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吕叔湘《语文常谈》

王宗炎

吕叔湘先生的这本近著，看体积是一本小书，看内容却不下于一本大书。把汉语语言学的主要问题用六万多字概括起来，而且讲得那么明白晓畅，这需要长期的酝酿、深入的发掘和艰苦的锤炼工夫。

依我看，这书是有明显的目标的。它提倡文字改革；它说明应当采用拼音文字；它给推广普通话扫除了一些障碍；它明确地提出，既要重文(文字)，也要重语(语言)。作者似乎觉得，这些事情要做，就好象应该戒烟，应该从事体育锻炼一样——可是有不少人就是照样抽烟，又不肯去跑步或打太极拳。

但是这书也不是单纯宣传文字改革的。它的内容十分丰富：既谈语言，又谈文学；既谈现代汉语，又谈古代汉语。作者掌握了大量生动有趣的事例和材料，有的是读书心得，有的来自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娓娓而谈，津津有味。即使你并不关心文字改革，读了这书也会增加许多有用的知识，对中国语言文字能进一步地理解和欣赏。

对于搞普通语言学或外国语的人，这书又别有其吸引力。作者没有引经据典，可是深入浅出，论证详明，给我们指点出语言研究的一些窍门。他撇开枝节，抓住重点；不从理论出发，而从事实出发。他通过对比中外语言，力图摸出汉语的真正特点。有些议论，看似平淡无奇，因为作者是那么安详平静，不动声色，可是细想一下，其实是挑战性的。

一

没有语言是否就没有意义？意义依赖语言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思维是否必须通过语言？有人说，思维是离不开语言的，可是也有人持相反的论调。

作者当然研究过斯大林的语言理论，可是对于科学家，观察事实重于背诵经典，或者说客观事实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作者的意见是：“只要看几个月的婴儿，不会说话，可是‘懂事儿，也就是说，外界的某些事物在他的脑子里是有意义的。又比如人们点点头，招招手，也都可以传达一定的意义，可见不是离开语言就没有‘意义。”(62页)这些话十分使人信服，分明讲到了体语(bodylanguage)，即思维有时可以离开语言，不用语言来表达，不过不使用语言学术用语，不引用外国学者的话为自己张目而已。

第四章谈汉语语法特点，有许多精辟的议论。作者指出，次序不同，意义也就不同。“‘一会儿再谈是现在不谈，‘再谈一会儿是现在谈得不够。”(47页)这讲得很好，头一个“再”是然后的意思，第二个“再”是继续的意思。“‘三天总得下一场雨，雨也许是多了一点儿，‘一场雨总得下三天，那可真是不得了啦。”(47页)这也讲得好，前面那个“三天”是“每三天”，后面那个“三天”是“三天之久”。我由此想到，次序不同，词义、句义也就不同，彼此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如此复杂的关系，Chomsky能否用什么公式表示出来？

在谈汉语语法时，作者“下决心不搬出主语、谓语、宾语”等等，我赞成。说实在的，我猜(当然不能肯定)对于中国学生，多讲这些东西未必有用，提一下就可以了。讲英语语法不能不讲主、谓、宾，因为英语谓语动词要跟主语的人称和数取得一致，人称代词充当宾语要用宾格，动词充当宾语又只能用-ing形式。汉语语法是否要大讲而特讲这些玩意儿呢？我有点怀疑。

如果学生只读一本语法书，老师还好当；要是多看了几本，老师就麻烦。最近出版的一本谈现代汉语的书是这样分析句子的：

(a)去年发生了几件大事。(“去年”是主语。)

(b)去年世界上发生了几件大事。(“去年”是全句的修饰语。)

(c)津浦路上，他遇到了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津浦路上”是全句的修饰语。)①

这种分析法未必能得到读者举手一致通过。有人会说，a是无主语句，a、b两句的“去年”跟c句的“津浦路上”半斤对八两，都是全句的修饰语或状语。又有人会说，a、b两句的“去年”都是主语，只不过前者后头有动词谓语，后者后头有主谓谓语。这种争论闹了许多年，双方各执一辞，谁也说服不了谁。可是问题是，我们该纠缠在这些名称术语上头吗？也许不应该，而应该注意别的东西。

总之，我赞同作者的意见：汉语语法未必简易，只是有人习焉不察，以为“中国话就是没有什么文法”罢了。

作者说，语法“在所有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别都不大，如果把虚词算在词汇一边的话。”(86页)一般说来，这话是对的。但是我感觉到，对于研究方言或推广普通话的人，各方言之间的语法分歧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比方广州话某些词语的安排次序，有的是普通话所不容许的：

广州话普通话

你行先。你先走。

奇怪啊，又。可又奇怪啦。

俾啦，就。那么就给他吧。

关于词与非词的区分，这两种话也不完全一样。有个广州记者这样写：

他就在这又窄又嘈的环境中潜心翻译，刻苦攻读。

在广州话，“窄、嘈”都是词；在普通话，“窄”是词，“嘈”只是语素，跟“狭、伟、宏”一样，不是词。

作者拿汉语和英语比较，认为“汉语是比较经济的”，可是他补上一句，“经济原则在不同的语言里的体现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61页)两面都看到，这就避免了偏见。有时候英语确是显得絮烦，例如：

