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出场逻辑、核心要义及实践路向

仰义方　武亿

摘 要：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高度，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基本立场，继承了中华民族和合文明观的文化基因，賡续了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的生动实践，回应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需要，其丰富的内容体系蕴含着释放文明正能量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论、坚持平等对话与僭越文明优越论相统一的立场论、尊重文明多样性与促进文化认同相统一的方法论、秉持和而不同与文化自觉相统一的关系论，为破解人类文明发展难题、治愈各种“文明病”开出了中国处方。面对“两个大局”的交织激荡，应积极践行多边主义、搭建文明交流平台、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注重文明传承发展，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打破阻碍文明友好往来的壁垒隔阂，彰显人类文明的包容属性，努力构建人类文明和谐共存、交相辉映的生动局面，让人类文明在交流互鉴中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马克思主義文明观；文明交流互鉴；文明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

DOI：10.15938/j.cnki.iper.2023.03.002

中图分类号：D61;G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23）03－0008－08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1]人类文明并未以孤立发展的状态存在，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文明间的碰撞与交融，文明交往是世界走向普遍联系的必由之路。21世纪以来，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增进了各国人民及各文明体间的交往，“文明交流互鉴”理念逐渐成为全球共识。然而，冷战结束后国家间的利益争夺并未彻底消除，“逆全球化”作为全球化的伴生物进一步催生出新帝国主义、单边主义、地区冲突、宗教冲突等一系列问题，成为阻碍人类文明前进的复杂难题。西方国家固执地将自身当作世界发展的坐标，打着“文明冲突”的旗号发动极具强隐蔽性的“战争”，企图通过“去全球化”扭转自身在全球化趋势中利益受损的困境。“文明冲突”逐渐演化为干扰当下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间友好交往与世界和平的主要障碍。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是各国人民的心之所向，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针对“人类文明将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习近平在2023年3月15日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即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2]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跳出了以往常识性、常规性的偏狭的文明交往框架，强调“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3]，并借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议题最大程度地凝聚全人类的智慧和共识，凭借其广博的包容性与历史的纵深感为重构人类文明秩序提供涉及认识论与方法论这一更深层的启发意义。

一、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出场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和巩固世界和平发展的人类事业，习近平以全球化趋势不可逆作为逻辑起点对文明交往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基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理论内核发表了一系列独特见解与重要论断，勾勒出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理论体系的清晰轮廓。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出场是理论延续、基因传承、实践发展与现实思考的有机统一。

1.坚守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基本立场

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4]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认为，在人类文明史中，世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文明多样化的客观事实并不相悖。纵观人类文明交往史，文明冲突的存在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相对合理性。因此，在文明交往与融合中，我们既不能忽视文明冲突的存在，也不能放大文明的“冲突”，阻碍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与融合。习近平在外交实践中鲜明地主张和而不同的文明共识，严格遵循平等协商、和平对话等交往原则。他指出：“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5]在身份认同层面，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形成在理论上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文明交往思想的基本观点和立场。习近平深入剖析人类文明演变的历史规律，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将文明交往新范式升华为“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四个方面，折射出其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构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文明领域的最新表达。其中，平等是基于人类文明多元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平等性的客观现实；互鉴的理论逻辑在于文明具有价值平等性，人类文明的进步需要多元文明携手并进、共同哺育；对话有助于推翻文明隔阂的铁墙、化解文明龃龉的冲突、跨越文明优越的鸿沟；包容是交流互鉴的动力，“在文明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6]

2.继承中华民族和合文明观的文化基因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从经验性研究的视角探寻中华民族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可证，中华文明从始至终都是在交流与融合的道路中不断发展充实的，和而不同的处世哲学是中华民族不渝追求的文化理念。“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7]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演变进程中最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文明，和合是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也是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文化基因。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直接以自我语言式的阐释将文明的异质性拔高至不可调和的高度，人为地为世界文明营造出一种对抗性的思维模式，是一种“无知的冲突”。然而，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演化过程无一不在证明伟大的文明必然是善学悦纳的文明，交往交流交融始终是一种文明长盛不衰的关键因素。文明交流互鉴理论继承了中华民族尚和合的宽容品格，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引领，坚决表明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8]的坚定信念。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成功跳出了修昔底德陷阱的窠臼，有力驳斥了西方国家恶意宣扬的“中国威胁论”，是对人类文明前进规律的深刻总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

