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化成英雄形象的塑造及传播
——兼论近代民族英雄的诗歌书写

马国云

（无锡开放大学科研处，江苏 苏州 214011）

从清道光朝开始，列强开始频繁地侵略中国。近百年中，爆发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从两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再到后来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中华民族在抗击外侮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民族英雄，他们奋勇杀敌、誓保家园。在这些英雄当中，有些英雄超越原先的军事、政治领域而进入民间，成为被百姓崇拜信仰的神祇。那么，这个转变是如何实现的？近代英雄的诗歌书写又有何独特之处？本文将以鸦片战争中壮烈牺牲的民族英雄陈化成为例进行探讨。

一、作为典型英雄形象的陈化成

陈化成（1776—1842），字业章，号莲峰，福建同安县人。鸦片战争爆发时任福建水师提督，后转任江南提督。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初八，英国军舰炮轰吴淞口，陈化成率部奋起还击，因孤军无援而壮烈殉国。

要明确的一点是，陈化成精勇热血的英雄形象并非在吴淞之役中才树立，而是其多年军旅生涯积淀而成。他二十二岁入军营，四十多年中立下赫赫战功，如生擒海盗林以路、彭求，捣毁盘踞在厦门、金门的海盗巢穴。从陈化成遗世的只言片语可观其忠勇，如《将才》：“大道无今古，千秋有将才。汾阳单骑出，武穆壮心埋。传檄三边定，征蛮八阵开。煌煌留史册，成败复何猜。”[1]1915-3-8可见其对郭子仪、岳飞等将帅的仰慕。另苏廷玉在陈化成墓志铭中援引了一段他们通信的原文：

公贻书曰：英夷到处猖獗，已破虎门、厦门、定海，势必窥伺吴淞。某海上攻战四十余年，风涛素习，严兵戒备。如夷来，必能破之，以张军威。设事机不测，亦必以死继之。敢为故人告。[2]151

陈化成戎马倥偬，在外敌入侵之时，早立下马革裹尸之志。吴淞战役中，陈化成战斗至弹尽粮绝，血染疆场。陈化成的英雄形象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沙场上的英勇无畏。陈化成逝后，悼念诗文不厌其详地叙写陈化成英勇战斗和壮烈殉难的过程。张维屏《三将军歌》：“英夷犯上海，公守西炮台。以炮击夷兵，夷兵多伤摧。公方血战至日旰，东炮台兵忽奔散。公势既孤贼愈悍，公口喷血身殉难。”[3]151金和《陈忠愍公死事诗》选取战斗的片断：“千声万声敌火急，火光照海海水赤。将军一人当火立，众人争请将军行。将军竟行谁守城，弃城而去何颜生？此时欲战兵已溃，敌则能进不能退，除死以外更无计。一火忽中将军肩，崇台百尺灰飞烟，英魂烈魄上九天。”[3]41如陈庆镛悼诗：“手执红旗呼战士，以一当十皆奋起，炮声人声震百里，夷人当之皆披靡。”[3]158如上海文士贾履上的悼念诗，迻录部分如下：

连珠炮击霹雳碎，白日海水为飞尘。裂帆坏舰不知数，江流血染红粼粼。逆船衔尾向东进，指挥欻忽疑有神。督师退走守将遁，兽奔鸟骇真堪嗔！陈公眦裂发上竖，临阵却斩无逡巡。不防回顾中贼计，足伤腹洞哀酸呻。死者已死走者走，相看左右无随亲。芦中穷士独不去，惨闻临殁呼天频。仓皇背负追且至，吁嗟鬼伯何不仁。手刀杀贼夺尸走，芦滩深处潜藏真。泥涂被体伏不动，保公遗骨完如银[3]127……

诗歌详细描绘了英夷进犯、来势汹汹，到守军反击、轰坏敌舰，到牛鉴退逃、部将遁走，再到坚守阵地、伤痕累累，最后下属匿尸、保全骸骨的全过程，生动再现了陈化成殉难的经过。因陈化成战场上身先士卒、奋勇抗击，英军攻取宝山后，曾道：“此行良险，使有两陈公在，安能至此。”[3]165英军中亦流传“不怕江南百万兵，只怕江南陈化成”[3]63之语。此从侧面说明了陈化成的伟岸形象。

