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
——隋青釉浅浮雕朱雀葡萄纹双系扁壶说略

卓倩

（石家庄市博物馆，河北 石家庄 050011）

石家庄市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北朝——隋青釉朱雀葡萄纹双系扁壶（图1、图2），高22厘米，口径5.5～7.5厘米，底径8～16厘米，造型质朴，胎体厚重，扁圆形腹部模印朱雀葡萄纹，充满浓郁的异域色彩。看到它，不禁让人想到战乱连连的北朝社会，想到中西文化在这里的交流与融合。这件器物系1973年出土于河北栾城，经考古发现，这种造型的扁壶出土地仅限于北方，河北邢窑遗址、河南安阳、洛阳、太原、宁夏等地都出土有相同类型的扁壶。任何一件器物的出现不仅有其前后一贯的传承在里面，更是体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通过一件文物，我们可以从不同侧面挖掘它的文化内涵，作者试从社会背景、器型源起、纹饰特色以及陪葬功能这几个方面梳理这件扁壶传递给我们的历史文化信息。

图1 北朝——隋青釉浅浮雕朱雀葡萄纹双系扁壶A面

图2 北朝——隋青釉浅浮雕朱雀葡萄纹双系扁壶B面

1 社会背景

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之前这130多年的时间里，史称“五胡十六国”时期，这也是中国古代史上最混乱的时代。北方社会长期处于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状态，社会动荡不安，这一时期社会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文化冲突。大批少数民族内迁，北方胡人数量猛增，《晋书》中记载关中百万人口中“戎狄居半”，十分昌盛，多民族的糅合杂居势必带来中外文化上的交流融合，胡服、胡舞、少数民族的器物风格、风俗习惯、家具陈设等无不在中原落地开花。

在这内迁的大批人口中，从西域进入中土的僧侣为数众多，他们在内地翻译经典、兴建佛寺、弘扬佛法，“东来弘佛法，西行取真经”，体现了这一时期佛教文化的交流盛况。且当时社会动荡，人人厌苦，精神缺乏寄托。统治者也希望利用佛教教理的戒恶修改完善、六道轮回来安抚各族百姓，在此背景下，东汉时传入的佛教在这一时期开始发展壮大。同时，佛教的传播也促进了道教的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众多的道教改革家、理论家，如北朝的寇谦之、楼观道，南朝的陆修静等人，他们都对道教进行了革新改造和发扬光大。经过他们的努力，道教面貌焕然一新，迎来了一个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在佛教文化弥漫时，道教亦有一席之地。随着佛教、道教的广泛传播，各种宗教吉祥图案，如莲瓣纹、葡萄纹、朱雀纹等，也在社会上广泛流行。

公元439年，北魏拓跋氏统一了北方，冯太后和拓跋宏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政权统一，社会稳定，不仅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促进了北方民族的融合，也吸引了大批南迁工匠的回归，这些工匠带回了南方地区先进的青瓷烧造技术，促进了北方地区陶瓷手工业的发展，在北朝都城洛阳和邺城附近的巩义窑、相州窑、磁州窑等窑口均成功创烧了青瓷。

这一时期，南方江浙一带青瓷烧造已经非常成熟，胎质致密，釉色青幽，北方青瓷才开始起步。北方的胎土不如南方致密，颗粒较粗，含沙子和杂质较多，胎质疏松；北方长期烧铅釉的传统配方使北方青瓷釉色透明度强，流动性也大；北方的窑炉结构使北方青瓷的颜色多发黄或呈褐色。这些特征与南方青瓷比起来要逊色不少，但北方瓷器造型厚重浑圆、风格质朴粗犷，尤其是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大批内迁，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西方的一些典型纹样也随之传入并在中原逐渐流行，北朝青瓷在器型、纹饰上出现了许多西方与少数民族特色的元素，充满浓郁的域外风情，迥异于南方，别具特色。

2 器型源起

扁壶，因器身扁平而得名，是古代盛水或盛酒的器物，形状有扁圆、扁方、扁椭圆之分，风格突出且便于携带，被人们用作日常生活用具。

扁壶在中国出现比较早，最早的铜扁壶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短颈，带盖，扁圆形，方形底座，壶体上的饕餮纹、山兽纹以及对称贴铺首衔环构件都遗存有商周青铜器的装饰风格。1977年，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了通高45.9厘米的带盖铜扁壶，壶内残留有浅翡翠色的清澈液体，经化验是酒液，证明这种壶是战、汉时期的一种酒壶。

