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限制语对庭审中不同语域的顺应

崔凤娟

（大连民族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辽宁大连 116605）

模糊限制语对庭审中不同语域的顺应

崔凤娟

（大连民族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辽宁大连 116605）

阐述了庭审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庭审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类型，从语言顺应论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分析庭审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模式，并在此模式下对不同庭审语域中模糊限制语的出现类型和频次进行了量化分析。指出在不同交际目的驱使下，庭审交际者会选择不同类型的模糊限制语来顺应不同庭审语域中各种相关的语境因素。

庭审语域;模糊限制语;顺应

庭审是一个由一系列程序组成的动态语境，这一语境就像一个竞技场。在这个竞技场中，人们各尽其能运用相关领域的知识使自己的话语听起来更加真实，想方设法使自己的辩论能够被听者接受。在其他变量相同的情况下，语言的选择对于庭审参与者来说非常重要。许多研究表明，庭审中说者的话语风格会影响听者对说者的社会地位、个性、才智、可信度、能力等的评估。语言形式有时是非常重要的，甚至语言形式上的一个变化会改变或者逆转一个信息的影响力［1］。

模糊限制语，作为一种有用的语言形式，是庭审参与者常常选择的一种语言策略。模糊限制是庭审语篇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却不多见。本文旨在基于Verschueren的语言顺应论，以美国辛普森案庭审的三个关键语域（开庭陈述、讯问证人和总结陈词）中律师辩护的庭审记录为语料，采用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二者相结合的方法对语料中出现的模糊限制语加以对比分析，以期揭示模糊限制语的选择与不同庭审语域间的关系。所选语料皆来自Jack Walraven的网站（http://walraven.org/simpson）。

一、庭审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研究溯源及其分类

1.庭审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研究溯源

O’Barr及其团队是对庭审语境中模糊限制语进行研究的较早研究者。基于R.Lakoff关于模糊限制语具有弱势语言特征的观点，O’Barr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来研究这些弱势言语特征［1］。不同于R.Lakoff的研究，O’Barr将这些特征与地位而不是性别联系起来。O’Barr等人对庭审交际中的强势与弱势语言风格进行了区分，并把这些不同的言语风格形式提交给了陪审团以供陪审团对说者性格和信誉进行评估。O’Barr等人认为模糊限制语属于弱势风格的一种，指出模糊限制语可能会导致对采用该语言形式的说者的话语的消极释义，也就是说，模糊限制语会降低说者话语的可信度。

随着对庭审语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庭审译员（court interpreter）的语言。其中有些研究提到了模糊限制语的使用。Berk－Seligson在研究西班牙语证词的英译时发现“当西班言语证词中的模糊限制语被真实对等地译成英语时，就会使证词听起来比未翻译的证词缺乏可信度与说服力”［2］。Krouglov对庭审中俄语译员的语言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模糊限制语不仅会被译者误译而且会被译者随意的添加或者删除。Hale在对证人证词翻译真实度的研究中也发现模糊限制语总是被译员添加或删减，“这些有益或者有害的改变会潜在地影响案件审判结果”［3］。

除了上述两方面关于庭审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研究外，其他一些学者，如Jacouemet，Brown，Levinsion，Heffer在对庭审语言的研究中也曾提到模糊限制语。

以上研究虽然表明了在庭审中模糊限制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对庭审中模糊限制语的运用进行系统的分析。

2.庭审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分类

根据Verschueren的语言顺应论，语言的使用是一个不断进行选择的过程。这些选择既可以是语言形式上的，也可以是语言策略上的。在庭审语境中，模糊限制是交际者为了便于交流而经常使用的交际策略。模糊限制可以通过不同形式的模糊限制语来实现。一个适当的模糊限制语往往是在一系列变量中进行选择的结果。事实上，对模糊限制语不同语言形式的选择正是交际者为实现其交际目的而进行的语言策略的选择。在庭审语篇中，根据不同的交际目的，可以将这些模糊限制语的变异在策略层面上划分为三个主要维度，即命题内容准确性维度、情感维度和语篇连贯维度。

