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道德资源利用的可能范围及其限度*

王旭红 尹文汉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池州 247000)

传统道德资源利用的可能范围及其限度*

王旭红 尹文汉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池州 247000)

当人们在广泛利用传统道德资源为现代道德建设服务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弄清传统道德资源利用的可能范围及其限度。道德理论、道德教化与道德典范是传统道德资源的三个主要方面，而道德的现代问题及其新颖程度决定了传统道德的理论资源、教化资源与典范资源利用的可能范围及其基本限度。

传统道德;理论资源;教化资源;典范资源

在现代道德建设的过程中，人们对于传统道德资源的重视，包括研究整理、开发利用是无可厚非的。道德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生活在一定传统中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与传统完全决裂，对于道德传统，人们或许难以达成共识，然而，对于传统道德资源这一相对客观性的概念，却比较容易接受。现代道德建设既要考虑道德传统的当代存在，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传统道德资源来解决现代道德问题。“五四”以来传统道德以直线下降的形式衰落之后，无论是传统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学者在20世纪的百年求索中，或早或迟地都表现出对传统道德资源的关注与重视。在儒家伦理这一中心之外，道家老庄伦理、佛教伦理近年也一度成为热点。在五花八门的研究与开发之中，很少有人反思传统道德资源利用的可能范围及其限度，其结果就是研究并不是基于当前的道德问题，而恰恰基于研究者各自所领会的传统道德资源，从而表现出方向性缺失、问题意识模糊和与现代社会隔膜等诸多问题。

一、道德理论、道德教化和道德典范

传统是一个涵盖相当广泛的概念，其时间跨度和内容广度都令人感到难以穷尽，无法把握。现代新儒家推崇儒家，更多地在理论上梳理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而反传统主义者却又抓住儒家伦理的封建尾巴不放，批判不遗余力。二者的争论在很多时候针对的并不是同一个问题对象或同一个层次，基于不同问题对象的争论不仅不能使问题得以更加深入的认识，反而使双方的争论变成了无意义的意气之争。

1.传统道德资源的分类。分类是认识复杂事物时运用的一种必要手段，但分类必须基于认识的目标，为目标服务，目标不清必将导致对传统道德的讨论不得要领，互不相干。对传统资源的利用不同于对传统资源的研究之处在于，研究的目的仅仅限于认识事物，而利用的目的则着眼当前需要。如果仅从研究入手，传统道德资源自然可以按传统道德自身的系统进行分类，如儒家伦理、道家伦理和佛教伦理等等。我们不否定研究的目的是有助于利用的目的，但研究的目的从根本上无法代替利用的目的。为了达到利用的目的，我们还必须从利用目的出发对传统道德资源进行分类。道德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其长远的、综合的大体，也有必须解决当下急迫问题的权宜。而无论大体或者权宜，都离不开三个方面:道德理论、道德教化与道德典范。道德理论是全部道德建设的基石，道德教化是道德建设的手段，道德典范是道德建设的象征性目标。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缺一不可。因此，在利用传统道德资源的过程中，也有必要据此把传统道德资源划分为理论资源、教化资源和典范资源。

2.传统道德资源的三个方面。儒家伦理是传统道德的主体，老庄及佛教思想中的伦理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相对于儒家来说要小得多。以性善论、仁义礼智信的良知论、天人合一论为根基推导出的五伦思想、三纲思想等构成了儒家伦理的理论体系，是传统道德理论资源的主要部分。儒家思想由一种形而上学能转化为全民性的道德习惯，是与其教化分不开的。根据韦政通的分析，儒家伦理经过了理论阶段(五伦)、政治化阶段 (三纲)、法制化阶段和社会化阶段。在中国传统礼治社会，伦理在诸文化中处于一种优先地位，表现出泛道德主义倾向。而正是这种优先地位，致使儒家伦理无孔不入，各种文化形式有意或无意地都成为教化的手段。法制中的以礼决狱、文学中的文以载道、教育中的科举取士、商业中的义字当先等等，处处显现出以道德论英雄的道德教化。这种无孔不入的道德教化使儒家伦理成为十分稳固的社会控制形式，甚至走向神圣化。传统道德教化资源不可谓不丰富，道德教化的手段相对于道德理论来说，其普遍性要高得多。道德理论要适应时代，追随时代，因而需要不时的更新，甚至需要自我否定，进行根本性的变革。道德教化的手段却走的是一条不断累积的道路，它很少否定自己，而是不停地增加新的内容。道德典范在传统中国表现为两种:一为神圣性典范;一为现实性典范。神圣性典范为圣人，儒家自孔子开始理想化古帝，称颂尧舜周公，经孟子到韩愈则形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系的道统。现实性的典范则是社会生活中涌现出的践行儒家伦理的突出人物，其中尤以忠、孝、节、烈四类为要。典范是人们学习的榜样，是人们追求的象征性目标。典范之出现和树立不仅意味着道德理论的可行性，还将极大地鼓舞人们的道德勇气，使得道德教化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传统社会对道德典范的重视程度是今天无法比拟的，他们对待道德典范的具体方法 (文庙膜拜、牌坊旌表、青史流传等)未必合乎现代，但他们对道德典范人物的尊重值得现代借鉴。

