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区域木雕艺术发展史

覃莉

(湖北民族学院艺术学院，湖北恩施445000)

土家族区域木雕艺术发展史

覃莉

(湖北民族学院艺术学院，湖北恩施445000)

土家族区域的木雕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由于现存实物的稀少和零散，使大量的研究仅局限于对实物个案的描述，而缺少对木雕艺术研究中史学视野上的关注。本文通过对土家族区域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古资料、文献资料、实物遗存，以及同时期姊妹艺术、工具使用状况的研究，提出了土家族区域木雕艺术的历史分期，分析了其在起源期、发展期、高峰期、衰落期的发展状况，并着重分析了清代“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区域木雕艺术的特点，以及这一时期在大区域下的各个地方性风格，阐明了土家族区域木雕艺术发展史同时是一部经济发展史，更是一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断碰撞、融合的历史。

土家族;木雕艺术;发展史

木雕艺术是土家族区域民间工艺美术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又可以细分为建筑构件类木雕、家具器物木雕、宗教祭祀类木雕等几大类。虽然学者们一致认为在青铜时代、石器时代之前一定会有一个木器时代，木器的便于加工、轻便好携带以及方便的原材料，会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工具。但是，由于木头不易长期保存，在考古中直接发现的实物极少，也使木雕发展史的研究相对于其他艺术门类来说要困难一些，因此只能通过各个时期的工具发展、相关的姊妹艺术发展状况、文献资料、文化状况，并结合考古发现，梳理该区域木雕的发展状态。

一、木雕艺术的起源

史前时期:木雕是一项伴随先民的生产生活而诞生的技艺，与材料、工具、观念、技术等息息相关。武陵山区属于亚热带山区气候，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森林茂密，山区山势高峻，山脉连绵起伏，很早就有人类活动，境内有“巫山人”、“建始人”、“长阳人”等早期人类活动。《汉书·地理志》记载:“巴蜀广汉，有山林竹木之饶。”而在《明史·湖广土司》中也记载土司首领曾为明王朝进贡大量的金丝楠木。大量的考古资料也显示，自古以来，武陵山区植被丰富，盛产樟、楠、柚、松、杉等木材，大多质地细腻，纹路优美，木质坚实，有的气味芬芳，防虫防腐，是木雕的上好材质。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利用丰富的林木资源创造了灿烂的木雕艺术。

虽然现代“雕刻”已经是一个词汇，但是从造物技术的发展来看，“刻”的技术应该成熟在“雕”的技术之前，因为“刻”的技术更简单。木雕艺术源于早期的“刻木”。在武陵山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中，就发现了大量的具有“刻”的功能的工具。

巫山大溪文化(距今约6300年)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凿刀，凿刀两端均磨出利刃，一端略呈弧形，另一端则为双面凿刀，兼有凿、雕刻和钻孔的功能。在湖北大溪文化遗址的白庙子坡地也出土成批的制作精细、小巧玲珑的石器雕刻工具。同时期的建筑遗迹是在中堡岛遗址中发现的原始“吊脚楼”建筑。房屋是建在不平整的基岩面上，凿成比较规律的柱子洞以稳定木柱，房屋的结构方式基本上是用捆扎式的，屋顶铺以茅草。这一时期凿、刻、钻的工具已广泛存在，木器的使用、加工、简单的装饰应当都是存在的，但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建筑构件雕刻装饰的可能性不大［1］50。

早期巴文化时期(相当于夏商周):该地区相当于中原夏商周时期的早期巴人文化遗址——香炉石文化中，出土有石斧、石凿、骨凿、雕刻器、骨锯、铜锥、铜凿、削刀等，在工具上比新石器时代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发现的有圆涡纹刻画的骨筷，是这一区域现在发现的最早的雕刻实物。而在巴东水布垭则出土了一枚较大的以阴线刻窃曲纹的商代骨雕的残片①，纹饰和刻画的技术都已经成熟。说明在此时，“刻”的观念已经产生了，并且技术逐步在成熟。