3.賡续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的生动实践

“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的重要意指，也是习近平关于文明互鉴重要论述必须坚持和延续的宝贵经验。一百多年来，党在领导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进程中，将中国发展、人民命运与世界发展、人类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世界人民谋大同，把浓厚的家国情怀提升拓展为世界情怀，人民逻辑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的灵魂。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率先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9]邓小平高度关注人类文明发展问题，提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10]进入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着眼于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趋势，将文明进步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强调，“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11]，深入阐释“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辩证关系。进入新世纪后，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胡锦涛重申：“继续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努力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和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12]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全球性风险挑战，习近平强烈呼吁：“政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要锚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担起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1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同时，不忘表示对世界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关切，积极将中国的发展成果惠及世界。胸怀天下，始终关注人类命运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处理国际关系和人类问题的目标追求、原则态度和使命担当，是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重要出场逻辑。

4.回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需要

当前人类文明处在一个希望与挑战相互交织的时代，世界经济中心“东升西降”的趋势逐渐显现，“西方中心论”濒于破产，新一轮产业革命升级正如火如荼，“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1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每一种文明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回应和适应大变局，不同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国际思潮之间的交融交流交锋本身也构成了大变局的一个重要维度。”^[15]文明的生命力只能孕育于文明的創新或融合之中，而在现实实践中某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将零和博弈思维奉为圭臬，站在政治立场上讨论文明问题，过分夸大文明异质性的负面影响，以“文明优越论”为外衣，刻意鼓吹“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恶意磨灭文明多样的积极意义，企图让“文明”为霸权政治背黑锅，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对此，习近平强调：“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6]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坚持倡导文明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与现实针对性呼吁全世界国家一同加入到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潮流中，为世界文明友好交流与人类文明进步破除了思想上的阻碍、指明了前进方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增添文明动力。

二、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具有严谨丰富的核心内涵，其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挂起重构文明交往秩序的新旗帜，从平等对话的立场塑造重构文明交往秩序的新信条，从尊重文明多样性的视角开拓了重构文明交往秩序的新视野，从和合共生的目标创造了重构文明交往秩序的新境界，为破解人类文明发展难题、治愈各种“文明病”开出了“中国处方”。

1.共识论：释放文明正能量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7]整体来讲，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化时代，面对复杂多元的全球性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诸多领域，不仅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也是亟待全人类更多实践经验、历史智慧和主体意志的文明共同体的创制。大航路的开辟与世界市场的形成虽然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18]，但人类实践活动范围的扩大并不能破除地理位置、语言差异、民族文字等的区隔；“相反，需要承认的是，现时代的文明壁垒或用价值鸿沟，或用体制工具，在粗暴征服和自我封闭的形式中，成为文明交流互鉴与交融共存的最大障碍”^[19]。从文明的视角来审视，文明的交流交往交融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特别是在价值理念和伦理秩序建构中具有重要意义。人类社会的良序运转与持久繁荣离不开文明多样性这一枢纽。“人类命运共同体契合世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和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自洽，既唤醒人类要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又主张最大限度维护全球共同利益。”^[20]作为一种价值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本质上高度契合文明演变规律和世界人民追求长远发展的共同价值期待，是有力号召全世界共同应对各种潜在的全球性风险的伦理自觉和人类社会追求共同价值期待“最大公约数”的思想基础。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给世界上那些既渴望发展又希望保持独立性的后发国家提供全新的参考与多样的发展模式。

2.立场论：坚持平等对话与僭越文明优越论相统一

平等互尊式的文明对话才是文明交往的主流，“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21]根据社会人类学功能的基本观点，任何一种社会文化对其社会都是有功能的。“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能否获得人民拥护和支持，能否带来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22]换言之，文明具有价值平等性。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处于世界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的领先地位，西方社会遂盛行以西方为中心的社会进化论思潮，并衍生出了文化相对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文明单线进化论等极具“自我中心”色彩的错误论调。在全球发展失衡的撩拨下人类文明交往正面临心理敌对、文化龃龉、理念分歧等现实问题。在此背景下，唯有坚持平等对话的文明立场才能有效打破文明极化发展的不良局面，巩固文明和谐发展的基础，摈除文明前进的桎梏。文明交流互鉴的切入点，就是要化解资本主导下西方社会自我膨胀心态所导致的文明交往困局，重申文明平等对话的客观规律与现实意义，吁求全世界各国家与民族主动加强交流互鉴和完善沟通机制，积极扭转全球化带来的话语权力藩篱的“文明级差”格局，通过构建文明平等对话、相互尊重的交往秩序，帮助人类走出“文明优越论”的迷障。不同的文明从自己肌体里生长出来的，是各个民族的个性体现与独特的价值选择。文明的异质性固然是客观存在，但是差异绝不代表对立与冲突，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外来文明。对此，习近平强调：“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23]从对抗走向对话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全人类共同参与。“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24]世界上所有民族应正确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搁置利益分歧与价值争议，坚持通过平等对话和平解决国家争端与文明分歧，共创人类文明良性互动的交往格局。

