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 “中国”、“华夏”与 “中华”、“中华民族”之关联

廖杨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广东广州510642)

历史上的 “中国”、“华夏”与 “中华”、“中华民族”之关联

廖杨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广东广州510642)

历史上的“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在内涵、层次上有所不同。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华夏”既可指称古代族群或民族，也可表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载体。从历史上的“中国”、“华夏”到“中华”乃至现今“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中华”一词与时俱进，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华民族的民族过程比中国已经识别的56个民族实体发展缓慢，至今仍然属于“想象的共同体”。

中国;中华;华夏;中华民族;民族过程;历史变迁

一、关于历史上的“中国”问题

中国古代的“国”并不是指一个国家，而是指一个城或邑。古代“国”、“或”相通，但商代甲骨文没有“国”、“或”二字，周初金文才出现“或”字，与“国”相通，意指城邑。

根据文献记载，西周武王、成王时期出现了“中国”一词。“中国”的最初含义，可能是指“都城”或“国都”，是国中、王畿、京师的代称。［1］根据《国语·吴语》，越国在分析吴王夫差必败时说:“吴之边鄙远者，罢而未至，吴王将耻不战，必不须至之会也，而以中国之师与我战。”韦昭《注》云:“中国，国都。” 《孟子·公孙丑下》记齐宣王说:“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 《史记·五帝本纪》说尧死后让位于舜，舜避居“南河之南”，让尧子丹朱处理政事，但众人“不之丹朱而之舜”，舜无奈“之中国而践天子位焉”。《史记集解》引东汉刘熙“释名”谓“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至迟到战国时期，“中国”已包含有区别于夷狄、四方、四夷的文化内涵。《诗经·大雅·民劳》载:“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释“中国”为“京师”。郑玄《笺》:“中国，京师也。”《诗经·小雅·六月序》又云: “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可见，《诗经》把“中国”与“四方”、“四夷”或“四国”相对。《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国。”《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六月癸卯条载:赤狄潞氏“离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国。晋师伐之，中国不救”。 《礼制·王制篇》中说: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故应“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这种居于“中国”的华夏族与居住在“中国”疆域之外的“四夷”文化之别，在《列子·汤问》中亦有反映: “南国之人，祝发而裸，北国之人，鞨巾而裘，中国之人，冠冕而裳。”

秦汉至隋唐时期，一般是以王朝中央政权直接控制的地区或中原地区为“中国”，但“华夷之辨”的意识仍然很强烈。值得注意的是，三国鼎立时期，魏、蜀、吴政权虽然都是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但只有占据中原地区的曹魏政权被称为“中国”，蜀、吴两国也以魏为“中国”。《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载:孙策对张昭等臣民说， “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

宋元明清时期，随着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蒙古人和满族人在内地甚至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突破了“文野之分”和“夏夷之限”的传统“中国”观念，在不得不承认少数民族政权可称“中国”的情况下，提出了“正统”中国与“非正统”中国的区分，亦即“夷狄行中国之事曰僭”。［2］(P106)清朝前中期， “中国”一词的内涵更为丰富，它不仅包含国家的疆域、人民，而且也包含有政治文化因素。雍正曾说:“夫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无中外之分别也”;［3］“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自我朝入主中土，开拓广远。”［4］乾隆时期，“中国”的含义更为明确，并常用“中华”、“中土”指称它。《钦定西域图志》卷5《皇舆全图说》: “中华当大地之东北，西域则中华之西北。”

近代以来，西方殖民列强的入侵，逐渐唤醒了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思想把“中国”含义发展到了最高境界。他认为，“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民族主义对国内诸民族也”;“国家 (中国)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5］(P2)黄兴也说:“现在中国外患紧迫，我们五族弟兄同心同德，大家负起责任来。”［6］(P263)可以说，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 “中国”已基本上完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转变。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 “中国”是一个在特定的、相对稳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不断扩展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边疆概念的形成是一个民族互动的过程，疆域的变化与政权和民族间关系的变化大体一致。这种现象与中国古代在国家和民族形成过程中独特的历史进路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在清代以前中国有疆域的概念，但没有边疆的概念。”［7］(P24)

