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时代”:理论起点、方法创构与当代价值

2024-01-01 16:05
北方论丛 2023年5期
关键词:恩格斯范式马克思

郑 要

在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大局、世界秩序格局激荡起伏的变局与中华文明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之下,文明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兴盛与衰亡、冲突与融合等问题,是理论界常辩常新的主题,文明及其相关议题为我们审思人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文明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重要链条,它能打破时空的界限将整个世界发展的宏大图景跃然眼前,同时,文明也具有解释微观行为主体和各要素的强大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的分析立意深远、翔实完整,既包含宏观叙事研究,也蕴含着对文明要素界定、价值属性、形态争论等规律的探析。其中,文明时代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的标志性概念,将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意义和其存在的文明悖论进行了说明,表明资本主义文明作为一种文明形态,是人类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的文明存在样态。文明时代带有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历史性、实践性和 价值属性,同时在社会构型层面提供了范式意义,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明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视角下文明的思想史、发展史、实践史的贯通。文明时代坚持人的“对象性活动”和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掌握了历史发展同文明跃迁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开创 ”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是我们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等时代课题的重要分析工具,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懈探索与漫漫征途。

一、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的对象性本质”: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时代的理论起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文本中多次提到文明,“文明时代”“文明程度”“文明国家”“现代文明”等出现频次较高。“文明是实践的事情”[1]97,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的讨论简明而深刻地揭示了文明的本质特征,将文明真正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基础之上,为讨论与研究人类文明进程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指导。1878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傅立叶“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的划分作出了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傅立叶所言文明即是指“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1880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将文明时代界定为“从16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在1884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探讨了摩尔根对文明阶段的界定,并结合马克思《人类学笔记》,提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2]184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我们的时代即文明时代,却犯了一个相反的错误。它使人的对象性本质作为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同人分离,它不认为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现实。”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道,“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性的。一切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破解”[1]501。“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519,马克思对蒲鲁东的“人性的假象”进行肯定,并通过“对象性活动”阐发了“人的对象性本质”,批判了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纯粹的“理性辩证法”,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关系”。他意识到,哲学的思辨范畴无法直面人的实践,用理论解释理论只会引入虚空的神秘主义之中,因此,马克思用“对象性活动”的概念将人的本质从思辨的哲学范畴引入到“真实的历史的运动”中,这样的阐述赋予了“实践”新的内涵,表明了坚定的唯物主义的立场,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建构的“文明时代”这一概念使“文明”不仅是茹毛饮血的野蛮时期相对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样态,也脱离了全然肯定的价值判断概念,成为了一个包含资本逻辑、技术因素、制度进步等多重复杂因素在内的崭新概念与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在文明时代的阐发中,摒弃了对文明讨论的二元对立的思想,而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深入考察了资本逻辑,并提出资本的“文明面”及其所包含的“文明悖论”。恩格斯提出正是文明时代孕育了否定和埋葬自身的因素,“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2]194。同时,他还提到“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如果说在文明时代的怀抱中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现代的一切积聚财富的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2]196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时代建立在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思考上,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长时期社会历史中人的自主活动和物质生产相分离的基本事实,指出这种损害劳动者物质利益的阶级社会独特状况,是导致“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这一文明悖论的根源所在,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3]419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的同时,突破了西方理性主义的缺陷,做出了崭新的文明思想创见,正是因为将“人”与“物”、主体与客体的模糊,对“劳动”与“资本”的颠倒,使得人作为劳动者被“物”所支配,这种资本主义的悖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范畴,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洞察的直至今天仍无法消解的“现代性问题”。

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时代的出场,是伴随着两者对资本逻辑及资本主义的深刻思考和揭示之中的。文明时代是关于文明的起源、发展与形成的综合性范畴,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的历史与规律的研究,它当然不仅仅关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对象性活动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如矛盾分析与阶级分析法等均为其提供了思想动力,但“人的对象性活动”和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乃至文明时代的论述中起到了理论起点的作用,使其围绕资本逻辑及其内在自否性特征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思想理论。它区别于神创论、理性决定论、二元界分等文明的理论起点,揭示了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个性与共性的相对概念,是对构筑新文明形态的理论探索,为我们提供了阐明现代社会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所聚焦的文明问题切中现代生活及现代性问题的要害,直到今天仍是我们思考的焦点。