二是对坚守吴淞的评价。吴淞口扼由海入江之咽喉，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当吴淞失陷、化成殉难之后，人们则意识到英军溯江而上的严重后果，尤其是在数月之后镇江沦陷、《南京条约》签订成为无可更改的事实。当时人以一种“后之视今”的视角再度看待陈化成的英勇抗击和以身殉节，无疑更具思考力度。

齐学裘悼念陈化成道：“流毒中国阿芙蓉，保障江南忠愍公。如公其人倘有两，逆夷安敢窥吴淞。”[3]58镇江籍士人赵霖瞻仰陈公祠时道：“东南若得我公存，烽火安得到里门。”诗注：“壬寅岁镇江失守。”[3]66叶敬昌道：“夷酋曰此真将军，自入中华无此战。若使沿江尽锐师，长驱那得金陵便。”[3]64相较而言，童荣南的思考更具全局性：“将军不死夷不匈，将军不死帑不空。将军一死长城坏，半江秋水血流红。”[3]78以上诗文呈现出一条清晰的逻辑：若有陈公在，即可守住吴淞；守住吴淞，镇江就不会失守；镇江不失，英军就无法溯江而上、入侵南京；那么清廷自然不会签订和约、赔偿金银。现实的种种恶果皆由陈公“已死”导致。黄树滋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

假令如公者而有数人焉，预备船炮，鼓励众军，方将歼鲸鱼于碧海，作京观于重洋，何难直捣黄龙府痛饮乎？不然，即稍逊于公者，而有数人焉，慎守岩疆，以主待客，虽百万苻师，犹只破于淝水。况彼跳梁小丑，安能逞其鸱张？又不然，使如公者而更有一、二人，否即稍逊于公者而更有一、二人，而公亦得专制一方，斩退者以肃军令。纵未能一鼓功成，灭此朝食，亦何至未战先逃，畏夷如虎，风鹤皆兵，竟致城下之盟，惟命是听，屈国体以伸贼志，剥民财以赍盗粮。[3]194

所以，在当时看来，因为“援绝”导致的陈化成死难造成了一系列的恶果，换言之，陈化成对于清廷具有钢铁长城般重要的意义。

二、绘图和征诗：士林对陈化成形象的播扬

陈化成逝后，清廷抚恤优厚，这既是对其忠勇抗敌和以身殉国的颂扬，也是对陈化成英雄形象的官方认定。这个官方认定可以认为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途径。但问题的关键是，陈化成忠勇报国形象的传播不仅仅只有官方途径，而且还存在其他的方式。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军节节败退，将领死难事件频发。在陈化成之前，有关天培、裕谦、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等人，陈化成之后有海龄，这些人的死难震动了朝廷和社会，在当时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力。从事件传播流布的一般规律看，连续发生的重大事件客观上会造成话题的不聚焦性，“后事”常常会冲淡“前事”。陈化成逝后，他的英勇形象不但没有被时间冲淡，反而愈加成为经典。其中沪闽两地的诗文悼念活动对陈化成的形象塑造和传播起到了固化、强化的作用。

吴淞失守、陈化成殉国对于吴淞可谓重大事件。陈化成逝后。嘉定县令练廷璜觅得其尸后殓于嘉定武庙，并于士林中遍征题咏，从而促成了沪上颂咏陈化成的风潮。练廷璜手书“陈忠愍公遗像”于诗卷之首，并撰《陈军门遗像诗》。诗题所谓“遗像”指练廷璜属画家程庭鹭绘像之事。按程庭鹭年谱记载：“十七日，练邑令迎陈提督遗骸入城殡殓，属摹其象于卷，同赋诗纪事。”[4]程庭鹭，字问初，晚号梦盦，“娄东七子”之一，诗画兼擅，早岁曾问业于陈文述，后随钱杜潜研画艺，在江浙一带颇负盛名，人称其为“诸侯宾客，江湖画师”[5]。鉴于练廷璜的县令地位，加之程庭鹭在江浙一带的影响力，从而使得本是军事领域的将领死难事件外延成为一件艺文事件，“海内闻公死事，皆嗟叹哭泣，作诗以哀，盈数十卷”[3]150，征诗之事在士林中形成了传播风潮，播扬了陈化成的英雄形象。

另据陈化成同乡苏廷玉记载：“初，练笠人刺史绘公像征诗。道光壬寅九月，余奉命到吴办理粮台，见公像赋诗哀之，阅属笠人再摹副卷，寄余归付其孤，存之家乘。”[3]51所以最后就有了两幅陈化成的画像，一幅在嘉定，另一幅由苏廷玉转交陈化成家人。此后，在嘉定和厦门两个地方，由两幅画像导引出士子题诗吟咏的文学事件。

