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环境意识及其组织基础的比较

吴丽娟

（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辽宁大连 116605）

中日两国环境意识及其组织基础的比较

吴丽娟

（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辽宁大连 116605）

日本环境意识发展经历了蒙昧、觉醒、波动和深化四个历史阶段，其发展历程及现实特点都对中国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比较可知，虽然同为政府主导的环境意识发展框架，但中国与日本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其关键在于环境意识发展的组织基础。重建中国环境意识发展的组织互动流程，是摆脱日本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老路，推动环境意识建设获得制度性突破的当务之急。

中日;环境意识;组织基础;比较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执政新思维，其在精神领域的核心则是高度发展的环境意识。这需要有效推动环境意识组织载体的功能重塑与创新。在此方面，日本经验尤有借鉴意义。

一、日本的环境意识发展及其组织基础

1.日本环境意识发展回顾

日本环境治理如果从明治以来的矿害算起，整整经历了一个世纪，其公众环境意识的发展，可概括分为4个时段:

（1）环境意识的蒙昧时期——明治时代至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分为二战前矿害和矿工运动时期以及二战后化学工业发展与健康受害时期。此时日本社会的环境意识总体处于蒙昧阶段，仅以局部地区稍具萌芽特征。

（2）环境意识的觉醒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前半期。60年代以后，以四大公害爆发为契机，环境诉讼与环境运动此起彼伏。至70年成为日本公众环境意识变化的转折点，主张环境优先的公众首次超过主张优先发展经济的公众数量。

（3）环境意识的波动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这一阶段，日本在对环境问题的理念、认识和环境科学的进展方面是更进一步。但在公害对策与环境法制方面则有所倒退［1］。

（4）环境意识的深化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后。20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的环境保护工作开始积极进入国际行动阶段。日本社会的环境意识得以保持在一个较高的层面。但是，推动环境意识深化发展仍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2.日本环境意识发展的组织基础

四大公害的发生是日本环境意识产生的基本背景，其环境意识的发展机制经历了“先自下而上，后自上而下”的流程逆转过程。开始阶段，环境信息先由公害发生地民众所识别，环境意识经由司法系统、地方政府传递到中央政府，再由中央政府通过政策法规、管理体制、机构设置等方面的安排回应、固化已有的环境意识，并进一步通过多元主体的协同促进，继续推动社会环境意识在各个层面和维度上的发展与提升。在自下而上的过程中，日本的环境意识传递及环境政策反应走的是一条“产业污染－健康损害－公害运动－司法诉讼－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漫长回归道路，政府环境意识的建立和形成完全是后发和被动的;在自上而下的流程中，则以政府的主动推动力为核心因素，形成了“政府、企业、公众（包括各种民间团体等）”的新三元结构和特殊的环境意识表现形式。此时有别于社会公众的分散表述，日本社会的环境意识更多地依赖于团队、组织的载体而存在和发挥作用。这也与日本强烈的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特征相吻合。此时多元的组织环境职能及组织互动机制无疑是日本环境意识得以发展的关键支撑。一方面，日本的政府、企业、媒体、学校、社区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制度体系，通过组织环境职能的确立促进了日本环境意识的组织化凝聚，以制度化的形式保证了公众环境意识的集体性存在，为个体环境意识与社会环境意识，环境认知、态度与环境行为之间架立了桥梁。另一方面，日本环境意识发展形成了相对有效的组织间互动机制。从政府到企业，从学术教育单位再到市民，NGO（非政府组织）都能够开展联合行动，在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很高的环境意识。这种组织间的有效互动、协同合作是日本经验的重要内容。

二、中日环境意识发展的比较

对中日两国环境意识的发展状况进行比较，二者既有相似之处，也有较大差异。

首先，在环境意识的发展过程中，两国都表现为政府主导的局面。中国环境意识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对政府的高度依赖，与日本极为类似。

其次，在公众的环境意识表现方面，两国都体现为意识先行型。调查显示，日本人的环境意识非常高，呈现出比较明显的行动先行型特征。可是在环境意识与环境行动之间仍有着巨大的差距。这与中国公众在环境认识与环境行为之间的断裂局面颇为相似。