在夏商周这一时期，虽然没有实物的木质工具和刻木作品，但是从其所居住的环境来看，其生产生活用具应该有大量的木制工具、器物、杆栏式木构房屋的存在。

据此，笔者推测，在武陵土家族区域早期文化时期，木雕是以一种实用工具、器物等的制作、刻画、装饰而存在的，这是木雕艺术在观念上与技术上的起源。

二、木雕艺术的发展

巴国巴人时期(春秋战国至秦灭巴蜀以前)。出现了铁制工具。桑植战国时期朱家台遗址，发现铁器作坊，古丈白鹤湾战国墓葬，有铁剑、刮刀、削刀、斧等，这一时期湘西地区的人们对铁器的制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另一方面漆木器开始大量出现。秭归的春秋时期墓葬中，发现了漆器(仅存残痕迹)。湘西的战国墓葬中，发现有大量的漆木器，目前可知的有盆，黑漆为地，红漆绘图案，内底绘龙凤纹;耳杯;木俑(仅存身部和方形座)。保靖四方城墓葬中出土的柳叶剑上，剑身与格上均有朽木的痕迹，原有彩绘［2］84。川东涪陵小田溪战国墓葬，有漆木器痕迹，朱红色漆木棺［1］169。古丈白鹤湾战国墓葬有漆木器，漆奁已残破，圆柱形，盖为铜铸成。陶器鼎、敦的腿、耳、钮为榫卯结构，与器身拼合而成。这种榫卯结构的形成应该与木头的加工应用有关。同一时期，乐器编钟、生活器皿上都有大量的雕刻。《楚辞·招魂》中有“仰观刻桷，画龙蛇些”，指的就是雕刻龙蛇于房屋的楣檩;“网户朱缀，刻方连些”，指的是镂空成网格的门窗以红色涂饰。这一时期的木雕状况是，由于楚文化的广泛影响，漆木器的制作工艺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但在漆木器上主要装饰是髹漆，木雕是作为一种依附形式而存在的，实用器物木雕不是主流。作为木雕另一个载体的杆栏式建筑已经成熟，建筑上的雕刻装饰应该是在高等级的阶层中存在，大量的还是比较低级、简陋的建筑，而工艺木雕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郡县时期(秦汉至隋)。这个时期的遗址中普遍发现有砖瓦材料，以及铁器工具。峡江地区的中堡岛、路家河、三斗坪等遗址建筑已普遍使用砖瓦材料，发现有铁斧、刀、锯等铁器残件。川东李家坝遗址，有汉代柱洞，石柱础等建筑遗迹。同时也发现了大量的漆木器。巴东龙船河的石室墓葬，有漆木器的残漆皮;湘西保靖的东汉墓葬，有青铜器的铜泡钉、铜盆、铜饰件有柿蒂形饰件，是漆木器上的附件。永顺王村汉代墓葬，有大量的漆皮，呈红、黑、褐色等。战国至汉代的崖葬墓中，奉节盔甲洞发现有漆木梳，木梳的齿已经残，黑漆为底，红漆为花，一面为变体云卷纹，一面画双人对舞，双髻高耸，广袖长裙［1］243。奉节风箱峡崖墓中，发现巴式柳叶剑的木雕花纹残剑鞘，以及木刻品残件，这是目前为止，土家族区域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木雕刻实物。另一最直接的证据是在川东忠县发现的蜀汉崖墓中出土的陶制房屋模型。陶屋仿实用建筑，有屋顶、天窗、檐额、瓦当、斗拱、柱、栏板、门、窗等，在斗拱、天窗上有垂瓜、小鸟等装饰。这一时期的木雕艺术已经从建筑装饰发展到生活实用品。但是楚器中漆木器的影响依然很大，木雕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发展的成熟的艺术形式。

羁縻州县(唐宋时期)时期。此时期现存的最重要的遗迹是来凤“仙人洞”中的房屋建筑，从建筑的时间上看有可能属于宋代。用大木枋和粗圆木为楼枕木，其上平铺木板为地面，洞外口原用木板装成房间板壁，木枋、楼枕皆用榫卯结构，楼枕向外超出壁板50厘米，枕木头向外，雕饰成“龙头”形状，室内装有壁板、窗花。出土的还有漆木器，木勺、漆器的残漆皮，以及木工具等［1］253。这是迄今为止，土家族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建筑构件雕刻实物。在中原汉族地区，这个时期的建筑与建筑木雕装饰已经发展到了高峰。《营造法式》将木构建筑的审美性与实用性的结合做了最好的阐释。而在陆游的《入蜀记》中记载所见当时的巴东县城却是:“井邑极于萧凋，邑中才百余户，自令廨以下，皆茅茨，了无片瓦。”可见这一时期的土家族民居建筑依然是比较落后的，使用瓦盖、斗拱、建筑装饰是社会上层的权利。

土司时期(元明清改土归流以前)。这时期的土司衙署建筑遗址较多，且多追求朝廷所用的宫殿式建筑，以彰显自己的权威。容美土司的中府［1］320，经过元、明、清三代的修建，到清代在顾彩的《容美记游》中被记载:“宣慰司署，司堂石坡五级，柱蟠金鏊，椽栋宏丽，君所以出治者，堂后则楼上，多曲房深院。”末代土司田旻如的《保善楼》记载:“其规模宏大，转弯抹角，百孔千窗，真令人不得其门而入者。”永顺老司城建筑遗址中，现在的祖师殿为明代重建，宫殿式建筑，斗拱为一斗二升和一斗三升，梁、枋等均有木刻。后面的玉皇阁，以穿斗式建造，斗拱略做卷杀，撑木雕成卷云状，整个建筑不用一颗铁钉，用木栓、竹钉即可。酉阳土司的飞来峰莱熏阁:阁为六棱形，瓦面重檐，飞檐翘角，高13米，宽7米。分上下两层，全木结构［1］346，建筑构件装饰简洁大方。

