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品雕梁画栋——探析徽州木雕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陈亮

细品雕梁画栋
——探析徽州木雕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陈亮

TASTING THE ELEGANTLY CRAFTED AND ORNAMENTED ART

明中叶至清末，徽商崛起，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发迹的徽商们回乡修建祠堂、宅第、书院和馆舍，徽州古民居就在这种情形下鳞次栉比地发展起来。徽州古建筑装饰上“三雕”中的木雕最令人称奇，是徽州文化的杰出代表。徽州木雕在选材上较随意，不苛求材质，主要讲究的是艺术性和情趣性。徽州木雕的教化作用比装饰作用更为重要，实际上已成为传播儒家思想的重要渠道。鲜明的儒道思想，完整的构思设计，大胆的构图布局，巧妙的光影造型，优美的装饰效果，多元的雕刻工艺，不拘一格的材质，这些都成为徽州木雕的艺术价值所在。

木雕 徽商 取材 题材 自然美 儒家思想

皖南徽州山区，居万山环绕中，素有“东南邹鲁”、“文物之邦”的美誉。在这块被称为“世外桃源”的地方，到处可见融湖光山色与古代建筑艺术于一体的明清古建筑群。徽州山岭起伏，气候温和，盛产松、竹、桐、茶叶等经济作物。徽州人凭借山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将产品加工外运，换取日用必须品。明中叶至清末，随着外出经商者越来越多，徽商慢慢崛起，遍布全国重镇，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们致富后，为了光耀门楣和造福乡里，纷纷回乡修建祠堂、宅第、书院和馆舍，往往一掷千金，徽州古民居就在这种情形下鳞次栉比地发展起来。由于明清时期在营建住宅上有着严格的制度规定，加之山高土地稀少的局限，徽商们不敢越礼去建造与官邸威严宏大争雄的住宅，因此在营建房屋时，就不得不在封建贵族华丽的府宅之外另辟蹊径。在整体装饰方面，对建筑内部雕刻风格的典雅、工艺制作的细致和内容题材的寓意等方面大下功夫，雕刻艺术因此日臻完美，特别表现在古建筑装饰的“三雕”上。“三雕”即砖雕、木雕和石雕。“三雕”中的木雕则最令人称奇，是徽州文化的杰出代表。

一、徽州木雕的艺术特色

徽州民居建筑由大门、天井、堂屋、厢房和院落等一组室内外明暗、开闭的空间组合而成。徽州建筑装饰简洁，室外墙面以黑、白、灰组成单纯统一的色彩。黑白比照、光影协调、色彩淡雅的艺术风格体现了徽州人含蓄内敛、温柔敦厚的个性气质和良好的文化素养、审美倾向。室内梁架造型简单，屋宇墙面采用挺拔的直线，内部木构架采用圆润的曲线，铺地采用庄重的斜线，利用线形的长短曲折变化，体现节奏感。此外，建筑室内门窗、栏板及陈列也多有雕饰，装饰华丽而不琐碎，格调温馨而不庸俗，内容上也多蕴含传统文化内涵或象征家族安康兴旺。

徽州木雕在对木材质地的选用方面，大多就地取材，这一点与江浙的黄杨木雕、潮州金漆木雕等大相径庭。皖南山区盛产木材，种类繁多，像松、梓、椿、银杏、楠木、榧树、甲级杉木等纹理清晰、质地优美、材质柔软、易于雕刻的建材树种遍布山间。木雕艺人在选材上较随意，即便是上等的手工，也不苛求材质，主要讲究的是艺术性和情趣性。恰恰是这些不拘一格的选料，往往又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雕工十分重视木质的自然美感，大多数木雕不施髯漆，或很少一部分涂上红、黑和金色。有的作品巧妙地运用木材的自然纹理来表现主题和起装饰的作用，在自然光的照射下显出奇妙的视觉效果，同时更可以显示出木材本色的柔和及木纹的自然美。

徽州木雕在构图、布局上注重吸收新安画派的表现手法，讲究艺术美，多用深浮雕和圆雕，提倡镂空效果，有的镂空层次多达十余层，玲珑剔透、错落有致。亭台楼榭、树木山水、人物走兽、花鸟虫鱼集于同一画面，从各个角度反映出古徽州的社会生活情景、社会各阶层的情趣等内容。徽州木雕在构图上看似非科学的错误比例与构图，却呈现出颇具意味的装饰效果。比如雕有“清夏”的隔扇裙板，花缸、荷花、莲蓬与画面中的老汉、童子明显不合比例，但大胆活泼的构图极具感染力。这种木雕工艺上的装饰性，是表现、美化对象的重要手段，是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共同特点之一。

艺人为了使人物部分更加突出，雕刻时都是上深下浅，在散光投影下，显得人物影影绰绰，光影协调，富有动感。当老土漆渐渐地氧化，加上受阳光雨水浸润的程度不同，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包浆皮壳，就像在宣纸上作画和在纸绢上作画一样，大大丰富了木雕艺术的感染力和表现力。

二、徽州木雕的表现技法

早在明代初年，徽派木雕就得到长足发展并初步形成规模，雕风拙朴粗犷，形成了以平面浅浮雕为主的风格，借助于线条造型，强调对称，较有装饰趣味。明中叶以后，随着徽商财力增强，木雕艺术也向精雕细刻过渡，多层透雕取代平面浅雕成为主流。到清代，随着雕刻艺术及手法的发展，徽州雕刻也日益向细腻繁复的方向发展，与当时的工艺美术风格一致，在对木雕装饰美感的追求上更强，工艺更精，涂金透镂，穷极华丽，在精工细致的同时，往往也呈现出过于琐碎繁缛的弊端。

