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与“存在”*
——对西方哲学中Be动词的再考察

聂敏里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如果说在20年前、甚至在10年前，在对be及其相关词的讨论中，人们会认为这主要是一个翻译的问题，也就是一个汉语思维如何正确地理解西方思维以及如何正确地转化表达西方思维的问题，那么，到目前为止，在人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并且对相关的西语文献有了更深入的发掘和掌握之后，恐怕已经很少有人会认为这仅仅是一个翻译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汉语思维如何理解西方思维的问题。相反，人们更多地、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在根本上是一个哲学问题，其不仅涉及对思维和语言的逻辑的理解，而且也涉及对思维和语言相关的世界本身的理解，同时，也涉及对哲学和哲学自身的历史的理解。而且，这个问题不仅是汉语思维的问题，也是西方思维的问题。汉语思维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是仅仅获得一种针对汉语思维内部特征的理解，而是深化了对这个问题本身的哲学的认识，并且反过来也有助于西方思维对这个问题的哲学的认识，反之，西方思维就这个问题所做的种种思考也有助于汉语思维在这个问题上的哲学认识的深入。从而，在这里是不断深化的关于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语言和思维所必然关涉的世界本身的理解。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be及其相关词时至少应当获得的共识，而我接下来不过是以更为细致的文本讨论的方式来更加明确地表明这一点。

在这里被笨拙但却中立地翻译成“is”的estin，对它本身的解释更为困难。两个明显的解释是表存在的(“存在”)和作谓述的(“是〔这个或那个〕”)。*这句话的英文原文是“The two obvious paraphrases are the existential (‘exists’) and the predicative (‘is[something or other]’).”要试图在它们之间做决定，我们需要考虑estin最显著地出现在其中的那些论证，尤其是反驳第291条*第291条为KRS对所选残篇的编号，系指残篇2，亦即提出著名的两条道路的那条残篇。第5行到第8行中那条否定性的研究道路的论证。*KRS 1983, p.245.

由此，我们至少能够获得的一个明确的判断就是，像这样的问题根本不是汉语思维的特殊问题。不是由于在汉语思维中缺少像西方语言中的系动词be那样的一个既表存在又作谓述的词汇系统，从而，对于汉语思维来说在如何理解与处理西方语言中的这些词上才表现出了特殊的困难，而是究竟应当将这个词主要地从“存在”的方面来理解还是从“是”的方面来理解，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难题，而且应当在不同思想家的不同思想语境中加以仔细地辨识。从而，这个问题在根本上不是一个翻译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它同样也存在于西方思维的内部。

不幸的是，对这一论证的考察不是决定性的。确实，要认识或者指出那不存在的东西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熟识匹克威克先生，或者向别人指出他来。但是对巴门尼德的前提的一种谓词性的解读也是不可能的：要认识或指出那不是这个或那个、亦即那不拥有任何属性、没有任何对它真实的谓述的东西，看起来也是不可能的。*KRS 1983, p.245.

但是，接下来，KRS特别考虑了残篇8的语境，KRS这样说：

更为清楚的是第296条第5-21行，在那里，一个类似的前提——第8-9行，“既不可说也不可想的就是非存在”——被用来反驳生成或毁灭的可能性。巴门尼德要说的是，如果有物生成，那么它必定以前尚不存在——而且在那时对它说“它不存在”就会是真的了；但这个前提却恰恰禁止那样说；所以绝不可能有生成。如果在那一语境中“生成”(come to be)应该明显地被解释为“去存在”(come to exist)，那么，在这里，“is not”就意味着“不存在”(does not exist)。*KRS 1983, p.245-246.

如果这一解释路线是正确的，那么巴门尼德对estin的运用同时是表存在的和作谓述的(如KR所认为的)，但并不因此(如KR所断定的)就是混淆的。*KRS 1983, p.246.

而最终，KRS就这个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是一个哲学难题，“它迫使我们更为深入地去审查我们对它所运用的那些概念的把握——在这里尤其是意义、指称和存在之间的关系”。*KRS 1983, p.246.

