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经济新范式（上）

本文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范式可以具有哪些有别于西方式现代化的不同因素，或者说，在经济领域设置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新议题时，不能忽略哪些方面的基本考虑。

本文重点从以人为本、新质生产力、数据生产要素、现代化产业体系、两权分离、多样化红利六个方面探讨在形成新的经济范式方面，智慧化这一时代精神给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内核级影响。这些方面的“新”都是西方式现代化中没有，而代表未来现代化趋势的主要方面，能够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性。有没有这些新范式内容，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在从追赶到超越的转变中是否“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和能否“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一、中国式现代化顶层范式的逻辑提炼

（一）对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现代化”进行范式提炼

现代化不等于现代性，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现代化指什么？是否有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新范式内核存在？

1. 理论所指：如何认识现代性

西方式现代化建立在现代性这个核心范式之上。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范式需要对现代性中包含的西方式范式具有批判意识，要超越其中的西方中心论的局限。

现代性是指西方现代化中自启蒙时代以来的“新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这个新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是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对应的经济形态是以启蒙主义理性为基础体现现代性本质的经济，即工业经济。

西方自近代科学发展和工业革命兴起以来，自信人类可以征服自然、驾驭自然，于是自然在主客二分中完全外化为人类的对象。这种二元对立趋势内化为社会模式，形成人对于人（如资本对劳动）的征服与驾驭，其现代化的“新”是相对于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旧”（农业水平的“现代化”）的超越，也一致于对主客一元理念的排斥。从以工业经济取代农业经济主导地位来说，它是现代化的。

但现代化不等于现代性。因为农业经济相对于更原始的经济形态来说，也是一种现代化，然而其内核不是现代性，而是前现代性。工业经济取代农业经济的主导性，是更高水平的现代化，是以现代性取代前现代性意义上的现代化。而在工业经济被数字经济迭代后，现代性又会被现代性之后的新范式取代主导地位，现代性从主导范式降低为基础范式。这种现代性不可或缺，但不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考虑其现代化内核与现代性是什么关系。如果是一样的，它们应算作同一水平的现代化水平。当前，许多人对这一问题认识不清，认为新的经济体系是工业化的4.0版，而不是本质与内核均有所不同的另一次现代化运动，如数字化1.0或信息化1.0。在这种认识主导下，人们会把数字化的主要任务当作工业化服务，工业化是主，数字化是仆，二者是主仆关系，而没有认识到数字化在服务于工业化中，也存在专属于自己的任务。这就如同认为电子商务只是卖实体经济中的货，而没发现电子商务还可能创造出实体经济没有的、非实体形态的新需求，如网红体验。

倘若人们接受现代性是中国式现代化中现代化所指，就要接受其与西方式现代化在现代化这一范式上没有根本区别。如果现代化的内核仍然是现代性，中国式现代化就不能超越西方式现代化。

而这里要探讨另一种可能，即中国式现代化所說的现代化，对于现代性既有“扬”的一面，也有“弃”的一面，在扬弃中生成不同的内核，而有别于西方式现代化。在这种新内核中，应以信息革命的新范式迭代工业革命的旧范式。

就深度和广度来说，信息革命是与工业革命一样层级的革命。信息革命不是工业革命4.0版，而是与工业革命完全不同的另一水平，而且是更高水平的现代化。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以信息化、数字化为代表的信息革命，是继工业革命之后的第二次现代化。这里所说的“西方”，不是一个简单的空间（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时间概念，是指“前一次”现代化。西方式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应理解为前一次现代化与后一次现代化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实现工业化就已经“西方”化了，实现的是前一次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是要实现不同于“西方”化（工业化）的再现代化。反之，如果地理上的西方发展为更高水平的现代化，也不能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不成功，反而恰恰会证明其成功。因为这本身就说明后一次现代化的普世性。中国式现代化要走出一条不同于工业革命的未来之路，这条路既是中国的路，也是世界的路。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有启示发展中国家按自身特色实现第一次现代化，更要对第二次现代化做出新的更大的发现，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从范式上区分现代性与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有比现代性更高现代化水平的范式作为指引。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性，要超越东西方范式的简单对立，体现时代发展的方向，体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以人为本的根本利益方向。要能分辨出工业化与数字化到底是一次现代化，还是两次现代化。如果是两次现代化，在范式上如何体现先进与落后的区别。这是别人不会提出，但中国要提出的议题。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把数字化当作中国式现代化新引擎的初衷。从这个角度理解异质生产力作为新的现代化动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2. 实践所指：如何思考先进与落后

