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植于黄土旮旯里的乡土叙事

彭 青

在中国乡土文学创作的地图上,从新文学产生到21世纪初的近百年时间里,形成了乡土文学的地域格局,我们在这幅文学地图上,可以看到鲁迅笔下的江南鲁镇、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孙犁笔下的荷花淀、废名笔下的黄梅故乡等。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们在这幅文学地图上还可以察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乡土叙事地点:陕西有贾平凹的商州、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黄土高坡;山东有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湖北有陈应松的神农架;河南有周大新的南阳盆地;辽宁有刁斗的张集,等等。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西北的甘肃,会发现这个在现代文学史上几乎毫无文学建树的地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乡土文学的地理位置上,居然占有了一席之地。一席之地的说法似乎不妥帖,准确地说,应该是占了两席之位,即甘肃的河西走廊与陇东。

甘肃地形东西狭长,地貌特征复杂。南部的陇南与四川接壤,具有浓郁的南方风情;西部的河西走廊,绵延1600多公里,雪山、大漠、戈壁构成了它独特的地理特征;甘肃东部的陇东被陕西挟裹,受秦地文化影响,关陇文化是其显著的特色。在全国乡土文学视野上考察甘肃乡土小说创作的地理格局,我们可以骄傲地看到:以河西走廊做为小说环境的作家,用他们的作品支撑起了一片文学的天空,雪漠的《大漠祭》《猎原》《白虎关》,王新军的《八个家》《农民》和《最后一个穷人》,唐达天的《沙尘暴》等作品中展示独具特色的沙漠、戈壁地域色彩,以及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农民形象,为中国乡土文学创作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中国地图上,陇东可能不会引起一般人的注意。这里是世界上黄土层最厚的的地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活跃着一批写作者,他们同样用他们的作品,构筑起了一方文学领地。邵振国、柏原、马步升等人,用他们富有地方色彩的文学作品,将读者的眼球吸引到董志塬以及黄土地的犄角旮旯,让读者领略到那一方土地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在这些作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首推马步升。

马步升用散文、小说构筑了一个文学意义上的陇东。马步升早期的短篇小说《老碗会》富有浓郁的陇东地域色彩,是他的成名作。后来他创作了长篇小说《女人狱》,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要么写远离故土的寂寞与失落,要么写公案故事;这些作品要么与作者的故乡相距甚远,要么,为故乡建立的基准点过于游移,作品产生的影响不是很大。后来,马步升创作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江湖笔记”系列小说,从《哈一刀》《焉支客》《秀才和》《沙漠红》到《一点江湖》。“这些小说因为以西部漠野为背景而具有地域性写作的特点,尖锐、神秘、惊奇,但它们指向的不是地域的肉体,而是性情。”[1]经过了一段“精巧而浪漫”的江湖笔记式的创作之后,马步升并没有沉寂。近年来,他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他曾经生活过的故乡,以故乡为背景,把笔触摸到黄土旮旯。这里是他熟悉而又亲切的地方,在这里,他可以自由地驰骋、想象,诗意地挥洒飞扬的文字,这里是他创作的根基。《老碗会》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成为马步升早期小说的代表作,进入新世纪,他在创作“江湖笔记”小说的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乡土题材小说。

也许马步升的精神世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故乡,在他乡、城市寓居的生活,更让他感到了故乡的亲切和真实。他以局外人的眼光看乡村,以乡村人的感受写乡村,这样的乡村已经不是原生态的乡村,而是他生命与情感交接的地方,是马步升以往岁月积淀的回忆在心灵深处反复碰撞的结果,那里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进入新世纪以来,他先后创作发表了《两个疯子:一男一女》(2000年)、《鱼蛋蛋的革命行动》(2002年)、《绿苍蝇》(2002年)、《杜家有子》(2002年)、《少年的黄昏》(2003年)、《谎蛋》(2003年)、《河边的证明》(2003年)、《擀毡》(2004年)、《新的一天来到了》(2005年)、《被夜打湿的男人》《那一架打的》(2005年)、《打架的季节》(2007年)、《知情者》等大量中短篇小说,直到近两年的作品,如《你的心情还好吗》(2008年)、《道光三年的地契》(2009年)、《至尊宝柳瘸子》(2009年)、《天净沙》(2009年)、《软村庄》(2009年)等等,都取材于他所熟悉的故乡,这些作品为他的创作带来了声誉。这些作品无不以黄土旮旯的乡村为背景进行叙事,他的创作要么叙写百年乡村变迁史,要么贴近乡村现实,展现乡村苦难的现实。长篇小说《青白盐》(2008年)的面世,可以视为马步升对自己整个创作生涯的一次总检阅。笔者在此将马步升小说创作历程作一个粗线条的勾勒,希望看到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用独特视角表现现实,在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不断有所追求的作家。

