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

摘要：媒介的使用與普及对社会发展影响深远，新媒体的发展从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影响着社会的发展。本文从我国网民构成出发，结合社会学视域，分析我国社会阶层的解构与分化，探究新媒体接入与使用后，社会结构如何向合理化、理想化进行转变。

关键词：新媒体；社会阶层；社会结构；变迁

引言

媒介是人类社会生活重要的信息来源，会对人的感官系统、心理以及社会文化等产生重要的影响。纵观人类发展史，传播方式与媒介技术的发展，一次次解构、分化和重构着人类社会的组成，媒介技术打破了原有的传播界限，更打破了时空限定，同时，使人类居住结构趋于合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革新发展。哈罗德·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1]中指出，媒介可分为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其中时间偏向媒介如雕塑对于宗教、人类精神世界的影响，在历史长河中有极强的稳定性；空间偏向媒介如纸张、网络等，可克服空间的障碍，具有时效性。媒介偏向的观点也充分说明了媒介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社会组成有深远的影响。

信息革命后，新媒介技术发展迅速，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与快速发展，为传统产业行业、为人赋予了更多能力与权力，加剧了世界变革，同时也对我国文化、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针对新媒体对社会结构的变迁展开分析。

1. 新媒体时代我国网民的构成

我国媒介技术与移动互联技术建设与发展水平处于世界前列，“5G县县通，宽带村村通”等建设目标的基本完成，使我国成为互联网用户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基础设施、使用设施，以及互联网的有用性，是缩小大众互联网可及性差异的关键因素[2]。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3]，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40～59岁网民群体占比由2022年12月的33.2%提升至34.5%，我国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10.4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6.4%。其中农村用户增幅较大，且新媒体发展衍生的领域中，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26亿人，占网民整体的95.2%。

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7.81亿，占网民整体的72.4%。网络支付、搜索引擎、线上办公等生活工作服务功能的使用也大幅提升。以上数据表明我国新媒体行业发展迅猛，民众已经基本逾越了数字鸿沟中的“接入沟”，更加注重新媒介技术接入后的使用效果与成效，这无疑会对我国社会结构进行解构与分化。

2. 社会阶层与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是一个较为宽泛或模糊的概念，广义的社会结构指经济、政治与社会各领域的结构状况，狭义的社会结构主要指社会阶层构成。马克思指出，对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同导致阶级的产生，在不同阶级划分中，又按照收入差距、教育、职业、特殊的生活圈子，以及各种依赖于情感、信仰、趣味等形成的同质化群体，划分出不同的阶层。社会学家吉尔巴特（Jilbert）和卡尔（Kahl）将决定社会阶层的因素分为三类：经济变量、社会互动变量和政治变量。其中经济变量包括职业、收入和财富；社会互动变量包括个人声望、社会联系和社会化；政治变量则包括权力、阶层意识和流动性。可见划分社会阶层的主要要素包含经济、教育、文化吸纳、职业、社会资源等。新媒体的使用对人们的交际方式、政治参与权利、文化接收方式乃至职业构成重要影响，如新型职业“外卖骑手”“网约司机”“电竞玩家”“直播带货”等。

3. 新媒体的网络赋权（个体性赋权）

马歇尔·麦克卢汉[4]指出，“改变人类生活与工作方式”是媒介发展的重要影响。从个体性赋权角度考量，新媒体用户被赋予了新的资源或权利，在使用过程中建构了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也致使人类生活与工作方式改变。

3.1 信息资源

马克思根据生产资料占有不同划分了阶级。较传统生产资料不同的是，新的媒介技术如终端设备、生产软件、短视频APP、传播渠道等，在我国社会不同群体如年龄层、性别群、学历层等普遍使用。尤其是移动互联高速发展，使信息丰余者与贫乏者间的“鸿沟”淡化。我国移动互联使用的低成本，更明显使社会结构“底部”构成占有网络资源的机会与其他中上游社会阶层均等。