在人们当前的普遍共识中，已接受了数字化转型的概念，但很少提信息生产方式的概念。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范式上的特征，是否可以由信息生产方式界定？我们即将进行的现代化，到底是与工业化相同的生产方式，还是相异的生产方式？正如在工业革命中，言不及生产方式，就无法真正区分农民与工人。在信息革命中，回避生产方式，也就无从区分前一次现代化与后一次现代化的区别。

中国式现代化议题设置上，要体现时代性。体现“前-后”这一层面的现代化的意思。为此，还要想一想为什么要在现代化这个问题上思考“前-后”“先进与落后”这类进步主义类型的问题。例如，为什么要把异质生产力当作先进生产力来选择，而不干脆沿着惯性，老一代手中有什么生产力，哪个用得顺手就发展哪个？比如，老一代种庄稼、纺织、炼钢都很顺手，为什么不将就下去凑合着过，为什么要开创新局面，为什么要创新？

说起为什么要现代化，中国人最容易想到的往往是：落后就要挨打。这时的“现代化”就无形中设下陷阱，隐含了“强比弱好”“只要强了就行”这样的意思。

其中逻辑是，之所以要现代化，是因为如果不现代化就会挨强者的打，比如被八国联军攻陷首都。这种感觉无疑符合我们所经历的历史。但这只是一个得到及格分的问题，不是得到优秀分的问题；只是自立图强的问题，而不是作出更大贡献的问题。因为一旦领先，或试图领先，就会茫然无措，失去目标方向。不及格自然不行，但仅以及格为满足，不追求卓越，同样有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比做大做强的内涵要广泛得多，还要包含秦汉唐宋类型的另一问：如果一国已经做大做强，前面没有老师，或追上领先者之后，还要不要现代化，往哪个方向现代化，自觉实现那种无人引领的现代化，甚至可以产生盛唐那种吸引力。

西方列强一直往现代化范式中给东方人灌输弱肉强食这个方向的内容，其实与中国文明多有不兼容之处。

2024年2月17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说：“在国际体系中，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你就会出现在菜单上。”隐含逻辑是“不吃人，就会被人吃”。

这与中国式现代化真正所需的自主范式（“我是谁”）一对照，就能发现把西方的弱肉强食当作现代化的战略动机，缺了中国文化中“柔弱胜刚强”这另一面的道理。

其实，无论弱还是强都不是“道”本身，而只是实现“道”的路径。例如，邓小平以和平与发展作为逻辑，带领中国人走的实际是刚柔相济的路，不靠战争与殖民实现了发展，是力求在“道”这个层面建立不同于西方的新逻辑。

做强是必须的，确实落后一定挨打，但做强只是及格，做不回汉唐那种自我。中国式现代化要找出不同于西方的那个自我是什么，取得范式上的自我认同。

面向未来，我们可以尝试把“优”（如高质量发展），当作对于“强”的升级逻辑。以强为及格，以优为优秀，重建现代化的顶层逻辑。做优，当前首先要实现的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本身就提出了比强更高的标准，要在及格后争取高分。要超越西方现代化丛林中已经发现并证明有效的做强的逻辑，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给未来带来什么新东西，包括软实力、精神文明方面的新追求。

中国式现代化范式，需要把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嵌入现代化概念之中。这个高质量是综合性的，要以不同于西方的以人为本，作为范式核心，体现“美好生活”而不是唯利是图这一特定内涵。中国式现代化不反对利，而且并不想少获利，但应以体现“正道”的价值观作为利的根本，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当然，中国式现代化在面向未来方面也不能走极端，也要连接过去，以承上启下。一方面要开辟数字经济的未来，进行第二次现代化；另一方面要继续提高工业化的水平，进一步提高第一次现代化的水平。

处理好两次现代化关系的正确做法是分清发展中主导与基础的关系。基础的方面，在绝对值上，仍大于原来是主导的时候，而不是经常被误会的绝对值下降；但主导的方面，是在比重上大于基础。强调以第二次现代化为主导，绝不是忽略或放弃第一次现代化。比如在数字化的条件下，相比工业化主导而以农业为基础的时期，工业化产值的绝对值应是上升，而不是人們误以为的下降。只是由于战略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速度更快，致使绝对值上升中的基础性产业在总财富中的占比逐步下降。举例来说，强调服务业发展，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削弱制造业。在服务业占比过半的经济中，制造业虽然占比下降，但其产值绝对值却是上升的。这与那种认为服务业上升就意味着不要制造业、一定空心化的认识是相反的。