一、构筑文学意义上的陇东

米兰·昆德拉曾说:“小说的精神是延续性。每部作品都是对它之前作品的回应,每部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一切经验。”[2]在20年的小说创作实践中,从最初的中篇小说《老碗会》到2008年的长篇《青白盐》,马步升都是在“延续”,延续一种大陇东文化意蕴。大凡读过马步升小说的人,都会在不同的作品中感受到陇东独特的文化、风俗、风情。马步升用了20年的时间,构筑了一片文学意义上的陇东。这里是他创作的源泉,是他的精神故乡,也是他的文学“领地”。在这块领地里,马步升筚路蓝缕,孜孜以求,不断超越自我,不断挑战自我,用富有地方色彩的语言,筑起了一片属于自己的乡土叙事的领地。

《青白盐》可以说是马步升构筑“陇东”文学领地的集大成之作。如果说以前的那些中短篇小说创作是零散的、点点滴滴的叙述的话,那么,《青白盐》则是一种全方位、大跨度、气势磅礴的叙述。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用汪洋恣肆的语言,游刃有余地展现了陇东百年历史的变迁。作品带给读者的,是与以往文学史上不同地域特点的风景、风俗与风情。在黄土沟壑纵横,交通不便利的条件下,挑夫北上盐池,用双肩挑回生活必需品——盐。他们在路途中的艰辛与欢乐,在《青白盐》中,作者并没有写得十分的仔细。在短篇小说《天净沙》中,作者则将路途至上的情形描绘得淋漓尽致,小说中的人物牛不从是《青白盐》里人物的名字,马步升将“以往的经验”不断“回应”,这一切,都是为了原初的构想,是为他的精神领地不断灌注心血。

小说艺术的核心是塑造人物艺术形象。马步升力图要展示出陇东人物的基本特征:险固的地理形势,严峻的自然条件,磨练了陇东人不畏艰苦、粗狂劲悍的品格特征。马步升在“陇东”这块精神领地上,为我们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从清朝末年一直延续到21世纪。从清末西峰大盐商马正天到挑夫牛不从(《青白盐》),新旧政权之交的郭三麻子、梁东珠(《绿苍蝇》),文革中的鱼蛋蛋(《鱼蛋蛋的革命行动》),改革开放时代的农民工牛二军(《被夜打湿的男人》)以及今天留守在农村的农村妇女。在这些人物当中,马正天最有代表性,他散漫钱财,讲义气,率性而为。他率领800名脚户包围了陇东府衙的壮举,是一种率性而为,包围府衙,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仅仅是因为众脚户信任他,他因此愿意为之付出代价,即使危及生命也在所不惜。在他的身上,我们感觉到的是一种侠肝义胆的豪迈,一种大丈夫的无畏、无惧。陇东妇女形象在马步升的笔下同样得到尽情地展示,《青白盐》中的叶儿,是一个忍辱负重,为她所爱的人敢于献身的可爱妇女形象。不同小说中,作者写出了不同身份的农村人,有乡村基层干部、普通男女农民,在这些众多的人物身上,寄托了作者对农民的一种真诚的、原生态的性格特征的揭示。作者抛弃了以往士大夫阶层的“悯农”意识和精英立场,以农民代言人的姿态写农民,这样,使得人物亲切、逼真。