跑警报runforshelterduringanairraid

等门situpforsomebodytocomeback

谢幕respondtoacurtaincall

偷嘴takefoodonthesly

但是有时候英语比汉语能少用一个宾语：

Hedrovetothestation.他开汽车到车站。

Heactedwell.他演戏演得好。

Hetelephonedtome.他打电话给我。

HeflewtoNanjing.他坐飞机到南京。

有一些知识分子认为，文字(汉字)和语言是并列的两种表达意思的工具。作者说这是不正确的理解。他指出，“一个字，甚至是最象形的字，也必然要跟一定的字音相联系”(5页)。他听过人说，“汉字最美，‘玫瑰二字能让你立刻看见那娇嫩的颜色，闻到那芬芳的香味，一写成méiguì就啥也没了。”这种看法他觉得是认识不清，我也是这样看。

但是天下事情总有个根由，认为文字与语言平行，这种误解的根由何在呢？

我以为，第一，这是由于只看见文字的超时间和超空间性，而没有看到它对语言的依附性。例如唐诗“莫向临邛去”，现代普通话念mòxiàngLínchòngqù，可是唐代据说是念ｍａｋｘǐａηｃｌǐｍｃｇ‘ｗｏηｋ‘ǐｗｏ。①语言的声音不同，文字的意义却不变，似乎文字自文字，语言自语言。其实这里的关系是：

唐代语音—→汉字←—现代语音汉字在这里仍然是附着于语言，标志着语音的，不过它是不同时代的语言之间的桥梁，能把唐代语音所表示的意思保持下来而已。

但是我们应该承认，汉字确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因为它的部首偏旁往往能表意。有人说“玫瑰”二字很美，大概是从玉旁得到颜色的联想(芳香的联想不能由此得来)。要是说作为文字，“玫瑰”与meíuì完全一样，或者与英文rose，德文Rose，意大利文rosa作用完全相同，人家未必信服。不懂英语的中国人，看见tungsten，fluorine，loon，lynx是根本什么也猜不出的，可是看见“钨”知道是金属，看见“氟”知道是气体，看见“”知道是鸟类，看见“猞猁狲”知道是兽类，这就是因为部首偏旁帮助了他。不过我们不能把汉字的表意功能夸大，竟以为它与语言平行。谁能从“”的字形看出是大旗，从“苯”的字形看出是有香气的液体？

“有人拿阿拉伯数字和科学上各种符号作为文字可以超脱语言的例子”，这诚如作者所说，是只看见表面现象，拟于不伦。(6页)2×2＝4，说汉语的人懂，说英语的人也懂，这些符号是不附着于任何语言的。可是“二乘二等于四”这句话，说英语的人(除非学过汉语)就不懂，因为那是èrchéngèrdèngyúsì的符号或标志，离开了汉语，它就没有意义了。

二

现在谈谈采用拼音文字的问题。我觉得，简化汉字是小改革，采用拼音文字是大革命，二者大不一样。简化汉字我们已取得了经验和成绩，但是前几年考虑不周，跑得太快，还是不得不后退一步，重新研究应该如何前进。采用拼音文字事关重大，它的利害得失如何，实用性、可行性如何，更得认真地盘算、讨论和实验——最重要的是实验。

我想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汉字难学，拼音文字似乎易学，可是后者到底比前者好多少，特别是在正字法没有确定之前？

在我所看到的外国书里，只有一个人以为，对某些语言来说，拼音文字未必比汉字好。这不能成为权威性意见，可是仍然不妨参考一下。

在第八届世界语言学家会议上，DonGrahamStuart叙述了下面这个事实。他那六岁半的小孩能说日本语、荷兰语和英语，父母教给他的主要是拉丁字母，小孩自己看日本假名书本(其中有许多汉字)只有一年多，可是这小孩阅读英文书最困难(因为拼写法不规则)，荷兰文次之(那是半音位文字)，而阅读日文书则进步最快。Stuart相信，日本小孩开始阅读书籍，进步一般比欧洲小孩快。

本书作者说，汉字容易写错别字(这当然是事实)，拼音文字比较不容易写错别字。可是在正字法还没有确立和形成牢固习惯之前，分写连写也会成为混乱的来源的。不信，请看看我们那些出口商品的商标和说明。在一个口服蜂乳的盒子上，一边写Koufufengru，一边却写Koufufengru。又如“紫花杜鹃糖衣片”是一种药，该写zihuadujuantangyipian呢，还是zihuadujuantangyipian呢？

标调是另一个问题。汉语拼音方案是标出声调的，可是现在许多拼音名称都不标调。《人民日报》是RenminRibao，《光明日报》是GuangmingRibao。可是如果不标调，看见ShanxiRibao我们怎么知道是《陕西日报》还是《山西日报》？十年前广州的公共汽车上写着GongGongQiChe，有人开玩笑，说这是“公公汽车”，婆婆坐不得。

