”，就是据此立论。

第五步，阅读讨论史书书写的文字技巧的各篇，如《叙事》《浮词》《模拟》《言语》《点繁》等。这一部分和上面一部分的有些篇章还涉及文学理论，如《浮词》详细地讨论了史书编撰中叙事前后所附作者评论的相关问题。衡论前代诸史，刘知几一一指陈弊端：一是“发言失中，加字不惬”，即叙事评论用词不当，浮夸背实；二是“隔卷异篇，遽相矛盾”“连行接句，顿成乖角”，即一本书中对于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人的评论前后不一；三是“轻事尘点，曲加粉饰”，即随便涂抹，着意粉饰。这些都能切中史书书写的文字表达方面的问题。在《言语》中，他反对在语言上贵古贱今，认为一些史家将俗语改成雅语，今言改成昔言的做法十分可笑。程先生认为，“刘知几在《史通》中所表现出的文学观点，在某种意义上说，对唐代的古文运动起了一种‘导夫先路’的作用”。

以上三十篇，囊括了《史通》的主体内容和思想精华。《史通》注评（收入凤凰出版社《历代名著精选集》丛书），大致就是按照这种思路来挑选篇目，比较适合一般文史爱好者。在《史通》的诸多版本中，王熙华整理的浦起龙《史通通释》是影响较大和流传较广的一个版本，《史通》注评即以浦本作为注释的底本。因为是面向普通读者的普及读物，所以略去底本中原注和浦注，只取原文。在注释工作中，如果不同版本的文字对于读者理解文意没有影响，或者虽然有影响，但是浦本较为合理者，皆以浦本为据，一般不在注释中出校勘记；浦本确实有误者，则在注释中说明。对于文中生僻的字词，标注现代汉语拼音，地名标注现代所属行政区划，人名、史实的注释以正史记载为主要依据。注释力求简明、通俗。每一篇末尾都有导读，主要提示该篇主要观点、结构、内容，同时附以能帮助读者理解该篇的前代学者评论。因此，笔者向普通读者推荐此书。

必须强调一点，精读这些篇目后，最后还是要通读全书。只有认真通读全书，我们才能对《史通》全书有全面而准确的理解，比如外篇中的《疑古》《惑经》就涉及经学史和哲学史上的一些大问题，外篇中的《申左》对《左传》一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们还可以结合《左传》和《史记》《汉书》的研读，思考刘知几对编年体与断代纪传体这“二体”优缺点分析的得失，等等。通读全书时，有一些研究性或评点式的著作可参考，如吕思勉《史学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中华书局1983，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张三夕《批判史学的批判—刘知几及其〈史通〉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马铁浩《〈史通〉引书考》（学苑出版社2011），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增订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最后一点建议，请务必将《史通》与《文心雕龙》和《文史通义》结合起来通读，思考中国古代文史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其传承，进而思考这三部文史理論著作的历史地位及长期影响。

张三夕，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