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横光利一的中国观

王天慧

（大连海事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116026）

《上海》与横光利一的中国观

王天慧

（大连海事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116026）

长篇小说《上海》是横光利一在到访中国后的1931年完成的。这是日本作家唯一一次取材于“五卅运动”创作的小说，同时也被誉为新感觉派文学的集大成之作。近代以后的日本知识分子始终没有停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探寻，小说《上海》实际上是日本知识分子从文学角度观察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

横光利一；《上海》；中国认识；日本知识分子；殖民主义；文化元素

关东大地震以后，以横光利一为核心的作家群体创刊了《文艺时代》，标志了日本新感觉派的诞生。倘若没有横光和他的作品，或许在日本现代文学的开端就不会发生新感觉派文学运动，也不会有这一流派的出现。横光的作品中往往具有全凭作家的感觉勾勒出一个完整的作品世界的特点。横光对上海的初次到访是在1928年4月至5月间。是年11月，便以这一段的经历为素材，开始了小说《上海》的创作。这部完成于1931年底的作品，是横光的第一次长篇实践，也是日本新感觉派文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涉猎了现代中国尤为值得关注的现实主题，被誉为新感觉派文学的经典之作。

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作为亚洲的金融中心和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大踏步地发展着经济，很快超越了亚洲其他城市，到了30年代已经跻身国际都市，成为世界上排名第五的大都会。屹立在外滩上的旧汇丰银行、百老汇大厦等世界级高层建筑群以及南京路上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海外华人投资的百货公司，都使上海成为世界上最具诱惑力的城市之一，吸引了许多怀着不同目的的外国人和中国人来到这里。与此同时，由于上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导致社会的严重畸形发展，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和市民受到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残酷的剥削和压榨，生活极其贫困。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近十年里，上海频繁爆发罢工运动和罢市运动。因此，无论是二三十年代的大都市上海，还是发生在那里的罢工运动，都是日本现代作家所关注的焦点。横光利一的《上海》，就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观察中国民族主义革命“五卅运动”。它不仅“是芥川龙之介的《上海游记》、谷崎润一郎的《上海交游》等中国题材创作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同时也是日本知识界在中国认识上的一种艺术叙述”［1]。

一、对“五卅运动”性质的误读

横光是唯一一位将上海“五卅运动”作为素材进行小说创作的日本作家。作品展现出殖民主义视角下的“五卅运动”的场景。横光曾表明这部作品的创作初衷，是为了将他心目中的近代史上欧洲与东洋之间最新的争战——“五卅运动”重现给世人。内中不仅包含了围绕外国关系描写的无可回避的历史大潮，还表露出作者思想中最为深层的一面。具体来说，《上海》中所反映出的横光利一的亚细亚主义思想，不仅包括对东洋与欧美关系的认识，还包括对共产主义以及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思考。实质上“‘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2]。因此，较之审美情趣，横光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无不是日本式的。

尽管在小说《上海》创作之前，横光便针对马克思主义和世界无产阶级进行多次论战、持有排斥的观点，例如日本新感觉派解散半年以后的1928年1月，横光在杂志《新潮》上发表了《新感觉派和共产主义文学》，但并未在文学创作中明显表现出大日本民族主义倾向。1928年4月到访中国上海后，横光的思想和视角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站在了殖民主义的立场。这一年的11月，《上海》连载的第一篇《浴池与银行》发表在杂志《改造》上，也正是从这时起，横光参与了与无产阶级文学对垒的“艺术大众化”的论争，以“形式论”为开端攻击无产阶级文学理论。

《上海》中的“五卅运动”原本是一场伟大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大大提高了中国民族觉醒的程度，增强了组织力量。然而，横光却严重地误读了这场正义的进步的群众运动，直接表现出视角的偏离和焦距的模糊所导致的方法论的失误。无论艺术上的选择，还是设置的动态画面，都清晰地突显出横光与共产主义的对立立场以及对共产党人的痛恨［3]143。横光还认为“五卅运动”是受到苏俄的煽动与支持才愈演愈烈的，在小说中将英国巡捕枪杀游行队伍的事件歪曲为由苏俄共产党的阴谋造成的。实际上，“五卅运动”的爆发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并没有直接关系。据20世纪90年代解密的俄罗斯档案馆资料显示，该运动对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来说是完全出乎预料的［4]。