二、文明时代的范式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时代的方法变迁

文明时代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的重要体现及标志性概念,包含着人类进入文明状态之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整个历史时期的变迁过程,不仅凸显了文明的历史性、实践性、价值属性,而且将文明放置于较大的历史跨度与时空维度之中,与体现文明某些要素或多重要素的范畴有着质的区别,是隶属于文明形态的研究范畴,具有阐释社会变迁与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因其强大的阐释力和工具性在社会构型层面提供了范式意义。这使其能超越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直至今日仍是我们思考人类前进与世界发展的重要思想工具。

(一)主体、价值与变迁: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时代的关键向度

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时代的阐发,并非仅在意识、认识等思辨形式上论述文明的发展,也不是把生产当作唯一的动力而否定其他文明因素的作用,而是将文明放置在更为宏大的框架之下,使文明成为一种立足于历史与实践的综合性概念。同时,它打破了对文明的单一时间性或空间性的论述,摆脱了从线性历史观的角度思考文明的传统路径,脱离了文明民族、文明国家等简单地域划分的文明对比方式,包含对文明的主体界定与类型划分、文明的价值属性判断、历史变迁与未来走向等文明具体问题的分析,更符合对文明形态范畴的讨论。这种文明形态“是在时空演进中所刻画的接续性的文明变迁、呈现的多元性的文明构型,既包括了生产关系为主轴的经济社会形态,也涵盖了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为主轴的技术社会形态。”[4]

首先,在聚焦文明的主体界定与形态划分上,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时代强调“整个世界的生产”。因对文明的理解和界定的不同,学界对文明形态的划分呈现出多样性。斯宾格勒用达尔文主义的生物进化论作比较,认为文明同样是历史研究中的基本单位,是有机体,并将其构建成了八种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是多文明中心的世界图景;亨廷顿则认为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并根据文明内部的认同程度及文明间的差异将文明形态分为了八种、提出了文明冲突的四个时期,而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时代的提出与以上分析是截然不同的,“整个世界的生产”是其对文明主体界定和形态划分的重要立论点。

其次,在文明及其价值属性上,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时代追求的是“真正的普遍的文明”。

因为对文明概念及内涵的界定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学界对文明及其价值属性上存在较大争议。阿尔弗雷德·巴博、汉娜·阿伦特均将文明放置在殖民主义视角上,前者在《文明与使命》一文中强调文明不能脱离其殖民主义语境[5],后者认为对“文明”的理解不能脱离殖民主义视角,因为对于殖民者来说,“文明”是所描述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核心。他们对文明形态及其价值属性的观点上看不到“进步的矛盾性质”的任何积极形式。摩尔根在《古代社会》指出:“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进步状态,这种进步状态是与蒙昧状态、野蛮状态相对立的。”[6]25文明的范围大而宽广,文明时代这一概念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中对文明形态的标志性概念,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中的一个相对中观的概念,马克思在“德国人的解放”和“犹太人的解放”讨论中,未将其归结为特殊的民族问题,而是立足于历史的进程将其归于“当代普遍问题”,文明时代体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价值属性的判断,即对“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的追求。不论是恩格斯对摩尔根文明时代的借用与扩展,还是马克思对文明时代的对象性活动的讨论,马克思恩格斯“真正的普遍的文明”是对文明的价值判断的重要指向,“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绝不是对文明普适性的强调、更不是对文明意识形态属性的强化,而是真正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对真实的历史的运动和对象性活动的理解与剖析之上的。

最后,在文明变迁与未来走向上,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时代追寻“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1]195。马克思恩格斯以文明时代为界分,剖析了资本逻辑的弊端和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悖论,为我们指明了文明的未来形态即共产主义文明,其中饱含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殷切期待和乐观态度。马克思称“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恩格斯以摩尔根的一段话作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结尾:“自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1]195。恩格斯认为“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3]597这种对文明形态未来走向的判断,与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所讨论的范畴有关联性,与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的轴心论有承接性,它全然区别于20世纪末福山历史终结的论调和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悲观论调,也与亨廷顿等用文化实体界定文明的冲突属性截然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的未来样态即共产主义文明抱有无限的希冀与热情。

(二)文明范式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时代与当下流行文明范式的对比

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之中,对资本主义文明及其发展逻辑的诊断和批判形成了强大的理论动力与合力。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时代是对启蒙、理性等传统文明观的颠覆。它摒弃了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单向度思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观点与立场作为理论基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范式,为我们思考后世文明思想提供了借鉴意义。