3.2 经济层面

新媒体使得我国传统产业向数字化转型，但前提是先发展数字产业化。从第一代电商平台到微商、微店普及，再到零购行业网络销售平台更加细分化，更有劳力服务类、知识服务类平台的产生，无不催生着新型经济业态与经济力量，甚至传统产业壁垒也被打破。受众转型为用户，实体经济参与者进入电商渠道，用户都被赋予线上商务经济活动参与权利。

3.3 文化层面

互联网的普及使话语权逐渐从精英把控向平民参与过渡，手机等终端的内容生产与传播工具的多媒体特性，如文字、影像、语音等，加之传受者界限的打破，新媒体亚文化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社交媒体的使用权利下放给全体用户，包括生产、表达、接受的权利，极大激发了普通民众的表达欲望与信息获得权利，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发展。

4. 新媒体影响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具体表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依据组织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占有等标准，将我国社会结构组成划分十个阶层。《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显示[5]，21世纪初，我国社会结构形态为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等中下部分的类别占比量最大，顶端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经理人员等占比非常少，整体社会结构组成呈现出顶端细、中下部庞大的“洋葱”状。放眼国际社会，发展中国家中的相对更欠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类似于“金字塔”形状，而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也并不是顶端阶层占比多。我国现阶段社会结构是处于发展中国家中的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两种社会结构中间。新媒体除媒体属性外，更是作为生存空间和社会形态作用于人，改变着传统商业模式、催生产业融合创新，提供就业机遇，加之民众被赋予的各项权利，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的社会结构。

4.1 新媒体提供了更加通暢的社会阶层流动渠道

传统社会中，精英阶层具有代际继承性，弱势阶层也较为固化，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身份分层，随之而来的身份因素是决定社会阶层的主要因素。《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呈现出中下层逐步缩小、中层出现且不断壮大的趋势，现代社会流动机制已经出现，且在逐渐取代传统社会流动机制。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中，尽管各阶层序位已被确立，“先赋性因素”还在影响人的社会地位，但“获致性因素”逐渐成为影响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网络时代媒介技术带来的诸多重要影响，再次加剧了流动机制的开放性。

新媒体的发展与使用，催生了网络经济产业的发展，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转型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岗位机遇，同时新型媒介技术的发展、使用和创意产业的推进，为更多人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他们占有着生产资料与信息资源，传统的知识或信息垄断也因为传播环境与传播渠道变化被逐渐打破，用户对于网络的使用权利与网络获知权利均等。例如，“网络主播”“网约司机”“网络配音”“网络红人”等线上岗位从业者从业门槛不高，通过虚拟空间借助劳力和基础脑力劳动可提升原有的经济、社会资源等，甚至网络空间的某些意见领袖拥有的资源配置与现实社会相形见绌。再如占我国总人口比例6.34%的残疾人士，在传统社会结构底部原本失业无业或丧失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利用新兴行业提供的就业机遇，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实践了不出家门自主创业的模式。新媒体打破了信息壁垒，数字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原有阶层的固化，促进了行业的融合，加剧了阶层流动，尤其是弱势阶层向中间阶层流动的通畅度。

4.2 社会阶层的构成复杂化、模糊化

新媒体促使社会阶层流动加快的同时，也使得原有社会阶层的构成分类变化或者增加。上文提到的互联网催生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和新型行业的诞生，它们提供的工作机遇与岗位中，依照群类划分，显示某些群体并不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原本划分的十大阶层类别。《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6]划分出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包括：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此划分方式中的前两类虽与原有十大阶层划分有重合，但后两类“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无疑与新媒体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是阶层复杂化的表现。

另外，媒介技术的发展、传播环境的变化，都使得个体社会属性更加复杂，主要表现在绝大多数是人们继承着传统的社会角色与职责的同时，也在网络这一社会形态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方面，新媒体对个体的划分表象越发明晰，实则赋予了个体多重身份，现实社会个体可同时属于多个“角色丛”，角色定位的模糊，使其阶层定位摇摆不定[7]；另一方面，新媒体催生的新工作岗位也表现出碎片化、易准入等特点，哪一种劳动收入多，劳动者就会涌入哪个劳动市场，而且不少人在兼职工作[8]。这都使得阶层构成在复杂化的同时也产生了模糊化特征。