第二，确定了正字法之后，是否就能够和应该采用拼音文字呢？这个问题很大，我也许是无知或保守，不过不妨谈谈个人意见，向读者请教。我觉得，遥远的未来难以预测，可是在2000年以前，换一种文字似乎可能性不大，也没有可见的利益。采用拼音文字，只对一种人方便——能说普通话，又不认得汉字的。不会说普通话的人，要正确地书写拼音文字是困难的。至于要认得汉字的人改用拼音文字，那就好比要用惯右手的人改为左撇子，既费劲，又费时间。恐怕不能说不热烈赞成拼音文字的人都是愚昧和懒惰，因为文字一改变，就要大大减低阅读速度(甚至减低书写速度)，耽误许多工作，而浪费精力和时间是四个现代化所不允许的。

汉字笔画多，可是占空间少。李方桂先生举过一个例子：“东京驿”三字写在墙上只占一点地方，DongjingYi可是一长串。长一点的名称更是如此，试比较“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和ZhongguoRenminYinhangSichuanShengFenhang。如何才能节省纸张和印刷费，这在我们这个穷国家是不能不考虑的。

本书说：“不错，普通话还没有普及，可是拼音文字也不是光有一张字母表和几条拼写规则，还要有课本，有词典，可以让不太熟习普通话的人有个学习的工具。”(109页)问题是，在一个十亿人口的国家里，要印多少课本和词典才够呢？凑合着使用汉字，把编写、印刷、运输、销售几千万本讲拼音文字的课本、词典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别的更急需的东西，岂非上算一些？

人们不赞成采用拼音文字，还与关心传统文化有关。有人说，文字一改，人们就不能读古书，不能继承文化遗产了。作者承认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可是认为“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读古书是比较少数人的事情，古书的精华总是要翻译成现代话的。”(109—110页)事实上，读文言古书现在虽是少数人的事情，读白话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传》等等却是小学生都会了。改了文字，就剥夺了他们看孙悟空、鲁智深的故事的权利。至于翻译古书的精华，谈何容易！有几个人能把周秦诸子译成现代话？又有谁能把骄文、律诗、宋词、元曲译成可读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普通话？

但是我们最关心的还不是古书和古代文化，而是近百年来，尤其是解放以来的近代、现代书和现代文化。试想文字一改，我们的档案、条约、地图、史料、鲁迅的《呐喊》、老舍的《茶馆》、各大中小学的教材、各研究机关的文献资料、各社队厂矿积累下来的文件和纪录，样样都要译成拼音文字，不然未来的中国人就看不懂，用不上，我们哪里有这么多的人手、时间、纸张油墨、印刷机器？这是一件不能掉以轻心的大事情，是不是？

我当然承认，汉字识字难，写字难，打字难，排字难，利用穿孔卡片分类、排顺序、做统计难，利用电子计算机查文献、搞翻译难。文字工作效率不高，这是大家都感到头疼的事情。但是汉字和拼音文字各有利弊，文字一改，全盘皆翻，非但影响语文教育，也关系到国计民生。如果将来真的采用拼音文字，也要考虑到时机、条件、可能性、易接受性等等问题，急躁不得。

三

本书写得浅显明白，但是个别地方还有些小问题，如需要加注或改动一下词句等等。这里抄下若干条供作者考虑。

12页说，“嗫嚅”是双声。但是现在的读法是nièrú。古音怎么念，最好用音标注出。

18页说，“上古诗歌以元音和谐为主，似乎声调不同也可以押韵。”这在一般读者难以了解，可否举例说明？

19页说，“儿尔汝”双声，“恩怨”双声，这与现代语音不同，也应该把古音注出。

22页说，“郭冠军家”双声，“凡婢”双声，这也需要注音，理由同上。

27页说，“苹果”是音译词。不知是否以为“苹果”即是梵语“频婆”？据新《辞海》说，“中国苹果”原产于我国，而广东话“频婆”指的是凤眼果，不是苹果。作者根据什么书，希望告诉读者。

31页说，“大宛”古代读dà－yuān，“龟兹”古代读qiū－cī，“单于”古代读chán－yū，“冒顿”古代读mò－dū。这是无疑的。可是古代译者为什么要采用这些古里古怪的音译，而不把“大宛”译为“大元”，“龟兹”译为“秋雌”？最好说明一下。再说，作者主张废除破读，例如“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他说第二个“王”字不必读wàng。(32页)那么“大宛”今天该读dà－yuān呢，还是dà－wǎn呢？读者会想知道作者的意见。

57页说，“黑色金属＝铁。”这是一般人的理解，可是《现代汉语词典》说黑色金属是“工业上对铁、锰、铬的统称”。

(《语文常谈》，吕叔湘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年九月第一版，0.29元)

①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出版，312，319页。

②据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