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现代化的质性评价标准

李庆霞 徐梦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1]22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既有世界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实现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以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相比，从根本上来看，体现为人民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超越、社会主义现代性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从具体上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际关系等方面以其根本性、整体性、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创造性等多维多层次优势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局限性，并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人民至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评价标准

根本标准是以事物的本质衡量自身存在和发展过程的准则。同理，根本评价标准是以事物的本质为评价准则来评价自身存在和发展过程而形成的标准。依据此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评价标准是以其本质为评价准则，以此来评价其存在和发展过程的标准。目前，学者们主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准，认为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准，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标准的重要尺度。但是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时的叙述语境和话语结构，此概念多指向实践原则。换言之，从实践原则的角度把人民作为党和国家制定方针政策的中心，“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评价标准。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充分体现了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就其本身来说，人民至上的思想不仅有较强的理论高度、深厚的文化传统，还是百年党史的经验并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从理论高度角度讲，“人民至上”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决定力量，并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这里的“大多数人”指的就是人民。[2]从文化传统角度讲，“人民至上”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思想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具有深刻的文化底蕴。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宋代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对中国历朝历代影响较深的传统思想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把人民放到较高位置的思想基础。从百年党史发展角度来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人民放到心中最高位置。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表明了人民至上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标准的必要性。从实践角度来讲，“人民至上”的思想能充分融入当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一是融入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有十四亿多人口，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要实现全球最多人口国家现代化并在人口质量上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现代化人口基数少、主要关注资本、难度相对低形成显著差异。二是融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意味着把大多数人的需要放在最高位置，规避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发展进程中两极分化严重的错误。三是融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重视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的协调发展，避免走进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物质主义的陷阱。四是融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意味着保证人民生活环境的稳定性和幸福的持久性，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对大自然无限索取的方式，从而引来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五是融入和平发展的现代化，“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1]23意味着不仅中国人民发展还要促进世界人民共赢，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对外扩张带来世界灾难完全相反。

评价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是否体现人民利益、是否增进人民福祉、是否实现人民意志需要，以“人民至上”作为根本标准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高度吻合。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始终坚持把围绕人民利益作为中心工作的现代化，坚持每一项工作符合人民利益。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力求在现代化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提高人民幸福水平。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方面都满足人民的需求，体现人民意志的现代化。总之，人民至上是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布局的根本价值取向。人民至上这一根本标准不仅体现在判断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好不好关键看人民过得幸福不幸福，还体现在人民至上这一价值遵循和价值立场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确定了方向，以人民至上作为根本评价标准的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3]。

二、“五位一体”：中国式现代化的综合评价标准

综合评价标准是立体地、全面地、系统地评价事物的重要准则。为了实现全面、立体、系统地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性，不仅有人民至上的根本评价标准，还有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作为准则的综合评价标准。高质量发展水平、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精神世界丰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构成综合评价标准的质性指标。

(一)经济评价标准：高质量发展

把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标准既符合当下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实际需要和走向，又有利于对比中西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物质力量水平。其一，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对高速经济发展的超越，是当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走向。我国经历了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总量逐鹿中已稳居世界第二，但经济呈现出高付出和投入、供给体系水平不高、产业技术含量不高的状态，经济实力依旧难以赶超经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些国家。在发展的量上我国已经实现了世界大国的水平，但在发展的质上，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多项卡脖子难题。高质量发展强调以安全为基础，实现关键产业、经济设施、国家资源、科技核心等关键领域可控可管，更符合当下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实际需要和走向。其二，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赶超西方国家的实现途径。随着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中西国家之间竞争激烈，能否保持国家经济贸易稳定成为当下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为了实现经济体系和经济基础的独立自主，必然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高质量发展将实现全球产业的供给、分工重新布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发展实现获得新动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持续顺利推进。因此，将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标准能够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能够实现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形成的现有经济水平。