两化融合，在信息化的同时兼顾工业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中非普世的、由中国特殊国情决定的。例如，不仅要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而且要改造传统产业、巩固优势产业。这既不同于已完成工业化的高收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也不同于还没有进入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旧融合的现代化，是第一次现代化与第二次现代化相叠加的现代化。

（二）对中国式现代化中“中国”进行范式提炼

对中国式现代化中“中国”进行范式提炼，一方面要从当前的“中国特色”的经验中归纳，另一方面要借助于对中华文明普世价值的演绎。

中国式现代化就其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总范式上的分别，可以从哲学上概括为主客一元与主客二元的分别。这是生成论与还原论的区别。映射到经济范式上，主客二元对应的就是人与物的二元，表现为以利为本；而主客一元则是人与物的统一，表现为以人为本。所以我们把西方式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取向上的总区别，概括为以利为本与以人为本的区别。下面分别从哲学与经济学两个层次进行解析。

1. 哲学范式上的分野：中国式现代化范式中的“中国”印记

（1）范式区别主要在主客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根本区别在于以人为本与以利为本的区别，这种区别的哲学前提是主客一元与主客二元的区别。

把以利为本这个社会概念映射到背后的哲学概念，特点在于把主体（人）视为客体（物），用对待物的方式来对待人，把人加以物化。而经济上代表物的典型符号，就是货币。以利为本，就是以钱为本，并与人相对立，形成利与人相对立的金钱拜物教。金钱是好东西，不好的是把金钱当作了教。这是西方从新教伦理开始就越走越偏的地方。

而把以人为本的社会概念映射到背后的哲学概念上，实际就是把作为手段的物，复归于作为目的的人，以这种方式达到主客一元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趋向相对的自然生态均衡，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趋向相对的社会生态均衡。也就是从金钱拜物教这种异化状态，复归到以人为本这种主客一元状态。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也有区别，人本主义也是主客二元的，只不过以主体为本反对客体，也可能带来有违绿色发展、低碳发展，过度福利化等问题。而这里所说的以人为本并不与客体对立，是主客一元的。如果嫌主客一元太抽象，可近似理解为生态化，即活的（人）与死的（物）相容。

人与物，人代表社会人文的异质性，以自由为指向，具有非决定性的一面；物代表自然的同质性，以必然为指向，非有决定性的一面。本来，自由还是必然，都是同一个事物相互区别、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不可或缺的环节。而人类社会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无论是自然还是历史，体现人文特质的一面与体现自然规律的一面，都是辩证统一在一起的。

但西方式现代化却起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并由人与自然的对立内化为人与人的对立。西方式现代化总的哲学根据，在于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这是人的物化、异化的总的认识根源。将人与自然、人与人对立起来，有其历史进步性。相对于农业社会的天人合一、人人和谐的理念来说，通过这种对立进行“祛魅”，瓦解了自然经济，使工业生产力得到长足发展。但是对立过度，又使事情转向其反面。人与自然的对立，带来物质、能源方面的过度消耗，而需要物质上的绿色、能源上的低碳来纠偏；人与人的对立，使人变成了“物”，即人自身自然与社会关系方面的物化同人与人社会关系上的异化。

正是因为西方式现代化存在主客二元、心物二元这个根本特点，且深陷体系内核难以单靠保护带的改变而自拔，中国式现代化获得了一种利用主客一元、心物一元进行纠偏的正当性。这种纠偏不等于从以利为本的极端，走向以人为本的另一个极端，那将是另一种二元论。以人为本走向极端，也会存在背离客观规律的问题。所以，要在物（利）与人（义）之间、在道的层面，取得动态平衡。以人为本的中国式现代，也要在自身内部取得公平与创新的相容，真正用人的能动性克服人的被动性。中国式现代化不应是反西方的，而是要实现东西之间取长补短，共赢发展。

（2）“中国的”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点：生成

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范式，还需要设置一个重要议题：在顶层设计上，同时兼具中国文化的基因与马克思主义的基因，以此来区别西方基因。中国式现代化在基本范式上，与中国文化及马克思主义，在主客观统一范式这一点上有一个交集，这就是“生成”。中国文化的基本范式是生成论的，而马克思主义也是生成论的。