学界对“文明范式”的讨论由来已久,基于对文明主体、要素、形态、进程等界定的不同,大体可分为以下五种范式:文明史研究范式、全球史研究范式、现代化研究范式、社会史观研究范式、生态史观研究范式;基于对文明的描述和未来趋势的判断,冷战之后产生了诸多文明范式,如福山“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和谐范式”,把世界分为“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中心和外围”的“两个世界”文明范式,“国家主义文明范式”和“混乱范式”等。深入讨论马克思主义文明范式,离不开对文本中关键概念“文明时代”的详细梳理,也不可避免要纳入与其他文明范式的比较之中,这之中重要文明范式即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汤因比的文明形态论和雅斯贝斯的轴心文明论。

比较著名且具体提出“文明范式”及其理论的当属亨廷顿。他根据库恩对“范式”的定义提出“文明范式”的概念,并将这样的界定引入到“文明冲突论”的建构之中,将其界定为一种后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研究的新范式。亨廷顿敏锐地观察到文明的重要意义,他将文化作为世界冲突的根源,以此替代意识形态或经济的根源,认为文化的族群所带来的文明的冲突将未来的战斗线,提出了文明需要“共处”,认为人类愿意为之奋斗和献身的是忠诚、家庭、信仰和血,并提出文明范式且将其作为揭示世界变革的有效出发点。这样的分析,与恩格斯在《家庭、国家与私有制的起源》对文明时代的阐述有谋和之处,但不可忽视的是,亨廷顿虽明确提出“文明范式”这一语词,但却是打着文明与范式之名,将其西方中心论的意图和保守现实主义观点隐藏在他的辩解之后,他认为文明的统一只能靠权力的统一来实现,他对文明内涵及进程的过度简化造就了最终结论的诞生。文明所造就的冲突表现的根源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量,是历史的话题、人的话题,而不是仅仅是浮于表面的世界政治主体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文明时代的关键概念的阐发构建了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文明范式,这种文明范式及其转化是建立在对“真实的历史的运动”与“人是对象性活动”之上的,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度剖析中的。

汤因比和雅斯贝斯两位学者深受斯宾格勒的启发,两者虽未明确提出“文明范式”的概念,但思想中均包含着文明范式上的转化。这种转化与亨廷顿的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分析截然不同,它们的思考是内在于文明内部的,与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时代的思考有共同性,为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文明范式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借鉴视角。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对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学的方法进行了讨论,认为其将世界文明割裂为一个个独立无关的形态是错误的,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应建立在统一的立场之上。雅斯贝斯建立了轴心论的论说,这一发现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评价各种文明形态的基本尺度。雅斯贝斯的“轴心文明”将人类文明的演进分为三形态,轴心期文明建立的“统一性”只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存在,而科技文明通过技术手段所实现的世界交往才有可能实现世界文明真正的统一性。雅斯贝斯虽未明确提出“文明范式”,但他对世界历史的思考和对科技文明的阐述,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时代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思想具有一致性;同时,雅斯贝斯对科技文明所造就的“成为在地球上无家可归的人”[7]114和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批判具有共通之处,雅斯贝斯对文明的未来走向同样持有乐观态度,他认为“已面临新的轴心期,它一定会建立统一的世界”[7]113。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根据人类近6000年的历史划分出26个文明形态,明确将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以此开启了文明解读历史的新范式。汤因比反对历史单线论,从文明内部出发揭示了其起源、发展和衰亡的内在规律,打破了占据历史统治地位的欧洲中心论的文明范式,为更好地把握人类文明运行规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但汤因比对文明形态的划分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历史观。这种文明范式隶属于唯心主义范畴,与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时代的阐发有极大的不同——摒弃了最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人是对象性活动”来谈文明,甚至把其文明作为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陷入了文化决定论的泥沼之中。

