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苏州潘氏的京城仕途与宗族荣衰

张淑贤

清延明制，主要通过科举选拔汉族人才。在此政策之下，地方大族积极通过科举实现入朝为官的目标，以延续和壮大本族群体。来自大族的为官者不仅显著增强本族在地方社会的实力与声誉，而且对国家政局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清代号称“贵潘”的苏州潘氏宗族即以科举起家，成为名动海内的官宦世家。从乾隆朝到光绪朝，该家族共有9位进士，其中6人做过乡会试的考官，尤其是潘世恩、潘祖荫祖孙二人多次出任乡会试考官、殿试考官与朝考大臣等，门生故吏遍天下，在清晚期政坛有一定影响。

目前学界对清代苏州潘氏宗族在京官员的研究，集中于其代表性人物潘世恩、潘祖荫祖孙二人身上，研究重点在家世生平、为官政绩、文学成就等方面，相较而言，对他们为官之道、为国选才的特点、成因，以及通过反哺以延续家族发展等方面着墨较少。本文运用《大阜潘氏族谱》《苏州博物馆藏晚清名人日记稿本丛刊》和潘氏宗族诗文集、年谱等资料，对潘氏祖孙二人的仕途经营与时局影响进行长时段的考察，以深化对清廷政治生态及其与地方宗族互动的认识和理解。

一、潘氏一脉相承的经世之学

贵潘一族始于唐末，原居安徽歙县篁墩，元末明初迁至安徽歙县孝女乡大阜山南，是为大阜潘氏。从此家族迅速繁衍，由最初的五派、八派、十一派，至清顺治年间，已有二十余派，成为当地望族。明末清初，二十四世潘仲兰往来江浙经营盐业。二十五世潘景文子承父业，并于康熙五年(1666)以商籍入杭州府学，后定居苏州，是为迁苏始祖。潘景文购买明宰相申时行宅邸，榜其室曰“研经堂”。从此，读书应举成为“训族第一事”，苏州潘氏通过科举弋取功名，逐渐靠近权力中心，走向成就“贵潘”之旅。在这漫长的旅程中，除应举外，潘氏宗族始终坚持以“经世致用”的思想训导子孙，奠定了家族长期兴盛的基础。

潘氏迁苏后，在思想和生活方面恪守程朱理学，在实践中摈弃空疏之风，尊崇实用主义精神。二十七世潘暄认为，读书要读“有体有用之学”，“惟朱子此书盛行于宋时而便习，民间乡邻风俗之美，相与群居不乱，盖恃是一线耳，不可不讲也”。[1]40二十八世潘冕奉其母“集宗族于躬厚堂(在马医科巷)，行朱子家礼”，平时“教诸子以通经史，知世务为要”。[1]40二十九世潘奕隽课读潘遵祁、潘希甫，强调读书为文与立身为国的关系：“国家之所以取士者，文也。士之所以报国者，不得徒事文也。徒事于文，文必不工。”[2]13潘奕藻亦“不屑屑为词章之学”。潘奕基提倡应读有用之书，教读儿子潘世荣、潘世恩科举制艺的闲暇，一起阅读史书和朱子学书籍。潘世荣“案头常置宋儒语录，时时披览。”[3]12潘世恩随手摘录史书中关于“事亲事君立身之要”，以备时时参照。探花潘世璜究心于性理之学，在与其父潘奕隽共同管理家族藏书楼“三松堂”时，“每日阅二程遗书及宋明诸大儒语录，手自钞缀，并抒心得”[3]12，纂辑出《不远復斋遗书》与《不远復斋杂钞》。

潘氏除传习程朱理学外，博览史书，为经营仕途寻找历史镜鉴。潘世恩居家侍父期间，潘奕基劝勉他：“汝蒙圣恩高厚，宜补读有用书。”[4]41在此思想引导下，潘世恩勤读史籍，将有裨功业的资料摘录汇辑为《读史镜古编》。此书因注重实践的精神，两次被列入晚清学堂的古学书目，时人赞云：“科名只要逢时技，勋业须看《镜古编》。”[5]4他还辑录宋元明诸儒经典语录《正学编》，自周敦颐至李颙四十三家之言，先作小传，述其治学历程及对后世影响，再辑录后世诸儒的评价，目的是“守此一编，朝夕省览，悉心体味，自有入处。他日居官，亦不至漫无把握矣”[6]5970。不仅用于警醒自己，且用来教育子弟门生。潘世恩官场顺畅，得益于自幼阅读史书，因而在家训中称：“读史所以长识见、资阅历，治乱兴衰之故，贤奸邪正之分，了然于胸，足以考镜得失，临事乃有把握。若徒摭拾浮华，自矜淹博，玩物丧志，何足取耶？”[6]5968