土司时期的实用器物雕刻所存实物不多。现存部分民间家具虽然是明代样式，但是考虑到所用材料的问题，以及文化传播中，边缘区晚于中心区的特点，在这里不作为重点讨论。家具器物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清乾隆七年永顺知府王伯龄的告示中。“土民之家，不设桌椅，亦无床榻，每家惟设火床一架，安炉灶于火床之中。”由于使用杆栏式建筑必定是席居习俗［3］3，所以无桌椅等高坐家具。而土司阶层受汉文化的影响，不排除使用高坐家具并精心装饰的可能。印江县民族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土司时期的木制马鞍，做工精细，有浮雕花纹，辅之彩绘，当时的木雕技术可见一斑。这一时期的木雕艺术，因为生活习俗的影响、阶级等级的限制，尚未有很大的发展，家具木雕主要是在日常器物中存在，建筑构件木雕由于建筑的兴旺，有了较高的水平。

土家族区域历来“巫风颇盛”，建于五代咸康元年(公元925年)年间的来凤仙佛寺石窟(阮璞先生考证)是本区域现存最早的宗教建筑。佛寺的出现，木胎偶像也一定会出现，现存于湘西的一尊明代佛像，结构准确，线条柔和不生硬，木雕外施以彩绘装饰，整个造型优美动人。傩面具是土家族区域另一重要的木雕艺术门类，其起源据学者们考证基本上定在宋元以后，繁盛在明清［4］84时期。

从巴人巴国到土司时期约2000多年是木雕艺术的发展时期，木雕门类从木制器具的刻木，到建筑构件木雕、宗教类木雕、生活器具等木雕门类一应俱全，文化影响因素从本土文化、楚文化、蜀文化、汉文化等皆有。由于技术的进步，文化观念的影响，这一时期已基本上形成了土家族区域木雕艺术的本土风貌。

三、木雕艺术的高峰

改土归流至民国初期:这是土家族地区木雕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各种手工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土、木、竹、石等各种手工业分工。随着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兴旺，武陵山区各地在土司时期就已经出现的商业集镇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这些集镇多是水、陆码头，商品集散运输中心，大量的外来商人来到这一区域经商贸易在集镇定居下来，并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家族。同时，明清时期的大规模移民潮，传播了汉族地区先进的技术，使武陵山区的木雕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施南府志·风俗志》中记载:百工“多系本地人，亦有外来者”;《龙山县志·风俗志》“工多自外来，近邑人亦知操司”。集镇的繁荣、财富的积累、技术的成熟带来了民居建筑的大量修建，利川大水井李氏庄园、咸丰的严家祠堂、思南的周家盐号等等，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其规模宏大、风格多样。这时期的木雕艺术以建筑为核心，建筑构件、家具、器物、宗教用品等多种艺术形式相结合，现散落在民间木雕艺术精品多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武陵山区各地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同地区移民的涌入，各地的木雕纹饰、技艺、审美的不同，形成了大区域传统中的地方性风格［5］103。鄂西南地区，其建筑风格受徽派影响较大。稍大的建筑多以合围四合院形式加马头墙的砖石木构相结合，民间的建筑保留单体吊脚楼的较多。门窗形体较单薄，喜用戏剧人物故事题材，多以榫卯拼接的方法制作，相对来说，工艺水平低于川东、湘西地区。湘西土司地区的建筑多是吊脚楼，装饰华丽，屋檐深且曲线优美，张良皋先生称之为:杆栏式建筑中的“洛可可式”风格［6］15。湘西的地区的木雕门窗，由于其吊脚楼建筑出檐深翘，因而门窗尺寸大、形体厚重，纹饰复杂，花心部分喜用大的团花图案，强调花心部分的量感，多用镂空雕和线刻相结合，门窗的实体感强，显得雍容华贵，与整体建筑在比例上保持协调，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相应的木雕家具体量厚重，纹饰繁复，有京派特点，而家具装饰喜用红、黑色上描金，又具有广东金漆木雕的某些特色，整体感觉比较大气，世俗化倾向较明显。川东建筑受汉族士绅社会文化的影响，建筑以砖石加木结构，多用四合形式加马头墙。这一地区的门窗雕刻，门窗尺寸较小，为了采光，通透的部分多，纹饰简洁，花心部分喜用人物故事、花鸟禽兽等题材，框格变化多样，多用浮雕、透通雕与线刻相结合，虽然画面不大，但是层次丰富、玲珑剔透，能表现复杂的场面和情节，由于受巴派石刻的影响，作品注重细节的刻画，以及表面的打磨，整体风格小巧精致。家具雕刻精致而小巧，纹饰优雅，髹漆装饰朴素，有浓厚的文人气息，受四川传统石雕雕刻技术的影响，工艺技艺精湛，且石雕、木雕在建筑中混杂出现。黔东北土家族地区的建筑门窗、家具雕刻喜用花鸟纹饰等装饰纹饰，并将汉族地区流行的纹饰加以变化或重新组合，形象质朴，地方文化的气息浓郁。木雕工艺技术高超，能做2－3层的透雕。