3.方法论：尊重文明多样性与促进文化认同相统一

文明交往必须以文明多样为首要前提，多样性是社会进步的常态，是文明进化的客观事实，并将长期存在。习近平提出：“我们要共同坚持文明多样性，引领文明互容、文明互鉴、文明互通的世界潮流，为人类文明共同进步作出贡献。”^[25]在文明友好往来的过程中，不同文明相互作用催生出文明交往力。这种交往力作为一种软性力，与生产力这一硬性力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着历史的车轮前进。世界市场形成以后，以地缘为基础的交往逐渐代替血缘交往，而交往主体的民族符号也随之强化。对此，习近平分别用茶和酒来比喻东西方文明，指出“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26]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立足文明多样性实际，充满着博大包容、兼容并蓄的文明发展智慧，区别于西方传统二元对立思维下统摄的过分强调异质相戈的文明多样性与排他性，具有内在的正当性与正义性，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下文明交往理念的超越性发展。文明因多彩而交流，人类整体文明的崭新形态必然将从多元化的文明中诞生、演变和发展，推动人类文明向更高级的形态转化，必须自觉尊重文明多样性，积极倡导多元化的文明形态。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文明价值标准评判体系，同化模式和“熔炉”模式是文明发展进步的最大阻碍。尊重文明多样性还要求各民族深入思考“文化认同”这个重大议题，以宏大的视野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进行思索，科学把握自身文明的双重身份，厘清文明的民族意义与世界意义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哲学意义上，人类文明是一个整体，本民族文化抑或他民族文化与整个人类文明呈现的是整体与部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切入来讲，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及其天然所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塔斯马尼亚岛效应”已经证明，一种缺乏外部力量推动的封闭式文明最终难以跳出自我扼杀的困局。换言之，文明一经产生就有了交流的内在需求。尊重与保护文明多样性并非是让所有文明呆在自我封闭的孤岛，也不是将文明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对立起来，人类需求的相通性推动各文明体不断加强交流，文明的兴盛离不开各文明间的健康交往。

4.关系论：秉持和而不同与文化自觉相统一

全球化不是人类文明的同质化，也不是某种文明的普世化。引领文明的和合发展是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相切合的历史发展趋势，习近平深刻指出：“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27]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关系构成了人类文明交往的总开关，全球化下所探讨的文明交往更多的是一种以人与人、国与国、人与国的关系为基石的制度文明或关系文明交往。不同制度文明的同质性决定着文明互动实践的和谐程度，制度文明的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秩序环境的存续。不可否认，西方文明曾在人类文明史上起到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随着世界进入挑战频发的“风险社会”，成为“风险共同体”，西方文明的价值逻辑在全球发展的赤字漩涡中难以逃脱自我反讽的命运。穷诘其深层缘由，无疑与西方单向度的文明交往秩序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自反式发展紧密相关。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秉持和而不同的交往原则，倡导构建和合发展的文明秩序，是对西方中心主义文明价值逻辑的反思与超越，标志着人类否定霸权主义和盎撒人主导的不公平非正义的国际秩序取得阶段性进展，为当今“世界向何处去”照亮了前进方向。同时，秉持和而不同与坚持文化自信是相辅相成的，和而不同是文化自信的智慧支撑，文化自信是和而不同的题中之义。文化自信的本质是对人类整体文明体系和异质文明价值理念基于承认的认同，也就是说真正的文化自信的核心在于尊重人类文明，“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28]坚持文化自信就是要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实际上彰显的是对自身历史和文明的充分信任以及对人类历史和人类自身的尊重。从实践角度看，坚持文化自信必须理清本民族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深层联系，以及本土优秀文化与外来先进文化的相互贴合与选择的适度性问题。前者的核心在于把握自身文化中可创造性转化的精华部分，后者的关键是坚持适度原则。

三、践行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实践路向

文明演变是一个不断融合发展的缓慢过程，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文明演进规律，从优化全球文明治理模式、积极搭建文明交流平台、助推国际关系民主化、坚定文化自觉与自信等方面的建设中进行积极实践以形成系统的集成效应，倡导全球文明倡议，最终实现重构人类文明交往秩序、促进人类文明互鉴共进的长远目标。