二、站在远处与突如其中

流寓色彩是现代乡土小说的一个重要的美学特征,这与作家及其书写对象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马步升和中国大多数的乡土小说家一样都是地域性乡土的逃离者,当他进入城市文化圈之后,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乡村文化的真实状态;也只有当他重返“精神故乡”时,才能在城市与农村的反差中找到他描写的视点[3]。当今有太多的作家在写农民的时候,都是带着一种怜悯、同情的笔调写农民。在大多数作品中,农民除了受苦、悲哀、受欺凌以外,他们几乎就没有什么快乐可言。这样的写作,并没有反映出农村生活的本真状态和农民的真实情感世界。我们从温铁军博士的《给总理的一封信》中知道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随着“三农”问题的出现,作家们一窝蜂地表述“底层”,无论是远离故乡去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还是留守在农村的农民,他们无一例外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没有欢乐,绝望、痛苦、被压迫成为大多数作家笔下农民的基本精神状态,农民的生存状态更是被写得惨不忍睹。有人甚至认为农村成凋落为“荒原”。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如果农民都是作家笔下的这个样子,农民早就不堪折磨,痛苦而死了,农村也是荒芜凋敝,死气沉沉了。我认为,这些写作者是站在远处写乡村,并没有突如其中。真正的乡村是什么样子的?农民的精神世界又是怎样的?只有突如其中,才能真实地将这种状况表现出来。

马步升在他的小说创作中,用浪漫、温馨的笔调写出了黄土旮旯人的欢乐,物质的贫乏,并不代表精神的不快乐。传统文化是农民自娱自乐的“根”,这种传统文化有多种形式,有的高雅,有的低俗。在马步升的小说里,我们既能看到传统文化给人的内心带来的欢乐,也能看到更多的粗狂与俗腔俚调。在地理位置上,陇东除了西部与甘肃部分相连之外,被宁夏切割而开,陇东绝大部分的土地与陕西整体相连,融为一体。地理位置的紧密相连,决定了传统文化的血肉相连与不可分割。陕西人钟爱的秦腔,同样融入陇东人的精神血脉之中。在马步升的小说里,多次体现出秦腔给陇东人带来的快感与心灵的慰藉。

马登月唱(秦腔)得快意,抬头望了望

墙那边,更觉得快意,从腰里解下旱烟锅,装满一锅,划一根火柴慢悠悠点着,抽几口,看烟圈轻飘飘袅往高处,在院里又跑几圈,觉得还是唱秦腔好。秦腔确实是好东西,苦了,又帮你诉苦的戏文,甜了,有帮你尝甜的戏文,骂贪官的,骂恶妇的,骂驴日不是男人的,应有尽有,也有骂自个的……[4]

在《道光三年的地契》中,作者通过主人公胡来麦的感受,进一步阐述了秦腔给人带来的精神快乐:

这段时间胡来麦没来由地经常感慨万端,嗟叹连连,只是到底还是没有放开嗓子喊秦腔。他的嗓子实在算不得人的嗓子,秦腔经他的嗓子喊出来,确实是糟蹋了。在这一点上,他是有自知之明的。从小他便对秦腔有一种莫名的敬畏感,这种敬畏感是与日俱增的,哪怕是苦闷得要把肚肠憋破了,哪怕快活得要疯了,他始终坚持把喊秦腔的欲望死死憋在心里。他只在心底暗暗地喊,有时候,人们发现,他一个人紧咬双唇,脸色发青,痛苦得死去活来,好似在屙硬屎,其实,他是在硬憋着,不让自己把秦腔喊出来。他喊的秦腔,他的耳朵都听不见,只有他的心听得见。这就足够了。好东西是不能与人分享的,他说。此时,他便在心里喊:

天晴大日头,

下雨水长流,

人在桥上过,

水在桥下流。

打渔没有网,

钓鱼没有钩,

鱼儿呀莫笑吹鼓手!