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中央政府对土家族地区民间宗教信仰的影响和控制加强。汉族地区的神灵系统逐渐占据了主要位置，如据清代县志记载，恩施地区的佛道寺观最多时有四十多座。这一时期出现的黄杨木雕，主要是圆雕的小神像:菩萨、观音、八仙、关公等神像。民间也有小型的神龛制作。木雕傩戏面具的制作，以黔东北德江县傩戏面具最有代表性，其雕刻技术精湛、髹漆精美。现存的傩戏面具至多不超过两百年，一是木头本身的不易保存，其次是作为神圣物，民间有刮取面具木屑做药引的习俗，三是傩戏面具残破之后，按照宗教信仰要烧毁，使其归天。另从田野调查的资料来看，复制的傩戏面具往往强调的是与原物的一致性。因此实物的遗存虽然年代较晚，但形制基本上变化不大。

这时期是武陵土家族区域木雕艺术发展的高峰。木雕艺术不仅在实用领域，还逐渐发展了艺术类的观赏性木雕。

五、木雕艺术的衰落

民国中后期至今。民国中期以后，土家族地区的社会经济逐渐衰落，民间修房造屋的热情虽在，但是在建筑构件、家具器物木雕装饰上却呈现出简单化的趋势，繁复的雕花门窗被简单的格式门窗取代，庄重繁复的太师椅造型逐渐简化，高度降低，雕花减少，最后演变成了土家靠背椅，更随意也更简单。1949年以后，随着木质房屋的逐渐减少，建筑构件木雕逐渐消失［7］。家具木雕中一些重要的门类－太师椅、“滴水床”等，由于重大的社会变革所引起的观念变化已经完全消失，橱柜上的雕花被彩绘代替。随着政治运动的冲击，大量的改土归流以后的木雕艺术精品被毁灭，如今遗留下来的大多已经残破不堪，成为了遥远时代的记忆［8］。

综上所述，武陵山区木雕艺术的发展状况是:源于史前时代的“刻木”;巴国时期到郡县制时期，受楚漆木器的影响，彩绘多而雕刻少，木结构杆栏式建筑逐渐成熟。在羁縻州县时期建筑成为独立发展的艺术形式;土司时期开始成熟，这时期的木雕主要集中在土司衙署等高等级阶层，土民阶层受到“只准买马，不准盖瓦”政策的限制，但是对广大的土民阶层来说，这是提供了一个理想社会生活的样板。改土归流对土家族区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外来的移民带来的技术和观念，社会财富的快速累积，随着人们修房造物的热情，木雕艺术迅速达到了高峰。民国以后，由于整个土家族社会经济的衰落，人们对于装饰的热爱逐渐降温，传统雕刻纹饰逐渐简单化，民国中后期随着土家族区域社会经济的衰落，木雕艺术逐渐式微。1949年以后，木雕艺术随着重大社会变革所引起的观念变化而逐渐消失。

土家族区域的木雕艺术发展史，也是一部社会经济的发展史，更是一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断碰撞、融合的历史［5］103。

注释:

①实物现藏恩施州博物馆。

［1］邓辉.土家族区域的考古文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2］刘长治.湘西保靖发现几件青铜短剑［J］.湖南考古辑，1989(5).

［3］张良皋.土家文化与吊脚楼［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1).

［4］曹毅.土家傩文化浅论［J］.民族论坛，1995(1).

［5］覃莉.土家族区域木雕艺术的发生与流变［J］.大舞台，2009(6).

［6］张良皋.人世仙居吊脚楼［J］.中国民族，2001(8).

［7］张清平.三峡乡土建筑——土家吊脚楼［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

［8］周永健.论三峡地区民间传统习俗的价值取向［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责任编辑:刘自兵］

K 876.6

A

1672－6219(2011)01－0006－04

2010－09－10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2007年项目“土家族工艺美术史”(07BF36);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2008年项目“当代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土家族工艺美术研究”(2008Y249)。

覃莉，女，土家族，湖北民族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湖北民族学院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民族学院民族民间艺术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