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手术、骨科和介入植入性器械发展史

姚志修 执笔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外科植入器械专业委员会（北京 100044）

我国手术、骨科和介入植入性器械发展史

姚志修 执笔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外科植入器械专业委员会（北京 100044）

在产业发展史上，我国植入性医疗器械是由手术器械演变进化而来。 而近代手术器械的发端始于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后，被迫分别于道光22年(公历1842年)与英国签订不平等《南京条约》，咸丰10年(公历1860年)和法国签订不平等《中法北京条约》，上海和天津列为向西方开放的通商口岸，相继开埠(上海，道光23年；天津，咸丰10年)，西方医疗器械开始进入中国。至20世纪初, 医疗器械被广泛使用，但市场完全被外商独占。民国时期，民族医疗手术器械产业开始萌芽和发展，囿于社会整体经济和工业水准，基本处于家庭作坊和里弄小厂阶段。新中国成立至今60年间，手术器械和植入性器械的发展主要分两个阶段，即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35年，国民经济由私有转变为国有垄断时期，以及80年代中期至新世纪初叶的25年，社会经济呈多元化和外国企业入境发展。 第一时期，由于国家力量的推动，产业规模扩大，专业门类细化，基本上与当时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相适应。期间新产品的开发则主要得益于医师和工程人员的结合。最近的25年属于第二时期，即改革开放的年代，其主要特征是多元化和国际化，产业界五彩缤纷，进步巨大，基本或常规植入性器械，如创伤、脊柱和关节置换骨科植入器械和冠脉支架介入基础产品能做到自产自给。但无论在研发、工艺、或者市场和管理方面，尚处于幼稚的初级阶段，离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甚大。只有我们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坚持开放，深化改革，才有可能经过一代或数代人的努力，实现与国际接轨，或者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1 晚清时期

清道光23年(1843年),上海被迫开埠,继之天津也对外通商，西方医疗器械开始进入中国,至20世纪初,医疗器械被广泛使用，我国医疗器械市场几乎完全被外商独占。

2 民国时期

上海是中国手术器械的主要产地，约占80%以上市场份额，天津也制造少量手术工具和器械。

民国三年(1914年),国人创办了以经营欧美齿科材料为主的裕震兴齿科材料行，这是国人在上海经营医疗器械之始。民国期间，国内市场上基本没有专门经营手术器械的商店，只有经销药品的大商店附带销售手术器械，有数家外商开办的洋行可替客户订制国外手术器械产品，如德商礼和洋行代订制德国蛇牌手术器械。销售国产手术器械产品的有：华商经营的福州路五洲药房和爱文义路的中国医疗器械联营公司，但仅备常用的手术刀、手术剪、止血钳等数种常用规格。

当时进口手术器械做工精致，机械性能可靠，防锈性能等均超过国产产品，所以其产品价格高出国产同类产品10倍以上，只有少数经济条件好的大医院才具备条件应用国外产品。

民国13年(1924年)德兴五金工场从五洲药房、华洋药房接得定货,开始生产镊子、油膏刀等小件产品，此系上海最早生产的手术器械。20世纪40年代，上海有十多家专业生产手术器械的工厂，生产规模都很小，其中规模较大的3、4家工厂，如懋昌医疗器械厂、鑫昌医疗器械厂、耀华医疗器械厂等，每家厂的职工总数都不超过40人，主要加工设备包括钻床、铣床、刨床等，总数仅5、6台，工厂的主要任务就是首先购置原材料，委托打铁铺手工打制手术器械坯件，其后厂内钳工将坯件锉小到半制成品规格，然后再将锉小后的半制成品自行用土法淬火或发外加工。当时热处理用煤炉加热，凭操作工人经验目测温度进行淬火，最后再送电镀厂进行表面抛光和镀镍、镀铬防锈。所以，当时的手术器械厂主要是简单地将坯件锉小到半制成品模样，其他的工艺基本都靠外协加工解决，生产方式很原始、简单。而其他规模较小的十余家工厂，工作人员均不足10人，甚至都没有电动加工设备，属于里弄作坊性质。 此外，当时还有个别五金加工厂也经常临时生产一些手术器械产品，像新亚卫生材料厂等，但都时间不长，产品数量不多，对手术器械行业发展影响不大。

天津开始生产骨科器械是与普外器械一并起步的。1937年，三条石大街以主要生产柴油机的全盛德铁厂为主的一些手工作坊，开始加工生产立式和卧式消毒器、蒸馏器，以及手术刀、手术钳和手术剪等一些基本的手术器械。那时，以全盛德铁厂为主的工人从生产实践中积累了加工医疗器械的经验，成为天津生产医疗器械的第一批技术工人，同时，三条石也成为了天津医疗器械制造的发祥地。1940年侵占天津的日本军1820部队在河东小孙庄建立了军用仓库，并在仓库内设立了医疗器械厂专为日军制造和维修用于侵略部队用的各种医疗器械。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和发动内战，导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百业凋零，有些手工作坊放弃了医疗器械的制造和维修工作而转入其他行业。到1948年解放之前，天津医疗器械的生产和维修厂只剩下27户，从业人员不足百人。

3 新中国时期 (1949年～2009年)

3.1 初期 1949 年 ～1956 年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致力发展医疗器械工业, 根据党“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对私营医疗器械厂实行加工订货,收购包销,帮助私营医疗器械工厂扩大生产,逐步摆脱资金拮据、原料匮乏、开工不足、销路呆滞的困境，使手术器械生产企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逐步建设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部门。企业规模得到了不断扩大，生产设备的增加和工艺的改进进一步提高了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同时改善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主要改进情况如下：

(1)原材料制坯，用机械锤锻打代替手工锻打，成倍提高了制坯劳动生产率。1952年，上海医药器械制造公司器械一厂首先采用弹簧锤替代手工锻打。

(2)用砂轮机磨削代替手工锉削，将坯件加工为半制品成倍提高了锉工劳动生产率。

(3)局部耗工时工序利用铣切成形代替手工操作，1951年，由于抗美援朝需要,医药器械制造厂设计、制造成功生产钳类产品通用的雌鳃、雄鳃双头铣床、锁齿牙铣床、鳃部拉床等专用设备，切削加工效率成倍提高。

