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知识分子.女性

90年代以后,关于“十七年小说”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研究趋向:一是从思想立场出发,重新阐释十七年小说的历史原因;一是从小说文本入手,重新考察和描述十七年文学的话语形态,并重估十七年小说的文学价值。两种研究趋向有着共同性,均是“重写文学史”的进一步深化。

本文从小说文本出发,选择女作家杨沫的《青春之歌》作为重读对象,试图从知识分子与革命、女性与革命的双重关系入手,解读作品所蕴含的多重话语体系,以重估作品的价值。

一、知识分子与革命

十七年文学是一个特殊的文学阶段。在这一阶段,文学以空前的魄力和持久的坚持,推进它的一体化理想,实行意识形态的统一。《青春之歌》诞生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中,一方面,作家认同了“革命”的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仍流露出潜在的知识分子话语,显示出隐性的努力。

(一)显性文本:知识分子的认同之路

20世纪的现代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复杂曲折的革命过程中,他们显示出强大的思想能量,然而他们一旦与工农大众并列时,却立刻黯然失色,成为陪衬或被改造的对象,尤其是建国以后,知识分子必须经历一个“再锻炼、再教育和再改造”的过程,通过不断向无产阶级工农大众学习,逐步克服自己阶级属性所带来的弱点,才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青春之歌》即是一部这样的小说,在“革命”的成长过程中,女主人公林道静从道德人格、阶级意识、情感方式诸方面,不断地向工农认同,最终成为革命者的一员。

1.道德人格:忏悔与赎罪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着一种原罪意识,正如有论者所言:“这个知识者群,却共有着一个精神特征,即同属一个‘罪感的群体。”[1]这种罪感,即面对“衣食父母”劳动者而产生的愧疚心理。知识意味着原罪,意味着灵魂肮脏,所以,尽管他们是思想的先行者,但面对民众总有一种自愧不如的卑下感。

这种原罪意识在《青春之歌》中也有所体现,林道静总感觉自己的不足和农民的伟大,在“根正苗红”的革命者卢嘉川、江华面前,林更是自惭形秽。

林道静的原罪意识来源于她永远无法选择的出身。其一,从地主父亲那儿,林承袭了剥削阶级对农民犯下的终身难赎的罪恶。其二,从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中,她有“温情、软弱、害怕严酷的阶级斗争”这一“致命弱点”。

既然有原罪,就要赎罪。小说中多次出现“灵魂”、“拯救”、“援救”等词。修改版中增加的林道静在河北深泽县农村锻炼的八章,即是作者杨沫为了让林道静“改变阶级立场”特意安排的场景。所以,林道静在地主的深宅大院里不念革命斗争,专思洗心革面,在险恶的环境里苦苦地向长工们赎罪。小说中经常有这样深刻的自省场面:“呵,我原来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幻想家,……原来,我的身上已经被那个地主阶级、那个剥削阶级打下了白色的印记,而且打得这样深——深入到我的灵魂里。……”这种自省的核心是:“向被压迫的佃户低头”,替剥削阶级的父母“赎罪”,赎罪成为林道静成长为革命者的必经之路。

2.阶级意识:自我走向群体

早在30年代的一些创作中,知识分子怎样尽快从自我走向群体已成为一个较普遍的题材。如丁玲的作品《入伍》就讽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善于空谈自夸实际上懦弱可笑的精神实质,从而提出了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如何改造自身弱点,尽快从思想感情深处,真正“入伍”这一问题。

在阶级意识的认同过程中,群体意识必须不断地对自我进行制约与克服,无疑,林道静身上存在着许多个人主义的东西。为了适应时代要求,显示林道静在思想和阶级立场上的转变,修改版增加了两个林道静在农村接受“锻炼”时的情节,这两个情节普遍让人觉得不合理[2]。由于缺乏生活基础素材,作家只好采用大量的心理描写来表现。然而,林道静只有按照特定的标准被“改造”之后,她的阶级立场才能发生根本性变化。

经过对“个人主义”的压抑和放弃以及“脱胎换骨”的革命洗礼,林终于从个人奋斗走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成长为一个合格的革命者,但曾有强烈个性意识和自主意识的林道静,已经很难说是一个人文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在续集《英华之歌》中,林道静已经成长为一个坚定、成熟和稳重的革命者,但她个性化的一面已经暗淡许多,我们完全可以认为,那已经是另外一个“江姐”或另外一个“林红”。

