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与虚假:反讽的文化符号学阐释

简耀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外国语言系，江苏南京211170)

一、引言

修辞学、美学、哲学、文学等领域有关反讽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许多学者已将研究视角转向语言符号学。如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着重从语义符号学角度解读反讽之塑造意义[1]65-78，格赖斯(Grice)从语用符号学角度提出会话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2]等，但从文化符号学角度分析其表意、解释等的研究并不多见。赵毅衡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中指出反讽“在当代已经成为扩展为人性与社会的根本存在方式，成为文化符号学的本质特征”[3]209，打破传统的反讽修辞学研究角度，以文化符号学为切入点，从符号表意、解释主体、接受原则、诚信原则等方面深入系统地论述反讽是由接收者的认知价值所决定的;唐小林提出作为一种文化时代的反讽要建立解释主体地位[4]49。本文基于以上反讽的文化符号学理论，首先阐释反讽的符号传递过程，根据反讽的构成加以分类研究，最后指出解释主体对符号表意的无限衍义也会影响反讽生成。

二、反讽的符号传递过程

文化符号信息的传递过程为:发送者根据他的意图意义选择恰当的符号，接收者根据符号信息即文本意义而非意图意义对符号进行解释，从而形成解释意义。这三种意义并不是缺一不可的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它们的矛盾说明符号表意存在真伪，“说一件事而带着冒充的意向去意味另外一件不同的事，可以这样定义反讽，也同样可以定义说谎”[1]77。反讽就是虚假的文本意义掩盖真实的意图意义，即意图意义(真实true)+文本意义(虚假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