中国文化一直以弥合主客二元对立的生成（易）为顶层范式。典型概念如《大学》中的“诚”，就是指主客一元。这是笛卡尔二元论的盲区。这决定了中国古典经济学具有以人为本的天然取向[1]。中国哲学一直以天人合一为取向，到近代才有了主客二分的意识，这一点与西方形成显著区别，西方直到海德格尔时期才有了主客一元的意识。西方通过新教，将以利为本当作资本主义伦理，实现了以工业化为主的现代化。工业化本身就隐含着主客二元对立。西方在实现工业化后，一些国家也在自然而本能的状态下向以人为本的方向转变，只是缺乏像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那种文化自觉，还只是在生态意义上理解这种现代化新趋势。中国在接受工业化过程中，不自觉接受了这种西方式现代化意识。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对工业化本身的西方式现代化基因有辨识能力，能够用数字化这一更高的现代化基因，扬弃传统工业化中以利为本的弊端。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哲学前提。

再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通的基因。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克服西方主客二元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一点与传统西方精神有极大区别。“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对旧有的主客二分观念的超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以及基于这两大发现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即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以对预设的主客二分的超越为基础的”[2]“马克思对人与历史关系的回答既不是决定论的，也不是非决定论的，而是对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超越——历史生成论。”[3]作为马克思核心概念之一的劳动，也应从生成论角度得到新解。真正的劳动不是被西方式现代化遮蔽了光芒的劳动，是创新与创造，以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其普世价值就在于生成，即新质的涌现。马克思明确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由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4]

生成论的核心特征表现在实践这一范式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对旧有的主客二分观念的超越。”[2]实践是抽离表象后的劳动的本质。生成论同时兼具主体的主动性和客体的受动性，并以实践作为连接的桥梁，且为其特质。

强调认识与实践的主客体一元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以克服西方中心论的根本逻辑。从这一点讲，马克思是一个“另类”的西方人，一位更像毛泽东那样的东方人，而不是典型西方人。由此，我们也可以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加以新的理解。

克服以利为本的顶层范式根据，就在生成（实践）这一最高原则基础上。作为对比，以利为本的顶层范式根据，即西方式现代化的顶层范式根据，则是以笛卡尔心物二元论为代表的主客二元论。他们反对的，正是“生成”，即从中国的“易”到马克思的“实践”，支撑西方现代化或传统工业化这次现代化的根本范式则是生成的反义词，即“存在”。他们把物的存在与心的存在对立起来，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在经济上，表现为《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的对立，物质、物化的“利”（货币）与伦理、人性的“人”（劳动）之间的对立。西方式现代化经济发展虽然具有历史进步性，但问题和局限都出在这里。

2. 经济学范式上的分野：“以利为本”与“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与以利为本的二元对立，是主客二元对立的经济映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以主客一元将人与利统一于道。

凯恩斯曾有名言：“务实的人自以为不受学术理论的影响，可他们往往沦为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目空一切的暴君，其狂妄荒诞的念头，也往往系从学术界数年前的涂鴉之作中剽窃而来。”西方现代经济学家自以为经济学与形而上无关，并没意识到藏在对工业化有限经验的实证背后的，不过是笛卡尔心物二元论，现代经济学不过是主客二元论的一个经济版注脚。把西方现代经济学总的范式取向概括为以利为本，所对应的笛卡尔二元论之处在于，将人与物的关系以代表物的东西（货币）作为财富的根本。这与以人为本（以“美好生活”为本）产生了内在矛盾。表现在明面上就是，凡是不能通过市场用货币结算的东西，都不能计入财富（GDP）的范围内。西方现代经济学对应的经济并不是整体经济（“市场内+市场外”的经济），而是“以利为本”这部分经济。

之所以说以利为本是主客二元的，是因为在现代性（工业化）这个总的历史范畴中，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自然，都是从物的单一视角来理解的。以利为本，是对物化与异化的总概括。

之所以说以人为本是主客一元的，在于其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不是把自然仅仅当作物，而是当作具有生命的生态来理解；在人与人的理想关系上，也不是把他人当作牟利的工具，而是当作社会生态中的相关者来理解。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以人为本特质，突出表现在对活劳动的强调中。活劳动并不直接等于“工人”这个概念，只是在工业化尤其是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二者是等号关系。活劳动的“活”，具有“物”（死物）的力量之外的“人”（活物）的力量的更基本的含义，包含有实践这一弥合主客二分路径的意义。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用物与事之分，区分死劳动与活劳动。物是纯自然的、纯物理的，而事是人作用于物产生的活动。活劳动从根本上说，体现了“事的世界观”。