作者横光在理念中也同样持这样的立场，《上海》问世十多年后，当他再次回顾“五卅运动”时，仍然坚持那次运动由排日开始扩大到排英，尽管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苏俄共产党一直作为“幕后黑手”参与了核心策划。这种固执的认识，暴露了横光利一中国观的浅薄程度，实质上也是近代以来日本知识分子中国观的一个延续。它的大背景便是明治以来的大亚细亚主义思想，不仅反对西洋近代主义，而且对于地处东亚最大的邻国中国也极其蔑视。从内田良平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便可窥见一斑：“支那”国民毫无国家之意识、国民之精神，更毋庸说主义和主张了。因而，横光把“五卅运动”简单地判断为“排日”、“排英”等，即是否定中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日本近代汉学家后藤朝太郎曾断言中国的革命或变革，即使一时采取了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从这一点上来说，横光利一同样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革命的认识有着严重的谬误，完全没有意识到“五卅运动”之后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不仅如此，横光还认为中国的纺织业民族资本家们为了摆脱长期以来受到的日本公司的压制，从罢工引发的棉织品匮乏中获得暴利，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在横光的眼中，中国民族资本家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实质在于：中国资本如果想摆脱外国资本的压迫与统治，就必须依靠俄国。中国必须仰仗共产主义来借机谋求资本主义的兴盛。“他们向中国纺织业增拨了资金。向排日宣传活动者提供了经费。一场中国史无前例的大罢工像不知从哪里开始蔓延的瘟疫一样，渐渐将它那怪异的翅膀伸展开来”。

实际上在“五卅运动”中那些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正是充当着反帝联盟军中一分子。在那次运动中他们积极地反对帝国主义，不仅参加罢市，而且有些人还无私地解囊，对罢工给予了极大的帮助。然而，由于这个阶级，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与帝国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和不可切分的利益，因此，在“五卅运动”中他们又不断地表现出软弱和斗争的不彻底。在捐助和抵制英日货等方面逐渐显现出消极的态度，不断地在反帝联盟军中制造出矛盾。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这场革命运动的动摇与妥协，逐渐对民族小资产阶级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使之与反帝运动渐行渐远，最终造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独自与帝国主义抗争的局面［5]。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横光利一对“五卅运动”认识的巨大偏颇，他不仅没有把它看作是一场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而且始终以日本式的狭隘思考，一味强调苏俄对中国革命的操控以及中国商人利用革命谋图一己私利。

小说不仅描写了所谓的“五卅运动”的煽动者，对成为“五卅运动”导火线的“顾正红枪杀事件”也存在着误读。横光利一在小说中一再强调，由于保护日本工厂的印度巡捕开枪射杀闯入的工人，才导致了“五卅运动”的爆发，这显然与实际的情形大相径庭，有意掩盖日本人残杀罢工工人的血淋淋的事实。

据1925年5月16日出版的《时事新报》报道，内外棉纱厂解雇了参与罢工的工人之后，“工人见无理可喻，乃要求发给工资，然后回去。时工人愈集愈众，一致为坚决之要求。讵闻有该厂小大班川村者，及其余职员，突以手枪向工人轰击，当场中弹身死为顾正红、王福全”［6]555。横光利一之所以在小说中将首先开枪杀人者嫁祸给印度巡捕，应该是接受了日本方面的歪曲报道造成的［6]。显然，横光是将日方的报道写入了自己的小说，为了在作品倾向上大做文章，不惜歪曲历史事实。