正是基于这两方面，很多研究认为中日两国的环境意识具有相似的发展逻辑和走向。其实，深入比较可以发现，形成这两方面相似之处的内在逻辑是截然不同的。

1.对于环境意识的政府主导，中国表现为高度的政府依赖，从环境信息的流入、转换、建构、传播乃至社会环境意识的产生、形成及行动落实，无不依赖于政府。政府对环境信息控制的松动是公众环境意识形成的信息前提，政府的环境政策、法规及行政推动是各方面行动主体的主要（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动力来源。政府承担着主要的环境责任和环境义务，其他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公众普遍将环境问题看作是政府的事。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多种行为主体在环境问题上更多的是与中央政府形成博弈的关系，而非自发、自愿的协作。环境意识的多元组织载体之间没有互相监督、促进的作用机制。日本则不然。日本的环境意识，则是经过了一个流程逆转过程。公众在环境信息获得及环境意识的确立方面均先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由于其与中国政体的不同，对当地居民的选举压力和社会舆论压力相对敏感，使其在环境意识的确立和环境行动方面也先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在公众形成了环境意识和地方政府采取了相应行动以后，才被动地启动了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机制。在这一核心机制的作用流程中，政府是主要动力，但并非唯一动力，其他的组织主体如企业、NGO等都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并且在组织之间形成了较好的互动与沟通，对于环境意识纵向、横向的传递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的环境意识发展是“政府负责下的多元主体依赖型”发展模式，而日本则更多地是一体化协同的“政府推动下的多元主体互动型”发展模式。二者具有本质不同。

2.对于公众的环境意识表现，日本虽然同样表现为意识有余、参与不足，但其在环境治理方面所对应的成绩却是中国目前所无法相比的。这就无法简单地将两种环境意识表现并论。日本公害治理的奇迹，其源动力应该是组织环境意识提高的结果。即使公众的环境意识有所分散，公众环境意识在行动倾向上有所不足，但在组织环境职能清晰的背景下仍然可以形成环保合力，使社会环境意识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并得以支撑较好的环境状态。相比之下，中国由于在组织环境意识和职能方面有所欠缺，再加上公众的环境意识弱化，其合并而成的环境局面较之日本就有了很大差距。

由此可知，中国与日本环境意识的发展特征具有本质区别，主要体现在环境意识发展的组织基础上。以企业、NGO、学校简单做比，可以大致反映中日环境意识的组织差距。

企业方面，以发布环境报告书的企业情况为例。日本企业的发布对象包括公众、政府、投资者、顾客、雇员、债权人、供应商等，范围极广。在中国内地，除香港、台湾的一些企业以及一些跨国公司、外资企业以外，只有较少的企业发布环境报告。而且，环境报告书的发布形式、内容比较混乱。发布对象也主要是对投资者。从单个企业情况来看，也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总体上还处于企业环境报告书发布的起步阶段。企业的整体环境职能有所缺失。

NGO方面［2］，以中国幅员之广，人口之多，NGO的数量却最多不超过3000家。日本则大约平均每8000人口就有1个环境NGO。此外，在环境NGO的运作、发展方面，日本NGO具有成熟的组织目标和运作方式，在与政府、企业的合作方面具有相当多的成功经验，尤其在获得资金支持方面形成了极为有效的模式。中国环境NGO不仅在资金来源上十分有限，而且环境职能受限，缺乏与政府及企业有效互动的路径，在凝聚社会环境意识，扩展环境友好行为组织范围等方面远未发挥应有作用。

学校方面，以大学环境教育为例。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大学的环境教育曾形成两次发展高峰，到20世纪70年代末学科建设已基本成型;中国大学环境教育的发展高潮是在80年代以后。在学科建设、专业及课程设置等方面都有差距，从而制约了学校环境教育职能的发挥，削弱了学校对环境意识发展的推动作用。