首先叙嘉定。因为陈化成英勇悲壮的事迹，加之练、程等人的倡扬，沪上士子积极题诗。从题诗持续时间看，以事件发生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开始，一直延续到咸丰二年（1852），以征题始，以结集刻印《表忠崇义集》终，持续时间达十年之久。从所存诗集的题款可知，题咏事件呈现出开始一段时间内士子集中参与，后持续有纪念诗文的特点，如文柱于癸卯年（1843）仲春题诗，陈濬于丁未年（1847）仲秋题诗，赵霖于辛亥年（1851）除夕前一日题诗。从题咏人员的来源看，参与征题的人员籍贯以嘉定为主，明确署为上海、嘉定、华亭、宝山、崇明的达135 人，周边士人参与的也为数不少，如太仓杨廷栋、震泽张景星、娄县汪人骥、常熟周世昌、慈溪阮静美等等。可见此次事件呈现出以嘉定为中心，向周围市镇辐射传播的特点。从参与人员身份看，嘉定及周边市镇的国学生、邑庠生为最众，另有来源于社会各阶层的文士，如举人李云栋，医士高鹏冲，僧人妙尘，耆民羌镛，等等。在题咏的近二百位士人中，除了何绍基、潘锡恩、吴世骥等几位在当时功名较高，其他大多数国学生、邑庠生等下层士人的身份地位更加有助于陈化成事迹在基层社会迅速传播流布。可以说嘉定的征集题咏是以地方县令发起，主要由掌握基层社会话语权的下层文人广泛参与，加之“江南士大夫争为诗诔公”的文学事件，使得“公之忠声震天下”[3]196。在一定时间内由“秉权”士人引领、参与的以悼念颂扬为主题的征题诗卷的文学事件对陈化成英雄形象的确定化、崇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刘国标。陈化成逝后，属下刘国标藏匿尸体于芦苇丛中。“事件亲历者”刘国标在事后撰文“再现”了陈化成死难现场：“炮折足，枪穿胸，血流卧地，标负于芦中，犹有哀声曰：‘天乎，天乎！天不灭贼乎……’于斯言也，气三吸而绝。”[3]101相较于其他人的耳治风闻，刘国标的信息显然更具有权威性，他的诗文无疑对陈化成的形象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再叙厦门。陈化成画像临摹卷首先得苏廷玉、张际亮、梁章钜等人的题诗，后来其子嗣以此画像在厦门共征集题诗作品44 篇，并装裱成卷，题为《陈忠愍公遗像诗卷》。从诗卷内容上看，《陈忠愍公遗像诗卷》和《表忠崇义集》并无二致。主要不同之处体现为参与题咏人的身份差别和籍贯分布，厦门诗卷题诗者的名望、地位要高于嘉定。苏廷玉、梁章钜为朝廷高官，张际亮在当时文誉已盛，阮元当时更是声名高隆；从题诗人的籍贯看，除了闽越一带的廖鸿藻、陈庆镛、叶敬昌、林鸿年、林树梅等士人外，另有上元梅曾亮、邵阳魏源、临桂朱琦、仁和邵懿辰、长洲彭蕴章，等等。其他还有江西宜黄陈偕灿、湖北江夏何焕绪，很显然厦门题诗影响范围更要超过嘉定征诗。在陈化成死难事件中，士人借助文字寄托哀思、颂扬忠勇、鼓荡人心。《陈忠愍公遗像诗卷》中的士人凭借着地位、声望或题款或赋诗的行为对陈化成形象播扬作用甚大，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参与征集题咏这个文学事件的意义丝毫不亚于诗歌本身的内容。

而且厦门一地的题诗并没有因《陈忠愍公遗像诗卷》装裱而结束，此后陆续有士子题诗颂咏。光绪十四年（1888），王步蟾于陈化成祠堂设帐讲学，并作《陈公祠孤桐歌》，颂扬陈化成之刚勇，诗并注：“戊子予作孤桐歌，友人多和之。”从诗注可知光绪年间士人的题咏依然不绝，可见陈化成事迹的持久性影响。