但是，假如我们仅仅止于此，也就是说，在这里采取一个比较片面和狭隘的语言中心主义或逻辑主义的立场，那么，我们就会取消一切判断的对象实在性方面的指涉，而将它们仅仅还原成为一个可以进行单纯逻辑演算的逻辑表达式。

毋庸置疑，所有的判断，如果它是一个有意谓的判断，那么，它不仅仅是一个具有逻辑真值的判断，而且它还是一个指涉对象实在的判断，而这后一点更为重要，因为， 逻辑判断的更重要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它作为一个语言表达式确实对实在有所表述、有所承诺。人们实际上更多地是在这样一种对象实在的意义上来考虑一个句子的真，而不是仅就其逻辑真值进行思考。

在这里，引入一段柏拉图的原话是有必要的，这可以使得我们的上述思考是建立在有文本依据的基础上，并且能够借助文本来证明我们的上述分析是有道理的。

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中，如众所周知的，苏格拉底面对了来自于巴门尼德的一系列的对其理念论的攻击，特别是涉及到理念分有的问题。巴门尼德指出，如果理念是被分有的，那么，就不能避免同一个理念如何能够同时被许多事物所分有亦即同时在许多事物中的难题。显然，巴门尼德的这一质疑是具有存在论上的指涉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也不能够仅仅是从语义学或逻辑学的角度来理解。苏格拉底认识到了巴门尼德这一质疑的全部困难所在，特别是认识到了，如果接受理念有其对象实在上的指涉，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面对那样一种在存在论意义上的分有的难题。基于此，他试图取消理念的对象实在上的指涉，将它仅仅作为我们的概念来把握，他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理念的分有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可能面对的难题。因为，道理很简单，其他事物只是分有了我们的概念，而并不是分有了一个实在的对象，因此，同一个理念被许多事物同时分有就是可能的。但是，巴门尼德立刻用尖锐的言辞打消了苏格拉底的这一企图。

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一段不长的对话，原文抄录如下：

“但是，”苏格拉底说，“啊，巴门尼德，也许这些形式的每一个是思想，除了在灵魂中没有任何地方适合于它生成；因为这样每一个都会是一，并且你刚才所说的就不会再经历了。”

“那么，”巴门尼德说，“每一个都是一个思想，但却无所针对的思想吗？”

“但这是不可能的，”苏格拉底说。

“但是有所针对的？”

“确实。”

“针对存在者还是不存在者？”

“存在者。”

“岂非针对一个东西，即那个思想认为是在所有东西之上的，一个是一的理念？”

“确实。”

“其次，这个被思想是一的难道不是一个形式，永远同一地在一切之上吗？”

“明显也是必然的。”

“那么，”巴门尼德说，“岂非必然地你要说其他东西分有形式，或者在你看来每一个东西都由思想构成并且所有东西都思想，或者它们是无思想的思想的存在？”*柏拉图，《巴门尼德篇》132B-C。据洛布本古希腊原文译出。

实际上，支配古希腊乃至整个古典哲学的真理符合论正是运行在这样一个有关我们的语言、思维和存在的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的，而be动词的一体三面的特性正是对这一辩证关系的深刻反映。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要说到的是，哲学的命题，无论是宇宙论的命题、存在论的命题、认识论的命题，还是更具现实性的道德哲学的命题、政治哲学的命题、历史哲学的命题，它们都具有与对象实在的根本关涉，也就是说，哲学命题都是有其对象实在的意义的。进一步说就是，哲学命题都是有其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内涵的。假如忽略了所有这样一些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内涵，而将哲学命题还原为一些单纯的逻辑语句，仅仅对其逻辑真值加以演算，那么，这就是逻辑主义，而这不啻是哲学的毁灭。因为，哲学作为对智慧的追求，所追求的并不是逻辑，而是如所说的宇宙、人生的真理，亦即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