文明范式是探讨文明内涵与外延并由此形成的基本框架和思考方式,既包含文明起源、形态、演变规律和未来走向,也包含文明与外界交互下所形成的认知方法、自然观、人类观、社会观、技术观、历史观等内容。文明范式首先是从文明概念内部展开的对文明因素、文明主体、文明民族等的理解,其次是在文明思考的框架下达成共识,最后才是由此形成的具有强阐释力的工具意义。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写道:“我们一般所探究的不仅是科学及其经验方式的问题——我们所探究的人的世界经验和生活实践的问题。借用康德的话来说,我们是在探究:理解怎样得以可能?这是一个先于主体性的一切理解行为的问题,也是一个先于理解科学的方法论及其规范和规则的问题。”[8]6对文明的讨论更是如此,它的范式意义不是建立在量化的功利的分析之上的,而是如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从文明内部出发、遵循“真实的历史的运动”开展的,在此基础之上对文明及其关键性概念的提出才得以可能。亨廷顿对文明范式的分析从一开始就不是从文明内部出发的。他对文明关键因素的提炼具有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对范式的界定也更偏于范式的实证意义:“对一个范式的有效性和有用性的决定性检验应当达到这样的高度:从这个范式导出的预测结果证明比其他可供选择的范式更精确。”[9]19哲学社科范畴的范式意义,无法用量化的视角来判断其有效性及有用性,但亨廷顿对范式有效性的几点总结可为我们提供思考文明范式的重要方向:理顺和总结现实;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预期,如果我们幸运的话,预测未来的发展;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弄清楚我们应当选择哪条道路来实现我们的目标。[9]9-10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内容详实,从文明时代等关键性文明概念中,能洞察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范式的建构与转化,即便是从亨廷顿所界定的意义上来说,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范式也更具有竞争性。以文明时代为例,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时代的阐发,从文明内部开始讨论,用文明时代作为分析文明起源与演变规律的框架,包含着与外界交互下所形成的历史观、人类观、社会观、技术观等内容,在理顺和总结现实、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层面,均给出了马克思主义解答,在亨廷顿所强调的预测未来的发展层面,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文明的未来形态即共产主义文明,并强调在追寻“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2]195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在对东方文明的分析之中,强调跨越卡夫丁大峡谷的可能性,弄清楚我们应当选择哪条道路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个开创”: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时代的当代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建立在中国“真实的历史的运动”之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全面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文化的彰显,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浓缩与升华,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的坚持与深化,正在使跨越卡夫丁大峡谷的设想通过中国故事变为世界现实。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时代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明”与“道路”的重要论述,剖析了资本逻辑悖论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自否性特征,击破西方中心论的单一现代化模式,提供了优化现代文明的重要路径。

资本主义与现代文明相伴而生,站在时代高度的现代文明概念与“现代性”概念同根同源、一脉相承,“文明概念本质上也与现代性这一概念及其承载的意义联系在一起”[11]。学界通常循着黑格尔市民社会中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展开,将其定义为现代性问题,从而规定了理解现代性问题的基本框架。后现代的学者用理性主义的框架来思考现代性,并将其通过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和独断主义的权力话语渗透到整个世界,但归根到底,现代性问题是文明的问题,是发展道路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现代性问题是围绕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和对世界历史的进程展开的,是通过文明思想进行阐述的。现代化作为现代性展开的实践过程,同样备受关注:现代化的形成进程与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具有一致性,现代化理论是当今学界思考文明与社会进步的重要范式。传统的看法简单将现代化定义为西方化,但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回到文明研究本身,现代化是人类文明从传统文明迈向现代文明的一场范式转换,只有跳脱资本逻辑来思考文明,才有可能构建起真正解决“特殊性和普遍性”这一现代性难题的新文明形态和发展道路。

现代文明在资本逻辑中生发、在资本主义文明中自我对抗。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时代为现代文明找寻了一条名为共产主义文明的新道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现代文明”这一术语,并认为相较于以往任何文明形态,资本主义文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成就,但现代文明开启世界历史进程的同时暴露出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自否性特征,资本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即异化的普遍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资本逻辑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悖论来批判资本现代性,将资本逻辑及其内在悖论全盘托出,摆脱了启蒙、理性甚至神性的思维框架来思考现代文明的一般思路,提供了从资本和文明内部出发的文明范式,明确了资本主义最终会走向灭亡的深层历史动因。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时代的思考及文明思想的确立,是切入现代性问题的重要利器。詹姆逊·奥康纳曾就资本主义文明的双重矛盾做出了与马克思恩格斯相类似的判断,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内在包含着无法避免和无法降服的尖锐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自我毁灭和灭亡。“由于自由民主国家和资本自身的本性使然,非但资本顺利解决‘第一重矛盾’的能力大可怀疑,而且它成功地解决这‘第二重矛盾’的能力也是不可靠的”[12]。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资本增殖及世界市场需要且必然使资本逻辑面向世界,而这会带来资本的全球扩张和文明民族间的冲突,但这归根结底是资本现代性的问题,而不是现代化的必然逻辑。通过对文明时代的分析与界定,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一条不以资本增殖为目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的全新现代化思路,以“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替代了异化的人与社会关系,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局限性,是优化现代文明的重要路径。马克思的文明理论不是文化理论,其历史理论也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在深度剖析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矛盾之后,他在探讨不同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阐发了对文明未来走向的看法,从宏大的文明概念内部出发,渗入文明的形态范畴,最后引入了对社会发展道路的剖析之中。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时代摒弃了传统的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将文明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和成果,强调“真实的历史的运动”中产生的对象性活动是理解文明的真正基础,西方社会通过资本增殖逻辑不断鼓吹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并将其作为不发达国家现代化必须仿效并照搬的一般特征,现代化或者说西方现代化路径似乎已成为讨论文明形态的唯一标准。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文明及文明时代的思索中曾多次讨论这一问题。马克思关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及其文明,思索非西方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他在致查苏利奇的多封信件中表露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式而吸取其一切肯定成果,从而跨越卡夫丁大峡谷的意涵,并对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作出的文明时代及其所趋向的“新制度”进行了深入讨论。在《家庭、国家与私有制的起源》中,恩格斯就对文明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共性与个性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恩格斯认为,统一性是指任何民族都会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而由原始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这是必然的;多样性则指不同的民族在进入文明时代时,会基于自身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而显现出某种特殊性、个性。这种个性表现为,不同的民族在过渡到文明时代时,其自身所独具的生存技术、经济条件、制度状况、文化水平等因素,会综合影响其进入文明时代的方式。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文明时代的阐发,明确了各个文明实体、文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进程绝非只有资本现代化这一种范式,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强大的合理性与独特性理论基础,提供了优化现代文明的重要路径。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强大生命力与实践引领力,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时代的当代形态,或将引起文明范式的世界性变革。