潘世恩对子孙亦以经世实学相劝：“多读有用书，增长识见，勿自满也。”道光十四年(1834)潘曾莹中举后，潘世恩劝勉道：“此后宜益努力经书，讲求实践，不可存自足之念。”道光二十一年(1841)，潘曾莹中进士后被选为庶吉士，潘世恩又教导他说，在翰林院期间公务少，正是涵养心性补读有用之学的最佳时期；“翰林为国家储才之地，文章经济皆出其中，宜益留心经世之学，以待设施。勤以积学，严以立品，端其志向，勿负清班。勉之，慎之”[6]5971；结合当前所任官职，读有用之书，并学以致用，否则“读书不适用，徒多无益”。在潘世恩的训导下，四子皆不堕家声。潘曾莹中进士后走向仕途，将潘世恩生前训诫子孙的语录汇编为《潘文恭公遗训》，传承潘世恩倡导的立身、求学、为人的品德修养和家训家风。潘曾玮虽未考取功名，却也是经世致用的实践者。他在家乡发展实业，咸同战乱中，为保护苏州而积极奔走。同治年间，为《正学编》作疏并付梓，序言中写道：“窃谓正学明则人心正，教化兴，风俗盛，政治隆。内而天德，外而王道，一以贯之。”[7]166潘氏宗族尊崇理学并非对经典的考据，而是明法度、敦笃行，将之作为修身的参照并付诸实践。

清前中期辞章、训诂、考据兴盛，嘉道以后，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有识之士批判繁琐的考据学和空谈心性的理学，倡导读书治学应与社会现实相联系。学者摈弃汉宋之分，提倡有用之学。清代中晚期，社会有识之士要挽救处于内忧外患的国家，借助于《公羊春秋》的学说变革，公羊学说成为 “求变”的理论支撑。潘祖荫既有家学传统渊源，又通《公羊春秋》，其学术思想不拘泥于汉宋，经世致用成为潘祖荫为官施政的重要原则，并影响江标创设新式学堂。“同光间，承龚、魏余风，今文经学盛行，许、郑之谊遂微。公益从而左右之。元和江标出其门，视学湘中，创设时务学堂，益务张‘新周改制’之说，固清季学术变迁之一大关键也。”[8]546潘氏宗族在培养后代学习科举制艺、求取功名的同时，更注重培养家族子弟的实学理念，加强实用性知识的学习，并运用在社会实践中。

二、家族生存的为官之道

潘氏宗族的为官之道是谨言慎行、保持独立。清朝中期，潘氏宗族通过科举考试步入朝堂，此时正值“乾隆、嘉庆之际，人尚才华，士鹜高远，故大行皇帝敛之以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统治者对言论思想的控制，让文武大臣“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出现了“有守者多，而有猷有为者渐觉其少”[9]4-5，如曹振镛等。除此之外，统治者对于汉族官员的猜忌，满汉朝臣权力地位的差异等因素，使潘氏在朝官员“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

潘氏宗族虽汲汲求取科举功名，但也懂得潜在风险。潘冕曾说，“枢机之发，荣辱之主。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汝曹不可不慎。”[1]3潘冕虽要求子孙积极参加科举考试，努力改变自身阶层，但是并非求显达功名。“京曹供职，无碍读书。吾愿汝曹为本分官，不愿汝曹为炙手官也。”[1]3乾隆三十四年(1769)，潘奕隽中进士开始，潘氏宗族步入朝堂。光绪十六年(1890)，工部尚书潘祖荫去世。光绪十七年(1891)，贵州巡抚潘霨辞职归里，潘氏宗族离开朝堂。一百余年中，潘氏宗族仕途显达，与其为官谨慎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这份谨慎也是潘氏宗族为官之道的教训与经验的总结。

潘氏第一位进士潘奕隽因殿试迟到被降为三甲，为官二十余年没有升迁，在失望中辞官归家，将谨慎为官的经验传予家族后来者。乾隆三十四年(1769)己丑科殿试，潘奕隽本位列第七，但因礼部官员失职导致潘奕隽引见迟误，因而被降为三甲末。位列第十的常熟季学锦，原定为一甲第三名，也因礼部失职，引见不到，降为三甲末。乾隆五十三年(1788)，内阁侍读缺出，首席军机大臣阿桂认为，潘奕隽久不升迁，京察一等，又数度扈从圣驾，意将空缺给予潘奕隽。时位在阿桂之下的和珅提出拈阄之说，并将侍读之位给予他人。潘奕隽未在自己的诗文中记载此事，但从张埙的《闻榕皋与人执论资俸故寄此诗》得知，潘奕隽试图为自己的权益争执过，但未能改变结果。潘奕隽后被调为户部贵州司主事，旋即，乞假归家。“簪毫堦药几翻红，病思乡心逐断鸿。天禄石渠惭素食，泉清松茂本家风。丹炉弄火功宜密，青史标名志己空。最是扁舟情味好，淡烟浓霭绿杨中”[2]10，潘奕隽再不复出。

潘世恩历侍四朝皇帝，为官五十余载，其谨慎源于清朝中后期朝廷环境的影响，家族经验、父祖辈教导、师友同僚的影响。潘世恩少年时就接受“慎密”的培养。老师蒋华不仅在科举考试上独有良法，“为文主于词达，理举不苟为炳炳烺烺，游其门者取功名如拾芥”[10]704，还培养学生的自省习惯。每月逢五、十，作诗赋、文章之外，要求“手书功过一编，昼之所为夜必书之，不可书者不敢为也”[10]704。

