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生门》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

孙立春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36）

《罗生门》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

孙立春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36）

《罗生门》作为芥川龙之介的代表作，受到中国读者的广泛欢迎，催生了20多个中文译本。这些译本良莠不齐，译作风格各不相同。该作品在中国译介与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一方面证明了它的艺术魅力及其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正视并认真对待。

罗生门；译介；传播；译本比较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日本大正文学的代表作家，有“文坛鬼才”之誉。他在短短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了149篇小说、66篇随笔、55篇小品文及许多评论、游记、汉诗、和歌、俳句等作品。《罗生门》是他登上文坛的处女作（之前也有《大川之水》、《老年》等习作发表），创作于1915年9月，发表于同年11月份的《帝国文学》上。这部小说叙述了一个因失业而走投无路的仆人在罗生门上遇到一个拔死人头发的老太婆，听了她利己主义的解释后，从而坚定了做盗贼的决心这一心理过程。小说取材于日本古代故事集《今昔物语集》，但是芥川在原作的主要情节和人物的基础上，将自己巧妙的布局、新颖的构思、精湛的描写技巧融入其中，可以说是对原作脱胎换骨的升华。小说成功地描绘出主人公心理变化的全过程，尖锐地暴露出人类处于绝境时的自私本性。这部小说结构严谨，安排得当，结局的处理耐人寻味，而且叙事技巧高超。对于人物言行和外貌的描写也非常出色、传神，例如对两个主人公行动和外貌的动物式比喻，就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总之，《罗生门》是一部主题深刻、技巧超群的小说。因此，《罗生门》虽然是芥川早期的作品，但在其全部作品中是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代表作。它不仅经常出现在芥川的选集和日本中学语文课本上，在日本国内广为人知，而且随着黑泽明拍摄的同名电影（实际上取材于芥川的另一部作品——《竹林中》）获得1951年度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它的名声已经走向世界。

一、鲁迅的首译

正因为《罗生门》拥有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和影响力，所以它作为芥川的代表作被翻译为多国文字，仅中文译本就有20种之多。这在中国的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史上是罕见的，而且这部小说在中国的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史的两次高潮之初始阶段就被率先翻译，对芥川其它小说的翻译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最早翻译《罗生门》的是鲁迅。他于1921年5月翻译了《鼻子》之后，又在同年6月14到17日的《晨报副镌》上发表了《罗生门》，并在《译者附记》里写道：“芥川氏的作品，我先前曾经介绍过了。这一篇历史的小说（并不是历史小说），也算是他的佳作，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1］2271923 年鲁迅把《鼻子》和《罗生门》这两篇译文收在他与周作人合编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6月）里，并在《关于作者的说明》里对芥川作品的主题及其“历史的小说”的特色，做了进一步阐释。而译文在《晨报副镌》连载时，芥川恰好以大阪每日新闻社海外特派员的身份在中国旅行、采访，而且于6月中旬到达北京。丸山昏迷在此期间曾经陪同过芥川，据丸山在关于《现代日本小说集》的书评中说，芥川在访华期间读过《晨报副镌》上的《罗生门》译文，①但在芥川的《中国游记》中却找不到相关的记述。不过，芥川于1925年3月在《新潮》上发表了《日本小说的中国译本》一文。文中称赞道：“至于翻译水平，以我的作品为证，译得十分准确，且地名、官名和器具的名称等，都认真地附有注释。……这本小说集（指《现代日本小说集》）比之目前日本流行的西方文艺译著，也绝不逊色。 ”［3］439－440不过，芥川却将这两篇译文的译者误认为是周作人，至于他是否见到了鲁迅，现在还不能肯定。②鲁迅的这两篇译文问世六年之内，芥川的小说没有再度被译为中文。1927年7月24日芥川自杀以后，中国文学界才兴起了翻译、评论芥川作品的热潮，详情请参照王向远的 《芥川龙之介与中国现代文学——对一种奇特的接受现象的剖析》［3］和秦刚的《现代中国文坛对芥川龙之介的译介与接受》。［4］鲁迅译文的最大特色就是直译色彩鲜明，详情请参考拙文《从〈罗生门〉的翻译看中国文学与翻译文学的关系》。［5］

