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知识献给人民

范迪之

这一期《中国青年》上登载了两位老一辈知识分子写的文章，他们回忆了自己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不同遭遇，对比了知识分子在新旧社会的甜与苦。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从他们的经历中可以得到很多启示。

我们从他们在旧社会的遭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解放前，不但中国的工人、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沉重压迫，就是大部分正直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也同样不能摆脱悲惨的命运。

那时，像周轻鼎、李善邦那样没有钱的青年要想求点知识，多不容易！当周轻鼎离家外出求学的时候，三问三不知，真是茫范天涯路，不知何处去。出国留学，更是艰难，不仅衣食无着，还要受尽种族歧视的侮辱。等到大学毕了业，甚至留学回国成了博士、硕士，当了专家、教授，如果没有点靠山，又有什么出路！在旧社会像工程师郝贵林那样的遭遇决不是个别的。今年夏天上海青年宫举办的“忆苦思甜展览会”上，展出了从旧报纸上拍摄下来的几条新闻。其中有一则是：“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前在北平清华研究化学专业的马耸云，因屡找职业，终无结果，于一月二十四日晨三时，至南市外滩市号码头投浦自杀。”还有一则是“征求职业”的广告：“顾君年二十六、交通大学工学院肆业，曾任工厂文书会计。工作时间及待遇不拘。……”这些旧新闻给我们勾划的旧社会知识分子为生活而挣扎的图景，有多么悲惨！为糊口而找工作，既“时间及待遇不拘”，当然更谈不上什么“志愿”、“学用一致”了。

即使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了职业，当个教员、职员、工程师之类，也可以维持个小康之家，看来比起广大工农群众的生活要好多了。但是他们的生活也是很不稳定的。要是来个新官上任，带来批亲戚朋友，就得受到排挤倾轧。遇到民族压迫深重的时候，像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入，更不免国破家亡，流离颠沛；再加之官僚奸商乘机发国难财，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靠薪金过活的知识分子，生活就更困难。即使像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和诗人闻一多那样，也不得不靠刻字度日；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不愿领美国的“救济面粉”，就得全家挨饿。要是对反动统治者表示一点不满，像李公朴、闻一多那样，就得遭到迫害、暗杀。

在旧社会，有些有本领、有志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也曾想把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祖国做些事情。李善邦何曾不想“咬住牙关，在地震方面搞出点名堂来”，为中国人争口气。但是，那时的科学研究事业，只是反动统治者作为点缀品的花瓶而已。既没有什么国家建设提出的课题要你研究，经费、图书、器材也无着落。真是不生不灭，半死不活，几十年的辛苦，终究搞不出什么名堂来。解放以前，我国也曾有少数科学家，做出过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大都是在国外寄人篱下做出来的，不但成果为别人所利用，甚至连发明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吴有训和美国人康普顿合作，发现了原子物理学上重要的“康普顿效应”，就只挂了康普顿之名。有人把解放前的科学事业比之为生在邻人院子里的紫藤，纵然有几朵花开在自己的庭院里，毕竟是无根之木，更谈不上依此可以什么“科学救国”了。

周轻鼎、李善邦等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经历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旧社会，并不是像有些青年所设想的，知识分子“只要有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是怕得很。他们怕失业，怕没有饭吃，怕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怕侮辱，怕迫害……。他们的遭遇也不是个别人的什么不幸，而正是反映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在那时的共同命运。这是因为决定知识分子的命运、前途的，不是知识分子个人有没有专长，本领有多大，而是决定于社会制度，决定于他们为什么阶级服务。

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但是，也没有“超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总是要依附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了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为无阶级革命事业服务，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不断遭到反动统治阶级的无情摧残和血腥镇压，但是他们充满着建立新中国的美好前途的信心，前仆后继地为之而斗争，他们所走的道路，是旧社会知识分子唯一正确的道路。另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是甘心情愿做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走卒的，像胡适、王云五之流，他们也曾一时飞黄腾达，当了什么“行政院长”“驻美大使”，和蒋介石竞选过“总统”。但是他们的命运，也和反动统治阶级一样，被中国人民当作垃圾扫出了大陆。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方面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与剥削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摆脱不了对他们的依附，并为他们服务；另一方面，他们的附庸地位，也决定了他们同样要受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那时，有些知识分子企图不问政治，搞点学问，“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有些人想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幻想“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等，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行不通，因此他们苦闷，彷徨，没有出路，没有前途。

一九四五年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耍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

毛主席这段话，正是知识分子在新旧社会遭遇不同的根源所在。周轻鼎等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切身体会，也正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这种时代命运。他们深深感到，在旧社会依附于剥削阶级是没有前途、没有出路的。“学了东西也只好带到棺材里去”。只有在新社会，在党的领导下，依附于无产阶级，为劳动人民服务，才是知识分子真正的光辉前途。因而他们都十分珍惜今天能够有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虽然他们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但是仍然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力争要为祖国、为人民多作出一些贡献。这是他们几十年流过的辛酸血泪换来的觉悟。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这种经历，应该从他们的这些体会中得到借鉴，珍惜今人这样幸福的环境，更加发愤地学习，更加热情地工作。

周轻鼎说：“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下，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发挥作用。”这是他从几十年的苦难经历里体会到的真理。本来，一个人有了知识，有了技术，是把它当作个人图享受的资本，还是把它献给人民，当作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这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觉悟高低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发挥作用大小的关键所在。在旧社会，知识分子是靠出卖知识生活的，因而他们往往把知识当作个人的资本，待价而沽。资产阶级也正好利用这一点，用他们的金钱，依靠他们的政治势力，雇佣一批知识分子为他们服务。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的：“资产阶级抹去了所有一切素被尊崇景仰的职业上面的神圣光彩。它把医生、律师、牧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拿钱雇佣的仆役。”现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已经改变了，成了国家的主人，把自己的知识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已经被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但是把知识当作追求个人利益的资本的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意识，还不是一下就能清除的。有些青年认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如果把知识作为追求个人利益的资本，就会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在工作中挑肥拣瘦，吃不得艰苦，遇不得困难，受不起风浪。他们即使有一定的知识和本领，也会由于缺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而限制了自己更好地发挥作用。

所以，对于知识青年来说，耍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要使自己有用的知识发出更大的光辉，最重要的是要解决知识为谁服务这个根本问题，也就是说要把自己从人民那里得来的知识，全心全意地献给人民，为人民服务。这也是我们从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回忆对比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