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十七年”中直院团舞蹈团队政治功能分析

张玉玲

（三峡大学 艺术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新中国“十七年”中直院团舞蹈团队政治功能分析

张玉玲

（三峡大学 艺术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文革”发起之前的“十七年”间，中直院团舞蹈团队建设如火如荼。在充满政治色彩和革命精神的历史语境里，中直院团舞蹈团队国家化的政治身份得以确立和认同，服从于国家内安、外交的战略需要，在政治功能同一性的前提下体现着个体差异。

新中国“十七年”；中直院团舞蹈团队；政治功能；内安；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亟须一个有利于恢复国民生产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中国中直院团舞蹈团队应运而生，它们一方面积极开展与友好国家的文化交流活动，充分利用舞蹈肢体语言各国相通的优势，起到如周恩来总理所说的“大使前的大使”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发展民族舞蹈艺术，深入民间走近群众去挖掘我国丰富的民族舞蹈宝藏，并以此为契机加强与各族人民的沟通与交流，宣传党的政策，增进各民族人民群众对党的了解和信任。应该说，新中国“十七年”间，中直院团舞蹈团队处在一个政治功能占主导地位的建设阶段，特别是在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思想的指引下，中直院团舞蹈团队国家化的政治身份得以确立和认同，服从于国家内安、外交的战略需要，在政治功能同一性的前提下体现着个体差异。

一、“十七年”中直院团舞蹈团队政治功能的形成

“十七年”中直院团舞蹈团队的政治功能形成于对延安革命文艺精神的沿袭以及对苏区“红色歌舞”精神的承继上，这种沿袭与承继使得“十七年”中直院团舞蹈团队的建设保持了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故与革命时期相比，“十七年”间虽然舞蹈表演团队所处的时代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其政治功能的主导地位却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仍然是执政党阶级意志的体现，本质上还是革命歌舞掌握着话语权。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1］（P820～823）这篇著名的讲话首次对革命文艺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后来，这些思想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被进一步凝练为新中国的文艺指导方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简称“二为”）。“二为”文艺方针的确立意味着“新中国成立初十七年的文艺政策在指导思想上基本沿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艺政策指导思想和文艺政策观念，仍然坚持了战争年代的文艺价值观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文艺观”。［2］（P285）可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暗含了“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功能指向，在这种指向下，新中国中直院团舞蹈团队自然走上了一条阶级化、民族化、大众化的发展道路，表现在舞蹈创作上，就是要注重“写工农兵、塑造工农兵正面的英雄形象、写有意义的重大题材、写政策、紧密配合政治运动、政治任务”。［3］（P4）在整个“十七年”，新中国中直院团舞蹈团队的创作被涂抹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则成为极“左”的政治斗争工具。

另外，从中直院团舞蹈团队的发展脉络来看，“中央表演团体的前身，上溯他们的走向，都是从延安走来，可谓殊途同归。一支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1938）→华北联合大学（1939）→华北联大文艺学院（1940）→华北联大文工团（1946）→华北大学三部（戏剧、音乐、美术及文工1、2、3团）（1948）→中央戏剧学院及附属话剧团、歌剧团、舞剧团、管弦乐团（1950）；另一支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1938）→晋冀鲁豫人民文工团（1946）→华北人民文工团（1947）→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内含话剧团、歌剧团、舞剧团、民乐队及军乐队）（1950）。1951年12月，中央戏剧学院附属的歌剧团、舞蹈团、乐队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歌剧团、舞剧队、民乐队、军乐队、舞美工厂等，遵照文化部部署合并建立中央戏剧学院附属歌舞剧院。”［4］（P556）而此后建立的中直院团舞蹈团队正是在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样一种血脉传承关系，自然会将“红色歌舞”的传统有意或无意地保留下来，进而影响到其后的舞蹈团队的功能建构。我们知道，“红色歌舞”是伴随着苏区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种新型革命歌舞艺术，它肩负了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特定功用——即“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5］（P4）纵观中直院团舞蹈团队在“十七年”的建设状态，仍然摆脱不了其在革命斗争的热浪中翻滚并急剧膨胀的情结，这种情结将以政治功能强大的胶力黏合着无产阶级各个阶层的人们，使他们以坚定的信念朝着共同的理想迈进。

二、“十七年”中直院团舞蹈团队的宏观部署与政治功能关系分析

我国中央直属的专业舞蹈团队由建国初期的三大支柱专业舞蹈团体逐渐发展成为“十七年”中后期的中央歌舞团、东方歌舞团、中国歌剧舞剧院舞剧团、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舞蹈团、天马艺术工作室以及隶属中央民委的中央民族歌舞团，以上每一个舞蹈团队在内安与外交政治功能体现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担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可以说，中直院团舞蹈团队的建立与发展与其政治功能的体现休戚相关，是国家宏观部署的结果。下面以三个中直院团舞蹈团队的情况为例进行说明。

第一，中央歌舞团。中央歌舞团的成立就是建国初期国家“为了提高音乐舞蹈的艺术水平，满足新中国人民对歌舞艺术日益增长的要求和适应国际文化交流的需要”［6］（P1）而组建的第一个国家歌舞团，其成立时提出的方针是：“整理、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的民间音乐舞蹈艺术遗产，创作具有时代精神的新型歌舞节目，以汉族风格的创作、改编为主，适当介绍一部分少数民族和外国歌舞艺术。继承、发展民族、民间歌舞事业，担负与各国文化交流的任务。”［7］（P51）事实上，中央歌舞团舞蹈团队自成立以来，一方面“发展民族民间艺术的优秀传统，组织演员，创作人员不断深入生活，到民间去学习、采风，进行艺术创作”［6］（P2～3），足迹遍布汉族和少数民族诸多地区，为加强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和党的政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在建国至六十年代初我国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尚未建交的情况下，中央歌舞团“作为‘文化先行’的使者，肩负起为与那些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铺路架桥的重大使命，前去访问演出……为开拓通向各国的友谊之路做出了应有的贡献。”［6］（P10）