至此，可以看到，日本环境意识的组织载体在其环境职能设置方面较中国更为到位。这无疑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环境意识提升的结果，也是以后环境意识发展的坚实基础。尤为重要的是，推动这一局面形成的组织间互动机制也在持续发展之中，这为日本环境意识的持续发展注入了积极的动态因素。以日本环境NGO与政府、企业间的互动为例，日本早期的反公害民间团体大都采取与政府和企业对立的态度。以施加压力的方式推动日本政府加强环境立法，迫使企业加强环境管理，这是目前环境意识从NGO－政府－企业的正向流动方式;当前的日本环境NGO大都采取与政府和企业合作的态度。由于他们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根本目标一致，因而环境NGO的活动既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包括从政府预算中拨出一部分来支持环境NGO从事的长期项目，也获得了一些企业的赞助，从而形成环境意识从政府－企业－NGO的逆向流动。实际上，目前的日本环境NGO与政府、企业间同时存在着两个流向的环境意识传递机制，见图1，实际上是形成了互相促进的可能空间，这种既有监督又有合作的关系有利于整个社会环境意识的提高和环保事业的发展。在中国，情况则有所不同，NGO对政府的影响虽然逐渐增强，但总体上仍是仰附于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也极为有限，从环境意识的影响流程上来看，更多的是从政府－NGO、政府－企业的强流程，NGO－企业、NGO－政府到目前还是现对而言的弱流程，见图2，这对中国环境意识的进一步发展极为不利。

图1 日本环境意识组织间互动的双向流程

图2 中国环境意识的组织间互动关系

三、日本模式对中国环境意识发展的借鉴意义

日本环境意识的发展模式对中国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从历史上来看，日本环境意识的兴起是环境公害大举爆发的直接结果。而环境意识兴起以后，围绕环境意识的凝聚、传递而形成的组织间互动机制则为日本后来的环保奇迹奠定了基础。日本走的是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为此付出了惨重的生态、经济以及社会代价。就中国目前来看，虽然还没有发生像日本那样惨重的公害事件，但已有多起环境事故出现，为社会敲响了警钟。中国绝不能再走日本发展的老路，不应该依靠环境公害的爆发和社会矛盾的激化来激发环境意识，解决环境问题。

概括说来，日本经验对中国有以下几方面可供借鉴:

1.环境意识的发展和保持是推行环境保护行为，解决环境生态问题的重要前提;

2.公众环境意识的表达、凝聚和落实，需要相应的组织载体;

3.分散的、生活化的公众环境意识与凝聚的、制度化的组织环境意识并不存在严格的同步关系，较高的组织环境意识未必一定伴随较高的公众环境意识。

4.相对于社会的环保需要，组织环境意识更为重要。组织环境意识越高，社会环保行动越具有落实的基础。

5.社会环境意识的发展要求两个层面的组织基础:组织结构层面，即环境意识的存续主要通过组织环境职能加以固化，具体体现在组织内部的相关结构与制度设定等方面;组织生态层面，即环境意识的传递主要通过组织互动来加以推动，具体体现在组织间的多元双向互动流程方面。前者可能带来组织结构的创新，后者则可能意味着新的组织形态或类型的出现。

6.组织环境意识是社会环境意识的固化和强化机制的核心。可能通过推动组织环境意识发展来提升社会环境意识，进而推动社会环境生态行动的落实。

7.东亚文化基础上的集体主义传统是组织环境意识的文化基因。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组织环境意识的推动也意味着传统文化在一定意义上的深刻回归。

［1］李道军.战后日本的环境法制化进程［J］.外国法制，2001（6）:58.

［2］郭晓勤.中国环境NGO角色定位:问题与对策［J］.学会，2010（7）:39.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and its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U Li－ju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Northeastern Minorities，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Dalian Liaoning 116605，China）

Japanese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has experienced the historical stages of obscuration，awareness，fluctuation and deepening which can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country’s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A comparative study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in China and Japan is under the guidance of government but a substantial difference exists between them，which is demonstrated by the organization foundations in both countries.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re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al interactive process for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should be an urgent task for China to make a breakthrough in propell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Japan and China;environmental awareness;organization foundation;comparison

X32

A

1009－315X（2012）02－0133－04

2011－09－08;最后

2011－11－12

中央高校自主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DC10040227）;辽宁省教育厅科技研究资助项目（2008118）;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0YJC850029）。

吴丽娟（1974－），女，辽宁丹东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研究。

（责任编辑 董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