历史上的“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其内涵并不一致，层次也有所不同。中国历史文献中的“中国”基本含义，始终贯穿着“中央之国”、“宗主之国”、 “万邦之国”的意思。既然“中国”含有“中央之国”的含义，那么， “中国”之内，就允许还有许多“国”的存在。因此，在现在中国的疆域内，历史上的“中国”也就与许多其他“国”并存不悖。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造成的。［8］“清代以前汉族统治者和史籍中所说的‘中国’，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基础，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分;现代中国，是历史上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与各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结合而成的，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现代中国的历史，包括了中原地区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包括了汉族的历史，也包括了历史上和现代中国各民族的历史。”［9］(P134)弄清了历史上的“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关系，对于了解和认识中国边疆民族问题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

二、关于“华夏”问题

“华夏”一词，从语义上可以分为“华”和“夏”。《说文·华部》: “华，荣也。” 《说文·夊部》: “夏，中国之人也”。但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华夏”既可指称古代族群或民族，也可表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载体。

“华”有多种含义。根据《辞海》等工具书，“华”字至少有16种含义。作为普通话阴平声调的“华”，有“花”同义词和“当中剖开”两层含义。作为普通话阳平声调的“华”，则包含了“古代汉族自称华夏，中国因称中华，省称华”、 “开花”、“光彩，光辉”、“发生在云层上紧贴日月周围内紫外红的光环”、“华丽，有文采”、“精华”、“浮华”、“(头发)花白”、“称美之辞”、“粉”等10种含义。作为去声的“华”，则包含“山名，即华山”和“姓”两种含义。［10］(P146)

根据《辞海》等工具书的解释，“夏”字包含10种含义，即“四季中的第二季，夏历四月至六月”、“中国人自称”、“乐歌名”、 “大屋”、 “华采”、“夏后氏”、“十六国之一”、“隋末农民起义首领窦建德所建国号”、 “姓”、通“槚”等。［10］(P1009)

作为“中国人自称”的“夏”值得分析。《书·禹典》谓:“蛮夷猾夏。”孔传:“夏，华夏。”孔颖达疏:“夏训大也，中国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左传·鲁僖公二十一年》记载略同: “蛮夷猾夏，周祸也。”西汉扬雄《方言》卷一谓:“华、荂，晟也 (荂亦华别名，音夸)。齐、楚之间或谓之华，或谓之荂。”

“华夏”又称“诸夏”，是“汉族先民或中国(中原)的古称”。［10］(P147)通常认为，“华夏”始见于《左传》。《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书·孔氏传》:“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孔颖达疏: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并认为“华”、“夏”连称“华夏”，“谓中国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以华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汉以降，华夏族先后被“秦人”、“汉人”、“唐人”等称谓所取代，但是，作为中国民族概念的“华”并未消失，并在近代“中华民族”概念产生后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中华民族。

三、从“中国”、 “华夏”到“中华”、“中华民族”的演变与发展

前面已经讨论了历史上的“中国”、“华夏”问题，下面着重分析从“中国”、“华夏”到“中华”的历史演变与发展。根据王树民先生的研究， “中华”一词见于魏晋。它最初用于天文方面，是从“中国”和“华夏”中各取一字复合而成。［11］

作为地域名称，“中华”与“中国”含义相同。《晋书》卷61《刘乔传》载:晋惠帝永兴二年 (公元305年)东海王越命刘弘、刘乔攻打范阳王虓和刘舆、刘琨兄弟，刘弘曾修书劝刘乔“解怨释兵，同奖王室”，被拒后上书晋惠帝，说:“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此以“中华”对“边陲”，系指内地郡县而言。《晋书·桓温传》记桓温上疏:“自强胡凌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权幸扬越。”《晋书·陈頵传》载陈頵在东晋初年曾上书王导说:“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所以取材失所。”这些“中华”，均指中原和郡县地区。《荀子·效儒篇》也说:“居楚则楚，居越则越，居夏则夏。”这里的“夏”，亦指中原地区。

