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的统战工作

霍雅琴

(西北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西安长安 710122)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的统战工作

霍雅琴

(西北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西安长安 710122)

抗战爆发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基本策略。围绕这一策略和大局,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工作侧重点迅速发生转变,其职能定位迅速调整,工作人员思想观念艰难转变,他们创造性地开展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边区政府交际处;职能;观念;转变

1937年 9月,中国共产党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随即,按照国共两党的协议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其实质是由中国共产党完全主导的国民政府地方战时临时性的行政区域。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下属的部、局,相继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厅、处。1938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规定,在区委以上各级党委之下设立统一战线工作部。尽管统战工作有专门的部门负责,但实际上边区政府各部门也都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核心内容,调整了工作重心,积极开展工作。陕甘宁边区交际处作为边区政府对外接待部门,是向外界展示延安的窗口,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新环境下,势必面临着工作重点转变的一系列调整。分析交际处工作转变的过程,对于探索边区政府部门在统战大背景下的职能变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交际处成立之初的职能定位

陕甘宁边区交际处前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的外交部交际处。边区政府成立后,外交部被撤销,只保留了一个招待科。1937年 11月底,陈云从苏联回到延安,鉴于招待科只管外来宾客的生活招待,而外交部原有的对外宣传联络职能没有落实的状况,他建议中央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1938年 1月,中央组织部派曾在白区做过上层统战工作的金城去陕甘宁边区政府做边区主席的对外联络秘书。这年5月,边区政府决定将原招待科改为交际科,金城任科长。1940年交际科改为交际处,处长仍为金城。

交际科成立初期,全国全面性的统一战线工作刚刚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交际科的工作非常重视。毛泽东曾先后指示:“统战工作是争取人、团结人的工作。”[1](P4)“要做好统战工作,首先就要做好对外来宾客的调查研究。”[1](P4)通过与金诚面谈、正式会议等形式,毛泽东指出交际处应接待“以各方上层代表人物为主体的来宾”。[1](P5)他还提出“对待外来宾客,接待交往,要讲民主、讲礼貌”,[1](P6)“既要宣传解释我党的政策、方针,又要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我们要以礼待人,不卑不亢”[1](P6)的宣传方针,并确定了“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1](P158)的接待原则。

为了服从统战工作的大局,党中央首先加强了统战工作接待和宣传部门组织机构建设。交际科改为交际处后,下设联络科、招待科和总务科三个科,最主要的工作是招待外来宾客的饮食住行。其中联络科和招待科均直接与客人接触,负责陪同客人会见党政军负责人,参观游览,参加群众大会、文艺晚会等,总务科的职责则是配合前两个科室,做好后勤工作,照顾好客人的就餐和起居。机构升格充实改变了原来的招待科单一的接待服务职能,向对外宣传职能为主的交际处转变。其次,围绕统一战线的工作重心,中央确立了交际处工作对象、宣传和接待的基本原则,为统战工作的顺利开展指明了方向。

二、工作人员思想观念的转变

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交际处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3](P703)的总方针,执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2](P703)的政策。但由于交际处接待的对象主要是各类上层人士,而他们的阶级利益、思想感情、生活方式与基本群众有根本区别,他们同中国共产党共同抗日的决心和合作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中华工农苏维埃中央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后,属国民政府直辖,存在着国民党政府派人来参加的复杂情况,使交际处许多在农村和战争环境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干部难以迅速适应。

另外,在对外工作中,不少交际处工作人员对有文化、有修养的代表人物和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的思想感情、工作作风、生活习惯都难以接受。有些老同志习惯搞苏维埃,不愿接触党外朋友,乐于关起门和自己的同志一起做事,具有明显的关门主义倾向。

针对这些错误的思想观念,党中央高度重视,毛泽东以身作则,经常去交际处亲自接见外来宾客,不分进步、中间或落后,都十分重视,对政治上落后与顽固的来宾,尤为重视。例如,毛泽东曾四次出面会见了王德圃及其率领的行政考察团,尽管其团员以CC分子为主,有的是长期反共的顽固分子。毛泽东叮嘱金城:“今后来延安的客人,凡要求见我的,你尽可以答应他们,并把他们的要求及时告诉我。我工作虽多,但是统一战线就是我的重要任务之一,只要需要,我一定会抽出时间来。”[1](P11—12)毛泽东具体指示:“象抗大、陕公、以及八路军留守处、军委后勤部等经常接待外来宾客的单位,或新参加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多的单位,可以配备一个专职秘书,协助首长做好这一工作。”[1](P7—8)在毛泽东的教育下,交际处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有了明显改变。