(二)政治评价标准：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并且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1]37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超越中国和世界旧有民主模式、适应中国道路的民主。其一，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全方位”的制度层面保障。我国不断加强从制度上对人民民主权力进行保障，实现了民主过程中层级形式的保障、民主形式的保障、国家层面民主主体的保障。其二，全过程人民民主完善了“多层次”的民主形式。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过程产生了协商民主重要模式，从政党、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基层等不同层级发展协商民主，保障民主形式的多层次，并且推进民主协商多层次的制度化。[4]其三，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全过程”的民主模式。我国不断发展基层民主形式，推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治理，过程中健全社区和村委会基层党组织自治机制，形成人民大众舆论监督的良好反馈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从制度层面、民主参与的层次、民主的监督机制和源头进行保障，能够使其具备真正的民主形式，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和需求，获得了最大的人心，实现了最大的政治。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真正实现全过程、多层次、全方位的民主模式，能够保障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具有较高政治高度，把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标准具有时代性和一定高度。

(三)文化评价标准：人民精神世界丰富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在国家民族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1]43由此可见，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极其重要。其一，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源头。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民本思想、天下大同的价值取向，还继承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性和科学性。其二，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精神追求和共产党人在百年党史中形成的精神谱系给中国式现代化带来了不竭的动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标准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文化工业发展的标准截然不同，它更注重文化对人的作用，注重人的精神世界，因此，人民精神世界丰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评价标准。

把人民精神世界丰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标准既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符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首先，人民精神世界丰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必然结果。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要注重经济发展建设也要注重精神水平提高，人民精神世界丰富不仅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还是人类实现幸福的基本条件。对比西方的现代化进程，资本侵入文化领域，导致文化工业兴起，进而资本统治文化领域形成的精神产品商品化、复制化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些都与精神生活的丰富背道而驰。其次，人民精神世界丰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人民精神世界丰富内在的包含了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道德水平的提升、精神状态的高昂，只有人民精神世界丰富，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才有立起来的前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5]7因此，将人民精神世界丰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评价标准能准确把握文化发展方向。

(四)社会评价标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社会标准是指衡量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的利益，核心是评判人民生活过得好不好。衡量人民社会生活水平主要是衡量人民基本生活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以及能否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1]22因此，衡量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标准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标准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富裕标准在人数广度、富裕层次、拓展宽度都有很大差异。一是从人数广度上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覆盖范围是全体人民，从人口数量上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全体人民的利益放到了最高位置。而资本主义国家遵循资本逻辑，它只能是一小部分人的富裕建立在大部分被剥削者的贫穷之上，无法实现共同富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分析我国实际问题时指出：“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是各国都面对的重大问题。一些西方国家在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长期存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有的拉美国家收入不算高，但分配差距很大。”[6]分配正义问题同样是中国的重大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只有坚持保证分配正义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二是从富裕层次上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不止包括物质富裕还包括精神富裕，超越了西方注重物质不注重精神的现代化。在物质上，受全球疫情影响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了急遽变化，全球化经济受阻，因此，我国果断在经济战略上构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新发展格局，它不仅有效防止了经济大萧条带来的社会动乱，满足了人民生活基本保障，还激发了中国独立自主发展本国经济的潜力。在精神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幸福程度作为工作的衡量标准，规避了西方在资本增殖加持下剥削严重，人民幸福程度不高的局限。三是从拓展宽度上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不仅包括国家富裕还包括民族的强大和民族自豪感的提升。中国全体人民近年来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民族自豪感，远远优于西方在富裕之路上的全球化扩张策略的非正义感。虽然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实现了表面上“国家的富裕”，但是极少数人的富裕却没有带来大多数人的富裕，更未能实现大多数人民族自豪感的提升。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标准能有效判断人民利益是否得到保障。

(五)生态评价标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是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人作为生物的一种，总会处于一定的自然环境，因此，人的幸福生活离不开良好的生态。西方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化发展，经济虽然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是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甚至引发了诸多生态灾难。中国自古以来就注重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试图建构一种“天人合一”的生存之道。党的十八大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此后，我国的生态理念和生态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1]23从中可以看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的生态标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标准，符合中国传统思想，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生态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目标。首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生态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文化深受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影响。道家强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儒家强调“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这些思想反映了尊重自然规律是实现人与自然共生的必然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将中国现有的生态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相结合的结果。其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优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对自然的态度。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以工业化为发展的主要特征和以资本的增殖作为发展的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对环境的无限扩张，也决定了人对自然的征服无法停止，从而引发生态问题。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没有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而是倡导永续生存和发展。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环境破坏的前车之鉴上，中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的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1]50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建设的决心。因此，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标准符合社会主义生态观。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 “五位一体”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将其作为综合评价标准的五个方面充分把握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核指标，使得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评价标准更为立体、全面和系统，不仅能在各个方面体现出对西方的超越，更能站在“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高度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总体性认识。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评价标准