第二，东方歌舞团。东方歌舞团的创建主要是顺应了当时新中国急切与第三世界亚非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外交总趋势。当时的中国政府意识到加强国际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性，尤其是周恩来总理一向以文化艺术交流为外交先行，经常派艺术团随外交团一起访问其他国家。1960年12月，周恩来访问缅甸，随行的就有从总政歌舞团、中央歌舞团东方舞蹈训练班、云南省歌舞团、中国京剧院及新疆、广东等省、区的文艺单位选派的400多人组建的一个庞大的文化艺术代表团。在缅甸总统的招待会上，中央歌舞团东方音乐舞蹈班表演的包括缅甸舞在内的14个国家的舞蹈受到缅甸总统和各国大使的广泛赞誉，并“把中国艺术家表演的节目看成是中国对他们国家的尊重和友好的表示……一些国家的大使当晚就打电报回国，把中国艺术团演出他们国家的歌舞当成是一种政治信息向国内首脑汇报”。［8］（P3）访问结束后，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于1962年1月13日正式成立了东方歌舞团，其建团方针也是周总理亲自确立的：“学习和演出我国民族、民间传统的、优秀的、健康的、革命的歌舞节目，同时学习和演出亚非拉各国民族民间的、优秀的、健康的、进步的歌舞节目，以促进我国人民和亚非拉人民及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8］（P10）成立后的东方歌舞团，认真履行了它的使命，一方面频频出访，向各国人民介绍中国优秀的文化艺术成果；另一方面努力学习和表演亚、非、拉美几十个国家的民族舞蹈。通过演出，使中国人民对世界范围，特别是第三世界广大地区的文化艺术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9］（P 428）

第三，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央民族歌舞团主要是应各民族安定团结、国家民族政策顺利推行之需而创建的。因为“诞生之初的人民共和国正在全力恢复和发展经济。作为一个拥有55个少数民族的大国，亦亟须加强民族间的文化艺术交流，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1952年9月1日名为中央民族学院民族文艺工作团应运而生。”［10］（P19）中央民族歌舞团自成立以来，积极响应名誉团长费孝通提出的“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到生活中建团”的号召，“一直坚持为各民族人民服务的方针，曾以大、小各种形式的演出队，经常不断地深入各民族地区进行演出、采风、学习和授课辅导。”［11］（P25）“把进行加工、改编和新创作的丰富多彩的音乐舞蹈介绍给各民族地区。”［12］（P37）在交流学习过程中，一方面通过歌舞形式及时向少数民族群众传递党的信息，宣传党的政策，另一方面以舞代言加强了民族间的沟通和交流，增进了少数民族之间、少汉民族之间的团结，为新中国的民族安定团结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获得“民族大家庭的缩影”、“民族之光”和“民族艺术之花”的美誉。此外，中央民族歌舞团还“满载各族人民的友好情谊，先后到过亚、非、欧、美等30多个国家进行了友好访问演出，受到了各国人民与友好人士的热烈欢迎与赞赏，外国朋友称她为‘友好的使者’和‘文化艺术大使’”，［11］（P26）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以上仅选择三个舞蹈团队的建设情况与政治因素的关系作了具体的阐述，事实上，新中国“十七年”每一个中直院团舞蹈团队所担负的政治功能具有一致性，同时又根据宏观部署的需要体现着个体差异，例如中央歌舞团内安与外交并重，东方歌舞团以外交为主，中央民族歌舞团则以内安为主。总之，中直院团舞蹈团队的宏观部署与规模成型始终关联着两大方面的国家政治因素——内安和外交，“内安”即利用民族化、大众化的舞蹈形式团结广大工农兵群众，实现党群一致、社会安定的局面；“外交”即充分借助对外文化交流的方式与各个国家建立友好国际往来，争取国内外合作互助的机会，两个方向最终指向一个目的，便是应新中国建设之需，努力营造友好稳定的国内外建设环境。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2］周晓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3］杨凤城.从两个“二为”方针说开去——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指导思想的历史演进［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4］蓝珩.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记事［A］.董锡玖，隆荫培.新中国舞蹈的奠基石（下编）［C］.香港：天马出版社，2008.

［5］毛泽东.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

［6］中央歌舞团.中央歌舞团团史（1952－1982）［M］.北京：中央歌舞团，1982.

［7］任华.盛开不谢的歌舞艺术之花——中央歌舞团的过去、现在和未来［J］.中国音乐，1981（2）.

［8］南山.周恩来与东方歌舞团的未了情［J］.炎黄春秋，1997（10）.

［9］吴晓邦.当代中国舞蹈［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10］刘东平.民族歌舞艺术的灿烂之花——记中央民族歌舞团［J］.中外文化交流，1993（5）.

［11］刘铁山.写在团庆的日子里［J］.中国民族，1982（9）.

［12］峻兰.中央民族歌舞团举行三十周年团庆活动［J］.人民音乐，1983（4）.

J704

A

1673－1395（2012）02－0115－03

2011－12－05

张玉玲（1979—），女，湖北枝江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西舞蹈比较研究。

责任编辑 胡号寰 E－mail：huhaohuan2＠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