(4)在采用热处理和电镀加工方面，规范了加工工艺，提高了产品

机械性能和防锈性能。1953年，上海懋昌医疗器械厂建成电镀车间，测试分析仪器基本配套，并自行设计带有吸尘装置的抛光机和室外集尘池。还采用电加热盐浴炉淬火和箱式电炉退火，并添置整套测温、测硬度的仪器，制订热处理操作规程和工艺守则。

(5)生产力的增长和工艺的改进以及手术发展的需要，促使产品向各专科用器械方向发展 在此期间，开发了五官科、妇产科等各种专科手术器械。1950年,上海懋昌医疗器械厂通过行业协作也开发了外科刀包、产科刀包、妇科刀包、耳鼻咽喉包、牙科包和眼科箱。

到1956年时，原来作坊式的小厂也发展为10多人规模的小厂，拥有了2、3台机床设备；至于原来基础较好、条件较好的厂经过合并，规模有所扩大，如懋昌医疗器械厂、鑫昌医疗器械厂、耀华医疗器械厂等每家厂的职工人数达到30～80人，拥有10余台通用或专用机床设备。其生产的手术器械产品基本上仿制国外产品，除了常用的手术剪、止血钳、辅料镊外，扩展到多种夹持钳类，如海绵钳、子弹钳等，以及铜制的各种内窥镜等，并生产齿科器械、妇产科器械和五官科器械，已经能够结合手术的需要，将各类器械装配成器械包，既便于医生使用，也便于客户选购。

天津的情况类似，解放后人民政府积极扶植医疗器械的生产，对私营企业在政策上和资金上给与支持，使天津市的医疗器械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随着生产厂家的增多，逐步形成了医疗器械工业体系。

1954年，根据天津医院和一些临床单位的需要，天津专业生产骨科器械的生产开始快速发展。当时由伟达工业社开始生产骨科手术器械和一些简单的植入性产品，如骨针、接骨板、接骨螺钉等。虽然产品不多，但在中国却是首开植入性器械生产的先河，为手术治疗骨创伤病人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天津骨科临床治疗打下了基础。

值得记录的是，我国骨科创始人之一的方先之教授为发展我国骨科植入性器械和手术工具立下了丰功伟绩。他在天津创建了国内首家骨科专科医院，以其朴素和实用的方式，实行前医院后工场、医工结合的模式研发器械工具。前面一线有800多个床位的骨科病区，后面是20多位工匠组成的工场，通过临床观摩、医生与技师间的充分讨论和反复试验，仿制国外器械和病案需要的特殊器械，工场负责人是方教授特地从上海聘来的忠厚朴实、心灵手巧的鞋匠侯希初。

解放后到公私合营时，手术需求量不断增加，医疗器械行业得到快速发展。从全国范围来看，从事手术器械产品生产的企业65%以上集中在上海，其他地区主要有天津、山东新华医疗器械厂生产手术器械，沈阳地区厂家生产止血钳等产品。

3.2 1956 年公私合营到1966年

1956年国家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天津等地的私营医疗器械企业并成合作社，国家参股，并起领导作用。如天津伟达工业社与铭记、双合成等多家加工作坊合并，成立第二医疗器械合作社，专门从事骨科器械和假肢的制作。

1958年,行业内大搞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至1960年,大批量生产的手术器械生产基本实现机械化、半自动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手术器械原材料的变革 二战是世界医疗手术器械产业发展的分水岭。之前德国等欧洲国家主导了世界市场，之后美国逐步替代欧洲成为世界医疗器械的领导者。

到抗战胜利后，市场上出现了大批美国军用手术器械，包括手术剪、止血钳、布帕钳等，该产品的最大特点是用不锈钢原材料制造，而以前的手术器械80%以上都是采用含碳量0.4% ～ 1%的碳素结构钢制造，成型后表面镀镍层和铬层防锈，但使用数次后就会产生锈迹，严重的甚至出现镀层局部脱落在患者体内的情况，导致病人出现异物不良反应。器械本身也因为锈迹而卡塞，不能灵活运动，丧失使用性能。所以手术器械原材料的改变，以马氏体不锈钢取代碳素钢，是手术器械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革。

公私合营后，我国马氏体不锈钢的研制工作排上了规划，到60年代全面取代碳素钢成为手术器械产品的主要原料，为生产高精产品创造了条件。其突出的事例是心脏外科专科手术器械的开发。1960年，上海懋昌医疗器械厂与胸外科医院合作研制了用于二尖瓣狭窄手术的心瓣刀；1962年，研制成功二尖瓣扩张器，配合胸外科医院兰锡纯教授开展心脏外科手术。此后，上海手术器械厂研制的无损伤动脉止血钳及数种心脏手术配套器械包都推动了心脏外科手术的发展。

天津作为国内第二位的医疗器械生产基地，在此期间也有长足的进步。1958年，由天津市第一轻工业局批准，第二医疗器械合作社变更为地方国营企业，定名为天津市东风医疗器械厂，成为国内专业生产骨科器械的厂家，其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主导地位。进入60年代，天津市东风医疗器械厂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产品列入国家计划经济渠道，由天津医药站统购包销。

1965年，天津市东风医疗器械厂更名为天津市骨科器械厂，同时进行扩建，增建了热处理和锻压车间，由此成为国内唯一专业生产骨科器械的专业企业。由于生产不断发展，加工设备全部配套，产品品种不断增加，能够生产十几种植入性器械，配套的骨科手术器械也增加至43种。

上海、天津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为兄弟省市的医疗器械产业提供了大量的技术和人力资源支持。如1965年4月，国家计委和卫生部立项，将上海精密医疗器械厂全部迁往四川内江，至1970年2月完成了西南医用设备厂的建设(以生产X光机为主)，其间北京健康报社也迁去部分人员。上海医疗器械厂和苏州医疗器械厂共同援建了西南医疗器械厂(生产以牙科为主的手术器械)。 1969年，天津骨科器械厂抽调20名技术骨干和设备支援陕西省咸阳市，建成了西北手术器械厂。

3.3 1966 年～1980年代初期 文革及文革后时期

文革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医疗器械行业也不例外。但是，根据临床需要，有理想和抱负的医生和工程技术人员不计名利，继续为完善手术器械的门类前行，骨科植入性器械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工关节、脊柱装置和一些新型创伤产品开始在中国生产。 他们遵循的是医工或医工研结合的道路，如：