人类文明新形态立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现代文明进行探索，打破了西方文明形态的桎梏，其最终指向是人类的文明形态，其使命是实现大多数人的幸福和利益。“最高评价标准”重点在于层次，“根本评价标准”重点在于本质，人民属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评价标准范围，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评定具有“无比的层次或程度”的价值准则。所谓“无比的层次或程度”指目前社会形态评价准则中没有比人类文明新形态更高的层次或程度的范式，人类文明新形态已经是超越了以往的所有社会形态，突破了资本文明的发展限度。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最高评价标准更具备合理性。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滋养下形成的，既具有中国底蕴，实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又超越了西方文明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8]10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五大文明上对旧文明的超越。其一，超越了旧的物质文明。西方资本文明通过对劳动力进行无度钳制的剥削，依靠资本的增殖，不断攫取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资本原始积累时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9]871资本从一产生就预示了会通过剥削、殖民、压迫等手段获得生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的超越，中国的经济建设过程通过对计划和市场的不断调节，实现了市场和政府的平衡和协调，在不断保持平衡点的过程中实现经济大幅发展。新时代以来，不同于西方资本文明逻辑，中国承认和利用资本，把握资本运行规律和特性，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为资本设置“红绿灯”，进一步实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为我国物质文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明模式，从本质上体现了对西方文明物质形态的超越。其二，超越了旧的政治文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资本主义制度为依靠，必然导致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致使经济、政治、生态等不平衡，这种文明在近几个世纪长期处于中心位置，发展中国家往往对其模仿。全过程人民民主则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民主范式，超越“历史终结论”，为人类现代政治文明发展开拓新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其三，超越了旧的精神文明。西方国家的私有制制度形成了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为特征的精神文化，人们长期在追求物质欲望并在激烈的竞争中，表现出精神空虚、以邻为壑、社会责任感匮乏。传统仁爱思想形成的集体主义意识在当代衍生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精神文明成就，使新时代人民向往丰富的精神生活、更具有社会责任感，充分展示了新的精神文明形态对旧的精神文明的超越。其四，超越了旧的社会文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凶残的方式对殖民地劳动力和资源进行掠夺，以战略侵略的手段不断破坏其他国家的文明，由此积累了经济发展的基础。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西方部分国家依旧采取武力、经济、文化殖民活动保持自身霸权地位。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中国政府采取大国和平外交模式，尊重每个国家自身的文化经济特征，超越了西方殖民扩张现代化模式，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贯穿中国同世界的外交活动中，其社会文明思想超越了西方工业现代化中狭隘的民族主义。其五，超越旧的生态文明。尽管西方工业现代化创造和积累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但也展现了其野蛮的、无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数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环境的破坏导致地球资源消耗量剧增，以邻为壑的做法给世界各国的生态都造成了损害。我国在工业现代化过程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关于发展和环境相协调的政策和理念。[10]党的十八大以来，创造性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协调发展思想，体现了工业发展过程中应用系统思维的科学布局，超越了西方工业现代化范式。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具现实性的表达，是对西方文明的超越。其一，中国式现代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实现了超越。西方式现代化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有产阶级、中产阶级以及贫民窟的无产阶级等划分，对于贫民窟的人缺乏治理和管理，难以保障每个人的政治权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对基层进行深入，形成社区模式的城市基层管理和村委会模式的农村治理现代化。在现代化过程中，充分保障每个人的权力和义务，在新时代下又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乡村振兴计划等治理模式，充分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水平和治理高度。其二，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人口系统发展上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口发展管理实现了超越。西方式现代化已形成固有阶级和阶层，这种等级制度下必然形成大批人群失业，只能等待福利救助。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实现了小康社会，完成了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过渡，实现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全面脱贫。其三，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形态上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模式实现了超越。目前，“工业—资本—殖民”的现代化文明模式，对于现有经济文化落后，长期处于被动政治下的国家缺乏借鉴意义，且其殖民侵略的属性不符合人类理想价值。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创造了“五位一体”的文明新形态，不仅仅是从治理角度对西方式资本主义现代化进行超越，而且从质量上和社会发展上也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