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党性教育及其启示

陈 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海淀 100080)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党性教育及其启示

陈 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海淀 100080)

抗战时期,在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培养、训练具有高尚的革命情操、坚定的理想信念的适应抗战需要的干部,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育措施,培养造就了千百万的干部,并依靠这批合格的革命干部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抗战时期干部党性教育的巨大成功及其创造和积累的丰富经验,对当前和今后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启示意义。

抗战时期;干部党性教育;历史启示

加强干部党性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的政治优势所在。“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1](P277)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过程中,把培养、训练具有高尚的革命情操、坚定的理想信念的适应抗战需要的干部,当作党的干部工作乃至全部工作的一项战略任务。通过这一时期的培养训练,党造就了千百万的干部,并依靠这批合格的革命干部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一、抗战时期加强干部党性教育的背景

在 1937年“七七”事变这一历史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华民族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高举起抗日救国的神圣旗帜,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建立广泛的抗日战线,领导团结各族人民进行了长期的坚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党性教育,正是适应这一复杂的历史环境的需要而迅速发展起来的。

(一)加强干部党性教育是适应抗日战争新形势的发展要求

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和两个前途的斗争。这一新的斗争形势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重大的任务,这就是:要获得人民的胜利,就必须在党内形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高度统一,培养和提高全党干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上的自觉性。毛泽东曾经根据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来说明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土地革命的后期,也因为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干部不能在思想上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以致“左”倾机会主义能够起作用,而使革命遭受极严重的挫折。鉴于这一经验教训,毛泽东领导红军到达陕北后以及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就开始着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工作,以其最新成果教育党的干部,增强党性修养,统一全党思想。

(二)加强干部党性教育是由当时党的干部成分新变化决定的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时期,大批优秀的干部牺牲了。为了适应抗日战争新形势的要求,党大量吸收先进的工农分子和知识青年参加革命队伍。因而,这一时期党的干部成分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老同志;二是西北早期创建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斗争的干部队伍;三是大量的来自全国各地爱国知识分子以及部分爱国华侨。前两个方面是延安时期干部队伍构成的基础。这些干部阶级觉悟高,实践经验丰富,但出身工人、农民的相当多,文化程度和理论水平也不高,后一个则带来了中国共产党干部构成的新变化。这些人中包括了社会各阶层各民族各党派的人士,这些爱国人士抗战热情很高,但缺乏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为此,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对这一时期干部进行党性教育,以造就高素质、忠诚于党的干部队伍。

(三)加强干部党性教育是解决当时党的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各种思想问题的根本途径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党的干部来自不同方面、不同地域、不同阶层,其思想认识也会参差不齐,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1945年 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作了深刻的分析。《决议》指出,这些思想在政治倾向方面,“一般地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在组织生活方面,“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倾向,常常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官僚主义、家长制度、惩办主义、命令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半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头主义、同乡同学观念、派别纠纷、耍流氓手腕等,破坏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党内的团结。”[2](P994—996)“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采取教育方法,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进其无产阶级化,是完全必要的。”[2](P996)

正是基于上述几种情况的考虑,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尤其是干部的党性教育,以适应抗日战争新形势的发展需要。

二、抗战时期干部党性教育的内容、方法与成效

抗日战争时期,为增强干部的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中共中央及各抗日根据地采取了各种形式加强党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党的政策和策略教育、党内民主生活教育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教育,培养了大批党性强、素质高的合格的革命干部,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和行动。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用马列主义的原则、立场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是衡量党员党性的主要标志之一。在抗日根据地,无论干部学校教育还是在职干部教育,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放到重要的地位。因为干部不学习革命理论,就不可能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个革命干部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不可能深刻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可能树立终生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远大理想。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2](P852)同时还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3](P533)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干部党性教育重要内容在各抗日根据地得以普遍地推广。

(二)党的政策和策略教育

毛泽东曾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关系到一个革命政党的成功与失败的大问题,是党的生命。能否正确理解和贯彻党的政策与策略,并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衡量一个干部党性的另一重要标志。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就是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当时党内有不少干部不懂得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经常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为了克服党内这一错误认识,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抗战时期各党校、在职干部教育培训班以及党领导的各种干部学校都将党的政策和策略纳入干部教育计划之内,并作为党性教育考察的重要标准。

(三)党内民主生活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党处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如果没有必要的集中,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意志,战胜敌人。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党仍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并将其作为调动各方面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在干部党性教育中,党将民主生活的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中。毛泽东曾就此指出,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在《1945年的任务》中,毛泽东曾提议各地对此点进行教育,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各级领导干部,有责任听别人的话。真正做到两条原则:一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四)党的宗旨教育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宗旨,也是干部党性教育的核心内容。早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3](P522)在 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了深层次的论述。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2](P1094—1095)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党的宗旨教育在各根据地及党领导的各干部学校得到较好的贯彻。

如何使党的干部真正掌握上述教育内容,并内化为自身的意识行为,是当时干部党性教育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为了达到提高干部党性修养的目的,抗日战争时期党通过干部学校集中培训和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等途径,运用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使广大干部吸收、消化党性教育内容。

抗战时期干部党性教育的主要方法有以下几种:

第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一个根本原则,也是干部党性教育的一个根本方法。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环境十分残酷,一方面是敌人疯狂的进攻,另一方面是生活极度困难。许多干部学校组织学员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生产劳动。经过生产劳动,锻炼了学员的思想意识,缩短了干部同群众思想感情方面的距离,去掉了不少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学习了生产的知识,使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二,实习与调查研究。党废止了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教育方法,采取了新的侧重启发和研讨,特别是实习和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在课堂上不仅有教员的教授,而且有质疑、辩论和解答,以加深学员对所授内容的理解。干部学校的学员举行定期的实地考察,以补充和加深课堂的教授。鼓励在职干部和干部学校的学员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掌握时局的变化。通过这些生动、科学的教育方法,不仅保证了教学内容的实现,而且增强了干部学员对党的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第三,小组讨论与自主式学习。小组讨论和互相启发,是抗战时期干部党性教育的一大特色。当时在延安有两个模范学习小组:一个是陈云领导的小组,另一个是张闻天领导的小组。陈云小组的学习方法是“就书论书”,每周读一章或半章,要求每句都读懂,连读两三遍,作笔记;开会讨论时,逐章质疑,质疑后,由报告人报告,然后讨论,最后由指导员作结论。张闻天小组的学习方法是有研究提纲,有指定的参考材料,也有报告,有结论,也有指导员;但质疑不拘泥一定的形式,报告更是多样性的;除了简单的、一般性的报告而外,有时插入专门性质的报告。注重独立思考和生动的辩论,很少形式上的拘束。通过这种讨论式学习和教育方法,干部学员可以相互帮助,相互启发,交流学习心得和经验,巩固学习的成果。

第四,整风运动方法。延安整风运动,既是一次全党范围内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又是一次生动的干部党性教育活动。在活动中,通过学习文件、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全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增强了干部的党性修养。

严谨的教育内容与科学的教育方法,保证了抗战时期干部党性教育的巨大成果。通过这一时期党性教育,大大地提高了党的新老干部的政治觉悟、理论水平和文化业务素养,增强了他们的党性修养和理想信念。这一时期培养的数以万计的信念坚定的革命干部,不仅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共产党人先锋模范、骨干作用,成为党领导的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基本因素,而且在之后的解放战争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总之,这一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尤其是党性教育在培养、锻炼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优秀干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三、抗战时期干部党性教育的历史启示

抗战时期干部党性教育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当前和今后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发展,具有深刻的指导和启示意义。

(一)干部党性教育的内容、方法与形式必须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相适应

抗战时期尤其是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干部党性教育改变了过去只停留于学习一般理论的状况,从革命事业的实践需要出发,确立了教育的内容。同时规定,一切教材中任何包含主观主义与党八股的东西,均须严格地加以清除或批判。同时,政治思想教育包括时事教育和政策教育,改变了过去脱离干部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满足于一般的政治口号和政治号召的状况。干部党性教育上述变化,使党的干部增强了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能力,改变了过去种种形式主义的做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干部党性教育必须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大局,紧密联系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与工作实际,切忌将理论学习庸俗化,防止走过程、搞形式主义、喊口号,切实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干部的党性修养。

(二)干部党性教育关键在于培养和提高全体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度

抗战时期,党高度重视对各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党的政策教育和党内民主生活教育,其目的就是使党的干部自觉接受党的理论、严格执行党的政策与策略、维护党的团结。实践证明,这一时期干部党性教育是很成功的,绝大多数党的干部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与抗战时期相比,今天的国情、党情、世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一时期干部党性教育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党性教育关键在于培育干部对党的忠诚意识。当前少数党的干部对党的忠诚意识有所动摇,逐渐弱化。比如,一些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组织信个人。还有少数干部把对党的忠诚变成对某个人的忠诚,培植个人亲信、搞人身依附等等。针对这种现状,培育干部对党的忠诚意识,首先应加强理论学习,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习。理论上的认同是共产党员对党忠诚的思想基础。同时,加强干部对党的政策、路线与方针的教育,使党的各级干部自觉地加以执行,始终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中央的权威和党的团结。

(三)干部党性教育最根本的就是党员干部能否在实践中履行党的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本质特性,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根本标志。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P1096)抗战时期,党之所以能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战胜貌似强大于自己的敌人,夺取抗战最终胜利,与广大党员干部忠诚地履行党的宗旨是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强调加强干部党性教育,使党的干部忠诚地履行党的宗旨,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为了使党的干部能够自觉履行党的宗旨,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应当通过各种有效的教育方式,克服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第一,纠正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第二,克服官僚主义。官僚主义者漠视人民的利益,不关心群众疾苦,当官作老爷,颠倒了自己同人民群众的位置。这是背离党的根本宗旨的又一个重要表现。第三,提高改造人生观与价值观的自觉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千方百计为自己谋利,这是无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因而,新时期新阶段,加强干部宗旨教育,不仅要从理论上让干部认识到履行党的宗旨的重要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党的干部要多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体验实际生活、了解民生疾苦,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自觉地克服、抵制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忠诚地履行党的宗旨,永远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竭尽全力为人民服务。

[1]毛泽东选集:第 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 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 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The CPC’S Cadre Education of Party Spirit in Period of Anti-JapaneseWar and Its Enlightenment

CHEN Jian
(The Party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of the CPC Central Comm ittee,Beijing 100080)

In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the CPC,during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anti-Japanese national-wide united front and developing the anti-Japanese bases,the CPC took seriously cultivating and training the cadre troop with noble revolutionarymorality and fir m ideal and faith adapting to the need of anti-Japanese war. Through a series of effective measures,the Party cultivated millions cadres,depending on which the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people liberation were fulfilled.The huge success and rich experience of cadre’s education of party spirit in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enlightens historically on today and later the cause of the Party’s cadre education.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cadre’s education of party spirit;historical enlightenment

D261.4

A

1674—0351(2010)01—0027—04

2009-12-11

陈坚(1976— ),男,江西余干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

[责任编辑刘 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