潘世恩进入仕途后，受纪昀影响较深。乾隆五十八年(1793)，潘世恩中得状元，殿试读卷官为纪昀，潘世恩以师尊之。纪昀曾给潘世恩的砚台题记时劝诫到，为人处世勿锋芒过露，“黝黝其色作作芒，取墨则利颖亦伤。嗟包孝肃岂不刚，我思韩范富欧阳。”[11]11时人对此多有批评，认为纪昀的消极心态影响了潘世恩此后的为官之路，却不知纪昀被统治者视为文学“娼优”的屈辱。乾隆帝北讨南征，多次出京巡游，国库财力不支，巡游地民不聊生，许多朝臣拼力阻驾。乾隆帝斥责时任协办大学士的纪昀，“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位列协办大学士尚且以“倡优蓄之”，何况其他群臣，纪昀无地自容。尹会一视学江苏后回奏，“陛下几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乾隆帝厉声诰之曰：“汝谓民间疾苦，试指出何人疾苦。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尹会一“惟有自伏妄奏，免冠叩首已耳，乃谪戍远边。”自此群臣静默。[12]130

潘世恩对待君主从不逾矩，谨慎克制的守好自己的官职本份，饶是如此谨慎，也因不合请假规范而被训斥降职。嘉庆十九年(1814)三月，潘世恩署吏部尚书，其母黄夫人于六月初四日去世，潘世恩回乡服丧。嘉庆二十一年(1816)潘世恩服阙后，念及父亲潘奕基已有七十二岁高龄，长兄潘世荣出嗣潘奕藻，长子潘曾沂即将北上参加会试，次子潘曾莹、三子潘曾绶年幼未曾教养，于是上奏乞养。“臣年齿正壮，犬马之报方长。而臣父精力渐衰，乌鸟之情更切。”但嘉庆帝认为，潘世恩是一品大员，其父潘奕基不是危在旦夕，应该亲自到京当面请假，而递折请假过于轻率。“今伊摺内只云体察伊父精神，迥不如前，并非疾病沉笃，刻不可离。潘世恩来京往返不过月余。反惮于跋涉，轻率陈情，殊乖人臣之义。”因而将潘世恩“著降为侍郎，准其终养。俟养亲事毕来京，以侍郎补用。”[13]3119潘世恩因没有进京面圣请假而受到降级，让他为官更小心谨慎。道光四年(1824)，潘奕基去世。道光七年(1827)，潘世恩服阙满后进京，署工部左侍郎。道光十四年(1834)，赏给圆明园官房一所，计七十余间。潘世恩未经军机处学习行走等低一级职位任职，直接授予军机处行走。道光十六年(1836)，潘世恩和穆彰阿被任命为上书房总师傅，教授皇四子和皇五子。道光朝，潘世恩得到的多种赏赐、官职晋升成为先例。

潘世恩为官勤勉谨慎，统治者给予高官俸禄，但“晚年已请老矣，犹犯柄政者忌。”[10]691-692道光二十九年(1849)，潘世恩已是八十一岁高龄，因保举不当而受牵连，被降级留任且罢免上书房总师傅之职。许是潘世恩高龄思乡，许是看透了帝王的阴晴不定，开始奏请开缺，多次上疏，但道光帝和咸丰帝皆不允。潘世恩在京去世，咸丰帝给予帝师厚葬，赏予陀罗经被，派怡亲王载垣带领侍卫十员前往祭奠。“伊孙国子监学录潘祖同著赏给进士，准其一体殿试；翰林院编修潘祖荫，著以翰林院侍读候补；监生潘祖保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13]3125

潘世恩在家族为官教训、师友经验的影响下，养成了一生谨慎的特点。潘世恩进士及第后回乡娶亲，只有同仁作诗词相贺，自己从未有春风得意之语，相较于袁枚的“忙杀兰台一枝笔，半修眉史半催妆”[14]19，非常低调谨慎。潘世恩下朝后回到家中，不与家人谈论朝堂之事，经常独坐或读书练字。“公自入枢禁，小心谨慎，退直后焚香默坐，时手一编以自娱，从无一语及内廷事，故密勿论思，不孝等无由知而载之。”[4]12写给父母的书信多是职务外的琐事，从不涉及军机事务。同僚称“密勿不言温室树，趋承记埽直庐床”，又将他比作孔光，“兄弟妻子燕语，终不及朝省政事”。道光帝屡有“大学士潘世恩，夙夜在公，勤劳备至，朕难以言喻”[13]3121一类的称赞。咸丰帝称其“服官五十余年，小心谨慎，克称厥职。”[13]3124-3125冯桂芬为潘世恩撰写墓志铭时，对潘世恩的为政风格进行了精要的总结，称其“性厚重不滞，洎入枢垣益慎密。十有七年之间，不与疆吏交一牍。上前所陈奏或有所论荐，非宣示终不以告人。”[15]69