3.情感方式:浪漫走向实在

知识分子与民众在具体生活中最明显的精神差异就是情感方式的差异,这是由人的教养、职业、生活方式所形成的一种精神表现形态。这种差异是一种群体性的普遍存在。然而,“十七年”中,为了真正实现“脱胎换骨”的改造,知识分子必须改变原有的情感方式,向民众的情感方式认同、转化。而林道静的情感方式也经历了一个浪漫走向实在的过程。

最初的林道静身上虽存在一些激进的革命理念,但仍有许多浪漫的地方。如抗婚出逃的林道静,一身素白,像是出门度假,优雅地与各种古典乐器相伴;当她投北戴河自杀被余永泽所救后,却又说出“到处流浪,四海为家”的豪言;当她被卢嘉川所吸引感到自己的生活沉闷悲哀时,却又不切实际地希望对方介绍她参加红军,或者参加共产党,甚至去东北义勇军。不可否认,这些浪漫的东西恰是正值青春女性真实的内心感受。

其次,林道静从余永泽、卢嘉川到江华的三次爱情,是从“骑士加诗人”到“同志”的转变过程,也是一个明显的浪漫情感的消失过程。这在“十七年文学”中并不鲜见,如闻捷的诗《小河》中男女相爱的缘由极其简单:“你爱我一身是劲,我爱你双手能干。”丰富的婚恋关系被简化为劳动能手之间的组合,当民众成为社会革命的主体时,原来落后于知识分子的婚恋观便不知不觉变成支配性的观念。所以,知识分子浪漫的情感方式被贬为“不健康的情调”,而情感、语言、行为的粗俗化、简单化则被视为“与工农打成一片”的标准。这样,知识分子在道德人格和阶级意识的转向后,情感方式这一个人化的精神特征丧失了自我表现的权利。丰富变成简单,细腻变成粗犷,多样变成单一。

(二)隐性文本:知识分子话语

不可否认,在《青春之歌》文本中,处于权威的、主导地位的话语,是革命与阶级斗争的话语,一方面,作家认同了“革命”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我们仍可看出潜在的知识分子话语。

1.知识分子语言风格的自然流露

《青春之歌》无疑是认同主流的,这同作者的人生经历、政治立场有关。作品的语言风格总体清高典雅,是知识分子贵族式的品味,而非普及式的、平民化的追求,比如文中常常插入一些书卷气或文言的词语,如:“罗大方在漫步踩蹼着……”、“只听见他的声音低沉,带着北方男子的重浊音……”。至于“林道静”的命名──在监狱中,林红问为什么取这么个名字,“好象尼姑的法号”,道静答道,父亲信佛,想出家又舍不得姨太太,“所以给我取了这么个讨厌的名字”。“道静”二字可以传递出多种信息:佛道文化,知识化、孤傲、文静……,在命名的背后,正是作者知识分子话语的潜意识流露。

一些乡村图景及农民形象也流露出知识分子话语的潜意识。小说文本中布满了知识者的眼光,比如乡村景物是知识者眼中的景物,在道静眼中,“姑母”的家,是灯影、月光的“奇妙色彩”的交织,“仿佛神话中的森林小屋”;农民语言及思维方式均非那种植根于泥土中的农民式,是经过知识分子过滤后的农民语言,尽管是以工农民众为样板,以“改造思想”为旨归,但却是用个人的语法为“他者”代言。

2.知识分子情结的凸现

《青春之歌》文本凸现出一种“知识分子情结”,有的研究者称之为“北大情结”或“五四情结”[3],即知识分子从“五四”以来形成的对自由的向往,表现在文本中频频出现的西方文学与文化的信息:雨果、易卜生、托尔斯泰、雪莱、杜威、美国音乐……。

此外,还有知识分子群像的塑造:余永泽、卢嘉川、林红、江华、王晓燕、王鸿宾父女俩、白莉苹、许宁、戴愉……

知识分子话语是《青春之歌》文本中一个重要的话语方式,然而当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规范时,知识分子话语只能以“情结”的样式被书写。