(1) 1970～1971年间，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骨科王琰、陈中伟等医生为治疗一位膝关节肿瘤病人，与上海手术器械六厂(以下简称“上手六厂”)合作，定制了膝关节假体。接着采用上海钢研所提供TC4钛合金原材料，又开发了头、颈分离的直柄型人工股骨头。在一年多时间内，临床应用了百余例。70年代初，在上海市政府和市卫生局领导下，全市成立了人工关节协作组，参加单位有第六医院(王琰、陈中伟)，中山医院(黄富成), 新华医院(胡清潭)，第一人民医院(刘广杰)等，上手六厂 (项桂荣，周绪章等)，组长为陈中伟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不久用TC4钛合金制造了“玛尔式”(Moore)弯型柄人工股骨头，得到很多医院的认可，并逐渐取代直柄型股骨头，“玛尔式”弯型柄人工股骨头得到了推广应用。2、3年后又对股骨头头部形状进行了改进、将头部直径改为25mm，加一高分子聚乙烯的臼盖，使关节假体活动时金属与高分子材料发生摩擦关系，延长了产品使用寿命，成为全髋人工关节，此后式样很少变动，销售了许多年。人工关节协作组在1974年后活动频繁，部队系统的长征、长海等医院也相继加入，人工关节种类发展到肩关节、肘关节、指关节和人工掌骨等。当时，临床上使用上海珊瑚化工厂研制的骨水泥固定人工关节，而髋臼塑料部件使用的原材料则是北京助剂二厂生产的工业级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在脊柱植入装置方面，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解放军总院骨科卢世璧、王继芳等医师开始尝试应用镍钛记忆合金棒对脊柱侧弯进行矫正。在进行狗的动物试验时，当时医院没有实验冰箱，为了获得镍钛合金所需的低温，他们不顾寒冷，在医院厨房的冷库内一连工作数小时，终于使实验成功完成。 稍后的1974～1975年间，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引进国外先进国家的哈氏棒系统，对脊柱侧弯病人进行矫正。上手六厂与医院合作，开始仿制生产该系统。在临床应用方面当时用于支撑的棒较多，用于治疗严重侧弯的拉力棒较少，而且没有解决受力集中部位的设计和制造，导致临床断棒率较高。

(2) 1971年，北京钢铁研究总院谢云鹏、涂于云等工程师，与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郭兴唐等医师合作，开始选择材料试制人工关节，由于当时信息闭塞、资料缺乏，最初用316L不锈钢仿制了轴心式膝关节和钛及钛合金人工股骨头。临床实验发现，前者强度低，易弯曲后者易磨损，致使关节周围组织变黑。为此，从1978年开始研制铸造钴铬钼合金关节假体。先后为积水潭医院仿制出新Müller型全髋假体，为解放军总医院研制出自行设计的Jm2型髋关节。这两种骨水泥固定型的髋关节假体，经积水潭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分别进行百余例髋置换2～5年的临床验证，于1984年通过解放军总后卫生部和冶金部军工办组织的专家技术鉴定。此后，钢研总院批量生产，推广应用。其中新Müller型髋关节由于质量可靠，疗效稳定，一直沿用到90年代末，后被新型骨水泥固定髋假体取代。

在此期间，621航空材料研究所研制了香蕉形钴铬钼合金小全髋，当时也被多家医院临床应用。它和新Müller型髋关节属70年代国内自行生产试制的第一代骨水泥固定型髋关节产品。它们的问世填补了国产人工关节的空白，推动了关节置换手术的发展。香蕉形小全髋因其术后松动率较高而逐渐被淘汰。

当时北京和天津等地临床使用的髋臼为北京尼龙配件厂马仪文工程师等人研制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模压髋臼。骨水泥为天津化工材料研究所孙宝琴等人研制的第一代产品。术中采用人工搅拌，呈面团状填入髓腔假体间隙。

1981年，经北京、上海地区和天津骨科医院、吉林省中心医院等处的骨科医师及北京钢铁研究总院五室的科研人员倡议发起，成立了全国人工关节专业学会，由北京协和医院德高望重的骨科老专家王桂生教授任主任委员，积水潭医院郭兴堂医师为秘书长。这一学术组织的成立，加强了医工间的合作，对于我国人工关节早期的研发和应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同年，北京钢铁研究研总院成立了人工关节专业组，新设人工关节铸造、加工厂，专门开展铸造钴铬钼合金和人工关节的研制和生产工作。徐英忱、任仲文高工一起分配到该专业组。到1983年，经过全组人员努力，完成了铸造钴铬钼合金的成分、组织、性能以及工艺的研究工作，技术指标达到美国ASTM F75-76和ISO 5832－4标准。1984年，通过了冶金部军工办和解放军总后卫生部组织的专家技术鉴定。从此，中国有了自己国产的人工关节金属材料－ 铸造钴铬钼合金。该合金先后列入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被广泛应用至今。

1983年，由王桂生教授牵头组织北京协和医院、解放军总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与钢研总院合作，签订科研协议，共同研制生物固定型钴铬钼合金人工髋关节，即珍珠面髋关节系列假体。该假体柄部近端表面形成1～1.5mm超半径球粒，球距1～1.5mm。在球间形成孔隙，通过骨组织长入球间隙并包绕球粒，达到固定假体部件的目的。这一设想引起当时在美国Mayo医院工作的赵以博士和戴克戎进修教授的兴趣和称赞。钢研总院徐英忱和任仲文两位高工主要负责设计、制造系列化的产品和配套器械，以及动物实验用的犬髋关节假体。解放军总医院负责犬关节的动物实验研究和生物力学研究。协和、解放军总院和积水潭三家医院进行临床研究。

到1986年，解放军总医院完成了36例犬髋关节的动物实验，三家医院临床应用101例112髋，临床观察和验证两年多。该产品于1986年在湖北十堰召开的第三届人工关节学会年会上，通过了解放军总后卫生部和冶金部军工办组织的专家技术鉴定。 珍珠面髋关节产品被评定为系国内首创，填补了国内空白，居于国内先进水平。该成果1990年获全军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991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珍珠面关节由于质量稳定可靠，术中可不用骨水泥，植入手术简单方便，从问世以来至今，国内一直广泛应用于临床，被各个厂家竞相仿制生产，截至2005年，估计在中国总植入数量超过10万例。