现代化以资本主义在西欧的诞生为起点和原初状态,与世界市场的开辟同期展开。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加速,近代中国曾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造就的这一进程之中,开启了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历史性进程。但中国并未被西方现代性所迷惑,而是在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两个创造”直面当今世界的现代化困境,将“文明”与“道路”两个重大时代课题紧密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条文明的传承、发展与创新的道路,它将中华文明、世界文明、人类文明等统一在文明思考框架之中。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的“式”不是强调普世价值的“程式”,也并非强调既定的不变的“模式”。在方法论层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的“式”是“范式”;在实践意义上,“式”是形式、样式。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遵循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具体实践,走出的一条“既能发展又能独立”的现代化之路的“文明范式”。它是指中国为世界上那些追求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提供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文明样式”。

这种文明范式意义之中的现代化道路,不再是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以资本增殖逻辑为路径、以资产阶级文明为推行路径,它遵循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的价值逻辑为根本、以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传统及赓续规律为路径,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及现代性问题的深度解读,为思考现代文明与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种新文明范式,为解读人类发展与世界格局提供了一种新文明形态——科学定义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与“道路”合理性与独特性的重要步骤,是论证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关键。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时代及其文明范式意义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文明层面的理论指引,在真理与道义的制高点上指引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与方法,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强有力的科学理论指引。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时代包含着创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终极理想,即人类社会最终将走向共产主义文明的必然趋势,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时代及其文明思想为人类文明进步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提供的具体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立与发展,正验证并不断推进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时代及其终极目标的具体实践进程。“两个创造”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时代的当代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历史进程所形成的人类文明与发展道路的最新形态。“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3],“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14]。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强大生命力与实践引领力,在文明范式层面上,它所提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与观点,注定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乃至世界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确证,或将引起人类文明范式的世界性变革。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仍是未竟的,它必将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进一步影响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并在世界文明的交流和碰撞中生发出自己独特的理论价值与实践魅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15]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时代的阐发就是对抛弃具体历史环境、将西方现代文明方案视作唯一走向现代文明的标准模式的做法的有力反击。在当下世界突发性事件频发、现代性问题凸显的情况下,原有的文明思想、文明体系遭到质疑,此时,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批判,探索文明对世界、对人类、对国家民族发展的建设性意涵,并将其建构为独特的知识体系与实践指引,是使中国走向世界乃至引领世界的根本基础与重要方式。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绝不是要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强调在尊重和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推动不同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发展水平的国家寻找适合自己本国国情的文明道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共同勾勒出的人类文明发展图景击破了现代化与西方化之间的等式,为现代化提供了兼具科学性与真理性的中国方案、马克思主义方案,是中国致力于打破西方中心论和文化霸权主义劫难的现实确证,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自信自立自强、不断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宣言。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必将在推进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的理论自觉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践中生发出新的意蕴。在资本逻辑的长期侵袭之下,这样重大的时代课题必将伴随艰辛与挑战,但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信念、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理想,就一定能团结一切进步力量,推动历史车轮向“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前进、向“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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