因而,在十七年中,通过不断地政治规定,不断地改造思想运动,小说家的叙事越来越规范,叙事空间越来越小,只能在严格的“革命”话语空间里叙事。杨沫一方面认同了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仍流露出潜在的知识分子话语,显示出隐性的努力。

二、女性与革命

由于时代的原因,“十七年”文学中的女性大多表现出共同的精神气质,即,革命的本质特征掩盖了女性的自然性征,“女儿性”被弱化。毋庸置疑,小说《青春之歌》中,处于权威及主导地位的是革命与阶级斗争的话语,但在“革命”的规范下,我们仍可看出潜在的女性话语。

(一)显性文本:女儿——以革命的名义

《青春之歌》文本显示出林道静性格发展、成长的动力是革命。是革命形势的热潮熏染带动了林,使之与温情脉脉的小资产阶级生活决裂,也是革命的血雨腥风的锤炼,使她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一句话,革命是林道静成长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十七年”文学中,在革命的场景中,可以“合法”保有的女性身份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母亲——大地母亲、子弟兵之母、祖国母亲、党母亲;另一种则是女儿。“女性”成为某种有效的社会象征。林道静身上,也具备“女儿”的多重象征。

1.五四女儿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极大地鼓舞了五四青年们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可是,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中,尖锐地谈到了娜拉出走后可能发生的两种结局:一为堕落,一为回来[4]。《伤逝》中子君的命运也印证了这点。然而,时隔不久,汇集于集体主义大旗下的革命女性,就在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道路之外,寻找到了另一条康庄大道,那就是投入到革命的洪流当中,把个人的命运与革命结合在一起。

林道静显然是一个受“五四”新思想影响的“娜拉”,她不愿成为公安局长的姨太太,所以从家庭抗婚出逃,投身社会。与余永泽的结合虽然有爱情的成份,但是,林道静毕竟不同于子君,她从封建专制家庭走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寻找爱情,更不愿依附着丈夫,一辈子局限在狭窄的小家庭中。尽管余永泽也是一位现代知识分子,尽管他与林道静的结合也带有反封建礼教的性质,但他的爱情婚姻观仍浸染着传统男权观,他只希望林道静成为他的贤内助。因此,林道静的女性解放意识与余永泽的传统男权意识发生冲突,于是,林道静再次冲出家庭,投身社会,成为革命集体的一员。

无疑,林道静所走的道路是对《伤逝》所警示的五四女儿困境的一种规避。女性出走“玩偶之家”后,应投身于“集体”、“人民”或“革命”的群体之中。

2.党的女儿

林道静从父亲和丈夫的“家庭”反叛出走后,经历了革命的考验,投入到“革命”的时代洪流中。在林道静一步步走向革命的过程中,两个男性——卢嘉川和江华对她产生了很大影响,两者都以精神拯救的形象,作为“党”的人格化身出现在林道静面前。

比如卢嘉川被捕后,林感觉“失掉了卢嘉川的领导,失掉了党的爱抚,她觉得自己重又变成了一个死水里面的蝌蚪。”这意味着在林道静心里,卢嘉川和党之间已无明显界限,而江华则是卢嘉川的精神延续,小说写道,林道静入党后向江华提出让他给自己改名,“我这个不好的名字是我父亲替我起的。你也像父亲一样替我另起一个好名字吧。”显然,在林眼里,江华已具备了“父亲”的神圣性。在他们面前,林常表现出一种女儿般的天真、幼稚和依赖,而他们也总是父兄般的谆谆教诲、严厉又宽厚。

正如有论者所说:“他们事实上扮演着‘代父的角色。他们秉承了崭新意识形态的秩序与法,并向林道静灌输。……无论是卢嘉川还是江华无疑都具有了成为林道静精神父亲的资格与条件。”[5]

当然,在林道静的成长过程中,也不可忽视一些女性的作用,如“希腊女神”林红、神秘老太太“姑母”,以及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时,她称呼为“妈妈”的刘大姐,但这些女性形象也不过是党──母亲的另一种象征。

不管是对卢嘉川、江华“父亲”的追寻,还是对林红、姑母、刘大姐等“母亲”的认同,其实都是党的象征,他们的功能是使林最终成长为“党的女儿”。

(二)隐性文本:爱情──女性话语的隐现

如前所述,《青春之歌》表现出20世纪50年代特有的革命话语和阶级话语,但在主流话语中,仍可看出潜在的女性话语。女性话语并没有被革命话语所淹没,它只是沉潜在革命话语这个宏大的主题下,以一种隐性的形式显示着自己的光彩。林道静的爱情,即是这种女性话语的隐现。