这一成果使我国拥有了自行设计的第一代生物固定型髋关节，提高了我国人工关节的研究水平，对于我国人工关节发展的影响意义重大。

(3)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即621所)钛合金研究室于1973年9月5日投入人工关节研制项目。起因为抢救一位下肢骨折病人。研究室与北京积水潭医院郭兴堂主任合作，试制10套钛-四铝合金(类似TC4,但不含钒)，每套3件(髓针、股骨体+铰链和股骨髓针)。1975年4月27日第一批精铸毛坯铸造成功，1976年全部完成任务。郭主任找617厂加工成临床能用的假体，1977年完成五例手术，成功三例。积水潭医院在1978年全国医药卫生科技大会前，把三机部621所作为协作单位一起申报了成果。1978年6月20日，卫生部直接发函第三机械工业部科技局，专为此发下奖状。

621 所还义务为友谊医院做了5套毛坯，机加工由医院自找协作单位完成，临床一共用了3套，成功一套。

天津医院因1976年唐山地震灾后救治伤者，自带材料，并派出几个人来621所帮助做辅助工作，共做了100套关节毛坯。天津医院在自己的工场里由70多岁的侯希初老师傅带领，将其加工至假体成品。100套关节毛坯的原材料是宝鸡902厂顾小富厂长无偿捐赠的。1979年前临床应用了25套，所有手术都很满意，没有折断等问题发生。这些毛坯不但可以做膝关节，也可以变通做髋、肩、肘、踝等关节，使621研究所人员大开眼界。侯希初师傅改革了工艺和设备，原来一炉只能浇4～5件精铸件，由他到天津电解铜厂求援，改为一炉能浇17件的铜模，最后改为一炉可浇60件的铸铁模。由于铸铁有激冷作用，铸件周围晶粒很细，铸件机械性能更好，这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整个过程中，所有的杂活、脏活、累活，都是侯师傅带领四个徒弟一起完成的。

工作结束后，天津医院给621所送来一面大锦旗和五个大关节假体的样品，为621所试制物美价廉、坚固实用的关节假体提供参考。

以上成功事例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个人奉献精神和单位协作风貌。

顺带提及的是，当时天津医院研制的人工关节价格仅200元一套，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与目前的关节假体上万元一套比较，仍可谓不可同日而语。

天津医院与621所合作的铰链式膝关节，迅速在国内近百家医院推广，几年内用了近千例，1984年5月9日鉴定会上获专家一致好评，最后卫生部评为部乙级奖。国防科工委成果办公室知道后， 将这项人工关节成果列为国防系统25项重点推广的军转民项目之一，拨专款2万元进行录像。不久军转民项目负责人徐禹强组织、邀请了百位骨科专家，1984年10月25日在江苏江阴华士镇华西大队召开推广研讨会，621所人工关节产业从此迈上了新台阶。

(4) 1974年，上海手术器械二厂与第六人民医院陈中伟医师研制成首套显微外科手术刀包，安全医疗器械厂亦配合研制多种规格无损伤缝合针，推动了断肢及断指再植手术的发展。此后，上海手术器械厂陆续发展的各专科专用显微外科器械包，都不同程度减轻了对患者的手术损伤，提高了手术质量并推动了手术的发展。

(5) 70年代中期，上手六厂、上海钢研所在上海笫九人民医院骨科

戴克戎医师主持下，对镍钛记忆合金植入器械发展进行了研制，先后研制了髋关节表面置换杯和小型加压接骨钢板。髋关节杯做了几个病例，并获得了全国科技二等奖；加压钢板曾应用了数年，做了数百个病例。在以后的市场竞争中，因记忆合金植入器械操作繁琐，显示不出疗效上的特殊优势而逐渐被市场淘汰。

同一时期，瑞金医院骨科马元璋与上手六厂共同研制人造椎体，以替代病变的脊柱节段，曾做过数个病例，并得到成果奖。但因该手术难度大，出血多，没有能够得到连续发展。

(6) 70年代后期，上海笫六人民医院陈中伟向上手六厂提出研制能

负重的接骨钢板，用TC4钛合金制造接骨板，宽度为20mm、厚度为4mm、接骨螺钉为5mm、病员术后只需休息数天即能下床活动，改变了以往术后须卧床休养数月才能活动的保守疗法，手术得到了全面推广。此种型式的金属接骨板和接骨螺钉批量生产多年，因当时解决了手术发展需要、提高了手术疗效、减少了病人长期卧床的痛苦，一直使用到80年代后期，才逐步被AO钢板所取代。

(7) 1980年1月，上海手术器械六厂蒋德成工程师等与中山医院外科蔡成机医师等合作研制开发出消化道管形吻合器与线形缝合器，缩短了手术操作时间并保证了手术质量，把操作难度较高的管形消化道纯手工对接吻合，改变成简易规范操作、应用机械机构实施的机械吻合，原来手工吻合须20min左右，而采用吻合器进行吻合仅需5min，这在外科手术史上可称一项重大创举。 至今该产品仍在临床发挥作用并扩大应用到痔疮等手术上。

(8) 1982年，以新华医院小儿骨科吴守义医师为主，上手六厂及上手厂共同合作，开发了小儿骨科器械包，设计了一批螺钉，并配套了小号骨科咬骨钳、髋球钻等手术工具和安装器械，极大方便了小儿骨科手术，受到了小儿骨科界的欢迎。

(9)天津在发展骨科专业植入器械和成套手术器械包方面，也取得显著的成绩。统计资料见表1。

表1 天津市骨科器械厂生产品种发展情况

与天津调整产业结构类似，上海医疗器械业也沿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1967年开始筹建上海手术器械厂。从1971年开始，国家对手术器械厂扩大投资，建立正规的生产场地，到1981年，手术器械企业大规模合并，并将原来的10个生产厂合并成两个生产厂：