从命题内容准确性维度看，模糊限制语的变异涉及命题内容的真值，标志着说话者对命题效度的态度。就情感维度而言，模糊限制语的变异指向情感，即满足说话者或者听话者的情感需求。在这个维度上，模糊限制语不仅表明了说者对于命题的感觉或者观点而且表明了说者尽可能使交际顺利进行的愿望。根据交际目的指向的不同，我们把在情感维度上变异的模糊限制语分为说者指向类模糊限制语和听者指向类模糊限制语。说者指向类模糊限制语是保护说者面子不受威胁的有效策略。听者指向类模糊限制语反映了说者与听者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类模糊限制语，说者不仅能够使听者分享自己的观点从而引起听者对自己陈述的关注，而且能够表明说者对听者的尊重与礼貌，亲和与听者间的关系。在语篇连贯维度上，模糊限制语作为衔接工具使说话者能够有效地进行交际。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一种语言形式的功能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同一个模糊限制语可能具有多个功能。语境不同，说话者不同，模糊限制语传递的意义可能会不同。模糊限制语语言实现形式与其功能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因此对模糊限制语类别的划分并不是绝对化的。一些表达式在这种语境中被用作说者指向类模糊限制语，而在另一语境中有可能被用作另一种类型。也就是说，同一个语言形式可能会被划分到不同的模糊限制语范畴里。因此，对模糊限制语类型的划分主要取决于其出现的语境。语境是影响模糊限制语选择的重要因素。

二、模糊限制语对不同庭审语域的顺应

Verschueren（1999）认为说话者有意识地进行语言选择是为了顺应各种语境相关因素［4］。如果我们想全面地解释说者通过语言来表达什么，我们就必须考虑语言使用的语境和语言选择间的关系［5］68。

作为一种典型的机构话语，庭审语篇毫无疑问具有高度的语境依赖性。庭审语篇的特殊性严格限制了话语的形式和内容。开庭陈述和总结陈词采用叙述的方式进行，讯问证人则是问答模式。参与者在三个不同语域中的任务是事先规定的。也就是说，在不同语域中参与者有不同的具体交际目的。显然，参与者会选择不同的语言策略来顺应不同的庭审语域。模糊限制语便是参与者选择的策略之一。为了考察模糊限制语形式与庭审语域间的关系，我们对所选语料中的模糊限制语进行了考察、量化与分析。表1显示了三个不同语域中律师选择各种模糊限制语的频次及均值。

表1 三个庭审语域中律师选择不同模糊限制语的频次与均值

如表1所示，在三个不同庭审语域中，说者选择模糊限制语的总数并没有明显的不同，但是在模糊限制语类型的选择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在开庭陈述阶段，律师共选择了2 234次模糊限制语，其中说者指向类占42.8%（956次），准确性指向类占42.4%（948次），听者指向类占13.2%（294次），语篇连贯类占1.6%（36次）。显然，律师选择的模糊限制语中大部分是说者指向类和准确性指向类（占85.2%）。这种现象与开庭陈述的特点密切相关。开庭陈述涉及说话者如何讲述案件及如何呈现证据。如Harris所述，（法官告诉陪审团）“开庭陈述的目的在于告诉你他（律师）所想的或者欲呈现给你的证据是什么”［6］。开庭陈述需要律师对呈现的案件进行概述，因此律师选择准确类指向模糊限制语来表明其陈述案件准确严谨的态度，选择说者指向类模糊限制语来缓和语气，保护自己在随后的庭审阶段中免于遭到可能的攻击，从而为随后的辩论铺设道路。例如:

（1）As you are well aware，these witnesses are afraid.It could be because of all the media attention.（Defense attorney Cochran’s opening statement）

辛普森案是一个震惊全美的刑事案件，引起了媒体极大的关注。媒体给证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由于害怕媒体关注带来的麻烦，一些证人设法躲避镜头和记者的包围。基于这样的事实，辩护律师Cochran作了上述总结。当然，即使没有媒体的关注，人们通常也不愿意出庭作证，因为作证有时会给他们平静的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因此，在例（1）中律师Cochran选择了准确性指向模糊限制语could来表明他对命题准确性的态度。

（2） I believe the evidence will show that he and his partner，detective Phillips arrived at that scene sometime after two o’clock in the morning.

（Defense attorney Cochran’s opening statement）

例（2）中动词show与非人称主语the evidence的结合是一种进一步使所述命题客观化的策略，同时也是使说者对所说话语免于承担潜在责任的策略。

开庭陈述完毕后，控辩双方开始举证来支持自己的辩论，由此庭审进入讯问证人阶段。讯问证人是一个律师提问证人再现案件相关事实说服听者支持自己辩论观点的阶段。它涉及证据、事实和真相。因此，在这一语域，律师选择了大量的准确性指向类模糊限制语（1 007次，占41.7%）和听者指向类模糊限制语（903次，占37.4%）。准确性指向类模糊限制语使命题听起来更加准确客观，听者指向类模糊限制语则邀请听者去思考说者提出的命题从而更有利于律师提问证人。例如:

（3） You were slightly embarrassed that you had called the police when you realized it was O.J.Simpson，because there really was nothing suspicious that evening?