木雕还根据建筑物体的部件需要，采取圆雕、透雕、镂空雕、高浅浮雕和线刻等雕刻。如一件“王质烂柯”雀替残件，采用高低浮雕与多层立体镂空雕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刀法娴熟，干净利索，人物造型生动，面部镂刻细腻传神，弈者谈笑风生，王质憨态可掬，山石树木的装饰处理错落有致，空间感极强。特别是运用松木材质的木纹肌理，恰如其分地表现了“王质烂柯”这一神话故事的主题，融自然质朴美与艺术装饰美为一体，令人回味无穷。

木雕艺人对不同物件、不同部位、不同功能的构件所采用的不同雕刻技法，是装饰与实用有机的结合。雕刻者在动工之初，会有整体规划，在内容和形式上，既要考虑美观，又要重视实用，有利于梁柱承重功能。

三、徽州木雕展现民俗文化

大如民屋、祠堂、寺庙等建筑装饰，小至日常生活用具和文房中笔、墨、砚等，徽州木雕艺术应用范围极其广泛。木雕艺人大多采取删繁就简、细化局部的手法来表现所选取的题材，给人以返璞归真的联想。其创作题材细分为人物、山水、花鸟、禽兽、虫鱼、云头、回纹、八宝博古、文字锡联以及各种吉祥图案等。以人物为主的题材有名人轶事、文学故事、戏曲唱本、宗教神话、民族风情、民间传说和社会生活等。以山水为题材的主要是徽州名胜，如黄山、白岳、新安江及徽州各县具有代表性的山水风光。以动物、花木、图案为内容的，一般呈连续图样形式，亦能独立成画。

徽州木雕对民俗文化的运用比比皆是，尤其是“多子多福”的图案较为普遍。以蝙蝠、鹿兽、寿桃为谐音的“福、禄、寿”，以石榴、麒麟寓意多子多福的作品，多见于窗格栏板、雕床画椅等处。其中象征子孙满堂的“累世同居图”，是徽州大家族中最常用的题材，体现出大家族几世同堂的荣耀，成为宣扬家族伦理的一种典范，如黟县承志堂的一处清代大盐商旧宅后厅横枋上雕刻的画面，就是唐朝张公芝的九世同堂的故事。此外，如 “百鹿图”、“八仙庆寿”、“百子闹元宵”等题材，画面立意巧妙，布局活泼生动，雕工精致细腻，象征寓意深长，都为儒家思想在徽州社会的传播和发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徽州木雕与徽商

徽州木雕的发展同其他民间美术一样，离不开其母体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尤以倡礼教，承“成教化、助人伦”之社会教化功能和弘扬伦理道德为己任的儒家程朱理学的影响最为显著。它素以“程朱阙里”为荣，儒家思想渗入在每一个徽州人的思想之中，人们的宗法观念极强，名姓聚族而居。可以说，徽州木雕的教化作用比装饰作用更为明显，实际上已成为儒家思想传播的重要渠道。

徽商又称“儒商”，其特有的文人气质决定了他们的审美观。徽州人信奉“读书好，经商好，效好便好”，在梁柁上左雕蟾宫折桂的书生，右雕经营四方的商贾，有意将读书人和商人塑造在一起，这样的创意只有徽州才有。这生动地体现了徽商的人生态度和儒商的特点。“从贾经商”便是徽商亦显亦隐、亦进亦退的灵活表现。徽商生长的文化背景使他们从骨子里烙上了儒家思想的印记，渴求儒雅之士的气质与风度。虽置身于名利场中，但却以儒学伦理来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义之和处便是利”成为徽商经营之道，也使得徽商发展成为明清时期大商帮之一。经济的富庶带动了徽州文化的全面发展。当时徽州文化和艺术的许多方面都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明清时期徽州庞大的书画家群体在艺术上直接对木雕艺术产生影响，此外，徽州刻书出版业的高度发达也是不可忽视的另一重要因素，官刻、坊刻和家刻把出版工艺推向前所未有的顶峰。徽派版画的艺术成就直接丰富了木雕的工艺技巧。

文人士大夫最崇尚人与天地自然的交流与和谐，以及读书、孝道、忍让、忠义等方面的追求，这些思想也成为徽商向往的目标和境界。画家与工匠合作，在文人画家参与设计后，既具实用功能又具有艺术观赏性，这些赋予了徽州木雕极高的艺术价值。他们在宅居建筑中注入自己对住宅布局、结构、内部装饰、厅堂布置的个性化审美追求，促使徽派民居建筑逐渐形成风格独特的建筑体系，并具备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徽州木雕艺人在徽州文化的大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吸取了徽州的文化素养，对徽州木雕技艺的提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徽州的木雕作品中，从多角度深入浅出地体现了儒家文化精神。在以君主为主宰的社会里，君主是臣子的衣食父母，为臣必须全心全意地维护君主的利益，“尽忠”成为人臣必须完成的人生使命，忠君自然而然地成为臣子们至高无上的人格追求。徽州木雕中表现“忠”、“孝”、“节”、“义”这一伦理范畴的作品非常多，常见的有《苏武牧羊》、《赵子龙救孤》等。

徽州木雕是徽州人在不同岁月中按照相同的理念而造就的民间美术之葩，它不仅是徽州古民居中的一种装饰手段，而且也可成为独立的艺术品，为人们带来美的熏陶和启迪。它处处体现着材质的自然与质地之美，浮雕的韵律之美和镂空的通透之美。其鲜明的儒道思想、完整的构思设计、大胆的构图布局、巧妙的光影造型、优美的装饰效果、多元的雕刻工艺、不拘一格的材质等，都成为徽州木雕的艺术价值所在。

[1]鲍义来.《徽州工艺——徽州文化全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

[2]董洪全.《中国传统木雕艺术赏析:徽州木雕》.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4月

[3]王笃芳.《中国民间木雕技法》.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