晚清政局动荡，潘祖荫在保持为官勤勉谨慎的基础上，走出一条不同于潘世恩仕途的道路。潘祖荫以探花入仕，与祖父潘世恩一致，为官谨慎，但又敢仗义执言，这是与其祖父潘世恩为官风格的最大差异。咸丰朝，潘祖荫既不依附肃顺，也不恭维奕讠斤。肃顺看重潘祖荫的正直，点拨湖南籍官员请他呈折保举左宗棠。咸丰帝巡幸木兰，奕讠斤监国，潘祖荫担心奕讠斤篡权引发朝堂震荡，三次上疏阻拦咸丰帝。同治朝，慈禧罢免奕讠斤军机大臣之职，潘祖荫为稳固大局，联名上奏保举奕讠斤。潘祖荫从朝政治国出发，虽言辞过激时而得罪同僚，但其是非分明、仗义执言的言行让掌权者及同僚钦佩。潘氏宗族成员鲜言朝政，无论是出仕为官，抑或居乡在家，少有评论他人及朝堂政事。他们的日记更像是工作手册，体现宗族成员谨言慎行的特点。

三、以才为先的选官之策

潘世恩、潘祖荫是潘氏宗族仕宦成就最高的人，二人在为国选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潘世恩第四次任职会试正总裁，考出李鸿章、沈桂芳、郭嵩焘等，又保举林则徐、冯桂芬等，皆是影响近代的名人。潘祖荫保举人才，以“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言最具名气。

(一)潘世恩的选才思想及贡献

潘世恩为官慎密，书稿、日记中不记功过，世人无法真正了解其作为，因而在世时就备受批评。在清朝中后期的官场环境下，潘世恩能做到的就是“始终和而不流”。也正因他做事勤勉，谨言慎行，被四朝皇帝信任、重用、重赏。乾隆五十八年(1793)潘世恩状元及第，在随后五十多年的为官生涯中，“遍历清华，洊跻显要，九卿任其七，六部领其全”[4]3，担任四次会试正考官，任两次顺天乡试正考官、浙江乡试正考官，出任云南、浙江、江西学政各一次，其他如殿试读卷大臣、朝考阅卷大臣、散馆阅卷大臣、教习庶吉士等多次担任各种考试的考官。可谓“取士以千数，名臣硕儒相望，视学有治声”。[3]18

潘世恩的选才思想受到嘉庆帝、父亲潘奕基和座师纪昀的影响。潘世恩出任过三次学政，皆在嘉庆朝。每逢出任，嘉庆帝皆在谢折上批语。

父亲潘奕基和伯父潘奕隽对潘世恩出任学政也非常重视。他出任云南学政时，潘奕基写信嘱托，“汝蒙圣主隆遇，当尽心校阅，遴拔真才”[4]15。出任浙江学政时，潘奕隽提点他，“两浙人文渊薮，汝膺重任，公正自不待言，尤宜矢以虚心。吾七试棘闱，知勤苦自好负才能之士，固有铁砚磨穿皓首不得一第者。欧阳氏‘求其生而不得’数语。虽论治狱衡文者，亦当存此心，冀无愧耳！”[4]20潘奕隽是潘氏宗族第一个进士，潘奕基是三兄弟中唯一屡踬科场的人，二人对出任乡试主考官的潘世恩都殷殷教导，叮嘱其公正取士。

同样对潘世恩取士有影响的还有纪昀。纪昀不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潘世恩为官要低调谨慎，还告知自己做考官时险些犯下的错误。乾隆二十四年(1759)，纪昀出任山西乡试主考官，看到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于是想将其定为第一。但其他考官已评出了第一，建议将其放在第二名。纪昀则说，“若置第二，不如留作下次解元”，这名考生因而名落孙山。纪昀回到家将此事告知其父，其父批评纪昀，“汝少年得科第，视他人功名直如儿戏，第一、第二相去几何？再迟三年，安知其别无事故耶？”[16]182-183纪昀听后非常懊悔。幸而这名考生三年后再得乡试第一，纪昀的内疚得以稍缓。纪昀告知潘世恩：“此偶然事耳，衡文者终当以姚安公之言为正。”嘉庆帝、纪昀和潘世恩的长辈都提醒他任职考官时要公平审慎，科考不仅关乎士子及其家族的命运，也关乎治理国家的人才选拔。

潘世恩除担任考官、学政选取人才外，还通过保举选荐人才。潘世恩最后一次举荐非同寻常，其与穆彰阿出现激烈对抗，而被举荐者后来对晚清时局变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穆彰阿深得道光帝的信任与重视，喜欢拉拢年轻有才的新进士或下级官员。他多次任职考官，结识京城内外官员与士子，渐渐形成以其为首的势力集团，时人称其为“穆党”。道光三十年(1850)五月，咸丰帝登基后发布求贤诏令，潘世恩举荐了林则徐、姚莹、冯桂芬、卲懿辰等人。但林则徐和姚莹是“穆党”排斥的对象，遭到穆彰阿的极力反对。潘世恩据理力争。咸丰帝惩治穆彰阿时，将此算作一项他的罪责。“潘世恩等保林则徐，伊屡言‘林则徐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及朕派林则徐弛往粤西剿办土匪，穆彰阿又屡言‘林则徐未知能去否’。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其罪实在于此。”[13]3169咸丰帝斥责穆彰阿，“暗而难知”“贻害国家”，将其革职，永不续用。潘世恩与穆彰阿作为汉满大学士首辅共事十余年，潘世恩一直以温和态度处之，此次保举是第一次明确站在穆彰阿对立面。潘世恩的守拙与自保，缘于统治者的风格与朝廷环境。