不仅体力劳动可以是活劳动，而且决策、创新、经营等凡是具有活动特征的行为，都属于广义活劳动的范围。管益忻把这种广义的活劳动区分为研发活劳动、作业活劳动、经营管理活劳动、产业管理活劳动和平台活劳动。按照这种广义的理解，管理活动并不一定只能是代理资本的活动，也可以同活劳动相联系。例如，不仅是企业家可能具有企业家精神，一线劳动者在自主活动中也可能具有与企业家一样的创新精神。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包括APP在内的以创新、创造为主的活动与自主决策行为，都可以归入活劳动范圍。此时，每个人是自己的老板，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可以被新的生产方式所扬弃。

从生成的角度讲，活劳动是创造、创新的活动，即创造价值、创新价值的活动。数字时代的活劳动实际对应的是“知本家”，并不是掌握知识的资本家，而是掌握新型生产要素（如数据、知识）的活劳动，是集劳动要素、资本要素与数据要素于一身，且诸要素处于一元状态、不可分离的智慧主体。

反观西方现代经济学，以利为本，在经济学上将公平、正义等专属于人，而不属于自然的价值，排斥于物质范式之外，形成了与哲学主客二分对应的经济学“物-人”二分的基本逻辑。

西方现代经济学并非不重视公平、正义，而是将它们当作基本范式之下的二级概念、从属概念，当作经济伦理这个二级分支问题。现代经济学将经济学的物理学问题与伦理学问题对立起来，与笛卡尔将物理与道德对立起来，在范式上是完全对应的。

这样说，并不是否定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揭示经济活动中像物理现象一样具有决定论倾向的客观规律，代表了工业时代人们对自然历史过程中自然过程一面的真理。以利为本最主要的积极作用，在于认识人类活动中与物质活动规律相同的一面，今天我们说要遵循客观规律，就是从主客二分论中将一切客体化中来的。在强调以人为本的同时，也坚决反对不遵循客观规律的唯意志论。

但这种以客体否定主体的经济范式，正如阴阳各有局限一样，一旦绝对化，也会在理论和实践中同时产生有严重后果的局限性。这就是忽视人类社会作为自然历史过程的历史的一面。新古典主义理论完全排斥历史主义，包括李斯特的历史主义学派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失于在主客二元中排斥人的能动作用。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只关注物对于人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人对于物的反作用，即社会分配中体现的人的能动性、资源配置中体现的人的创新和创造性等。现实的结果就是在效率提高的同时，无法从范式高度认真对待以人为本，最多是在涓流效应水平把人从“本”理解为“末”，而无视了人的潜力发挥不可能只通过福利化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创新理论所存在的局限。熊彼特创新理论在以创新替代物质投入及其循环流转的地位方面，具有历史功绩。但他的创新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所需要的创新理论相比，有一个重大局限，就是只强调精英创新，将大众排斥出创新主体范围。其中存在的西方式现代化特征在于，认为只有精英代表人，而大众不具有人的资格，还是把多数人当作消极的物来看待。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需要比较彻底地解决在主客二元关系中，将人的特性归还给所有人而不是精英，强调大众也有创新精神。例如，网红也可以在直播等活劳动中体现不亚于老板的创新、创造性，有的网红还可以与老板谈合伙、谈分成，而不是只补偿成本、只拿工资。

以利为本与以人为本，在经济统计计量上也可以看出实际差别。以人为本单从统计量化看，是以利为本的推广。在财富上，把货币计量（基于交换价值）的“利”，推广到不经货币结算（而可能是使用价值之间的物物交换，如数据要素以数据交互的方式交换[5]）的“人”（行为）。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格雷姆·唐纳德·斯诺克斯在《家庭在整体经济中的作用》一书中，主张将家庭经济纳入“整体经济”加以计算，将GDP扩展为社会收入总值（GCI），相当于在现有收入法中加入家庭经济“收入”。根据斯诺克斯对1860～1990年澳大利亚长期动态的研究，家庭经济占社会收入总值的35.8%，与私人经济、公共经济呈三足鼎立之势[6]。

数字经济将使在家办公重新成为经济的主要特征。当然，此时的家庭经济有全球化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作为社会化的基础，不同于小农经济。这给中国式现代化提出需要将以人为本具体化的特别问题。这就是需要有以人为本的计量范式的变化，以适应把数据的在家物物交换纳入财富统计口径的问题。

（三）作为经济范式的“质的规定性”

新质生产力，第一次用质来刻画生产力的特征。加之高质量发展，也突出了质的概念。我们可进一步将新质与高质量提炼为作为经济范式的质，以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的同质性假定。质这个范式加入后，一方面形成对主客二元的西方现代性的超越，另一方面为现代化赋予高于西方工业化（经济人理性）的内涵，同时体现了中国范式特性。