二、对工人形象的扭曲

横光利一不仅错误地将“五卅运动”的爆发原因归结为苏俄的挑唆，而且将参加这场运动的革命群众视为洪水猛兽。此类描写在小说《上海》中比比皆是。小说中那些“暴徒”不仅袭击外国人、捣毁工厂，还残杀那些帮助外国人的中国人。“亲日的中国人或被投进监牢，或像野兽一样被游街示众。连偷运大米的中国人被发现后也遭到了杀害，被视为汉奸的中国人竟然被‘暴徒’撕扯成了两半。”在横光利一笔下，革命群众俨然成了疯狂的杀人魔鬼。

从文学创作手法的角度来看，在这部被称为新感觉派文学顶峰之作的小说中，横光继续秉承了新感觉派一贯擅长的描写手法。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把革命群众完全物化便是将之视为盲目、愚昧和野蛮的一群，同时也增加了革命运动的暴力和血腥。因而，在对冲击工厂的工人群体的描述中，作者对于中国工人运动本质上的憎恶和曲解溢于言表，帝国主义统治阶级代言人的丑恶嘴脸跃然纸上。事实上，“五卅运动”是一场代表全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屠杀上海工人群众、破坏上海稳定的正是帝国主义者。然而，横光利一却用这样的口吻来描写示威群众受到租界警察枪击、出现死伤的场景，“租界的中国巡捕向中国民众开枪射击，这一定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部署的。然而这不就是中国人之间的自相残杀吗？”很明显，作者横光是站在替帝国主义者辩护的立场来加以叙述的，使“五卅运动”严重失真。

艺术思考和生活认识于作家来说是一种具有整体结构的存在。在塑造《上海》的中国人形象时，横光显然是从殖民主义视角下进行的。因此无论是前文中作为丑陋群体出现的中国男人，还是参与罢工的中国女人实际上都是被扭曲的形象。

《上海》里罢工的中国女人被横光分成了两类：一是工厂的普通劳动女工；二是工人领袖芳秋兰。前者是肮脏的盲目的一群；后者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她兼备理性和东方古典美，同时也是作者构想中典型的20年代的中国女性。“歌余舞倦时，嫣然巧笑，临去秋波一转”。然而这样一个拥有羞花闭月容颜的古典女性，被横光打造成为目光如手枪般冷酷的女共产党员。她虽然是东洋工厂的纺织女工领袖，可以号令成千上万的穷工人，但是，在横光的笔下她又是夜夜周旋于殖民主义统治者之间雍容华贵的“支那贵妇”。这便是作者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蔑视。

横光对于芳秋兰的形象描写，也是基于作家的殖民主义思想所进行的塑造，完全扭曲了中国民族主义革命中工人领袖的真实性格。小说中关于芳秋兰的故事情节是作者牵强附会进去的。在罢工中女主人公原本应当与日本人参木处于完全对立的立场，然而在横光的“撮合”下她一次次做出偏袒行为。这样一个近于畸形的形象，明显是作者刻意而为之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横光对共产主义及其参加者充满敌视；二是对中国民族主义革命认识的谬误，认为中国女性即便参加革命，也不可能完全改变骨子里的性格，仍然必须维持传统的“支那贵妇”形象。概言之，芳秋兰这个人物是横光利一在诠释殖民主义时体现在文学上的一种折光。

三、受到历史批判的殖民主义思想

1928年11月，横光利一创作了《上海》的第一章《浴池与银行》，作品发表后立刻赢得了日本文艺批评界的一片溢美之辞，诸多评论家无一例外地站在了殖民主义者的立场。胜本清一郎首先在同年12月的《新潮评论——回顾1928年》中指出横光利一将目光转向客观世界、心怀真挚地进行文学创作。1942年由岩上顺一出版的第一本横光利一评论集问世，指出小说《上海》视野广阔，突破了个人心理的狭窄圈环，扩展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层面。然而1945年日本战败后，横光被作为战争的积极支持者受到责任追究，评论界开始转而批判他的文学作品中的主题思想。