心里喊了几嗓子,胡来麦已变成那个招亲的席老八了,一身上下内外都美得无边无际的。看见自家婆娘在院门外迎风招摇,缠在头顶的红丝带像一轮冉冉东升的太阳,他心里一暖,竟暖得有些颠五倒六……

除了秦腔,马步升小说里还写到大量的俗腔俚调,这些俗腔俚调甚至带有浓重的色情成分,但是,正是由于这些“酸曲”的插入,将人物精神之沉重得到释放,既释放了自己的沉重也感染了他人的情绪,达到自娱与娱人的双重目的。

在《天净沙》里,作者是这样渲染酸曲给人带来的快感:

白布衫衫上滴了一点点油,

你脱你的裤子我耍我的猴。

只听得轰的一声,院子炸了窝,整个驿站的地下像是装满了炸药,一时被引爆了。小镇的狗也在凑热闹,涎水嘴歌声乍起,它们群声应和,歌声落了,它们仍在叫。有人打趣道:涎水嘴,你听听啊,你的徒弟唱得好,还是你唱得好?涎水嘴说,我的徒弟和你一样唱得好。牛不从觉得谁在往他的体内吹气,耳朵胀了,胸口胀了,丹田胀了,丹田以下胀了,整个身子轻了,如果此时过来一股风,他会飘起来的。

农民是一个沉默的阶层,他们没有话语权。他们忍受了太多的苦难,他们的欢乐自有它独特的存在方式。

三、通过人物的命运遭际表现对人生的思考

马步升用一个知识分子的民间情怀,带着对童年和故乡的回忆,用隐含着乡思、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显示了鲜明的地方。他小说叙事的地点,往往离不开一个“马莲河从三面环绕、背靠着黄土大山的村庄。”村庄里的人住的是窑洞,睡的是土炕,抽的是旱烟,唱的是秦腔。从村庄向外望,是连绵不断的黄土沟壑。马步升把他的笔触及到最偏远、最贫困的黄土旮旯,故事的主人公大多是远离商品、市场的淳朴山民。在这些平凡的男男女女身上,作者讲述了一个个故事,借助于这些故事和人物,马步升把自己对对人生的思索、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对乡村道德意识形态的思考等进行了淋漓尽致地表达。

《青白盐》讲述了一个家族百年历史的荣辱变迁,但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动荡的历史,讲述的是人在历史旋涡中的飘摇之感,以及对人生意义的一种思考与追问。作者借助马正天、马登月以及“我”的命运遭际,表达的是对人生的心灰意冷和绝望的感受。“我也由此知道了,我的爷爷马登月身为一个世代相当奇缺的人才,为何甘于堕落,为何如此心灰意冷,把自己完全置于无所作为的境地。哀莫大于心死,同莫过于伤情,看透世情冷透心,识破人心惊破胆,我们都使背人剁碎了心的人。”这样的感受,也许有人认为不够崇高和伟大,但是,这正是一个小说家把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所进行的真实写照。想想卡夫卡,他的孤独、绝望不正是人类普遍的感受吗?艺术家的感觉越是普遍的,就会越持久。失望、心灰意冷、心碎的感觉是人类普遍的感觉。只不过这种感觉被以往的“宏大叙事”所遮蔽罢了。

《至尊宝柳瘸子》的切入点很新颖,颇具匠心。小说内容依然是当下热门的“农民工”题材,但是,作者通过间接的叙述,讲述的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的妻子在家乡的生活情形。作者选取女人情欲问题,其实思考的是人性问题。归根结底,表达了作者对底层人物的悲悯、同情之情。

《知情者》篇幅很短,但是这篇小说颇受关注。小说之所以被关注,就是因为作者把人物的遭际推向了极致,由此把每个人都推上了道德的审判台,索索,改改,全村的人都一样。索索及村人为了同情一个弱女子改改,共同坚守一个“秘密”长达20年。特别是索索,为了改改能不受法律的制裁,违背事实和良心,装哑巴,沉默20年,这是一种怎样的煎熬啊,但他忍受了下来。其实,这20年对他来说是充满煎熬的与痛苦的20年。

《道光三年的地契》通过主人公胡来麦家发现的一张道光三年的地契,讲述了人物命运的反复与无常。而小人物的命运之所以反复,是因为他们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乡长、村支书、马专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胡来麦在反复的被摆弄当中,最终依然站在以前的原点。他经过了一段如阿Q般的精神狂欢之后,回到了他以前的生活轨迹当中。作品剖析了一个村子乃至一个县的人的生存面貌和精神状态,从而折射出整个时代人的精神状态,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讽刺艺术手法不露声色地贯穿于作品的始终。胡来麦家的三只鸡被白白地吃掉了,他的精神从迷惑到狂欢,再到莫名的亢奋,虚幻的精神满足,使得他甘愿杀了两只下蛋的母鸡来招待专家与副乡长。而吃鸡的几个人从精神到物质控制了胡来麦。