三、祭拜及神化：进入民间后成为经典

陈化成殉难事件的信息传播既有来自官方的宣扬，也有士人们的征诗传播，但仅凭以上二途尚不足以形成普遍的英雄崇拜，基层社会、民间百姓的认知将对陈化成形象经典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概括来说，陈化成形象深入民间的方式有以下三种。

1.祠堂祭拜

陈化成逝后，道光帝下诏于殉难处及原籍建立祭拜专祠，故上海和厦门二地均建有陈化成祠堂。据载：“淘沙巷在邑庙西……道光丁未，邑绅士割其址之东偏，捐建陈忠愍公专祠……堂庑三楹，中奉忠愍像。”[6]430又据《上海县续志》：“陈公祠，宣统二年同仁辅元堂募捐，泉漳会馆同人出资重修。”[7]由此可见，陈化成祠堂于道光年间修建，后来在宣统二年（1910）又加以重修。依清朝惯例，祠堂祭祀典礼一般在春秋二季举行，故此后陈化成祠堂和其他如黄道婆祠、袁公祠、刘公祠一样，香火不断。除了官方祭祀之外，民间人士则在陈化成去世之日自发纪念。“每年五月初，富商大贾，铿锵歌舞以侑之。”[1]1895-3-12“陈公祠内有清音宴待，各绅士均衣冠执香叩祭，一二父老犹有欷歔而谈当日事者。”[1]1877-6-9

厦门陈化成祠由陈胜元和厦门绅商等捐资兴建，选址在厦门城北，此祠和上海淘沙巷的祠堂就是清廷敕建的两个祠堂。此外，各地亦陆续建起祠堂，如厦门同安四公祠“在马巷，清光绪间，通判黄家鼎建，祀李长庚、邱良功、陈化成、邱联恩”[8]。如上海吴淞口殉难处，也建有陈公祠，民国元年（1912），张謇和唐文治于陈化成殉难处兴建商船学校，民国十三年（1924）又制成陈化成像，在重要节日组织师生祭拜和纪念，唐文治作有《陈忠愍公殉难碑记》颂扬陈化成“以死勤事，以劳定国”[9]之品质。

而且，民间还有自发绘像祭拜陈化成。“濒海之民，日夜思公不忘。援蜀人私祀武乡侯例，绘像祀公，殆遍昆山永安乡。因重新仿社之祠，里中父老于其中庐社公位，亦绘像焉。”[9]可见，陈化成进入了民间祭拜的序列，成为了民间信仰崇拜的神祇。

2.民间的神化

陈化成于五月初八日牺牲，练廷璜觅得尸体是在十日之后。陈氏死难之状是被反复提及的一点，如：

刺史亲拭其泥污，并云天气炎蒸，未闻气味，即神灵呵护忠魂也。咸以为异。（苏廷玉《敬瞻陈莲峰军门遗像，诗以哀之》）[3]52其部将藏其尸于芦苇中。及殡殓时，有异香绕室。（林昌彝《射鹰楼诗话》）[10]

越十日，嘉定令练廷璜购公尸，获积苇中，面如生，目不瞑。（李元度《陈忠愍公事略》）[3]196

以上所举概括为两点：一为炎炎夏日身体不腐，因有神灵呵护；二为虽死却面如生者。不符常理的现象实为撰文者借神奇灵异之事体现传主的非同寻常，从而强化传主的形象。据苏廷玉诗歌注写作日期：时道光壬寅嘉平三日。可知陈化成尸身不腐的传闻在道光二十二年腊月已经在民间流传，当然最有可能者应该是在入殓之初就应该传播开。民间大肆流布之事反映了基层民众的群体认知，尤其是种种神奇灵异之事显然更具有生命力和传播力。

伴随着尸身不腐的传闻，民间开始出现各种神化陈化成的声音，有学者认为“陈化成从吴淞殉国时起，即被上海民间神化了”[11]。王清亮《溃痈流毒》记：“陈莲峰军门殉节后，郡人有扶乩者。忽军门至，题诗一首云：‘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可怜臣力尽，一死误君王。’书毕，乩盘寂然。余谓是真公之神降乩也。”[12]按来新夏先生考证：王清亮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辑成《溃痈流毒》[13]。可知此“降乩”之事也是发生于道光二十二间。类似的还有宝山人黄树滋《陈忠愍公殉节始末记》载：“或谓六月二十四日，公降松江乩坛，判有‘上帝封我为雷部副元帅，并生不能灭贼报恩，死当更助一臂’之语。”[3]193扶乩是一种古老的占卜术，宋元以来，扶乩活动对中国乡土社会民众信仰、文化整合与秩序构建具有重要作用。“降乩”之事充分说明逝后的陈化成已被神化。这样的记载屡屡见诸史料，“公殁后，沿江居民相传，常见黑虎，皆云公之精气所结。”[3]69“夜深人静时，时闻靴声出入，入庙瞻礼者皆肃然祗敬，毋敢玩忽。”[14]“相传震泽乡间有阴兵出现，每于河中见旌旗飘荡，矛戟森立，居家铺户，日落后便即闭门……有好事者问其统领为谁，则称前江苏提督陈忠愍公也。”[1]1876-8-23

