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涡旋打滚还是高飞远走

●文 朱 鸿

我这个话题，针对的是中国散文。

在这个冬天，在四川眉山，举行中国现代散文发展趋向学术研讨，应该是得天时，得地利，也得人气。四川是司马相如之故乡，也是杨雄之故乡，是苏东坡之故乡，也是郭沫若之故乡。道光微茫，天梯难登，从而产生联想的空间。

（一）

中国现代散文延伸到当代散文，其状态是粗糙的，芜杂的，灌木遍野，不见大树，是平庸的，封闭的，体物不切，求是不真，抒情不微，语言也不新不活不妙，远离复杂的社会生活和心灵世界，更没有为中国提供软实力。中国作家应该惭愧，更应该反省和努力。

散文的具体症候是：所谓的文化散文，先天有时尚品质，容易模仿，便于流行。其多为历史故事的演绎，知识的展览，语言拖着翻译腔的尾巴，尤其深邃不够，高度不够，精彩不够，从而若羁旅倦容，穷途末路。所谓的大散文，本在改变散文的小调和小巧，但它走着走着却仅仅变成了篇幅长，框架空，其思想的容量与情感的容量并没有大起来。播种的是椒，收获的是飘蓬，真是辜负了贾平凹的鼓吹。所谓的女性主义散文，由于缺乏西方文化的熏染，又欠中国文化的润泽，遂只留下一阵嘶鸣和一些生理系统的闪露。女作家的实践是必要的，不过也可惜了她们的才华。所谓的新散文，辞藻炜烨，句子喧哗，尽显放任之姿，缺的是立意的宏阔和心灵的密度。所谓的抒情散文，叙事散文，游记散文，无不拍打着传统散文的翅膀，可惜其毛羽又老化又稀疏，于是这些散文就异见少，境界俗，也重复先贤，重复自己。杂文总是一副凶相，阶段斗争的冷脸，或总是显现讽刺的程式。小品文的欣赏需要艺术修养，遗憾这个社会很是焦躁，谁有欣赏它的审美趣味呢？小品文自己也很干涩和寡淡，或是透露着高迈的士大夫派头，遂不成气候。随笔应该是有发展空间的一种散文，因为这个时代要的是智慧，不过随笔受到了正宗散文的挤压，自己也常常陷进道理表达的窠臼不能提升，便黯然伤神。中国现代散文就这样处于涡旋和打滚的状态。

原因在哪里呢？

很多，不过最大的原因是载道意识在作怪。文以载道已经变成了切割不掉的神经，一旦灵感来了，它就会反射。中国现代散文甚至中国的整个文学系统，全在载道意识的孵化之下，于是中国文学就只能涡旋和打滚了。

发生在1917年的文学革命，本是以反对载道开始的。当年文学界的六大领袖，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异口同声地批判载道意识，并以其写作实践，提倡改造中国人精神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人道主义的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轰轰烈烈，也大有其果。然而以反对载道开始的文学革命，竟以载道结束，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国文学完全在为政治服务，这便相当于欧洲中世纪的文学为神和教会服务了。之后有所调整，为人民服务了，然而文学之功仍是服务。服务就是载道，载道便使文学失去了它的开放性，自由性，创造性。文学也可以服务，然而这要由作家自己定。遗憾的是，媒介，奖项，刊发，出版，无时无处不制约着文学的开放性，自由性，创造性。凡此环境，文学便不得不涡旋和打滚了。

不过一旦弱化了文学的开放性，自由性，创造性，它就难以转化为国家的软实力。去年法兰克福书展透露了一点消息：可以输出的中国文学作品极其有限。为什么？国际市场不需要啊！中国人总不能让他人只买中国的玩具，皮鞋，服饰，或电器，中国人也应该有能力让他人买中国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包括散文），从而在世界产生影响。

（二）

求其本质，文学是一种精神的艺术的活动。斯人受天降大任，斯人便使文学有所变革，斯人便对自己的国家有所贡献，斯人便会不朽。当然人是社会的人，是文化的人，有时候也难免是政治的人，而且地域越是保守与落后，人便越是政治的人，所以文学注定会受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制约，其中政治的制约有时候极为严重。于是文学就必须穿过重重障碍为自己开辟道路，展示自己的精神的艺术的形态。世界文学如是，中国文学也如是。

文学为自己开辟道路，实际上是通过作家进行的。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无一不是压抑的，痛苦的，深感人生之悲哀，遂有所郁积，不平则鸣，发出了他所在时代的强音或绝响。闻一多以水哭，鲁迅以草哭，曹雪芹以红楼哭，蒲松龄以妖鬼哭，王实甫以西厢哭，杜工部寄哭于诗，李后主寄哭于词，陶渊明以归来而哭，司马迁以史书而哭。哭得最早的是屈原，他以楚辞哭。化哭为歌，从而塑造了中国人纯洁而瑰丽的心灵，并凝成软实力。丝绸，瓷器，茶叶，或公路，固然为他人所需要，中国文学所表达的情思也能吸引他人。中国人景仰如此作家，是因为中国人在世界民族之林所感到的尊严，由其作品而实现。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往往比经济与军事更能赢得他人。