1941年皖南事变后,陕甘宁边区包括交际处的许多干部,曾一度对来宾中的国民党顽固分子采取冷淡和消极的态度,这些思想观念对统一战线工作都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指出:“对国民党顽固派中的多数人仍要争取联合抗日,至少迫使他们在反共问题上采取中立态度。只有这样才不会把国民党顽固派和国民党特务集团看成‘漆黑一团’,在与他们的斗争中‘束手无策’。”[1](P106)经过毛泽东再三地纠正和教育,交际处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得以迅速扭转和统一,使分化、争取国民党顽固派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三、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交际处在广交朋友、盛情接待宾客的同时,也不得不对掺杂于宾客之中,披着宾客的外衣,从事情报活动的国民党军统等特务,进行必要的或明或暗的斗争。在与顽固派的斗争中,交际处坚持“有理、有利、有节”[2](P708)的原则,充分利用对外接待的平台,不仅完成了本职工作,而且在情报收集方面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国共合作后,八路军作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管辖。因此,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先后派遣多批联络参谋进驻八路军,以加强与八路军的联系。但事实上,国民党的联络参谋都是由特务头子康泽直接领导的,其主要任务是收集边区各方面的情报,并秘密上报重庆。有的搞阴谋和施诡计,企图收买边区政府工作人员或打入中共,从事破坏活动。面对严酷的现实,交际处一方面给予联络参谋政治、生活上的方便和优待,以帮助其完成正当任务;另一方面,对他们的不正当行为和破坏活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经过培训,交际处的工作人员既是招待人员,又是精干的侦察员。他们时刻关注和记录联络参谋和随行人员的活动,甚至每天把国民党联络参谋房间内撕碎的废纸捡出来进行拼接,从中获悉了他们的动向和关注点。特别是在 1943年“圆满完成窃取军统密电码任务”[3],从而破译了国民党联络参谋跟重庆之间的大量来往密电,为中共的有关决策提供了重要情报依据。

由于整天都在与不同的人士交往、沟通的工作性质,交际处便具有了同各方人士收集各方信息的便利条件。从外来人口中收集各方面材料,并及时上报,无疑对于领导进行正确的分析和判断是十分有用的,起到了间接辅助领导决策的作用。

抗战时期,毛泽东一贯对蒋介石的动态十分注意,特别是有关蒋的抗战决心和军事力量部署方面,尤为重视。一次,交际处处长金城在与国民党抗日人士邱琮的谈话中获悉,在广东,蒋介石想恢复十九路军建制,起用原总指挥蒋光鼐,要他在潮梅汕直到东江一带组织抗日武装。这样做一来可以利用蒋光鼐在广东的声望和他对日作战的经验,带领国民党军队打几个胜仗为蒋介石捞回一点面子,二来可以限制、排斥共产党在广东的抗日武装。随后,金城将邱琮所谈的情况整理成一个材料,上报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并回信“金城同志:广东材料很好。以后多收集这些材料告我,从外来人口中应该收集各方面材料。”[1](P16)

正是由于交际处在辅助决策和收集情报方面的优秀表现,解放战争时期,它作为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的一部分,在搜集整理来自各方面的情报,供转战陕北的毛泽东等领导人参考,以及向中央前委、工委转达密电和训练蒋管区工作干部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4]

四、统战工作成绩显著

陕甘宁边区交际处 (科)成立以来,“仅从 1938年到 1941年统计,接待来客 7000多人。据 1942年交际处的总结报告记载,这一年就接待了中外客人2000多人。”[5]尤其是在对陕甘宁边区周边地区实力派阎锡山部、傅作义部、邓宝珊部、马鸿逵部等的统战工作中,通过正确处理与他们的关系,从而起到巩固和维护边区安全的作用。在接待黄炎培、黄齐生、梁漱溟以及卫立煌、邓宝珊、续范亭到延安的工作中,交际处也充分发挥了对外宣传的优势,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充分发挥出了统战工作的实效。

同时,在向国际友人展示延安抗战和边区成果的过程中,外国记者们对于边区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也有了较深的理解。通过他们回国后客观、正面的宣传和报道,对于扩大和加强国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如福尔曼于1945年出版的专著《北行漫记》(原名《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英国记者斯坦因于同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爱泼斯坦于 1947年出版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等报道和专著,在国内外得到广泛的传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另外,交际处作为中国革命圣地的展示窗口,吸引着大批爱国青年、仁人志士奔赴延安,到这里投身革命和探寻真理。其中有世界学联代表团、印度援华医疗队、华侨司机服务团,国际友人白求恩、路易·艾黎,爱国华侨陈嘉庚等等。

[1]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 [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5.

[2]毛泽东选集[M].北京:国际工业出版社,1969.

[3]杨黄霖.延安交际处忆往[J].百年潮,2007(2).

[4]杨尚昆.我对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的回忆[J].炎黄春秋,2001(9).

[5]缪平均.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交际处 [J].兰台内外, 2008(1).

United Front Work of Government’s Commun ication Office of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

HUO Ya-qi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Management,NorthW est Un iversity,Shaanxi Xi’an 710122)

After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establishment of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was becoming the pr imary task of the CPC.Based on the task,the working focus of government’s communication office of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 changed rapidly,and its function was adjusted fast and its staff’s idea changed hardly,developing creatively the work of united front and achievingmuch.The government’communication office of border region contributed much to the ultimate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government’communication office of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function;idea;change

K265.1

A

1674—0351(2010)01—0083—03

2009-11-25

霍雅琴(1972— ),女,陕西兴平人,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在读博士。

[责任编辑刘 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