(1)上海手术器械厂：重点生产和发展批量较大的手术器械，如每年有数万件以上销量的手术钳、止血钳、敷料镊、海绵钳等，规定这类器械由其生产和发展。

(2)上海手术器械六厂：重点生产和发展每年需求量在数百～数千件的各专科手术器械。

所以做大批量单件生产厂先后并入手术器械厂。如手术器械二厂、三厂、四厂，而做花色品种的上海医疗器械厂手术器械车间、手术器械七厂并入上海手术器械六厂。

上海手术器械厂生产钳类、剪类、镊类结构的产品，年产量后来都达到数十万件，每种产品均配备成套专用设备，进行流水线加工，所以单件耗工低，既降低了成品又能保证产品质量。

由于工厂充实了必要的设备，可以采用更先进的工艺和设备制造手术器械，这个时期的具体发展如下：

(1)生产场地和卫生条件得到了有效改善，工人的劳动环境也有很大改观；

(2)大量应用产品加工所需的专用机床，形成了生产流水线，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和工人劳动强度；

(3)大批量采用坯件冷精压成型新工艺，大大减少了坯件加工余量，既节约了原材料又成倍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文革至文革后尚未完全对外开放的80年代初期，广大医师、工程技术人员和单位领导，凭良知和热忱继续发展着手术器械，并开始研发骨科植入性产品，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人民医疗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囿于国际交流不畅，专业技术水平低，也存在许多明显的缺陷。如北京、天津和上海长期使用钛合金，甚至纯钛，制作骨水泥固定的关节部件，由于关节假体和骨水泥之间发生的微动磨损效应，临床后期出现周围组织和体液变黑。上海地区生产的“三合一”关节假体摩擦副组合用材错误，而报章大力宣传的陶瓷关节因设计违背生物学原理、由耐火材料厂制造部件的工艺粗糙，数百例临床病例几乎全部失败。

产业发展机制方面，从文革到80年代中期，北京主要依靠研究所和医院的结合，而天津和上海则主要依靠政府有形之手，实行工厂合并和设置专业化工厂。

3.4 20 世纪80年代中期至世纪末的15年

这是发生伟大转折的15年，其特征是: 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经济体制呈多元化结构，骨科植入性器械业大发展。 民营企业登场，外企大举入境，它们迅速超越国有企业，开始主导市场，同时，国际交流和学术活动繁荣。

3.4.1 民营企业

南方一位退休工程师催生了苏南骨科植入器械产业带。

1983年末，蒋德成高级工程师从上海手术器械六厂退休，不久即受聘到张家港医疗器械一厂当技术顾问。该厂是一个乡镇集体所有制加工企业，生产员工一百几十人，拥有锻压加工设备数台、金属加工机床十余台等陈旧设备，技术力量薄弱。1984年起工厂决定开发骨科植入器械。8年服务期中，蒋工程师主要做了以下事情：

(1)从中国医疗保健品进出口公司收集国外手术器械和植入性产品的样本目录。比较从前依靠医院，获得的信息全面，详尽。

(2)选用国际通用的外科植入级316L不锈钢材料(美国牌号UNS S31673)代替中国传统的0Cr18Ni9、1Cr18Ni9不锈钢材料制作植入器械。

(3)采用国际AO组织和欧美国家普遍认同的植入产品式样，于1988年国内率先研制成功上下肢全套接骨钢板和螺钉器械包，1989年与北京医院合作，开发了成套股骨颈骨折鹅头钉加压器械包。脊柱内固定器材方面，在哈氏棒和路氏棒的研发上，也领先于其他企业，紧接着又研制成功迪克Dick I型和II 型脊柱矫正产品。

(4)研制植入器械的同时，设计、制造与之配套的安装器械，规定了“应用方便、快捷”为器械设计的原则。

(5)从生物力学和解剖的角度考虑植入器械的强度要求和合理形态，提高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国产哈氏棒长期以来临床使用中疲劳断裂率高，断裂源位于头部相邻节90°度过渡部位，该处是应力集中系数最高的地方。张家港一厂采用R0.3～R0.5圆弧过渡, 极大地降低了应力集中系数，临床使用反映良好，一举打开市场。

(6)发展一批市场上缺少的植入器械通用手术安装器械。如咬口深度达15cm长杆咬骨钳(市场上只有长度9cm的规格)和咬口狭小到2～3 mm的狭口双关节咬骨钳(市场上只有宽度3 mm以上的规格)。

(7) 1985年，首创利用医学会召开年会之际设立展台，与众多医师进行面对实物的双向即时交流。

以往国有企业不掌握全面市场情况，片面依赖个别医院提供的信息和要求制造产品，生产方完全处在从属、被动地位。医院、工厂单位各自出于完成任务考虑，没有整体和长期思维。这种研制植入器械的传统思路和方式在张家港一厂首先被摒弃。

该厂从1986年到1993年长达8年时间内，保持了其骨科植入器械的产品发展和销售领先于国内同行。

1992年，蒋德成离开张家港，任常州市牛塘医疗器械厂(武进笫三医疗器械厂前身)顾问，前后帮助该厂开发了植入器械梅花针的全套器械，手指及足指植入器械包，包括成套微型接骨钢板和微型HA2接骨螺钉，并配备必需的安装器械。 90年代中期，与北京友谊医院罗先正医师合作开发了笫一代髓内钉器械。数年后，武进笫三医疗器械厂改进了股骨和胫骨髓内钉型式和安装工具，使髓内钉安装手术位置更准确，病人损伤小，手术时间短，该手术因此迅速得到推广，器械得到大量应用。武进笫三医疗器械厂(2007年更名为江苏创生医疗器械公司)亦发展成为国内骨科植入器械主要生产厂家之一，在髓内钉市场尤其占领先地位。

常州市康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系康华医疗器械厂发展而来，建厂初期只有十几名员工， 80年代末在十分简陋的农村厂房内专门生产金属接骨螺钉。在蒋德成的指点下， 管理层以与国际接轨为目标，1992年在国内率先研制成功了符合国际标准的内六角半圆头接骨螺钉和内六角起子等配套安装器械，进而研发了各种AO接骨钢板与内六角半圆头接骨螺钉和内六角起子等配套安装器械，使企业在2、3年内得到了高速发展。