3.进入城隍庙

陈化成何时进入上海城隍庙，目前有两种说法。第一个说法是：1937 年陈化成祠被日军占领，陈化成塑像被弃之街头，有市民心中不忍，于是把塑像搬到了城隍庙[15]。第二个说法是：上海老城厢的几位秀才决定选一位百姓“册封”的城隍，此时正好陈化成殉难的消息在上海传开，于是大家一致推举陈化成入城隍[16]。无论是“偶然说”还是“众人推举说”，恰恰反映了陈化成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陈化成有足够“资格”进入城隍庙，被大家当作神祇一样供奉崇拜。于是此后陈化成便接受香火供奉，成为了“上海三城隍”之一。

城隍庙不只上海独有，但上海城隍庙史称为“江南香火之最”。城隍神具有护城保民、祛灾除患、惩恶扬善等百姓信奉的职能。“上海三城隍”除了陈化成之外，另两位为秦裕伯和霍光。“邑人秦裕伯，没后屡显奇迹，保障一方。”[6]86霍光驱除鬼怪、保护上海百姓，二人在上海百姓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故“吏民商贾各殚财力以奉”。陈化成入城隍庙后，他保障百姓、驱除外敌的形象便具有了足够的经典性。加之上海城隍庙“以庙兴市”的特征，城隍庙周边商业繁华，居民众多，逐渐形成了以购物、宗教、游览、饮食相结合的景观，这个市井性的特征无疑对播扬陈化成形象厥功甚大。

经典，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种共同认知，无论是祭拜、神化抑或进入城隍庙都是基于百姓对陈化成忠勇报国、奋力御侮形象的群体认同，陈化成最终由抗击英军的爱国将领逐渐演变为地方的“城市之神”[17]。

四、近代民族英雄的诗歌书写特质

中华民族崇慕英雄的传统既源于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浸润，也源于统治阶级、国家意志的宣发弘扬，加之士人所尊崇的忠孝节义的道德准则，最终形成广大民众的集体认知和共同追求。放眼历史长河，那些奋勇沙场、精忠报国、保家卫民者是公认的英雄。典型者如霍去病、关羽、岳飞、文天祥、戚继光，近代如陈化成、关天培、冯子材，等等。这些历史人物的忠勇义举体现了“英雄”的丰富内蕴，揭橥了“英雄”高贵崇高的品质。职是之故，历朝史乘常以浓墨重笔记载、颂扬英雄人物，地方志常将《忠义》卷置于“人物”之首，笔记小说、戏曲诗文等对英雄的描摹刻画更是不胜枚举。鉴于近代社会的特征，近代英雄的书写亦相应呈现出独特之处。

1.历代英雄书写的共通性

首先表现为“历史现场”的真实还原。常言“时势造英雄”，英雄产生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参与特定的历史事件，展现出耀眼的人性光辉。这些事件、品质在文学家的如椽巨笔下格外瞩目。

霍去病抗击匈奴，封狼居胥，立下赫赫战功。李白《胡无人》描写霍去病飒爽英姿，指挥若定：“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18]曹勋《饮马长城窟行》：“嫖姚登狼居，旌旗照穹碧。号令明秋霜，虏帐余空壁。”[19]此二诗一方面铺叙霍去病本事，另一方面亦是以古人赞当朝将帅。如岳飞，元代张宪《岳鄂王歌》道：“铁浮图，拐子马，斫铚钢刀飞白霜，贯阵背嵬纷解瓦，义旗所指人不惊，王师到处壶浆迎……钱塘宫殿春风轻，娇儿安晏醉未醒。”[20]48一边是战场厮杀，捷报频传；一边是苟安临安，歌舞升平。鸦片战争中，关天培坚守阵地，奋勇抵抗。朱琦《关将军挽歌》记：“赣兵昔时号骁勇，今胡望风同溃奔。将军徒手犹搏战，自言力竭孤国恩。可怜裹尸无马革，巨炮一震成烟尘。”[2]11中法战争中，冯子材指挥镇南关之战，大败法军，黄遵宪颂冯子材身先士卒、军纪严明：“手执蛇矛长八丈，谈笑欲吸匈奴血。左右横排断后刀，有进无退退则杀。奋梃大呼从如云，同拼一死随将军……敌军披靡鼓声死，万头鼠窜纷如蚁。”[21]甲午战败后，刘永福听闻清政府割地赔款求和后，“将军怒冲按剑起，咄咄吁吁臣宁粉骨碎首糜臣躯，国耻不雪焉得为丈夫。”[22]57其忠义爱国的伟岸形象动人心魄。