3.现代道德建设进程中的传统道德。无可疑义，尽管现代道德问题与传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以上三种资源在现代道德建设进程中都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与利用，这一方面来自于道德传统自身具有的“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人们自觉的研究与利用。前者是无意识的、被动的，后者则是自觉的、主动的。从总体上来说，20世纪的道德建设是在批判传统道德、引进西方道德 (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并非真正与传统完全断裂。正如林毓生指出的，五四一代在思想理论上全盘反传统的同时却在思维模式上、个人行为上仍然延续着传统，这就是不可割断的文化脐带，传统性之所在。在道德领域，反传统的声音主要集中指向传统道德的豪门贵族—— “孔家店”，而非传统道德的全部。对“孔家店”的打砸多少停留于对道德规范中表现出的种种权威性格和某些道德典范所表现出的种种奴役性格的批判，进而达到对个人解放与社会民主、自由等近代观念的诉求。对于儒家道德的深层理论并没有真正触及，更谈不上对其进行深入的批判与清算。反传统之真正目的并不在于在理论上清算传统，而仅仅为现代化进程开辟道路，其意识形态之争大于文化理论之争。由此之故，20世纪中国道德建设并不可能真正与传统完全断裂。在大陆提出的“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对待传统道德的实在理路、“以德治国”战略性决策和台湾新生活运动、《国民生活须知》等中都不时能看到传统道德灵魂的复归。

现代新儒家坚守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认定儒家伦理的超越性及其现代价值。撇开其护道精神不谈，他们对于儒家伦理的分析在20世纪的思想论争中逐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由理想主义回归现实主义。儒家伦理的理论资源在他们的手中得到全面的检省。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新儒家的形成及其的高调出场，读经运动等实际活动的展开，标志着现代新儒家由传统道德理论资源的研究开发转向传统道德教化资源的运用。

二、传统道德资源与现代道德问题

现代问题决定了传统资源利用的范围，传统道德资源无论其丰富与否、被研究程度如何、研究者个人爱好如何，都必须以解决现代道德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点。道德问题有其普遍性，但具体到每一个民族的每一个特殊时期，则大不相同。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是生产方式的差异。传统自然经济中农业是社会的支柱产业，人们自给自足，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而现代商品经济中工业成为社会的支柱产业，人们生产的产品进入市场，生产单位由传统家庭形式全面转向现代组织形式。经济生产形式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生活的根本转变，传统农村/家庭形式的生活空间逐渐被都市/社会形式的生活空间代替，自给自足的经济追求逐渐被市场的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追求取代，由此带来了人们道德生活的全面改观，形成了道德的现代问题。

现代道德问题具体表现为道德关系的转变。道德关系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受生产关系的制约。生产方式的社会化，使传统道德关系在形式上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五伦关系转变为现代以社会生活为中心的己与他的关系，由一对一的特殊伦理转向一对多的普遍伦理。生产关系的平等化，使传统道德关系在本质上由等差有别的不平等转变为现代的人人平等。生产产品分配方式的商品化、市场化，使传统道德关系在善恶标准上由义字当头、重义轻利转向现代的利不可忽，义利并重。诸如以上道德关系之转变，必然给现代道德提出很多新颖的问题，也给传统道德资源的利用提出了诸多的限制。

从道德理论上看，传统道德主要针对农村/家庭的生活空间而设计，五伦也好，三纲也好，重点在家庭生活秩序的维持、人际关系的维系及其扩大化 (主要是指君臣、朋友二伦)。而匮乏的农业经济，要求人们对利益保持一种保守的知足常乐的姿态，重义而轻利。现代的问题显然与此全不相干，现代社会中农村/家庭形式已不再是主流的生活空间，人们被逐步带出农村和家庭，走向都市和社会。传统最稳固的家族制度及其实体都已崩溃，家庭生活在一个人的生活中不仅不再是全部，甚至连主要部分都排不上。遍布都市各个角落的商品经济要求人们不能对利再保持传统的轻鄙心态，而是相反，利益追求是都市人生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都市只有盈利才有生存空间。家庭道德之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市场道德已上升为现代道德的主要项目。从私德和公德的角度来区分，认定传统伦理主要是私德而现代伦理更注重公德，从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来区分，认定将传统伦理保留到宗教性道德，社会性道德则另起炉灶，总之，我们看到，现代道德问题与传统道德资源之间确乎存在着一个理论方面的鸿沟。

而在教化方面，问题同样严重。传统道德教化虽然通过泛道德主义使得社会文化的诸形式都成为了教化手段的一部分，但真正起作用的教化主要是在家庭这个生活空间完成的。由于传统社会家庭几乎成为大部分人生活空间的全部，所以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道德培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把握住了家庭道德教育，就等于把握了道德教育的绝大部分，可以说传统教化资源主要集中在家庭教育上，成效也相当明显，古代各种家训的出现就可见一斑。在现代社会，如同家庭的经济功能转移给工厂企业一样，家庭的教育功能已大部分转移到学校，家庭的功能日渐萎缩，家庭在一个人生活中的影响与地位也在下降。现代道德教育必须是社会性的，家庭之外，学校、工作单位、公共场所、大众传媒等等凡现代人生活的主要空间，都应该成为道德教育的场所。因此，传统以家庭为主的道德教化不能适应现代道德建设的需要，现代道德建设必需开发出适合现代生活空间的道德教化资源和手段。