（Defense attorney Shapiro in examination）

在例（3）中，辩方律师Shapiro对于证人当时的心理状态只是一种猜测，于是他选择准确性指向模糊限制语slightly来限制其对证人的提问。这一模糊限制语不仅准确地传达了说者表述的意图，而且缓和了所述命题的语力从而使说者更容易获得预期的回答。

（4）MR.DARDEN:You told us yesterday that there was no racial subplot to the screenplay you were planning to write， correct?

MS.MCKINNY:That is accurate. is that also correct?

MS.MCKINNY:That is true.

（Cross－examination of witness Mckinny by prosecutor Darden）

例（4）摘自控方律师Darden对辩方证人Mckinny的交叉质询。根据庭审规则，律师对自己方证人进行完直接询问后，是对方律师对证人进行交叉质询的时间。通常律师交叉询问的目的不是简单地从证人那里获取信息，而是去破坏对方的辩论。也就是说，“交叉询问中，律师希望诋毁证人在直接询问阶段提供的信息”［7］165。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Darden在上例中两次选择了反义问句作为听者指向类模糊限制语来询问对方证人。这些反义问句使律师的提问听起来不像是对事实的寻求而像是对事实的求证。这不仅能够引出听者的观点而且能够避免给听者留下强加于人的印象，给听者留下足够的空间来自己作出判断。

律师提供完所有支持自己或者否定对方的证据后，庭审便进入总结陈词阶段。总结陈词是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结束后对证人提供证词的信度、效度、价值、真实性和重要性的评价［5］99。总结陈词的功能之一是将不同证人零散的陈述编织成一个完整连贯的故事并尽量去说服法官和陪审团相信自己呈现的故事是真实的［7］181－182。为了使自己的故事更有说服力，律师常常会选择不同的语言策略。其中，模糊限制语便是经常选择的策略之一。所选语料显示，在这一语域中，律师共选择了843次模糊限制语（每1 000个单词中出现31.1次）。与前两个庭审语域中模糊限制语的分布相比，在总结陈词中，四类模糊限制语在使用频率上没有显著的差别，其中准确性模糊限制语共出现了319次，占37.8%;说者指向类222次，占26.3%;听者指向类246次，占29.2%;语篇连贯类56次，占6.6%。虽然与前三类相比较，语篇连贯类出现的频次较少，但是并没有形成显著差异，它们是律师向法官和陪审团呈现一个连贯的可接受的故事而选择的重要策略之一。下面4例分别阐述了四类模糊限制语在总结陈词中对不同因素的顺应。

（5）He left the socks on his bedroom floor.And in that one simple careless act gave——gave us the most——

MR.DARDEN:And yet you use this epithet in your screenplay anyway; possibly single most devastating proof of guilt in the case，because on that sock，on that sock we found blood that matched Nicole Brown，blood that matched the Defendant and the blue black cotton fiber.

（Prosecutor Clark’s closing argument）

例（5）摘自控方律师Clark的陈词总结。对于所陈述的证据是不是该案中最可靠的一项证据，Clark不能肯定，但是她又想说明该证据的重要性。由此她选择准确性模糊限制语possibly来表明其对命题准确性的态度，最大限度减少了对命题真实性所负的责任。

（6）Quality assurance.That is a term that is used in bureaucracies and hospitals and laboratories，any places where you are trying to deliver service with integrity.What is going on here? There is a failure to document how you collect the evidence，a fundamental duty as Dr.Lee showed you，remember，with that chart，fundamental duty of the criminalists to document the evidence.

（Defense attorney Scheck’s closing argument）

例（6）中说者指向模糊限制语there－be句型使辩方律师Scheck关于控方搜集证据过程有误的辩论听起来更加客观，好像Scheck在客观转述第三方的观点。所述命题的信度与说者Scheck无关。听者（尤其是法官和陪审团）可以基于自己的常识及控辩双方律师的辩论自己作出判断。这一模糊限制语拉大了说者与命题之间的距离，从而不仅保护了说者的声誉，而且尽可能避免了说者可能要承担的责任。

（7）Well，wife beating is not just a family matter， is it?I mean，is this something we ought to take seriously?That’s one thing about spousal abuse.