遗憾风雅不作，天问久无。其关键在作家没有勇气，没有胆量，没有魄力。中国作家的聪明还是具备的，可惜聪明太甚，便只能匍匐而行。不知道从何时开始，锐气收敛，独立丧失，或是沉默着，或是一味歌颂。歌颂可以得宠且得意，遂歌颂如流。这样的作家显然是败类，是渣滓，是扼杀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帮凶。他们把自己的耻辱永恒地变成了白纸黑字。在相近的生存环境，司马迁可以不虚其美，不隐其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索尔仁尼琴可以揭露古拉格群岛的迫害与暴虐，米兰·昆德拉可以表现对专制的抗议，然而中国作家有谁做了什么呢？一代作家，给历史已经留下了空白。没有什么光荣，这是作家你自己造成的。

今天的作家如何呢？世界文化的交流当然打开了中国作家的视野，也改变着中国作家的思维，有觉悟的，有默默启蒙的，也有知道难打粮食仍在悄悄耕耘的。不过也有仅仅以作品的发表和出版为目标的，有的媚俗以图畅销，有的媚俗以图获奖，一副小功利的面目，有的流窜于官方与民间的变色带，过着满足的生活，而且随时准备翻脸，有的以利益的分化重组而联袂牵手，所以圈子很多，流派极少，有的不具明晰的价值观，从而其情不激，其感不灵，原动力稀薄。总之，中国作家多是要安全，不要真理，好逸乐，不好道义，求浮名，不求影响。散文作家如斯，别的作家也如斯。

（三）

杰出文章如美玉精金，不但市有定价，而且会到处传播。有的只是传播一地，有的可以传播一圈，然而真正好的作品便传播世界。当然在缺乏言论自由的辖区，再好的作品也不得输入，甚至越是好的作品越难以输入。不过这不是作品的事情。

咱们的文化状态通过种种媒介体现，不过好的文学显然是重要的媒介。遗憾中国还没有多少作品优秀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高度，也没有多少作品优秀到海明威或马尔克斯的高度，更没有多少作品优秀到莎士比亚或歌德的高度，从而广泛传播，体现了各个作家所在之国的软实力。今天的中国作家还没有以自己的作品为祖国赢得浩瀚赞誉的。这是中国作家的悲哀。

现在应该是中国作家大显身手的机会。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出于痛苦的嬗变之中。中国仿佛一个出水的美人，其容光焕发，使观者无不惊叹，然而她的脚毕竟还浸在水中，观者仍有所疑虑和期待。此时此刻的中国社会心理与情绪都非常复杂而丰富，可惜中国作家只观察到它的一点现象。所谓反对腐败的小说，也只是貌似深刻而已，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的散文照旧是无关痛痒或小病呻吟。

多年以来，中国作家已经习惯于规避题材，绕过禁区，遵循既定的原则写作。也许倡导者有其根据，然而作家如斯写作有什么根据呢？实际上作家这样做是违背天职的，当然也不道德。中国作家难道还要“少成”若天性或习惯若自然吗？当下中国社会的复杂与丰富，在于中国社会涌动着一种追求正义和公正的力量，劲吹着一种对人权的尊重并维护之风，尤其荡漾着一种对民主的深沉之爱。

关于民主，我注意到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的言论。2009年11月13日，他与美国一家杂志的编辑迈克尔·埃利奥特交流时认为，中国人目前对提高生活水平比对选票和言论自由更感兴趣，李光耀还说：“中国人对民主体制不感兴趣。”错了，李光耀先生。中国人不是动物，仅仅想吃美食，或是还要以金盆用餐。中国人热切地盼望民主体制，因为这是一种高级生活。中国人在1911年推翻封建制度，就开始追求民主了。中国人对民主体制不感兴趣，难道对帝王体制感兴趣吗？非民主体制是一种人的权利极其有限的体制，过的是精神贫农的生活。认为中国人喜欢这样的生活，显然是一种误解。李光耀先生不是中国人的代言人。中国人没有托拜他指点中国的事情。当然话说回来，这也得怨中国作家没有以自己的作品充分展示中国人的民主理想，遂使李光耀觉得中国人热衷的就是脱布穿裘，唾菜吞肉。在反映中国人向往高级生活方面，中国作家确实有自己的疏忽。总之，是时候了，中国作家应该用自己的文学作品展示中国的软实力，应该让世界知道中国人既有灿烂的古代文化，也有光明的现代文化。

只有这样，中国文学，散文，或是小说与诗，还有戏剧吧，才能摆脱涡旋打滚的窘境而高飞远走。

附记：到四川眉山来开会，我才知道中国有在场主义散文之论，并有一批在场主义散文作家，足见我一向孤陋寡闻。眉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给眉山在场主义散文立项并投资了375万元，以整编散文创作队伍，推出眉山散文品牌，更使我惊诧，也为之表示祝贺。争论激烈，正误不以一时而定。我的观点是：作家要去蔽，要以真相抵达真相，以行动着的真理走向真理，因为写作不是为了证明和论证某种散文理论，作家更不要为散文理论所束缚，否则就掉进了陷阱，步入了歧途。中国作家应该吸收西方的文化成果，然而作品之根必须深扎中国的传统，因为中国人自有审美趣味，表达方式，或阅读习惯。从先秦散文到现代散文，中国散文系统多姿多彩，继承它，先法而后作，以变而求大。无源之水，弱本之木，卒难为器。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所以作家应该忠实于生活，并使自己成为一具活而大的精神的艺术的感受器，并敏锐地反映中国人一种高贵的追求，和追求过程中的悲与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