古代“中华”除地理名称外，还是文化和民族称谓。据《晋书》卷128《慕容超载记》，南燕将被晋将刘裕灭亡之时，慕容镇曰:“今年国灭，吾必死之。卿等中华之士，复为文身矣。” 《宋书·张畅传》载:“君之此称，尚不可闻于中华，况在诸王之贵!”此以“中华”称南朝“衣冠”，是指传统文化和具有这种传统文化的人民。贞观二十一年 (公元647年)五月，唐太宗总结其成功要领“五事”之一时说: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12］杜佑《通典·边防典序》说:“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

“中华”运用于法律文书的最早中文文献可能是《唐律疏议》。《唐律疏议》卷3《名例》有这样一条规定: “其妇女流者，亦留住。”长孙无忌等《疏议》云:“纵令嫁向中华，事发还从配遣，并依流配之法，三流俱役一年，纵使遇恩，不合原免。”南宋贳冶子曾作《唐律释文》，以与《宋刑统》相辅。他在解释《唐律疏议》卷3《名例》关于“中华”的含义时说: “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中华。”

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将“中华”一词用于政治行动。他在吴元年 (1367)十月命令徐达等北伐后发布告谕中原地区人民的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并说: “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13］洪武元年 (1368)二月，又“诏复衣冠如唐制”。［14］后来，他还提出“华夷一家”［15］的思想主张。

清朝末年，孙中山在同盟会纲领中，借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口号来表达自己的“民族主义”主张，再次把“中华”运用于政治行动和革命实践。辛亥革命前后，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说:“中国云者，以中外分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16］1913年，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在归绥 (今呼和浩特市)一致决议“联合东蒙反对库伦”，并通电声明: “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17］这可能是中国少数民族精英“自觉”中国少数民族为中华民族重要组成部分的首份政治宣言。

总之，从历史上的“中国”、 “华夏”到“中华”乃至现今“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 “中华”一词与时俱进，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概括起来，现今的“中华”一词至少包含四层含义:一是地域上指自古以来中国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广大地域;二是文化上指中国各民族共同享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三是政治上指自古至今中国的政治历史传统;四是民族含义上的自古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密切关联的中华各民族。这四方面的综合，构成了今天人们所说的“中华”一词的主要内涵。虽然今天的“中国”和“中华”从某种程度上说含义大体一致，但在不同的语境下，它们却表征着不同的语义:“中国”多指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文化主权实体，“中华”偏重于表达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体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传统。［9］(P155－156)

对于“中华民族”的概念、内涵和范畴等问题，已有许多学者做了很多有益的探讨和分析。［18］(P205－223)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争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华民族史研究的焦点。这个问题争论的实质是民族概念的理解问题。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理论界和学术界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所进行的民族识别，也主要是灵活运用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基于该定义所识别出来的55个中国少数民族实体，其民族边界相对清晰，而民族共同体内部则较为复杂，不少民族共同体内部还有不同的支系或族群，汉族内部也不同民系，而非整齐划一。这样，民族的特征论、结构论、系统论、阶段论、特殊论等等，在理解中国现实民族实体上遭遇了某种程度的困难。

现实的中国民族实体是经过民族识别和国家政权机关确认下来的，每个中国公民都有其归属的民族实体，民族成分也成为中国公民身份的一种标识。在这个非汉族即少数民族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中国公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公民通过自己的民族标识享受国家法律赋予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应政策与权利。因此，那些能够享受民族政策照顾的少数民族公民对民族成分有着更深的认识。尽管这种“民族认同”可能带有“根基性”或“工具 (或策略)性”，但“认同”本身是有情境和层次性的。