其次是对英雄史事的评议。对于英雄，文人所抒之怀或表现为对英雄的崇慕与歌颂，或表现为对家国命运深切关注。

关羽忠义，百世流芳，但有降曹之事。后世对关羽降曹的事实多有包容，如张商英的《咏辞曹事》：“月缺不改光，剑折不改铓。月缺白易满，剑折尚带霜。”[23]2a对其失荆州，刘纬认为：“俘来于禁元轻敌，衅起孙吴为绝亲。”[23]3a诗歌将荆州之失归于关羽“轻敌”与“绝亲”。可再看咏岳飞的诗文，岳飞本欲直捣黄龙，却最终屈死，后世对此史实如鲠在喉，“长城不使权奸坏，唾手中原复故疆”[20]55。或认为岳飞可不听召还之令：“将军将军通军术，君命不受未为失。大夫出疆事从权，铁马长驱功可必。功成解甲面赤墀，拜表谢罪死不迟”[20]48。自鸦片战争至甲午战后，文人常将忠勇怯懦作二元观照。孙义均《宝山行》：“可怜枭獍占牙纛，不信乌先集幕门。后死谁，陈都护；先奔谁，牛节度！”[2]61“先”“后”二字将牛鉴的懦弱和陈化成的壮烈形成明显对照。又如左宝贵和叶志超：“枉负皇天宠，城亡土易崩。鸟啼箕子国，鬼哭汉家陵。反噬伤饥虎，高飞失饱鹰。至今悲传燮，孤节独峥崚。”[22]87诗有注：叶志超弃平壤而逃；平壤之失，左宝贵死之。士人呼唤前线将士能协同一心，“当时若是和衷济，拭目跳梁尽扫空”[3]106，“所恨功垂成，旁无一手援。半壁遂瓦解，万口徒声吞。”[3]56

2.近代民族英雄的书写特质

西方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后，中华民族被迫卷进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和该进程相伴随的是前所未有的变局，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及前所未有的屈辱，而近代民族英雄的诗歌书写同时也呈现出新的特质。

一是诗歌所表达的爱国主题不断丰富。近代诗文的一个核心主题为爱国主义，这个爱国主题在鸦片战争之初表现为对英雄的歌颂，对怯懦将帅的批判，以及对国家民族遭受外侮的愤怒。随着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缓慢推进，时人对当时世界形势认识的不断加深，英雄书写中加入了对战争、国家命运的思索和追问。比如对最高统治者的讽刺：“常恨朝廷不主战，主战如此将奈何？”[22]60对挽救危亡人才的呼唤：“大展荩才持国是，中朝谁是出群才？”[22]40如对世界形势的认知已经远超鸦片战争之时：“从此鼾眠邻卧榻，更无胜算理残棋。”[22]96这些诗歌在歌颂英雄的同时，很显然具备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但是毕竟囿于“英雄书写”的主题，这些诗文在表现政治局势、社会思潮、群体认知上等主题，和整个鸦片战争文学、甲午战争文学相比，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二是诗歌情感呈现出由悲愤激越到哀婉低沉。当时国人的认知呈现一条清晰的轨迹：从国门被开之初自居天朝上国对侵略者的蔑视愤恨，到意识军械落后学习西方的“长技”，最后苦心经营的水师覆灭，屈辱和约接踵而至。鸦片战争之时，时人普遍认为前线将帅若能同心一致，必能扫除入侵列强，或者剿灭外敌该是易如反掌。上海张嘉采道：“姑剪灭此后朝食，三军视此如鸿毛。”[3]106除了英雄逝去的悲愤，诗文中充斥着激越之情。如咏葛云飞“若公等数辈，使建大将旗。进可歼凶锋，退必坚藩篱”[2]6。“不灭此虏心不快”[2]194“神机霹雳当空掷，百万艨艟皆辟易”[3]72。此诗意不胜枚举。到了甲午战争，士人对将领的逝世所表达的情感更多呈现为凄怆哀婉，而鸦片战争时期诗文中的豪迈之情几乎很少出现。如吊左宝贵：“海水群飞吊左侯，长城不锁乱云愁。貔貅十万更谁将？痛哭金州又复州。”[22]70“大同江上中秋月，长照英雄白骨寒。”[22]108吊邓世昌“马革空酬志，雄心未报恩。不堪听杜宇，月夜唤孤魂”[22]88。还有借环境渲染低沉哀毁的情感，“阴云暗惨海气黑”[22]48“鸭绿江寒铁锁空，鱼龙跋扈涌悲风。”[22]71