(二)敢于直谏保才的潘祖荫

当内忧外患同时发生，朝堂直谏、汉官地位出现变化，潘祖荫采取不同于潘世恩的选才思路。他敢于直谏，呈现出自己的为官特色。潘祖荫延续家族为官“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之训，做事认真，“戊申以后虽有日记，公家之事又皆慎而不言”[17]67。他的日记更像是工作日志，比如专门的“出差”记录《秦輏日记》《沈阳纪程》等，记录往返路程的所见、经历及诗词，少有关于来往书信的誊录和同事间谈话的内容。潘祖荫为官非常勤勉，入南书房当值，“甫辨色即起，至官署恒在人先”。虽出身官宦家庭，但不讲究排场，“舆马甚敝，同僚多笑之，不屑也”。[8]345潘祖荫与祖父潘世恩不同的为官特点在于直谏，“性坦率，重贤好士，见义敢为，初不计祸福”。[8]345潘祖荫保举人才中最为有名是晚清名臣左宗棠。

清朝实行满汉双官制，但更重用满人，直至晚清时期，地方汉督抚的权力不断增大，使朝廷不得不重用汉官。咸丰朝共有六位军机大臣，穆彰阿、祁隽藻、奕讠斤、文庆、彭蕴章、肃顺。文庆、肃顺虽是满官，却主张重用汉官。文庆向咸丰帝密奏，在国家危机重重之际，应“破除满、汉藩篱，不拘资地以用人”[15]100。如曾国藩在江西屡败，胡林翼在江南科场案失察等，二人没有被降级他调，为文庆暗中相助。肃顺从御前侍卫步步高升，拉拢载垣、端华等人在朝野形成“肃党”。他虽通过政治手段掌控权势，但对于汉官颇为重视。他曾说：“满人胡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恇知要钱耳。国家遇有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18]47-48在与太平军的战争中，汉人督抚的权势越来越大，朝臣谗言越多，咸丰帝忌惮越深。肃顺赏识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胆识与智谋，用政治手段予以保全，最为有名的是与潘祖荫等人一起保住左宗棠。

咸丰九年(1859)，湖广总督官文弹劾左宗棠。咸丰帝本就对汉官越来越忌惮，看到这封弹劾奏折，遂下密旨，“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19]13肃顺知道左宗棠为骆秉章幕僚，在湘军后方主持大局，若左宗棠被害，对前方战局有害无利。郭嵩焘等人游走京城权贵，寻找门路营救左宗棠。肃顺透露口风，必须有正直、敢谏言的朝臣上疏保举，且此人不属任何派系。受到指点后，郭嵩焘到潘祖荫寓所，将此次事件来龙去脉告知，并强调左宗棠对于南方战局的重要性。潘祖荫本就惜才爱才，且此时太平军已快打到家乡江苏。潘祖荫听后立即为素未谋面的左宗棠上了三封奏折，先说明江南战绩虽名为骆秉章，实际为左宗棠，“所向克捷，最称得力。楚军之得力，由于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于左宗棠之运筹决胜，此天下所共见，而久在我皇上圣明洞鉴中也”[20]25。因左宗棠“为人负性刚直，嫉恶如仇”，“湖广总督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遂产生嫌隙。对朝廷而言，罢免在籍举人左宗棠，无足轻重。但是现在关系到前方战事，“楚南事势关系尤大，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材。”[20]25

潘祖荫的直谏对挽救左宗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上疏后，湖北巡抚胡林翼也配合为左宗棠开脱，“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咸丰帝不知左宗棠是谁，也不知他对战事的影响，但这么多大臣保奏左宗棠，让咸丰帝心生好奇，于是询问肃顺。肃顺答，“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璋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璋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19]13肃顺还建议将保举左宗棠的奏折都抄录一份，连同谕旨一起寄送给官文，并让他酌情办理。咸丰帝及众多大臣的奏折立即让湖广总督官文意识到左宗棠的重要性，自然再不敢针对他，因而草草结案。此次事件后，潘祖荫与左宗棠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左宗棠自此平步青云，没有让保举他的众人失望，成为同光朝的重臣之一。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上，购入大盂鼎赠送给潘祖荫，以报救命之恩。