二、改革开放后的译介与传播

正如《罗生门》的翻译引发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芥川小说译介的第一次高潮那样，芥川小说译介的第二次高潮也是从《罗生门》开始的。1976年4到6月，老翻译家楼适夷翻译了《罗生门》等11篇小说，当时他只把翻译芥川小说“作为逃避现实，逃避痛苦的一种手段”，没有想到出版。1980年5月湖南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了这部 《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并把《罗生门》置于开篇处，而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再版这本书时，用“罗生门”作了书名，副题是“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在这本书的“书后”，楼适夷称赞芥川道：“他是一位才华洋溢，学力丰厚，思想深刻，气品高迈，文字清丽，在艺术琢磨上颇有功力的作家”，并提到自己曾参考过鲁迅的《罗生门》译文。楼译《罗生门》的最大特色是简洁流畅，漏译较多，这也许与楼适夷的作家风格有关。他不仅漏译了某些句子成分，还经常省略连词，把几句话连结在一起，从而使语气连贯，给人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典型的例子如下，为了对比，笔者也把鲁迅的译文附在后面。

原文：すると、老婆は、見開いていた目を、いっそう大きくして、じっとその下人の顔を見守った、まぶたの赤くなった、肉食鳥のような、鋭い目で見たのである、それから、しわで、ほとんど、鼻と一つになったくちびるを、何か物でもかんでいるように動かした、細い喉で、とがった喉仏の動いているのが見える、その時、その喉から、鴉の鳴くような声が、あえぎあえぎ、下人の耳へ伝わってきた、。［6］

楼：于是，老婆子眼睛睁得更大，用眼眶红烂的肉食鸟一般矍铄的眼光盯住家将的脸，然后把发皱的同鼻子挤在一起的嘴，像吃食似的动着，牵动了细脖子的喉尖，从喉头发出乌鸦似的嗓音，一边喘气，一边传到家将的耳朵里。［7］

鲁：老妪更张大了圆睁的眼睛，看住了家将的脸；这看的是红眼眶，鹰鸟一般锐利的眼睛。于是那打皱的，几乎和鼻子连成一气的嘴唇，嚼着什么似的动起来了。颈子很细，能看见尖的喉结的动弹。这时从这喉咙里，发出鸣叫似的声音，喘吁吁地传到家将的耳朵里。［8］

通过以上译文与原文以及译文之间的比较，我们发现楼译不仅省略了“見開いて”、“ほとんど”、“見える”、“その時”等词汇，还把原文的五句话连成一句，都作为主语“老婆子”的言行而统一起来，从表面的言行突出了老太婆内心的剧烈变化。

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文洁若、吕元明、文学朴、吴树文四人翻译的《芥川龙之介小说选》作为《日本文学丛书》之一出版发行。全书收录芥川有代表性的小说45篇，共四十余万字，基本上反映了芥川小说的面貌和艺术特色。其中的《罗生门》是吕元明翻译的。这个译本比较完整，基本上没有漏译，而且比较通顺。在文洁若写的序言里，她引用《某傻子的一生》中的“尸体”一节，说明芥川为了写罗生门上的尸体，曾专程到医科大学的解剖室去参观，以此证明了“芥川很重视细节的真实，字字句句苦心孤诣，一丝不苟。”

