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情理:法治进程的情法矛盾与伦理选择

凌 斌

法律不外乎人情。——民谚

一、为什么“情法相悖”?

当代中国法治进程的学理基础，最初被表述为“要法治不要人治”、“从人治走向法治”。〔1〕参见史焕章:“要法治不要人治”，《法学》1989年第5期;兆丰:“从人治走向法治——商品经济、民主政治与法治社会”，《法律科学》1989年第4期。按照这一框架，“法治”的要义被归结为“法大于权”，其实质是“法律至上”，是国家权力严格服从法律规定。因此法治不是“以法治国”而是“依法治国”，不是“用法律统治”，而是“法律的统治”。而法治的对立面则被标签为“人治”，是“权大于法”，其实质在于国家权力受制于法律以外的个人意志。实行“人治”的必然结果，被认为是权力的行使没有法律约束，成为统治者和掌权者个人恣意妄为的专制手段和腐败工具。〔2〕参见乔伟:“人治与法治的比较研究——论以法治国的重要意义”，《山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无论是七十年代末的文革反思，还是八十年代末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民主诉求，还是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推动的产权变革，还是新世纪里公民社会要求的政府转型，都将中国政体的最大弊病归之于掌权者的个人意志不受“法律”的约束，都将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指向了“法治”。

法治进程在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时，也遇到持续的实践困境。其中尤为重要的两个法治困境，都源自于法律与情理的矛盾。一方面，法治的困境在于法律因为违背情理而恶化的信仰危机。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一系列“彭宇案”引发的关于“好人没好报”、“老人倒了你别扶”的伦理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