潘祖荫除保举人才外，在同光两朝还敢于弹劾朝中重臣，并为蒙冤者申诉。同治元年(1862)，胜保以钦差大臣之职督办陕西军务，入陕后每战必败，却谎报胜仗。光禄寺卿潘祖荫以“统兵大臣胜保贻误大局”[20]59，请旨严查。查出胜保在陕西骄纵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等，被清廷革职处死，籍没家产。光绪八年(1882)，陈宝箴受王树汶案所累，官降三级，又被张佩纶参劾，称其“日营营于承审各官之门，弥缝掩饰，不知远嫌，其时即干物议”[21]1562。本着同罪同罚的意见，是司法公正的表现，但张佩纶无端指责陈宝箴的品行，引起陈宝箴不满。他到时任刑部尚书潘祖荫处申诉，潘祖荫着手调查，后因丁父忧，无法继续履职，移交至户部尚书阎敬铭，后朝廷以“今既查无确据，自系传闻之讹。……张佩纶所奏自系得自风闻”[22]131，还陈宝箴清白。

潘祖荫不仅在选才上仗义执言、不避权贵，还敢于直谏统治者，如阻拦咸丰帝“巡幸木兰”，保奕？以稳定中外关系。咸丰帝执掌大统以来，国家的内忧外患就没有停止过。登基几乎与太平军起义同步，执政的最后几年，英法联军侵华。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打到通州，咸丰帝慌忙要到木兰坐镇。咸丰帝的五弟奕誴、七弟奕譞到圆明园阻止，希望咸丰帝能与军民同守，决一死战。百官纷纷上奏，要求皇帝留守北京。潘曾莹和潘祖荫叔侄上疏阻拦，“廿七日……彭中堂、潘祖荫各递封奏。六部九卿递会奏，都察院堂官、五城御史递连衔封奏，谏止巡幸木兰也”[23]1544。八月初八日，僧林格沁连败两场，抵挡不住英法联军的进攻，咸丰帝匆忙从圆明园后门出逃。潘曾莹因此事被革职，潘祖荫备受打击。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伯寅方忧贫，意甚不乐”。同治年间，潘祖荫参与到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制衡中。同治四年(1865)，恭亲王奕讠斤被弹劾，统治者意欲惩办，下令群臣议奏。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潘祖荫复奏，“重臣进退，关系安危，疏请持平用中，酌予转圜，祛世人惑。”[24]12416慈禧撤销了奕讠斤议政王大臣和首席军机大臣之职，改任其为军机大臣行走，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潘祖荫行使了身为御史向统治者的劝谏之责，为稳固统治者内部权势之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潘祖荫敢于直谏的特点，受朝堂环境的改变和师友的影响。潘祖荫步入仕途时，统治者需要改善国家内忧外患局面，相对清前中期，朝臣上疏直谏的紧张环境有所缓解。潘祖荫从出生起在祖父潘世恩的庇护下长大，很多朝中大臣是祖父的门生或同事，有相对熟悉的社会关系网络。潘祖荫为赐举人出身，对他影响较大的老师是陈庆镛。陈庆镛是道光十二年进士，由户部主事迁转御史，敢于针砭时弊、弹劾官员，为道光帝、咸丰帝所赏识，但得罪了不少同僚，后而辞官归乡。陈庆镛精研汉学，服膺宋儒。潘祖荫被赐举人前跟随其学习，陈庆镛为官风格对其产生一定影响。

潘祖荫是传统儒臣，虽不是顽固派，但甚少接触到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知识，也不了解西方国家的新发展，从而限制其为国为君培养选拔出更为优秀的人才。咸同时期，后世所称的“洋务运动”逐步兴起，奕讠斤、文祥、曾国藩、李鸿章等积极学习西方，兴办实业。此前，魏源、徐继畬等人输入西学。不过，潘祖荫对西方文明无兴致了解，也无意介入洋务，从而意识不到西方资本主义浪潮给中国带来的深层危机。因此，潘祖荫在举荐、培养实务人才上乏善可陈。

四、仕进官员对宗族的反哺及其终结

潘氏宗族通过资助族中成员教育、救济贫困人员、建立地方慈善机构等，维系其在地方较高的社会地位。潘祖荫去世后，潘氏子弟再未有大规模进京参加顺天乡试者，亦未出现京官，潘氏原有的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就此终结。潘氏宗族顺势而为放弃科举功名，转而经营实业，参与社会治理，维持家族在本地的声誉。这既是家族因应国家的策略，亦是家族进行自我调试的结果。

科举考试的成功是个人及其宗族在国家、地方事务中享有政治声望和社会声望的必要条件，通过科举可以为其获得社会地位与政治势力。帝制时代的中国社会没有“公共”学校，参加科举考试是一场私人化教育成果的检验，需要家庭或宗族强大的经济支撑。“组织良好的地方宗族能够将社会、经济实力转化成教育乃至科举上的成功，而这种成功也反哺了宗族在地方上的势力，确保宗族在地方文化资源上的优势地位。”[25]11宗族子弟参与科举考试谋取功名与仕途之阶而成为精英人士，是家族内部成员的责任。

自嘉庆朝始，潘氏在京官员资助族中成员参加顺天乡试，提高乡试中举率。乾隆三十四年(1769)，潘奕隽中进士后，潘氏宗族由商籍改入民籍，融入苏州社会。潘世恩于乾隆五十八年状元及第，嘉庆十七年官至工部尚书。随着潘世恩仕途显达，潘氏谋求地利及官场侧翼效应，潘世恩一支在乡试中使用官卷。嘉庆二十一年，潘世恩长子潘曾沂中江南乡试举人，这是潘氏宗族首次以官卷中举者。