陶瓷扁壶虽然不是陶瓷器的主流产品，但是具有特殊的历史和意义，流行时间长，从两汉到明清都有生产。两汉魏晋时期，陶、瓷扁壶南北方都有发现，其中瓷质扁壶从东汉开始在江浙地区出现，根据历年出土扁壶排比，汉代扁壶基本为圆口，短直颈，长方形器身，肩上有双环耳，平底上附两条形器足。魏晋时期扁壶的造型有所改变，腹部为近似横置的椭圆形，喇叭形高圈足。这一时期的陶瓷扁壶造型、纹饰都尽力地模仿铜、漆扁壶。从汉代扁壶的名称上也可见端倪。汉代的铜扁壶称为“钾”，1956年江西博物馆收集了一件西汉铜扁壶，自铭为“铜钾”，漆扁壶称为“柙”，1975年湖北江陵汉墓出土的漆扁壶，同出遗册上记载为“柙”或“大柙”，而一些陶瓷扁壶上带有与铜扁壶相同的自铭，只是以“土”为偏旁，标明其质地，这也直接说明这些陶瓷扁壶的制作源头。

到北魏至隋朝时期，北方突然出现一种扁壶，椭圆形壶腹、肩附双系，腹部模印胡人、驯狮、凤鸟、葡萄等纹饰，普遍使用连珠纹。石家庄市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北朝——隋青釉朱雀葡萄纹双系扁壶就是这种扁壶的典型器物，椭圆形唇口，束颈，丰肩，肩部有拱形双系，扁圆腹，椭圆形实足稍外撇，胎体厚重，造型稳重大方，一圈连珠纹围成的圆形开光内模印朱雀葡萄纹。无论造型和纹饰都与北朝以前的扁壶不一致，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联系，充满浓浓的异域风情，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器型。

经过对历年出土器物的排比研究，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这种具有异域色彩的扁壶器型来源于西亚、欧洲或地中海沿岸的器物。不少学者认为这种扁壶可能来源于萨珊波斯金属扁壶，确实，扁壶上凸印的纹饰与萨珊金银器上地捶揲技法高度一致，主题图案也与西方金银器中常见的乐舞、打猎等场景性画面类似，器型上也与萨珊金属扁壶有相似之处，圆口，直颈，腹部扁平，但萨珊金属器中并未发现与之相似的器型母型。常樱在《公元6世纪前地中海周边地区扁壶发展脉络——兼论北朝胡风扁壶来源》一文中提到，在公元3世纪末到7世纪，在地中海沿岸、欧洲、小亚细亚流行一种梨形“朝圣者瓶”，扁圆形腹部，双泥条耳，腹部模印图案，虽做工比较粗糙，但却与北朝——隋这一时期的扁壶器型最为接近，且流行时间也重合。这一观点更值得重视。

3 纹饰特色

石家庄市博物馆藏青釉扁壶在装饰上充满浓郁的异域色彩，两面模印相同纹样，最外缘是一圈由连珠纹围成的心形开光，变形葡萄纹在壶的两侧对称装饰，中间是一只朱雀，身体扭曲成“S”形，左腿抬起，右腿蹬地，作展翅欲飞状，整组装饰采用模印技法，立体感强，有浅浮雕的装饰效果。

葡萄纹（图3）是古代装饰纹样的一种，由弯曲变化的枝、茎、叶与葡萄果实组成。最早的葡萄种植起源于欧洲，后传入西亚、中亚，西汉张骞通西域后传入我国，但隋唐以前还没有普及，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舶来品从西域传入。公元3世纪以后，萨珊波斯人崇拜葡萄，称葡萄为“月亮的圣树”，认为葡萄累累多子，象征丰饶，萨珊金银器上常常装饰葡萄纹，如山西大同博物馆珍藏一件东魏时期的铜鎏金童子葡萄纹高足杯，杯腹部装饰了五组缠枝葡萄纹，枝蔓缠绕成环，环内饰童子采摘葡萄纹样。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中西方使团互访、商贸往来以及伴随战争掠夺而来的西方金银器通过不同的途径传入中国，葡萄纹也随之在内地流行。

图3 古罗马采摘葡萄浮雕

同时，葡萄纹与佛教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佛教视葡萄为吉祥，累累果实代表五谷丰登，佛教艺术中菩萨手持葡萄表示五谷不损，葡萄纹的藤蔓无限绵延，可以从中感悟到循环往复的世界，思索生命的回旋与更迭。佛经《四分律》里有以葡萄藤蔓装点僧舍佛塔可增庄严之说，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葡萄纹样也进入中原佛教名胜地，在云冈、龙门石窟中都可见有葡萄飞鸟纹。佛教的传播也为葡萄纹的流行推波助澜。

连珠纹又称圈带纹，是由一串彼此相连的圆形或球形组成，是中国传统纹饰中的一种，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夏代晚期的青铜器上已有实体的连珠纹，其起源应该是太阳，是古人想象中的人造太阳，用来驱赶黑暗的光明使者，是史前文化太阳崇拜的继续。

虽然连珠纹早在新石器时代彩陶和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时有出现，但在唐代以前，中国的连珠纹并没有形成自觉连续的传统。北朝到隋唐之际，连珠纹常常作为边饰出现，与它中间环绕的主题纹饰构成完整的画面，这与中国传统的连珠纹构图方式区别很大，而与同时期西亚地区萨珊王朝流行的连珠纹高度一致。早在纪元以前，西亚地区的金币、银币上就铸有连珠纹，古波斯萨珊王朝（224—651）最为流行的花纹就是连珠圈纹，典型的萨珊风格纹饰就是以各种圆或椭圆的连珠纹作为边饰，中间环绕对兽或对鸟图案为主纹（图4）。因此，从传统与构图上看，中国6世纪左右流行的连珠纹更大可能是沿丝绸之路从西亚、中亚传入我国，是起源于西亚波斯的一种装饰纹样，并且作为一种自觉的连续传统起码在中国风靡了一个半世纪。