典范是道德建设之理想目标。传统道德有其相应的典范，忠孝节烈便是，现代社会需要适应现代道德的典范。由于社会的变迁，现代道德建设的理想目标已不同于传统道德，即使是相同类型的典范，其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如果把中国文化放入世界各系文化中作一比较，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特色的，不是践仁，而是教孝。”孝道是中国传统道德德目之首，“百善孝为先”，孝子是传统道德典范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类型。很显然，在现代社会孝子这一典型已不再是最重要的，即便是孝子，如仍以顺为孝，则与现代平等、自由、民主等观念严重冲突。现代讲孝，更应注重的不是“孝顺”，而是“孝敬”，“敬”比“顺”更贴近现代生活。忠臣、气节之士、贞妇、烈女等传统典范中，忠臣已然与现代民主政治格格不入，贞妇烈女也与现代自由、科学等精神相违背。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道德资源并不因现代问题而完全失去意义，即使在现代道德问题之中，传统道德资源仍有其广泛的作用空间。传统道德资源有其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两个方面，其普遍性的方面具有永恒的价值，而其特殊性方面虽然大部分也不合乎解决现代问题的需要，却仍有一部分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这就要求我们注意传统道德资源利用的可能范围及其限度的问题。

三、传统道德资源利用的可能范围及其限度

如果说现代问题决定了传统资源利用的可能范围，那么，现代问题的新颖程度决定了传统资源利用的限度。理清传统道德问题与现代道德问题之间的关系是弄清传统道德资源利用的可能范围及其限度的前提，而弄清传统道德资源利用的可能范围及其限度则是在道德建设上继承传统、古为今用的一个十分必要的环节。

1.传统道德资源利用的可能范围。如前所述，传统道德资源包括理论资源、教化资源和典范资源，这些资源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能否被利用，要看它与现代社会道德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否相适应。因此，我们讨论传统道德资源利用的可能范围，主要是指它所适应的现代道德生活领域。传统道德和现代道德的区别之一是道德生活领域的变化。社会变迁使得传统生活领域进一步扩大，由家庭走向社会，由农村走向城市，由一区、一国或一个民族走向全球。过去村落化、家族化的生活领域渐渐不再占人们生活领域的主导地位，而是让位给城市、组织、社会团体和国际化环境。在现代问题与传统问题之间，古已有之者，传统资源或可提供参考，发挥其现代意义。例如家庭道德、个体道德这些传统道德生活也同样有的领域。古无今有者，传统资源便表现出局限，例如市场伦理、环境伦理、校园伦理、工作伦理等现代工业社会才产生的生活领域。传统道德资源主要是在传统道德生活领域成长起来的，其作用也主要是解决传统道德生活领域中的道德关系。因此，在现代道德生活领域中，传统道德资源利用的可能范围主要集中在与传统道德生活相同的领域，这应该成为我们一个最起码的认识。我们无法想象运用牛车制度时期的道德来规范航空时代的人的行为！当然，传统道德中有很多的理论资源可以用来帮助我们解决当代的一些道德问题，如道家、佛家有很多思想资源有助于环境伦理的探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环境伦理主要不能通过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得到解决。

2.传统道德资源利用的限度。这里讲的限度是指传统资源可能发挥作用的程度，换一种说法就是，在现代道德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我们对传统道德资源利用的可能性有多大，程度有多深的问题。传统道德资源的利用，必须合乎现代的需要，离开现代需要来弘扬传统不是在解决问题，反而是在制造新的问题。在传统道德资源利用的可能范围之内，其利用限度表现为从主导地位到从属地位的不同等级。从根本上说，现代问题的新颖程度是一根衡量传统资源利用限度的标尺。相对传统道德而言，新颖程度越高的问题，传统资源可供利用的程度就会越低，相反，越是与传统相同、缺乏新颖性的问题，传统资源可供利用的程度就会越高。

［1］尹文汉.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化:韦政通伦理思想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

［2］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 刘祖鑫)

The Accessible Range and Limits of Traditional Moral Resources

WANG Xu－hong;YIN Wen－han
(1.Chizhou Zhiye Jishu Xueyuan，Chizhou 247000，China; 2.Chizhou University，Chizhou 247000，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determine the possible range and limits of traditional moral resources when people use traditional resources for modern moral construction.Traditional moral resources mainly include moral theory，moral education and moral model.This analysis argues that contemporary moral issues and their novelty affect the possible use of those resources.

traditional moral;moral theory;moral education;moral model

B82

A

1671－7406(2012)07－0061－05

2012－03－25

王旭红 (1963—)，男，安徽池州人，池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