道光七年(1827)，潘世恩举家进京，除潘曾沂外，其余子孙皆被编入顺天乡试官卷。潘氏宗族子弟参加乡试的考场从江南扩展至顺天，不再局限于江南乡试、浙江乡试，而是积极北上参加顺天乡试。潘氏自康熙朝即有贡生，但从未有成员参加顺天乡试。士子参加顺天乡试，不仅需要贡监生的身份，还需巨额考费以支付旅费、食宿、笔墨等开销。潘氏宗族虽有资助，但也离不开在京为官的潘世恩、潘曾莹、潘祖荫对族中成员参加顺天乡试的关照。有清一代，大阜潘氏宗族共有32位举人，其中16人江南乡试中举(乾隆朝6人，嘉庆朝3人，道光朝2人，咸丰朝1人，光绪朝4人)，9人顺天乡试中举(道光朝、咸丰朝、光绪朝各3人)，3人浙江乡试中举(乾隆朝2人，道光朝1人)，钦赐4位举人(道光朝、光绪朝各1人，咸丰朝2人)。潘氏成员集中于道光、咸丰、光绪三朝参加顺天乡试，这时期共17人中举，其中9人在顺天乡试中举。顺天乡试的优越性、特殊性，使潘氏参加科举的考场跨越了江南地域的局限，提高了潘氏宗族子弟的中举率。

科举是建立或维系个人和宗族的特殊的社会和文化地位。族人的科举功名不仅是宗族的社会荣耀，还能为宗族带来丰厚的资金回报。大量的资金回馈到宗族，资助族中成员的教育，建立义庄救济贫困人员，正向的资金流动，促进宗族更加的繁荣。潘氏官员作为上层官僚士绅所得的俸禄，足以负担家族开支和购买私田。高收入让他们愿意牺牲流动的资产和利润，选择更为稳定和安全的土地作为投资重心，因而在家乡拥有大量田产。

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潘氏宗族的慈善理念得以践行，逐步建立救济邻里的丰豫义庄和救济本宗族的松鳞义庄。道光七年(1827)，潘曾沂请示其父潘世恩将家中的3500余亩农田捐出2500亩，建立救助百姓的丰豫义庄。“专备里中荒年平粜，以及诸善举之用”，救济范围大致涵盖整个苏州地方社会。除此之外，潘曾沂还兴建义塾、收养弃婴、兴修水利等地方慈善措施，被誉为“道光时吴门第一善人”。潘曾沂救济普通百姓的丰豫义庄早于本族的松鳞义庄，土地也多于松鳞义庄，这不仅在苏州宗族中少见，在晚清江南慈善事业中也是罕见的善举。

“许多宗族都会自动评估族中官员的财富，规定其捐献的份额，并十分期待他们贡献更多，促进宗族繁荣。”[26]24潘氏松鳞义庄就是通过族中成员的捐助建立起来的。乾隆年间，潘氏“奕”字辈出现潘奕隽、潘奕藻两名进士，但仕宦生涯很短，职位不高，潘奕基功名不显，潘氏宗族的资产积累较少，无法建立本族的义庄。待潘世恩状元及第步入仕途，功名显著。潘氏成员才捐资筹建救济家族成员的松鳞义庄，并在战乱期间捐俸禄救助逃亡族人。潘氏的松鳞义庄位于苏州城东的悬桥巷，始建于道光十二年(1832)，道光十七年(1837)落成，旨在向吴县潘氏宗族成员提供救济与资助。潘世恩秉承其父潘奕基之命，捐读书田200亩；潘奕藻一支捐资2000两白银，义庄借此购入990亩土地；又有贡湖公潘冕初捐16亩，潘氏松鳞义庄田产共计2220余亩。咸丰年间松鳞义庄毁于兵燹，同治年间重建。潘氏族人捐资、捐田，通过松鳞义庄惠及潘氏族人，重振家族。战乱期间，潘霨以俸禄救助流亡上海的族人，“恤族白金二千七百余两，助葬七百余两”。咸同战乱后，潘霨捐资助修庄祠2000两，助刻谱300两，又加以读书田200亩。光绪十年(1884)，松鳞义庄田产达到3235亩，光绪二十九年(1903)陆续增置义田至3460亩，光绪三十一年(1905)沪宁铁路占用40余亩，剩余约3421亩。至1949年，潘氏松鳞义庄仍然存在，田产近2410亩，管理者为潘睦先(此时苏州义庄仅存23家)。宗族通过族人捐赠，建立义庄并扩大资产，以此为宗族积攒更多的财富和资源，将其转化为占据优势地位的政治资源与文化资源，从而促进整个宗族的复兴与苏州区域社会的秩序重建。“到了帝制晚期，士绅不仅是道德典范，还要通过诸如调节地方争端、照顾穷人和热心慈善等具体方式，来为自己在地方志或族谱上赢得一个值得尊敬的好名声。”[26]26潘氏宗族在此时亦顺势而为。