4.3 社会阶层组成向合理化、理想化社会结构转型

上文指出，21世纪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得出，我国十大社会阶层组成，整体尚属于底部庞大的“土”字形态，而理想型的社会结构应当为顶部（经营阶层）与底部（弱势阶层）占比较少，中间部分（中产阶级）占比量较大的扁平化样态的“橄榄型”结构。众所周知，中产阶级是一个国家社会结构组成的中坚力量，庞大的中产阶层基础有助于社会发展的稳定，是国家发展必不可少的“稳定器”，中间大两头小的合理化社会结构依据，来源于位于结构中部的阶层具有正向功能的坚定信念。

本文仍依照中国社会科学院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占有为重要标准，从新媒体发展带来的职业样态多样化、个人发展与创业机会增加、信息权利平等化等方面进行判定。

首先是组织资源，也可称之为权力资源，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执政党组织系统而获得的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包括人与物）。网络发展为大众提供了因互联网产生的众多资源，如信息资源、交流传播渠道、休闲娱乐资源、电子商务资源，更有基于“弱传播”理论与作用建立起的网络社交媒体。网络社交媒体不同于权威媒体或传统社会的大众媒体，是基于民众全体使用的平台和线上社区，其中所有个体都享有创作、分享、交流、表达的权利，可共同对于话题或基于共同观点调动用户，形成规模与影响力较大的意见群体。例如，社会话题有可能引起众多用户或群体共同关注、发酵，行动主体间高度信任，进而更为民主化地参与社会问题治理，成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典型的分权化的网络治理，这是新媒体赋予个体的社会资源与组织渠道和能力。

其次是经济资源，具体指生产资料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奴隶制社会生产资料是被奴化的人，封建统治中生产资料是土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是工具，而新媒体时代媒介技术、网络空间与使用权利也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Web3.0时代，人们利用媒介技术、互联网资源高效提升了工作效率，生产力急剧提升，世界早已成为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网络产业的发展、行业间的“破壁”，都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新行业、新岗位的便利准入标准，也为人群自下而上的流动、为社会“稳定器”——中产阶层的储备与壮大提供了条件。

最后是文化资源，指社会以证书或资格加以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网络文化是互联网发展产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是各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开放式的文化意义网络，不仅可以共存，而且在交流的基础上相互影响和互相修正[9]。我国网络文化催生文化由原本的“精英”范式转向“大众”范式，开放性、包容性或“反沉默性”加剧文化多元化发展，个体通过网络获取文化资源、进行文化交流的机会均等，知识服务类平台与自媒体知识服务渠道都打破了原本的知识资源“垄断”或获取成本高的困境，文化资源获取渠道畅通、成本较低。

结语

综上所述，新媒体的发展使得社会群体重新聚合或分化，流动性尤其是自下而上的流动增加，弱势阶层向中间阶层流动，逐步向理想型社会结构转型。

参考文献：

[1]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

[2]邱泽奇，张樹沁，刘世定，等.从数字鸿沟到红利差异——互联网资本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16（10）：93-115，203-204.

[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EB/OL].（2023-08-28）[2023-12-19].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828/c199-10830.html.

[4]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6]人民网.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EB/OL].（2021-01-06）[2023-12-19].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1/0106/c1001-31990197.html.

[7]何华征，孙娜.论新媒体时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及其意义[J].求实，2015（7）： 57-62.

[8]李强.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特征与趋势[J].河北学刊，2021，41（5）：190-199.

[9]曼纽尔·卡斯特.传播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31.

作者简介：张蒙，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视听语言、新闻实务、新媒体。

基金项目：2021年度青海师范大学中青年科研基金项目——青海省少数民族地区媒体融合发展研究（编号：2021QSK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