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影视作品中的中国观
——以《末代皇帝》、《喜福会》、《功夫熊猫》为例

郭 静

（山西大学 商务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1）

西方影视作品中的中国观
——以《末代皇帝》、《喜福会》、《功夫熊猫》为例

郭 静

（山西大学 商务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1）

电影作为一种源于生活的艺术创造，反映着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末代皇帝》、《喜福会》、《功夫熊猫》三部以中国为背景的代表作，蕴含着西方在不同时期的中国观。对这种现象进行梳理并分析造成对中国有不同解读的深层原因，才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扫清障碍。

末代皇帝；喜福会；功夫熊猫；中国观

近些年来，不少国外导演选取中国为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以中国及国人的生活现状为主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流的深入，西方影视作品在表现中国时，从最初具有明显迎合西方意识形态的东方主义色彩，发展到能够客观阐述和展现中国文化形象，甚至有的作品还大力宣传中国的文化精髓，以发掘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一、不同影像中的中国观

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如东方主义色彩浓烈的《末代皇帝》，东方主义和反东方主义意识并存的《喜福会》，弘扬中国博大精深传统文化的《功夫熊猫》。

《末代皇帝》是由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拍摄的一部反映中国清朝末年最后一位皇帝溥仪悲剧人生的史诗巨片。整部作品色彩凝重压抑，带有历史的厚重感。作为一个西方人，导演对于中国封建王朝的态度是厌恶的。影片中的中国是专制的、残酷的、黑暗的、不正常的，它极大地满足了西方对于东方的一切好奇心和猜想：恢弘的中国古代建筑，极具代表性的是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帝王之家故宫，虽颇为壮观，但整部影片色调暗沉，让人不禁感到一个大国气数已尽，这也恰巧符合西方普遍的政治立场和期待；陈腐的封建礼仪下跪作揖等，这无疑都暗示着一种愚昧落后的社会文化。为了将中国从低级愚昧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导演通过溥仪的启蒙老师庄士敦——代表先进文明的西方人来完成这个使命。影片中庄士敦要求给溥仪佩戴眼镜暗示西方有责任“替东方判断什么是最好，什么是最有用的”［1］（P103），它就是中国的引导者和拯救者。

影片《喜福会》由著名华裔导演王颖拍摄，讲述解放前夕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的四位母亲的生活，以及她们与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的心理隔膜，影片结尾是母亲与女儿互相理解包容的圆满结局。虽然这是一部由华裔导演执导的作品，但它能成功打入好莱坞自有其特殊的理由，即不自觉地从西方视角出发向世界展示中国，具有浓郁的东方主义色彩。主要体现在：过分渲染处于战乱时期中国人贫穷苦难的生活，这意味着只有移民美国才是唯一的出路；故意彰显一些在现实生活中甚少出现的愚昧残忍和非理性行为，如安梅的母亲为救母割肉熬药治病，以此来表现东方文化的落后低劣，从而使西方原本对中国的曲解得到证实；紧抓旧中国社会的劣根不放，存在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制度和文化在影片中被放大丑化，如女人没有选择婚姻的自由，只能成为家族传宗接代的工具。影片中的中国多少带有一点演绎性，它刻意展现出中华文化中消极落后的一面，极大地取悦了西方观众，让他们在观念上得到极大的满足。然而在导演从东方主义视角去呈现中国的同时，影片在结尾通过主人公踏上中国与同母异父姐妹团聚将主题升华：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女儿与移民母亲达到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这最终也象征着两种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共融，达到对东方主义的一种解构，即西方文化不再处于主导地位。影片结尾也暗示东方主义者：文明没有先进落后之分，有的只是差异和不同。

影片《功夫熊猫》以中国古代为背景，讲述一只笨拙的熊猫励志成为武林高手的故事，这无疑是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武术精神的致敬。该片虽是典型的好莱坞式叙事结构英雄拯救世人，但不能否认，整部影片充满了中国元素，如武术、面条、舞龙、红灯笼、针灸、书法等。仅是短短的片头就已经将观众带入一个完全有别于西方的古老神秘的中国意境当中。该片透过阿宝和师傅的师徒关系带出尊师重道的道理，这无疑也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之一。师父的五个徒弟猴、蛇、鹤、虎、螳螂，取自中国武术几种不同风格的猴拳、蛇拳、虎鹤双形、螳螂拳。片中的中国功夫从精神到动作都是如此传神，让每一位观众无不为之动容。该片的特点在于它能客观地从非东方主义视角去塑造古代中国形象，以彰显中国最吸引世界的部分：独具特色的深厚文化精髓和底蕴。

二、造成不同时期中国观差异的深层原因

（一）政治社会原因

《末代皇帝》拍摄于1987年，当时距离中国改革开放并不远，国外对中国的认识仅局限于书本或主流媒体，渠道有限。再者由于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在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的国际社会中地位低下，话语权被剥夺，中国并无多少机会向世人呈现真我。罗杰·艾伯顿曾提到：“之前，我对中国感到困惑且带有偏见。这种印象是从很多电影中获得的，这些影片描述的中国给人一种距离感、陌生感和差异感。伴随着这些影像而来的是一种浓厚的冷战氛围和把中国视作敌对超级大国的观念。我也想象过数千万人生活在贫困和古老的社会环境中。我们观察中国时所遇到的一堵堵围墙是由西方自己竖起来的。”［2］《喜福会》于1993年上映，以苏联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作为一个正在初始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尚不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相抗衡。再者《喜福会》由华裔导演执导，鉴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其虽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内心深处依然流着中国血液，在处理中国影像时既会有意识地迎合西方观众的审美趣味，又会巧妙地去为祖国树立一种积极正面的形象。《功夫熊猫》于2008年上映，此时中国作为一个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大国，其国际地位举足轻重。恰逢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这无疑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现自己魅力的绝佳时机。影片在全世界将目光聚焦中国之际，巧妙利用体态憨厚的国宝熊猫在人们心目中的可爱形象，多角度多层次地呈现了厚重的中华文化。

（二）商业原因

《末代皇帝》上映时，由于各种局限，国人对于外语类影片的接触并不多，因此导演将该片的主要市场放在了对东方充满好奇的西方世界。事实证明，该片在西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荣获多项奥斯卡大奖。商业上的成功得益于这是一部早期向西方介绍古老中国的影片。为了满足西方的猎奇心理，片中不乏一些对真实情况的扭曲及从东方主义视角去刻画的有悖事实的中国形象。《喜福会》上映之际，随着时代的发展，交流的频繁，中国观众可通过各种渠道去了解电影中的中国，且其独特的异域情调同样也吸引着西方观众，因此能够在国内外都引起很大反响。近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电影市场也逐渐升温，一些制片商很看重中国巨大的票房价值，因此出现了很多针对中国市场的中国化或具有中国元素的影片。如果说前两部电影主要是为了满足一种市场和观众的猎奇心理，那么《功夫熊猫》的成功则更多的是经济利益的驱动。

基于以上各种原因，不同时代的影片所呈现出的中国观有所不同，从最初被歪曲的中国到之后令国人喜忧参半的中国形象，再到最后以一种弘扬优秀文化的姿态将中国呈现在世人面前，可以说这是中国的进步，时代的进步，人类的进步。人们如果能够摒除狭隘的民族主义，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汲取其他文明中的精华，就能使人类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永存。

［1］（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

［2］（美）罗杰·艾伯顿.中国的成就［N］.芝加哥论坛报，2008－08－24.

J905

A

1673－1395（2012）02－0182－02

2011－12－21

郭静（1985－），女，山西平遥人，助教，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文化与跨文化交际研究。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