康辉坚持以研发为导向，不久推出当时市场前景良好的具有远端瞄准装置的“带锁胫骨髓内钉”和“带锁股骨髓内钉” ，并在定位方法上加以改进，受到了客户的广泛欢迎，在市场占有率上跃居全国同行前列，其后制造多种脊柱装置，如RF、CD等矫正器械，遂成为全国知名企业之一。康辉是国内实行股份制最早的骨科企业之一，新的所有制能比较包容各种思想，接受新理念。公司在产品生产工艺改革方面，大胆首先应用数控技术，引进高精度纵切机床加工各种形状复杂的脊柱椎弓根螺钉。并且率先通过为跨国公司做代工(OEM)，提高了质量意识和管理水平。

在引进国际先进加工设备，通过国际代工提高管理水平等方面，康辉与创生及其姐妹公司奥斯迈一起，在骨科器械行业中起到了标杆示范作用。

目前，国内骨科植入器械制造厂的50%以上集中在常州、张家港和苏州地区。究其人事历史根源，大多是直接或间接从蒋德成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扶持的张家港医疗器械一厂、常州牛塘医疗器械厂和康辉公司分化而来的。

3.4.2 北方

天津情况类似苏南，现在的近10家骨科生产企业是从原天津骨科一厂和二厂演化出来的。而骨科二厂则是80年代初根据政府安排，由一厂援建的，一厂无偿提供了产品全套设计图纸和生产工艺。

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其改革开放的力度弱于外地，在此期间骨科植入器械产业虽有进步，但步伐相对缓慢，尤其是国有单位。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和钢铁研究总院是我国人工关节的发源地之一。航空材料研究所一度曾有3组人员从事人工关节产业：孙元负责所内职工子女就读的和平小学的人工关节厂，小学附属于海淀区教育局；刘建宇负责所直接领导的以关节为主业的京航生物医学工程所；国内人工关节元老之一的陈汉文最早从航空材料研究所体制内走出，成立了独立运行的亚华公司。3个公司的规模都不大。后来虽然和平关节厂并入京航，由于京航管理层变化频繁等原因，其销售迅速被后来新起的同类民营企业反超。钢铁研究总院的人工关节产业在体制变化前，其主要研发人员做的是兼职工作，而销售上则基本采取在办公室坐等客户自己上门的方式。

与钢铁研究总院和航空材料研究所坚持将发展植入器械产业置于院所严格行政领导之下的理念不同，北京理工大学采取了校办企业成熟后分离的政策。 北京理贝尔生物工程研究所有限公司是国内具有知名度的骨科企业，其前身为北京理工大学技术开发公司医疗器械部。大学介入骨科行业起始于1989年9月，当时北京积水潭医院危杰主任到北京理工大学，询问能否生产7.0空心螺钉及其手术器械。据危杰主任讲，这种产品刚刚在瑞士临床使用，欧美其它国家还未推广应用。该产品对于治疗股骨颈骨折优点突出，效果良好，但价格较贵，很难在中国推广。

双方经过论证，一致认为可以合作开发此产品。1990年1月23日签订协议书。参加人员大学方面有郭振英、赵光复，医院方面有危杰、荣国威、翟桂华。1990年6月初，提交了10个样品，1990年6月23日签订了150个产品定货合同，1990年6月双方共同申请专利，1991年3月20日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之后，北京积水潭医院多位大夫在学术会议和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有关空心钉的学术论文。人民医院寇伯龙主任、吕厚山院长为空心钉临床试验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因为产品质量上乘，1994年瑞士医生在积水潭医院参观访问时，将其国产品误认为是瑞士产品。

在此基础上，1993年至1997年北京积水潭医院和北京理工大学来共同开发了多个系列的AO型接骨板和接骨螺钉及其配套手术器械。中日友好医院骨科李子荣主任、空军总医院刘志雄主任对该项目曾大力支持。

该企业的AO接骨板和接骨螺钉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其质量比较接近AO原厂产品(在材料、硬度、外观和钢板的螺钉孔具有加压作用方面)，国内处于先进水平。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每年在积水潭医院进修的大夫有500多位，而且来自全国各地。积水潭医院使用该企业的产品，既推广了产品，也传播了AO技术。

1997年，北京理工大学进行机构改革，当时政策规定学校不再办公司。为此学校决定，将技术开发公司医疗器械部的产权、债务和证照全部转让给北京理贝尔生物工程研究所，并协助办理了相关手续。

理贝尔公司从此成为家族企业，家族企业主要优点是决策快，运作成本低。经郭振英教授及其子郭谦的努力，同年，在解放军306医院邹德威主任和北京军区医院李建民主任支持和参与下，公司研制了自锁式髓内钉。其后公司发展了系列化的创伤产品，并迅速拓展到脊柱领域。他们对发展产业的感悟是：

(1) 企业与医院紧密结合是企业成长的前提；

(2)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必须始终坚持将产品质量置于首位；

(3)不断开发新产品是企业前进的动力；

(4)生产必须以市场为导向；

(5) 秉承企业长期发展目标，避免短期行为。

3.4.3 脊柱植入装置的自主创新研发

至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生产的脊柱装置基本上是仿制国外的成熟产品，自主研发的脊柱植入器械几近空白。80年代末，北京邹德威医生将自己设计的脊柱内固定装置样件带到美国，在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矫形外科研究所进行了全面、科学的实验室研究，并于1991年将所获得的实验数据带回国内。

1994年，北京市奥斯比利克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北奥”)成立。该公司接受了邹德威从美国带回的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AF/RF/SRS脊柱内固定系统，推进使其国产化、产业化、市场化项目，由此开辟了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脊柱植入器械为公司主要发展方向的道路。 AF/RF/SRS以及随后研发的CGW “中华长城脊柱内固定系统”填补了国内脊柱植入器械产品的空白，并迅速形成了市场规模。

大量生物力学试验和临床应用表明，AF/RF/SRS/CGW中华长城脊柱内固定系统特别适合国人脊柱解剖生理学特征，生物力学效应明显优于国外同类产品。其中AF/RF/SRS脊柱内固定系统的临床应用分别多次获得高等级军队科学技术进步奖、军队医疗成果奖和中华医学科技奖，以及北美脊柱学会“阿克曼(AcroMed)”奖，被《中国骨科学》和多本教科书列入常规使用产品，文献检索率列国产品第一。这些产品受到临床医生的普遍肯定和赞誉，以至国内同业厂家纷纷仿制，市场占有率一度达到80%。