You know，it happens and it always happens behind closed doors.And you know what they say;nobody knows what goes on behind closed doors.

（Prosecutor Darden’s closing argument）

例（7）中，律师Darden首先选择了听者指向模糊限制语is it?邀请听者来支持其关于家庭暴力不仅仅是家庭事务的辩论。与直接断言相比，问句能够减轻对面子的威胁［8］。通过选择这一模糊限制语，Darden能够在万一听者不同意他的辩论的情况下保护自己和听者的面子。在随后的阐述中，Darden两次选择模糊限制语you know来将话语中心转向听者的知识、说者与听者共享知识及常识，从而使听者直接参与到推理过程中，使听者如同亲临说者所描述的事发情境中。通过这样的常识，说者成功地强调了自己的辩论。

（8）When Mr.Hodgman said， well，I like to approach the bench，we approached the bench.You at first，as you recall——will tell you what you did——you at first felt it was appropriate.

（Defense attorney Cochran’s closing argument）

Schiffrin认为well是说者面临多个选择不能保证话语连贯时选择的一个试图保持话语连贯的策略［9］。例（8）中，辩方律师Cochran在向法官、陪审团汇报事实。模糊限制语well不仅使所述话语保持了原有的形式，而且通过话语指示中心的转移很好地将Hodgman和法官等听者联系在了一起，好像听者在听Hodgman的论述，从而保持了话语的连贯。

三、结语

庭审语篇是一种在庭审语境中产生并随庭审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一种机构话语。这一机构话语的进行受到不同于日常交际的一系列原则与规则的制约。在不同庭审语域中，庭审参与者的交际任务有所不同。交际者的身份、地位、交际目的会随不同庭审语域中任务与规约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庭审交际者常常会选择模糊限制语作为一种语言策略来顺应庭审中的具体规则，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本文对开庭陈述、讯问证人和总结陈词三个庭审语域中出现的模糊限制语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在开庭陈述阶段，庭审交际者选择的模糊限制语主要是说者指向类和准确性指向类两种类型;在讯问证人阶段，听者指向类和准确性指向类模糊限制语是说者主要选择的语言策略;在总结陈词阶段，四类模糊限制语的选择没有太大的差异。如上所述，不同庭审语域中模糊限制语的出现类型和频次之所以存在如此差异是庭审参与者顺应不同庭审语域中相关语境因素的结果。

［1］O’BARR W M.Linguistic Evidence:Language，Power，and Strategy in the Courtroom［M］.New York:Academic，1982:2.

［2］BERK－SELIGSON S.The Bilingual Courtroom:Court Interpreters in the Judicial Process［M］.Chicago，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181－182.

［3］HEFFER C.The Language of Jury Trial——A Corpusaided Analysis of Legal－lay Discourse［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25.

［4］VERSCHUEREN J.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London:Edward Arnold，1999:66.

［5］COULTHARD M，JOHNSON A.An 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Linguistics:Language in Evidence［M］.London: Routledge，2007.

［6］HARRIS S.Telling stories and giving evidence:The hybridization of narrative and non－narrative modes of discourse in a sexual assault trial［C］∥J.Thornborrow，J.Coates（eds.）.The Sociolinguistics of Narrative.Amsterdam:JohnBenjaminsPublishingCompany，2005:221.

［7］TIERSMA P.Legal Language［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

［8］COATES J.Women Talk:Conversation between Women Friends［M］.Cambridge:Blackwell Publishers，1996: 181－182.

［9］SCHIFFRIN D.Discourse Marker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126.

Adaptability of Hedges to Trial Genres

CUI Feng－ju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Dalian Liaoning 116605，China）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review of the previous study of courtroom hedges and makes a classification of hedges in courtroom discourse.An analytical mode is put forwa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aptability.With this mode，types and frequency of hedges in different trial genres are quantified and analyzed.Finall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motivated by different communicative goals，courtroom participants would choose different types of hedges to adapt to contextual correlates in different trial genres.

trial genre;hedge;adaptability

H313

A

1009－315X（2012）02－0124－05

2011－12－13;最后

2012－01－0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0YJC40016）;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W201009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DC10040209）。

崔凤娟（1973－），女，山东沂源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责任编辑 王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