199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吴树文翻译的芥川小说选集《疑惑》。这是一个收录小说20篇、共14万字的小册子，前面附有芥川的照片及他自杀后的相关报道。吴树文的《罗生门》译文也比较流畅，而且附有多幅插图。他没有像鲁迅那样为日本固有的词汇添加注释，而是对“羅生門”、“市女笠”、“揉烏帽子”、“鴟尾”、“火桶”、“聖柄の太刀”画图说明，并且为仆人抓老太婆及夹老太婆的衣服逃跑这两个场面画了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为译文锦上添花，无疑有助于读者更加形象地理解芥川的这篇杰作。

1997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林少华等人翻译的小说集——《罗生门》。全书篇幅不大，只有11万多字，共收录芥川小说11篇及随笔《侏儒警语》。林少华在“译本序”里以优雅的笔调写道：“芥川确是一颗奇星，一颗放射奇光异彩的哈雷。……《罗生门》以风雨不透的布局将人推向生死抉择的极限，从而展示了“恶”的无可回避，第一次传递出作者对人的理解、对人的无奈与绝望”，［9］并且提到以这几篇译文来纪念他的导师王长新先生，因为王长新先生生前最喜欢芥川的作品。林少华的译文归化程度较高，详情请参考拙文《从〈罗生门〉的翻译看中国文学与翻译文学的关系》。

1998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聂双武译的《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选》。全书共31万字，收录小说36篇。聂双武翻译的《罗生门》虽然比较准确，但有的句子冗长、啰嗦，有拖泥带水之感。2003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文洁若等人翻译的题为《罗生门》的芥川小说集，前面附有与1981年《芥川龙之介小说选》相同的序言。文洁若翻译的《罗生门》也很流畅，美中不足的是有几处译文口语色彩浓厚，不符合原文的语言风格。例如：“抽冷子拔刀出鞘”、“咀嚼似的吧嗒着”、“嗓窝儿”、“听着的当儿”等字句。尤其是老太婆以下的话：“可不是呢，薅死人头发这档子事儿，也许是缺德带冒烟儿的勾当。可是，撂在这儿的死人，一个个都欠这么对待。”［10］这句话的口气不像是日本平安朝的老太婆的，而与我国东北地区的老太婆的语言习惯非常相似。2000年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方洪庆翻译的《芥川龙之介经典小说》，内收《罗生门》等小说12篇。

以上的译文各具特色，都在不同程度上再现了芥川小说的艺术魅力。除了这些译本，《罗生门——中短篇小说集》、《芥川龙之介作品集·小说卷》、《地狱变》、《罗生门》、《罗生门》（封面注“芥川国”内唯一短篇经典图文本）等已有译文的编选本，也收录了《罗生门》的不同译文，而且多以“罗生门”作为书名。其中，楼适夷的译文收录次数最多，最有影响力。2005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高慧勤主编的《芥川龙之介全集》，全书共五卷，洋洋280万字，是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套日本作家全集。这套全集第一卷收录了魏大海翻译的《罗生门》，译文也非常出色，基本上做到了“信”、“达”、“雅”的统一。

三、台湾的译介与传播情况

除了以上的大陆译本，笔者还收集到几个台湾译本，并初步与大陆译本做了比较。1969年志文出版社将题为《罗生门·河童》的芥川小说选作为《新潮文库丛书》之一出版，译者是金溟若。1988年台湾新潮出版社出版了沈敏玲翻译的《芥川龙之介杰作选集》，内收小说11篇。该书前面附有《文学的彗星——芥川龙之介的生涯（1892－1927）》和《芥川龙之介的作品背景简介》，但其中有几处错误，如芥川享年 “三十六岁”，“昔日香火鼎盛的古刹罗生门”。1998年星光出版社出版了郑秀美、许朝栋、刘华亭翻译的题为《罗生门》的小说集。全书共收录小说9篇，后面附有吉田精一的《解说》和陈系美整理的《年谱》，是“日本经典名著系列”之一。因为该书没有注明每篇的译者，所以《罗生门》的译者也不得而知。2001年小知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了李燕芬译的题为 《罗生门》的小说集，该书前言部分有对芥川及该书的说明，最后附有作者年谱。译者在《关于本书》中写道：“本书收集了芥川龙之介八篇经典短篇小说作品。这些作品的主要特色在于它们是历史小说，各篇都有其出处及典故”，并认为“《罗生门》是芥川龙之介最早的杰作”。［11］除此之外，根据台湾“国家图书馆”藏书目录，还有叶笛、黄恒正、李毓昭、李晓雯等人的7种译本，其中叶笛的译本曾在4家出版社刊行。总体来说，这些译文都不如大陆的译文质量高，遗漏和添加的地方比较多，语气词不符合当时语境，对原作不够忠实，有的译文竟有明显的理解错误。试举两例如下：