北京市奥斯比利克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怀抱“百年骨科、造福社会”的理想追求，凝聚国内外骨科专家和相关专业人士的学识精华，以科技创新为发展战略核心，以质量第一、优质服务为宗旨，历经15年奋斗，目前挺立于境内脊柱植入器械产业的前列。

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来临，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手术指证和水平的大幅扩展和提升，以及材料学科、影像学科的发展，自千僖年起，国内脊柱外科这一“朝阳产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其增长率远高于创伤和关节重建外科产业门类。境内较具规模的企业有北奥、北京富乐、常州康辉、江苏创生、苏州欣荣、山东威高等。

外企大举入境，从理念和市场等模式上带来了革命性的变迁。

从1985年到2000年，几乎所有跨国欧美植入性医疗器械公司，包括 Braun， Biomet， Boston Scienti fi c，Ceramtec， Corin， Exactech， Johnson & Johnson， Lima，Link， Mathys， Medtronic， Plus， Smith & Nephew，Stryker， Synthes， Wright， Zimmer……纷纷到中国拓展业务。

以教育培训为先导，逐步打开中国市场，带头的是瑞士公司马特仕 Mathys. 它和其资助的AO培训团队一起，1989年首先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其后在上海中山医院和其他城市，开办学习班，宣讲骨折内固定的基本原理，训练进修医师使用公司产品在塑料骨上操作，熟悉和掌握手术技能。同时，接收中国医师去瑞士培训。所有相关费用全部由AO负担。这种市场开拓模式，使国内骨科界耳目为之一新。

1994年，姚志修在沪京骨科专家的支持下，引导、帮助世界关节市场翘楚美国捷迈Zimmer公司在中国建立了分部，该公司立即在上海定期举办学习班，培训来自全国三级医院的医生，并且派出外籍和国内高年资医师，去各地做演示性手术，帮助中国医师较快掌握现代关节成形术。 短短2年后，其在中国销售的人工关节数量占全部进口关节的80%。

外企登陆中国，培养了大批手术医师，借助性能优良植入性器械和配套手术工具，先进的市场开拓模式，结合雄厚的财力支持，迅速获取了高端市场，首先使我国部分国民享受到了先进的国际科技医疗成果。但其产品价格高出当时国产产品5倍以上，令多数适合植入手术的患者望而却步。

3.4.4 合资企业的诞生

介于民企和外企，在此期间还涌现了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合资企业，如北京兰德尔(中法)、普鲁斯－钢研(中瑞)，和稍后的北京奥斯比利克公司(中美)。合资企业在人员，理念、资本，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往往兼备中外特质，促进了中西方思想和文化的交流和某种形式或程度的融合。

3.4.5 国际交流繁荣和标准化组织建立

我国对外开放体现在人员交流上，是80年代初开始向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大量派遣留学生和进修人员，在90年代则是中外商界、技术和医学人士更自由地往来。包括医院、公司、省市、地区、全国和国际间的各种形式和规模的学术活动空前繁荣。

在植入性医疗器械标准化方面，1988年10月成立了“全国外科植入器械和矫形器械标准化专业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天津市医疗器械检测中心。1992年，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工作的姚志修博士以个人身份接待了国际标准化组织外科植入器械技术委员会 ISO/TC 150 秘书Gindele Karlhanns博士的来访，陪同他去北京与国家药监局有关负责人会谈，从此开启了我国在外科植入器械领域和国际标准化专业组织的官方接触。

3.5 2000～2009 新千年开始的10年

行业组织成立，标准化工作步入新时期，骨科产业继续繁荣并开始兼并，介入产业崛起。

3.5.1 行业组织的成立和作用

2003年，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所属京航公司孙建文经理向普鲁斯－钢研公司姚志修总经理提议联合同业公司和个人，成立外科植入器械行业协会，以规范市场，促进产业健康发展。这一倡议获得蒙太因－兰德尔公司周袭明董事长、王慧娟总经理、任凤妹副总经理，康辉蒋谊康董事长，北奥公司总经理梁晓伶和武进三医厂钱福卿董事长的热烈响应和支持。经过上述六家公司及其管理层主要人员姚志修、孙建文和任凤妹等人近一年的筹备，联系到的60多个境内企业和专家表示自愿联合组织协会，谋求共同发展之道，最后决定成立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外科植入物专业委员会。2004年3月，在北京正式召开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监管司和中华骨科学会领导莅临大会祝贺。卢世璧、曹春晓、高润霖3位院士和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邱贵兴主任在会上作了骨科和介入产业发展的主题发言。是年冬，卫生部决定对高值医疗耗材在8省市范围实施招标，境外企业因不满招标代理商业公司的不规范措施，为便于产业界与政府部门及招标代理公司进行一对一的理性沟通和交涉，纷纷加入外科植入器械专业委员会，协会专业委员会的代表性也因而得到了全面体现。从2004年至2009年，协会专委会开展了一系列维护企业正当权益、实施行业自律、建设完整产业链，提高产品质量的活动，得到会员拥护、政府认可。协会组织以服务为中心，站在全民利益高度，为企业办事，为政府和其他第三方搭建起交流互动的平台。

3.5.2 国内标准化组织链接国际组织

2003年9月，全国外科植入物和矫形器械标准化技委会SAC/TC110张炳勋主任和齐宝芬秘书长与普鲁斯－钢研姚志修总经理，大连大学董何彦教授等一起，去土耳其参加一年一度的国际标准化组织外科植入器械技术委员会ISO/TC 150年会。会议期间经姚志修与TC 150 主席和秘书、分技委主席联络，促成中国外科植入器械的标准化组织正式与国际对口组织接上了工作关系，加速了其后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的步伐。2007年ISO/TC 150的年会在中国天津召开，标志中国外科植入器械在组织上融入了标准化的国际大家庭。

3.5.3 骨科产业继续繁荣，整合和分化时代开始，跨国企业的中国本土化

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我国骨科产业以年均约20%的递增。苏南和京津两大产业带业已形成，区域内生产企业超过50家。年销售额超过或接近1亿元人民币的境内企业有创生、威高、康辉和欣荣等公司，约10个企业年销售额超过0.5亿元人民币。企业同质化现象明显。骨科产业进入整合、兼并时期。 同业兼并典型的案例有2006年苏州欣荣并购上海三友，2007年北京威联德并购天津华北，山东威高并购北京亚华，2008年北奥并购天津泰山。跨行业的兼并发生在介入企业购买骨科公司，如2008年北京乐普兼并天津威曼。目前更多更大的并购还在酝酿之中。整合有利于企业综合能力的提高。