前面所说,革命是林道静成长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然而,隐性文本告诉我们,林道静走向革命之路另有原因。与小资产阶级生活的决裂,和余永泽的分手,表面上是政治的分歧,道不同不相为谋:余信奉胡适,而林向往共产主义。其实不然,林道静离余永泽而去的真正原因是对爱情的追求。她爱上了卢嘉川。初见卢嘉川,“立刻被他那爽朗的谈吐和潇洒不羁的风姿吸引得一改平日的矜持和沉默”。第二次见到卢,卢的魅力更使林道静沉醉,她同卢谈话时是喜悦的,甚至心里是慌乱的,这些都证明她已爱上了他。巧的是,林道静对革命道路的选择与她对爱情的选择正好相吻合,“因为你革命,所以我爱你”,反过来亦然,“因为我爱你,所以我革命”,因为她所爱的人是革命者,爱屋及乌,爱上了卢嘉川,也就爱上了卢所从事的革命事业。

虽然,关于这点,林道静本身并不承认,但事实却是客观存在的。小说写道,余永泽从老家回来,进门的第一眼,发现他的道静变了,“过去沉默寡言、常常忧郁不安的她,现在竟然坐在门边哼哼唧唧地唱着……尤其使他吃惊的是她那双眼睛──过去它虽然美丽,但却呆滞无神,愁闷得像块乌云;现在呢,闪烁着欢乐的光彩,明亮得象秋天的湖水,里面还仿佛荡漾着迷人的幸福的光辉”,“‘看眼睛知道在恋爱的青年人……灾祸的预感突然攫住了他。”杨沫解释林道静之所以和过去不一样,是因为接受了革命新思想,“从这里,她看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从这里,她看见了真理的光芒和她个人所应走的道路”,其实余永泽的感觉是对的,林道静陷入了爱情之中而不自知。

《青春之歌》中有一个著名的梦[6],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个梦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但大部分都把它当作女性欲望的显现[7],但笔者认为这个梦是林爱上卢嘉川后内心充满矛盾的潜意识反映。当林道静意欲离开对她有过救命之恩的余永泽,同时准备选择卢嘉川也就是“革命”时,“她心里交错着许多复杂的情绪。”这个梦袒露了林道静的潜意识,即:她宁可希望余永泽是一个“见死不救的坏蛋”,她在难以摆脱这个人的同时,已喜欢上了更加“英俊和健壮”的卢嘉川。但这种背叛的动机使林充满犯罪感,所谓惊涛骇浪即是这种心态的隐喻,林道静要在感情上产生对余永泽的“恨”,这个梦的出现就非常适宜了。

综上,在历史的视域中,《青春之歌》真正的被述对象仍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历程。它呈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它负荷着特定的权威话语:知识分子(女性)只有在共产党(非肉身的男性)的领导下,历经追求、痛苦、改造和考验,投身于党、献身于人民,才有真正的生存、出路与真正的解放。

因而,在“革命”的叙事话语背景之下,《青春之歌》文本体现出复杂性和丰富性:一方面,作家要写出自己理解的革命与实践中得来的经验以及独特的女性体验;另一方面,作家又不得不照顾到新时代对创作的规范化要求,两难处境造成了文本读解与作家主观意图的严重错位。《青春之歌》所体现出的复杂性,正是它艺术魅力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也是当代中国文学曲折发展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1]何向阳.不对位的人与“人”[J].山东文学,1998,

(3).

[2]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杨沫专集[M].1979.180～182.

[3]李迎丰.五四传统与北大情结──对《青春之歌》

中多重话语的一种解读[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4]鲁迅.娜拉走后怎样[A].鲁迅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59.

[5]王宇.性别/政治:《青春之歌》的叙事伦理[J].江

苏社会科学,2003,(4).

[6]杨沫.青春之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176.

[7]张宏.灰姑娘·红姑娘──《青春之歌》及革命文

艺中的爱欲与政治[EB/OL].文化先锋网.2003.

(作者简介:李旭琴,赣南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