1.践行多边主义，优化全球治理模式

进入新世纪以来，和平与发展依旧是当今世界主题。与此同时，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新帝国主义等仍阴魂不散，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性危机触发国内矛盾激化并外溢，严重影响到世界局势稳定；此外，各种威胁人类持续发展的生存问题此起彼伏，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针对棘手的全球性挑战，现行文明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弊端逐渐凸显。追根溯源，现存的全球治理模式实质是被西方先发国家限定在其所开创的现代性框架内，遵循的是“本国优先”的治理逻辑，故而难以跳出“修昔底德陷阱”。西方国家奉行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主—客”式交往尺度，凭借其生产力方面的优势对外进行文化殖民，将资本主义文明视作人类文明的最高级别，将自我视作“最文明之人”对其眼中的“野蛮民族”进行非正义的奴役与同化。一些小集团政治为谋求世界霸权故而恶意将国家间历史文化与社会制度的差异上升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以“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掩盖其单边主义之实。习近平指出：“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呼唤大胸怀。”^[29]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共商文明问题、共建文明家园、共享文明成果，将全球治理逻辑升华为共商共建共享的总体性逻辑起点是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价值升华。一是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共商文明问题。要呼吁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积极参与进来，协调好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大国要自觉摒弃霸权思想，积极顺应多边主义潮流，认真倾听中小国家的发展诉求、理性看待中小国家对于优化全球治理模式的认识与建议；大国间要克服彼此猜忌、各自为战的思维方式，统筹应对层出不穷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推动“一家独大”的单极世界向协同共治的多极世界的转变。二是最大限度地凝聚全球力量、共建文明家园。“二十一世纪的多边主义要守正出新、面向未来，既要坚持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也要立足世界格局变化，着眼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在广泛协商、凝聚共识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30]三是合作共赢、展现担当，共享文明成果。优化全球文明治理模式不仅要注重问题导向，同时也必须坚持效果导向。发展是所有国家的权力而非个别大国的专利。世界国家间的合作不能成為零和博弈的政治游戏，国家间的帮扶也不能滑向非正义的文化殖民。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号召世界各国坚持以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直面全球贫富差距、科技鸿沟、发展脱钩等现实问题，提升全球发展的安全性、均衡性、协同性、公平性。

2.搭建文明交流平台，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人类文明具有鲜明的社会实践性，文明诞生于人类社会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人类丰富多样的历史实践孕育出各具特色的文明。民族国家是现代文明交往的基本单位，而现实存在的个人则构成文明交往的行为主体。因此，文明交往的缘由、形式、成效等方面离不开感性因素与理性因素的双重作用。在不同文明之间，文明交往体现为族群与族群、国与国关系的互动系统。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立足于文明演化的源头，从文明的实践性着手重申文明交流互鉴的正义性与真理性，揭示其在增进民族友谊、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的现实意义。在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31]这一行为既充分发挥了人的情感在促进文明交往中的突出作用，同时作为一种理性选择将未来世界文明交往的现实实践在方法论层面进一步升华。其一，从基本立场、价值目标与实现方式等层面阐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科学性与可行性，讲明其与“普世价值”的根本区别，坚决反对意识形态妖魔化，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从价值体系来看，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质上是对以普世价值之名行非正义、反理性的资本至上价值观念之实的揭露和超越。“和平与发展是人类普遍交往的基本前提，公平与正义是对资本逻辑剥削秩序的重构，民主与自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政治核心权利。”^[32]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承认人类文明多样性为内在逻辑，其基本要义体现了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为保障人类文明可持续性发展，重构文明秩序以实现各国共享发展机遇的价值共识。其二，创新文明交流方式，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明交流平台。和平与暴力是文明交往的两种基本存在形式，而文化交往特别是文艺、文学类交往则是各民族国家间最容易接纳的和平交往方式。各民族交往行为中发生的文化接触、文化沟通、文化理解与文化欣赏构成不同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因此，要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为行动原则，努力寻求中华文明与其他民族文明的共融点。尊重与深挖宗教文明作用，依托传统节日或民族风俗等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或文化年，积极开展文明对话、加强经验分享，共筑亚洲文明同心圆，以区域性的文明交流推动新一轮世界性的文明交流向前发展。