面对产业同质化日趋严重的现象，产业链分化和细化应运而生。北京昌航精铸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生产钴铬钼植入器械铸造坯件的厂家，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其发明的生产工艺可使产品具备的综合机械性能远胜于欧美同类产品。上海几何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整合上海科技资源，其发明的专门制造体系能在成本低于同行的情况下，高效制造出精度优于国际跨国公司髋关节的金属球头。西安西部超导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凭借高科技手段，在植入器械常用的Ti6Al4V原材料质量方面实现突破，其生产的超低间隙Ti6Al4V ELI合金棒材，每年出口欧洲上百吨。台湾荣钢公司在植入级别的钛合金精细加工以及拓展大陆和国际市场方面也获得很大成功。产业链的分化和细化，对提升植入器械的质量至关重要。

为了进一步扩大在华市场份额，知名的跨国企业在将高端植入器械产品不断投向中国境内市场的同时，也开始采用收购、兼并、设厂等方式加快其在中国本土化的进程。近年美敦力 Medtronic注资威高，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开始在中国设立独资工厂的有邦美Biomet, 强生Johnson & Johnson,史赛克 Stryker，辛迪思Synthes等，它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推动了中国植入性医疗器械产业和市场的进步。

截至2009年，国内制造创伤和脊柱植入产品的企业约70家，人工关节企业30家。2007年行业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行12.3万例关节成形术和19.4万例脊柱装置植入手术，其中植入境内、外企业生产的关节假体数量基本相等，而60%以上脊柱植入装置则由境内生产。中低端市场基本为境内企业占领， 而高端市场则为外企控制。

3.5.4 介入产业崛起

中国最初从1984年聘请国外专家开始了冠状动脉介入手术，治疗2例病例，1994年治疗病例数为600～700例，2007年我国完成的PCI病例为14.3万例左右，相当于美国的12%。

2000年以来，介入诊疗产业在中国以近乎爆炸性绝大多数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学习，多数具有海外工作的经历和经验。现实的巨大市场，新千年后宽松的社会环境，政府的支持，外企前期的医师培训，则是促使介入医疗产业在中国迅速发展的其他客观因素。的速度增长，从事介入的国内企业近40家，涌现出了北京乐普、上海微创、安泰生物、深圳先健、苏州维科等一批专门从事介入诊疗产业的企业。中国巨大的介入诊疗器械市场也吸引着国际上主要的介入诊疗器械生产商进入，强生、波士顿科学、美敦力、佳腾、库克等公司纷纷进入中国，并占据了主要的高端市场。

在我国心脑血管介入器械中，心脏冠脉介入产品(PTCA)占80%以上。尽管我国开展微创介入治疗较早，且冠心病患者较多，但由于手术费用高且不能完全报销、对做手术的医生要求较高等因素的限制，导致了手术的普及程度远没有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目前主要市场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3市和部分省会大城市，发达地区的中小城市也逐步兴起。

图1表示国内1998年～2008年间开展心脏冠脉介入手术的数量以及所使用的进口和国产支架情况。

2004年以前，国内冠脉支架系统市场主要被国外企业所占据，2004年，微创医疗成为国内第一家药物支架系统生产企业。2005年，北京乐普公司成为国内第二家可以生产雷帕霉素药物支架系统企业。随着国内企业对核心技术的不断突破，国产药物支架系统的市场占有率逐年增加，2005年、2006年、2007年国有产品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44%、59%、70%左右，彻底打破了药物支架系统行业被国外企业垄断的局面。

2007年，国内冠脉支架系统市场占有率前六名的企业为上海微创医疗、北京乐普医疗、山东吉威、强生公司、波士顿公司和美敦力公司，共占据约93%的市场份额，其中国产厂商日益占据竞争优势。

高素质的企业主或高管层是境内介入产业在短短几年中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后，他们

回顾性小结

100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医疗设备领域也是如此。手术工具和植入性器械分别代表了该领域中基础和高端的两大组成部分。回顾其产业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上世纪末期，民企和外企产业用不到10年的时间，超越了先前被国企垄断的骨科市场，而介入产业则在短短5年中迅速壮大，其市场价值接近、有可能将超过了骨科。根据WHO报告，心脑血管意外和骨与关节病患是当前世界导致残疾名列前两位的原因。随着社会老龄化，积极发展介入装置和骨科植入器械，应对此两类疾病，是各国医疗卫生事业面临的重要任务。 从我国手术器械、骨科和介入产业的历程，我们不难找到其赖以迅速健康发展的主要社会因素：

(1)对外开放的国策；

(2)主动向西方发达国家实施技术性接轨；

(3)多元化的经济体系和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

(4) 产学研、理工医的结合是创新的必由之路，其中‘医’是源，‘产业’是主体；

(5)高素质的人才是发展产业的根本；

(6)教育和培训为兴国之道；

(7)医疗器械多为中小企业，无论何时政府的支持都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时，政府伸出有形之手，对产业进行良性干预。

参与本报告撰写的人员有：蒋德成(沪、苏)，孙元、徐英忱、杨明郭振英、梁晓俐、卜长生 (京)，毕宏伟(津)，丁正林、任凤妹徐国强(苏)，项桂荣、崔勇 、山卫东(沪)，王琰(粤)等。

[1] 上海地方志， 《上海医药志》第二编 《工业生产》 第三章《医疗器械生产》， www.shtong.gov.cn。

[2] 《天津市医药集团发展史》，三十至九十年代篇。

History of the Surgical , Orthopedic and Implantable Devices in China

YAO Zhi-xiu Committee for Surgical Implants, CAMDI (Beijing 100044)

1006-6586(2010)01-0076-12

R197

A

2009-12-16

姚志修，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外科植入物专委会理事长，国际标准组织外科植入物技术委员会ISO TC150 WG7专家成员，中国外科植入物和矫形器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医疗器械信息》杂志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