需要指出的是，中法战争冯子材所取得的胜利是近代战争为数不多的亮色，有关冯子材的诗文情致高昂，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但这种自豪无法改变因腐朽颟顸、战事不利所造成的中华民族越来越深的耻辱悲愤，也不能改变近代英雄诗歌情感由激越悲愤转为悲怆哀婉的总趋势。

三是乐府诗及组诗大量涌现。相较于律诗和绝句，乐府诗和组诗在容量上更具优势。古典诗歌发展到清代，诗人对各种形式诗歌的运用已臻化境，极具艺术价值的乐府诗、大型组诗频现，经典之作如《圆圆曲》《煮粥行》《咄咄吟》《己亥杂诗》等。

近代英雄诗歌作为清诗的一个组成部分，亦涌现出大量的乐府诗和组诗。自南宋开始，咏颂岳飞的诗词甚多，虽然我们或许无法准确统计数量，但据傅炳熙先生所辑《宋元明清咏岳飞广辑》来看，该集共收录诗词文2400 多首，其中组诗、乐府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一，而且这十分之一主要是明清时人所作。再和近代英雄诗歌比较，比如《陈化成研究》，该集中乐府诗、组诗约占全部诗歌的二分之一，乐府诗如《哀陈忠愍公二十六韵》《哭忠愍陈公挽词五十韵》，张际亮《陈忠愍公死事诗》达500 字，施於身的长诗达1500 字。组诗如孙步堂《哭振威将军谥忠愍陈公莲峰》由六首七律组成，朱孔阳《忠愍陈公殉节纪事即以吊之》由五首五律组成，更突出者为上海戴宏琦组诗，该组诗由三十首七绝构成，诗歌铺叙了陈化成投身军营一直至殉国的完整过程。甲午战争中，乐府诗、组诗书写亦十分突出，陈玉树作《甲午冬拟李义山重有感》组诗十首咏颂左宝贵、邓世昌，杜德舆《沪上感咏》十首亦为咏左邓诸将。郑观应《闻大东沟战事感作》、杨毓秀《刘将军永福歌》皆为长篇巨制乐府诗，加之中法战争中《冯将军歌》《贺冯萃帅凯旋作》诸作，这些作品成为近代英雄书写的典型之作。无论是表达对英雄的崇慕、战争诗史的描绘及战败的愤恨感伤，组诗、乐府诗无疑更具有排山倒海的效应、动人心魄的情感张力，正因为此，组诗、乐府诗成为了最受诗人青睐的歌颂英雄的诗歌形式。

结语

当中华民族处在烽烟乱世、政权飘摇时，百姓对英雄的渴慕就显得异常突出，加之政府朝廷的倡导、传统观念对忠义勇猛的倡扬，英雄在世人心目中拥有了崇高的地位，加之种种机缘叠加，将帅转变为民众信仰的神祇的案例数见不鲜，无论是古代英雄还是近代英雄具有相通的特征。但是英雄总是生活于特定的历史阶段，经历特定的历史事件，故历代诗文对英雄的书写自然不能脱离历史的大环境。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前行至屈辱的近代，面临“未有之时代变局”，清朝政府、文臣武将、贩夫走卒被裹挟进历史洪流而措手不及，随之而后的是中外观念碰撞、新旧思想交融，具有近代特质的英雄书写和绵延千年的古代英雄书写，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的英雄赞歌。

（本文曾蒙苏州大学文学院罗时进教授指正与启发，在此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