原文：羅生門が、朱雀大路にある以上は、この男のほかにも、雨やみをする市女笠や揉烏帽子が、もう二三人はありそうなものである。それが、この男のほかにはだれもいない。

郑：罗生门坐落在朱雀大道上，除了躲雨的男人，大道上还有二、三位头戴高顶斗笠或黑帽的官吏在行走。所以城门下除了这个男人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人了。［12］

原文：この意識は、今までけわしく燃えていた憎悪の心を、いつのまにかさましてしまった。あとに残ったのは、ただ、ある仕事をして、それが円満に成就した時の、安らかな得意と満足とがあるばかりである。

李：而这种意识，竟然使仆人一直炽烈燃烧的憎恨感，不知不觉冷却下来。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可以圆满的解决这件事。［11］

在第一个例子中，郑秀美没有考虑上下文语境，所以导致划线句的意思与作者原意正相反，而作者强调的是“本应该有两三个避雨的人，但是却只有仆人一个”。不仅如此，“头戴高顶斗笠或黑帽的官吏”的译法也有歧义，因为官吏不可能戴“市女笠”，“市女笠”和“揉烏帽子”分别指的是女商贩和官吏。在第二个例子中，李燕芬忽视了“安らかな得意と満足とがあるばかりである”，从而使主语强调的对象成了“圆满的解决这件事”，而不是原作所指的“圆满地完成某件工作后的得意和满足这种心情”。这种漏译并不是译者有意为之，而是译者疏忽大意所致。

综上所述，《罗生门》作为芥川龙之介的代表作，受到中国读者的广泛欢迎，催生了20多个中文译本。这些译本良莠不齐，译作风格各不相同。该作品在中国译介与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一方面证明了它的艺术魅力及其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是需要正视并认真对待的。

注释：

① 丸山昏迷.北京周报，第81号，1923-09-23.

②芥川在京期间，会见了胡适、辜鸿铭等文人，没有遇到在西山养病的周作人。

［1］鲁 迅.鲁迅全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高慧勤，魏大海.芥川龙之介全集（第三卷）［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3］王向远.芥川龙之介与中国现代文学——对一种奇特的接受现象的剖析［J］.国外文学，1998（1）.

［4］秦 刚.现代中国文坛对芥川龙之介的译介与接受［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2）.

［5］孙立春.从《罗生门》的翻译看中国文学与翻译文学的关系［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06）.

［6］芥川龍之介.芥川龍之介集［M］.東京：河出書房，1967.

［7］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M］.楼适夷，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8］鲁 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9］芥川龙之介.罗生门［M］.林少华，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7.

［10］芥川龙之介.罗生门［M］.文洁若，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11］芥川龙之介.罗生门［M］.李燕芬，译.台北：小知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

［12］ 芥川龙之介.罗生门［M］.郑秀美，许朝栋，刘华亭，译.台北：星光出版社，1998.

［13］芥川龙之介.罗生门［M］.李燕芬，译.台北：小知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

I106.4

A

1008—7974(2011)11—0056—03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 “中国的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Y200805908；杭州师范大学优秀中青年教师支持计划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HNUEYT2011-01-005

2011—07—05

孙立春（1979－），河北辛集人，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

吕增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