3.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助推国际关系民主化

“历史告诉我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33]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契合人类文明形态演变的矛盾运动规律，是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问题导向之一。“文明交往的任务是消灭暴力交往的根源，把和平和发展结合起来，把历史交往引向法治秩序和道德规范的轨道上来。”^[34]文明交往实践中必然长期伴随着冲突与融合这一对立统一的矛盾环节。从具体呈现来看，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在人类社会交往中表现为政治、文化、习俗、宗教等方面的对立性与同一性，本质上是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个人与集体的一种价值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持有与自身相左文化传统的人，问题的核心则是民族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关系。文明的可持续性互动是发展生产力与传承现世优秀文明成果的重要基础。同时，文明间的可持续互动必须以民族国家这一文明的现实依托间的理性交往基准为前提，也就是说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应然状态。其一，于理论上阐释新型国际关系之“新”。现存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色彩依然浓厚，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科技水平、国际话语权、规则制定权等优势，在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获取明显不均衡的利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有合作行为，但无共赢局面。新型国际关系应在道义层面与舆论层面上大力弘扬民主精神，坚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积极保障各国特别是弱小国家的正当权益与发展诉求，致力于促进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其二，在实践中引领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和长期演变的历史过程，其实现需要各个国家共同努力。中国作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倡导者与践行者，始终秉持伙伴精神与正确义利观，同大小国家建立合作关系，拒绝歧视性的狭隘政策、抛弃排他性的垄断做法，为解决公平问题、弥合南北差距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坚持践行“一带一路”发展倡议，拓展人文交流互鉴平台，努力消除误解与隔阂、促进民心相通，在中拉合作、中非合作、亚太合作等实践中自觉展现大国担当并树立优秀榜样，增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行动力量。其三，夯实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规则基础。国际社会的运行法则应基于世界各国平等协商而达成的普遍共识进行构建，“不能谁的拳头大就听谁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重构文明秩序的实践平台与基本框架，必须坚定维护其有效性和权威性。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深刻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客观事实，呼吁世界遵循互信互利、互尊互鉴的发展理念，探索交往思路，创新交往模式，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动力。

4.注重文明传承发展，坚定文化自觉与自信

坚持文化自觉自信不仅是中国在文明交往领域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实践表征，而且是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题中应有之义。开放性与互动性是文明的基本属性。人类文明交往的深度与广度均受互动性表现强弱的制约，对文明的兴衰存亡起着决定性意义。习近平深刻指出：“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35]中华文明与他族文明交往的深浅也影响着中华文明向外开放的态势与秩序，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作为“国之大者”必定肩负起大国担当。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断层的文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与调和性。回顾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华文明始终秉承情感共鸣与理性升华相结合的文明涵化原则与外来文明进行互动，从而实现对本土文化的扬弃、转化与创新。可见，文化自信与文明互鉴并行不悖，反而相得益彰。其一，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正确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不停翻新文化自觉自信的生存土壤。要始终坚持“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36]，传承与彰显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优良基因。其二，用心用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当代中华文明优秀创新成果。要立足世界各国日益关注中国发展、希望了解中华文化的历史性机遇，着力于讲清楚中国和平崛起的信心与决心，塑造与展现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守道义的大国形象。要增强文明自信，深挖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普遍意义，结合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及中国价值等多维视角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开创人类文明崭新形态中的突出贡献。其三，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打破“西强东弱”的话语格局，构建与中国当前综合实力相符合的国际话语地位，既要从顶层设计入手构建中国特色叙事体系，增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又要重视议题设置，在与多元文化主体的交往互动中采取灵活精准的表述方式，提升中國声音的实效性与亲和力。要花真功夫搭建对外文化交流桥梁，下大力气畅通多层次文明对话渠道，在广泛的官方与民间交往中润物细无声式地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展现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推动建成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人类文明交往遵循其自身的演进规律，呈现出从自发走向自觉、由自在走向自为、由对抗、冲突走向对话、和谐的总体特征。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是研究文明交往或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性课题。从价值论的视角来看，人类文明交往根据其范围的不同展现出有联有交、相互作用的三层目标，即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人与自然的和谐及国与国之间的和平。21世纪推动人类文明多元繁荣发展需要世界各国共同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旗帜、坚持平等对话的新信条、尊重文明多样性的新共识及秉持和而不同的新视野，为重构人类文明秩序，形成世界一家和合共生的文明发展道路贡献不可或缺的力量。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倡导不同文明之间在平等互尊的文明立场下开展互动，实现共存、共处、共进，是立足全球视野对世界各民族的历史语境、现实诉求、未来关切的科学考量，是对中华文明的自尊自信及对异己文明的尊重欣赏，也是基于全球化趋势下对文明秩序环境重要性与必要性的深刻洞察，更是“胸怀天下”的大国风范对全人类共同美好追求的呼吁与奋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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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邢炜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