既然“认同”取决于具体的情境和功用目的，人们就会从“根基性”或“工具 (或策略)性”的文化中选择认同因子。对于公民个体来说，他(她)自身的民族边界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弱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或社群边界，或潜藏于社会边界之中，但当社会资源竞争激烈或急需时，他们的民族标识和民族边界会以恰当的方式显现出来。举个明显的例子，不少少数民族群众可能平常不太在意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但当考学、计划生育、招工招干等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事务需要少数民族身份进行社会资本动员时，他们的少数民族身份就会彰显出来，通过政策加分赢得竞争优势。但是，这种少数民族身份的社会资本动员亦有其限度，当竞争的双方或多方来自同一民族共同体或同属于少数民族时，他们就会转而选择更有利于自己的其他方面的认同。或者说，当民族认同会给自己带来某种不利影响时，人们甚至可能会放弃自己原有的民族认同，并对自己的认同重新做出选择。例如，满族群众在清末民初甚至不敢说出自己的真正族属，而“认同”于汉族或其他民族。

与这些经过民族识别的民族实体不同，中华民族是没有经过“民族识别”的，它是晚古和近代用以政治动员的一种民族意识，是知识精英面对内忧外患唤醒民众挽救中国危机的一种文化自觉。它基本上或者说主要是一种政治行动策略。从其民族过程来看，它的民族政治过程相对成功，已发展到自觉阶段，而它的经济过程和社会文化过程则相对缓慢，尚处于自在时期。整个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华民族的民族经济畸形发展，社会文化亦因政权更替而难以延续。新中国成立后，随着56个民族实体最终确认和强化，中华民族的民族过程则相对虚化，并继续朝着它的政治过程迈进，而它的经济过程和文化过程则为56个民族实体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民族过程远比中国56个民族实体缓慢。被定格化的中国公民对自己所属民族实体的认知，远远高于对虚幻的、被建构起来的“中华民族”的感知。对于大多数中国民众来说， “中华民族”不是汉族、壮族、瑶族、苗族等民族实体，而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其民族过程的道路十分漫长。

［1］于省吾.释中国［A］.中华学术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1.

［2］郑思肖.心史［M］.广智书局，光绪三十一年.

［3］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130［Z］.雍正十一年癸丑夏四月己卯条.

［4］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86［Z］.雍正七年己酉九月癸未条.

［5］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6］黄兴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7］杜文忠.边疆的法律——对清代治边法制的历史考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杨建新.“中国”一词与中国疆域形成再探讨［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2):1－8.

［9］杨建新.中国少数民族通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10］辞书编辑委员会.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11］王树民.中华名号朔源［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5，(1):6－16.

［12］资治通鉴《唐纪》·卷198［Z］.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条.

［13］明太祖实录·卷26［Z］.吴元年十月丙子条.

［14］明太祖实录·卷30［Z］.洪武元年二月壬子条.

［15］明太祖实录·卷127［Z］.永乐二十一年九月己巳条.

［16］章太炎文录初编卷1别录［Z］.

［17］西盟王公会议招待所.西盟会议始末记［M］.第41—45页。转引自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18］徐杰舜.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华民族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Abstract:“Chinas”in historical and modern point are different in connotations and levels.In Chinese history context“Huaxia”refers to not only ancient ethnic groups，but also a cultural or civilization carrier.The word of“Zhonghua”developswith time and enriches its connotation from“China”and“Huaxia”to“Zhonghua”in history and present“Zhonghua nationality”.The national process of“Zhonghua nationality”is slower than thatof56minorities and it's still an“imagined community”.

Key words:China;Zhonghua;Huaxia;Zhonghua nation;national process;historical change

(责任编辑 杨永福)

The Correlation among“China”，“Huaxia”，“Zhonghua”and“Zhonghua Nation”in History

LIAO Y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College of Public Management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42，China)

K281.1

A

1674－9200(2011)01－0011－05

2010－12－0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华南边陲的民族向心运动与族际关系和谐建构的人类学考察”(06XMZ004);霍英东教育基金高校青年教师基金项目“泛北部湾区域合作中的民族问题及其对策研究”(111096);广西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项目“泛北部湾区域合作中的民族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为中心”(2006228)。

廖 杨(1972－)，男，壮族，广西金秀人，民族学博士后，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教学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