太平天国运动后，潘氏宗族的经济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族中成员损失惨重，逃亡上海期间，家族教育间断，导致潘氏在科举仕途上后继无人。潘祖荫去世后，潘氏子弟再未大规模进京参加顺天乡试，亦未出现京官，潘氏的交游圈由中央缩小至苏州本地。加上科举考试录取率比较低，很多士子苦读多年依旧不能高中，仅能获得较低的功名或官职。随着西方侵华势力的增强，中央对地方统治的减弱，潘氏一些不得志的士绅转向发展实业，不再将科举考试作为唯一正途。

潘世恩第四子潘曾玮科场不顺，太平军进攻苏州之际，以办团练、借兵会剿而扬名。其子潘祖谦以优贡生官至内阁中书，其父去世后，“决意进取，壹务利济民物”。潘祖谦顺势而为放弃科举功名，转而经营实业，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声望及社会影响力。他已不属于清政府科举下的产物，而是有了属于自己及本宗族的独立地位。潘祖谦在义和团起义时，会办团访，亲定章程；苏州商会成立后，兼任议董；辛亥革命爆发后，联合苏州士绅向程德全施压，促成苏州光复。此举既是对清王朝统治者的不满，亦是保护地方安定及自身家族利益的合理举措。潘氏宗族基于对时局变化的深刻了解，逐渐降低了对通过科举取得权力、财富和声望的期待。尤其是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潘氏宗族舍弃原有的教育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新式学堂和海外留学的毕业文凭，宗族成员接受教育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全族缺乏入朝为官者的情势下，潘氏宗族不再是苏州“贵潘”，转而顺应时局，寻求新的发展模式。

结 语

清代苏州潘氏在宗族发展、子孙教育、为官从政方面，皆提倡实践有体有用之学。潘氏初期以来往江浙经营盐业起家，清初定居江苏后，通过科举考试入苏州民籍。随着潘氏科举仕宦成绩的提升，潘氏宗族跻升至江南望族行列。“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潘氏极力督促族中子弟读书考取功名，维持家族名声地位。但又深谙官场复杂、仕途险恶，为官以谨慎缄默为主，与权力中心保持一定的距离。潘氏宗族的为官谨慎之道，既有来自家族成员经验教训，亦有师友经验借鉴。他们不与任何人谈论朝堂之事，且不参与朝廷的派系之争，深得历任统治者信任，从而时常出任考官。

用人之道，选人之重，关乎国家发展。潘氏官员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他们不拘泥于制艺文章，用心研读经世之学。在为国选才上，潘世恩、潘祖荫祖孙二人改革了一些科举弊端，让科举考试更为公正。同时，保举了影响晚清政局的林则徐、姚莹、冯桂芬、左宗棠等人，弹劾了胜保等贪腐官员，为朝廷贡献一己之力。晚清时期的选才，应该着力在推动国家变革，这对国家及统治阶层都有益处。潘氏官员久居北京，未能深入接触到西方思想，视野的狭隘造成了思想的狭隘，也就造成行动上的狭隘，选才只能从传统儒家角度出发，从而无法推动晚清政局的深层变革。

在传统社会中，“家族要对个人负责，个人也要对家族负责。”[27]12宗族成员中“一个人的发迹，不仅可以荣宗耀祖，而且可以光彩惠及全族。”[27]11对苏州潘氏而言，“为官”与“兴族”密切相关，相辅相成，荣辱与共。潘氏官员对宗族的反哺，主要体现在资助成员参加科举考试和建设义庄两个方面。潘氏在京官员对宗族子弟参与顺天乡试的资助，提高了潘氏子弟的中举率，才有“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和“天下无第二家”的美誉。潘氏的在朝官员享有高俸禄，为家族积累资金与土地，也为建立两个义庄，回馈宗族与地方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晚清时期，随着清王朝统治危机不断加剧，诸多官僚士大夫用心于国计民生的经世致用之学。作为传统士大夫的潘氏官员意识到社会矛盾逐渐加重，从豆丁琐碎转为忧患时局，为国家选优秀人才成为他们经世之学的重要实践。但囿于传统的士大夫情怀与知识系统，潘氏在京官员的选才策略从未涉及“洋务”，因而终未对振兴清王朝产生奇效。

潘祖荫死后，潘氏再无入朝为官者。而科举停废意味着儒家价值观、王朝权力和士绅地位之“三位一体”结构枢纽功能的解体。以科举入仕为重要支撑的苏州潘氏宗族逐渐失去中央权力的依托，从“贵潘”沦为普通大族，从重视科举转为重视实业，另寻宗族发展的新模式。辛亥革命之际，他们无法获得清廷的保障，只能自行设法在乱局中求生。以潘祖谦为代表的苏州士绅虽功名较低，但对社会动荡带来的风险十分敏感，也足以看透清廷败局难挽的命运。辛亥鼎革后，苏州潘氏与政界无缘，族中成员各寻不同于前辈的新路。“贵潘”这一名门望族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