西方现代经济的经济人理性，代表着工具理性，其同质性假定是以主客二元为前提的，同质性代表心物二元中物的特征。西方现代经济总的取向，是把自然当作物，加以同质化；把人也当作物来认识，加以同质化。以利为本，实际是以物为本。

而质的概念作为新范式，区别在于将质的范围从同质性扩展到异质性，反映人不同于物的能动特性，以及自然不同于物的非决定性。用于经济学，质性反映人作为自然历史过程中的历史特征。主客一元与心物一元，都强调人类经济活动是两方面的统一，一方面反映了自然的特征，具有客观规律的一面，包括社会发展，也不是完全随心所欲，要受客观物质规律的决定；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历史的特征，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一面，包括自然发展，也不是完全决定论的，也具有不确定性、复杂性等非决定论的一面。

质作为范式，反映中国特质的那一面在于，质（涌现生成、生生之德）一直是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核心范式。

质在中国文化中不是指状态，而是状态的变化（易），这种变化体现在旧质与新质的新陈代谢之中。“天地之大德曰生”“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质这个范式强调的是，新事物既来自旧事物，但又不同于旧事物，六十四卦中的革卦和鼎卦对此进行了非常深刻的阐释[7]。同时，与主客对立意义上的变化不同，这个变化是物与事（人作用于物形成事）结合形成的“事物”，反映的不仅是客体的生生灭灭，而且是人的活动作用于物而形成的对世界的有破有立的改变。

与西方经济学的同质性假定比较，中国范式中明显在客体中加入了主体因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是事，而不是物。《周易》在天地人三才中，特别重视“人”主观努力的作用。这与今天在创新中强调“人才是第一資源”是一脉相承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周易》蕴含的‘量变质变‘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等深刻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7]

对质进行量化，一直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包括其他社会科学）的弱项。现有经济学用于计量的数量（Q），一直是指同质的量。如何计量异质的量，以及这种量的规律，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范式的一项任务。

我们可以在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基础上，为从异质、高质量中提炼出的质的概念提供均衡水平的严密论证。对经济学来说，可计量的质称为多样化（即质的多样化），用以区分在创新中异质（与众不同）的程度与水平，以及高质量发展中质量变化的程度与水平。1977年的D-S模型第一次将质（多样化）对于均衡的影响，以内生品种的均衡理论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一般来说，质在量上每变动一个单位（如攀上一个“质量阶梯”），均衡就会完全同步地沿着平均成本减边际成本（AC-MC）这一不变价值尺度，从MC向AC变动一个单位。抓住了这个规律，从异质生产力到高质量发展（包括创新驱动）的实证量化，就有了深层范式根据。

利用质这一顶层范式，将经济学从西方式现代化水平升级为中国式现代化水平，除了资源配置中的异质性（差异化、多样化）外，还可以将社会关系意义上的质（如社会关系中的分蛋糕问题）加以内生。

高质量发展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是真实世界中的现实，但由于西方经济学固守同质性假定，无法把这种现象提炼为经济学顶层范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却不受这种限制，可以通过范式突破为未来的现代化提出更高的指引。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式现代化，应加入以人为本，作为经济新范式的核心。以人为本，代表主客统一范式，并与代表主客二元范式的以利为本相区分。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式现代化的质的规定性。

把现代化因素与中国因素合并提炼为质（同质-异质）这一范式后，中国式现代化将在顶层范式上建立起理论制高点。由此出发，许多经济问题将得到重新解释。例如，现代经济学重视价值分析，而忽视使用价值分析，但考虑到价值没有质的区别，而只有使用价值具有质的区别，新质生产力创造新质使用价值，因此有必要对经济学中的使用价值展开系统化的分析。

这种理论创新可以解释为指导真实世界中的实践，例如《“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中的复用，谈的就是数据使用价值的复用与充分利用，其中许多问题是难以在交换价值（数据变钱）上解释明白的；又如，对新剑桥学派、奥地利学派强调的资产异质性，需要重新评价；甚至，对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中讨论的社会关系，新规制经济学讨论的网络外部性等，都可以从质的角度（包括质的量化的角色，如梯若尔所说的会员费、使用费）加以新的解释，从而打开经济学本身进行第二次现代化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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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鲁克俭.超越传统主客二分——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一种解读[J].中国社会科学，2015，（3）：22-38，20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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