客观地说，作为众所瞩目的新感觉派代表人物，横光尽管没有直接加入“笔部队”、亲赴日本侵略战争的第一线；然而留在国内的作家中，他选择的无疑是鲜明的“文学报国”的立场，并且沦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国家主义者，面目顽劣，相当活跃。在《上海》发表后的1938年，横光的另一篇作品《静安寺的碑文》，同样歪曲中国知识分子在学习苏俄的革命思想后，试图颠覆社会、宣扬战争和暴力，挑起了排外的“五卅运动”和“卢沟桥事变”，进而指出中国的抗日活动及战争，并非出于自我觉悟，只不过是对别国的照搬与模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上海》就是横光利一宣传殖民主义思想的最初文学实践。

横光利一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与创作《上海》时的环境以及在上海时的所见所闻有着很大的关系。如前所述，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蓬勃发展，新感觉派文学运动则出现了停滞，许多作家都纷纷转向左翼文学的创作，而横光利一却对无产阶级文学和革命始终抵制和排斥。横光利一在1931年发表的《诗与小说》中这样写道：“马克思主义几乎折磨了我半生的文学生涯。从19岁到31岁的13年间，马克思就一直徘徊于我的脑海之中。”［3]171但显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一直停留在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方面，这让他对马克思主义充满了排斥和否定。正如晚年的横光利一对中岛健藏所说的，幸好那时去了上海，才避免像其他友人那样左倾。这表明横光根本不想与无产阶级为伍的政治立场，也是导致横光利一达到上海之后，对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持有同样的否定态度的思想深层因由。

另外，据日本学者井上谦考证，横光利一在沪期间从今鹰琼太郎以及日本纱厂的管理者那里获得了许多关于上海革命运动的信息。今鹰琼太郎当时是东亚兴业株式会社的专务秘书，曾亲眼目睹了“五卅运动”中国工人的罢工浪潮。更为重要的是，今鹰氏朋友的哥哥在上海的纺织会社的劳务课工作，正因为有这样的关系，横光也得知了很多关于纺织和罢工的事。所以，横光利一极有可能是受到了今鹰琼太郎及其友人等的影响，即是说横光所经历的“五卅运动”并非亲身所感，而是道听途说。或者说，是日本人过滤了的“五卅运动”。

显然，从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来说，《上海》匮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理性、胸怀和洞察力。加藤周一曾列出专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知识分子和战争的关系：在日本的知识分子身上，现实生活和思想是互相脱离的。因此，处于危机的情况下，思想便屈服于来自现实生活方面的要求。其现实生活的内容则是：直接地受到小集团内部的束缚，间接地超越一切价值、不再受到进行科学分析对象的国家即日本的精神束缚。一言以蔽之，脱离现实生活的思想，对于现实生活还概括不出超越的价值观念和真理观念。这就是知识分子对战争进行合作这一事实的内部结构［7]。就是在这样一个狭隘偏执的怪圈里，横光利一完成了《上海》这部具有明显的殖民主义思想的长篇小说。它不仅是横光利一对中国社会的总清算，还体现了近代以来的日本知识分子在对待中国社会时一贯的思想倾向。

［1]王天慧．横光利一的中国认识与文本依据——以长篇小说《上海》为中心［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128．

［2]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609－610．

［3]横光利一．横光利一全集：第3卷［M]．东京：河出書房新社，1982．

［4]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628－631．

［5]张铨．关于五卅运动的几点评价［J]．史林，1986（7）：119－120．

［6]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7]加藤周一．日本文化杂种性［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172．

Shanghaiand Yokomitsu's Outlook on China

WANG Tian－hu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Dalian Marine University，Dalian 116026，China）

The novelShanghaiby Yokomitsu was finished in 1931 after he visited China．This is the only novel by a Japanese writer on the basis of the May 30th movement in China and it is a well－known epitomized work of the new sensational school．The Japanese intellectuals never stopped exploring the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Chinese society since the modern period．The novel Shanghai in fact is one important aspect for Japanese intellectuals to observe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Yokomitsu；Shanghai；Recognition of China；Japanese Intellectuals；Colonialism；Cultural elements

I106．4

A

1001－6201（2012）04－0129－04

2012－03－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0YJC752035）；2011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大连海事大学青年骨干教师基金（2011QN087）；省社科联2012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研究成果（2012lslktziwx－07）。

王天慧（1981－），女，吉林前郭人。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张树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