图4 古波斯萨珊王朝连珠对兽团花锦织

朱雀，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天下四灵之一，源于远古星宿崇拜，是代表南方七宿的南方之神。凤头、鹰喙、鸾颈、鱼尾，因其形似鸟状，位在南方，火属性，亦称朱鸟。在先秦时便被认为能接引死者灵魂升天的神鸟。战国楚人屈原所作的《楚辞》：“飞朱鸟使先驱兮，驾太一之象舆。”表达的就是朱雀的引导之能。秦汉时期，人们崇尚长生不老的仙境生活，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以及人们对于神仙生活的向往，崇尚得道成仙的道教在东汉创立，并把具有引导之能的朱雀作为道教的“四神”之一，朱雀（图5）成为羽化升仙思想的象征，随着道教的流行，形式多样而生动的朱雀纹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图5 朱雀

4 陪葬功能

扁壶从出现始，一直作为盛放水或酒等液体的器具，但在北朝至隋唐之际，中国北方生产的这种带有异域色彩的陶瓷扁壶与它前后时期的扁壶区别较大，且多在墓葬中发现，对其功能值得单独提出分析。

从现有的出土资料来看，这种扁壶大多尺寸不大，如石家庄市博物馆藏北朝——隋青釉浅浮雕朱雀葡萄纹双系扁壶高度为22厘米，河南安阳范粹墓出土的黄釉扁壶高度为20厘米，天津博物馆藏黄釉凸花凤鸟纹扁壶高度为20.5厘米，大英博物馆藏绿釉扁壶高度为12.2厘米，且当时尚无高度烈性酒，因此扁壶为“酒器”的说法值得商榷。且这种扁壶的胎体粗糙厚重，烧成温度并不高，还没有完全烧结，吸水率高，用来盛放液体的实用功能并不强。

前文中提到，这种扁壶的器型与同时期欧洲、地中海沿岸以及西亚流行的“朝圣者瓶”器型上最为接近，要探究其功能，可对这种“朝圣者瓶”的使用场景进行延伸。公元3世纪末到7世纪，埃及北部梅纳斯地区成为地中海基督教徒朝拜的圣地，传说当地泉水能够治愈疾病，远道而来的朝圣者们希望取走一些当地的泉水，带回家乡帮助治愈病患，并且圣地带回的圣水兼有祈福功能。北朝时期突然出现的这种扁壶不仅借鉴了“朝圣者瓶”的器型，更有可能借鉴了“朝圣者瓶”所具有的消灾、祛病以及祈福等功能，且汉末以来制作明器逐渐重视“镇墓”“辟邪”的功能，制作这种扁壶用来陪葬在内涵上也正契合。

北朝到隋唐时期这类扁壶发现不少，但在当时的壁画、浮雕等描绘生活场景的艺术作品中很少看到，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种扁壶可能不是日常生活所用。河北邢窑文化博览园展出一个北朝至初唐褐釉乐舞小扁瓶，高度仅为7～8厘米，且为实心，证明这确是为陪葬专门生产的明器。

公元3世纪末到7世纪初，中原工匠借鉴沿着丝绸之路而来的西方“朝圣者瓶”或者波斯萨珊金属器的造型与纹饰，再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习俗，生产出这种专门用于陪葬的精美扁壶，风行一时。

5 结语

这件北朝——隋青釉浅浮雕朱雀葡萄纹双系扁壶为我们准确传达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信息，北朝社会分裂动荡，大批少数民族内迁，也带来了他们的风俗习惯，使大批中原器物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情。中国陶瓷扁壶烧造的历史虽然很长，但各个时期都是各有源头，前后继承的关系不大，多是受到同时期西方金属器的影响，体现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一类器物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功用，一直作为盛放酒或水的容器的扁壶，在公元3世纪末到7世纪初这段时间里，因受到西方“朝圣者瓶”的影响而具有的辟邪纳福的寓意，被作为陪葬品风行一时。器物的纹饰更是鲜明地反映了时代的特色，在这件源于西方金属器的扁壶上，朱雀纹、连珠纹、葡萄纹，完美和谐地组合在一起。葡萄纹、连珠纹不仅是西方的典型纹饰，也是佛教的附属纹饰，朱雀是中国传统道教的四神之一，具有鲜明的道教色彩，在同一件器物上，不仅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也体现佛教道教的共生共长。

文物传承文明，更传递历史，文物的价值不仅体现当时的手工业制造水平，更反映当时的社会历史、民族融合以及文化交流的状况。它就像一块“活化石”，虽无言，却坚定地向我们传达那个时代的准确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