四、更高文学境界的召唤

小说家借助于他所熟悉的生活疆域,要表达的是一种普世的人间情怀和道德诉求。只有方言、地域色彩的风景与风俗,并不能体现文学意义上的乡土。写乡土的本真,就是为了体现人的精神层面。鲁迅写乡土之所以高人一筹,在于他借助于自己所熟悉的精神故乡,写出了人的普遍精神,归纳概括出了民族的劣根性。对于造成劣根性的根源进行了深刻的探索,这是鲁迅的伟大之处。当下的文学写作者,缺少的就是这样的襟怀。特别是在乡土文学的创作过程中,许多作家就现象写现象,不能探求事物的本源,不能思考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源。除了不能揭示社会根源以外,当下大部分作家不能确立合乎道德的态度。在马步升的乡土小说创作中,大部分作品能够体现出作者对问题的深层思考。但是,在个别作品中,似乎缺少深度,就现象而写现象。在具体作品中的表现就是反复地不同角度写农村的凋敝与荒凉,但是不能揭示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源,也不能暗示读者去思考这个问题。《软村庄》写恶棍只身一人来到村庄,要挟留守在农村的老人以及妇孺。在青天白日之下,除了要钱之外,居然想公然奸淫妇女。是老村长“机智”地斡旋,将恶棍引诱到陷阱,保证了村人的安全。小说故事性很强,但给读者的思考太少。

在《青白盐》《被夜打湿的男人》以及《至尊宝柳瘸子》等小说里,马步升写到了男男女女畸形的性爱状态。在原生态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对于这种现象的描写,仅仅停留在叙述的晓畅与真实的层面上,并没有确立对待事物合乎道德的态度。作者在作品中以极大的热情不厌其烦地描写男女互相勾引的情形,以至于让读者感到,乡下人成了伦理与道德失范的群体。柳瘸子行走在村落之中,他可以和任何一个年轻的留守妇女做爱,而他的这种行为居然得到村庄人的默许,一个个女人都是被压抑的性欲发泄者。作者带着轻柔和汪洋恣肆的笔调对种种情色进行描写,在声色之中,迷失了应当去爱和表现的东西。当下中国大部分作家,写一个女人堕落的故事的时候,一定要写大量的性,用来渲染这个女人的堕落过程。可是,在福克纳的笔下,凯蒂是堕落了,但她的堕落是从她的亲人的无助、痛苦的灵魂中得到体现的:班吉的懵懂的记忆片段;昆丁的孤独、痛苦,以至于自杀;杰生的忙碌、无奈、厌倦,等等。凯蒂的这些亲人们心灵深处的磨难,被作者一一讲述出来,让读者感到一个家族衰败的过程在家族成员心灵上烙下的伤痕。我们呼唤作家能够进入人的灵魂,写出人物丰富多变的心灵世界,而不是停留在事实或者现象的表层。

寻找一个明确的叙事立场和自由驰骋的疆域似乎并不难,难得是要在这篇文学领地上创造、挖掘出融个性与共性为一体的人物艺术形象,这是小说艺术的高标准追求。所谓的“乡土”、“都市”仅仅是小说家创作时赖以叙事的场景,深层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是不受这种外部环境的制约与局限的,关键点之一是作家能否从他熟悉的生活中提炼出对人生、对社会的感悟,对真善美的颂扬,对假恶丑的抨击;关键点之二是作家能否感觉出普遍的人间情怀,如果这种感觉越是普遍,就越会持久。

我们相信,只要马步升坚守住自己的文学领地,站在国际与国内文学创作的视野之上,不断地超越自我的局限性,他的文学创作之途将越走越宽广!

【参考文献】

[1]达吾.江湖笔记:马步升式的精巧浪漫[N].文学

报,2004-06-17.

[2]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

版社,2004.24.

[3]丁凡.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7.26.

[4]马步升.青白盐[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8.30.

(作者简介:彭青,兰州交通大学文学与国际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