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理性何以可能

刘卓红，邹剑波

(1.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广州510631;2.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广东广州510800)

和谐理性何以可能

刘卓红1，邹剑波2

(1.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广州510631;2.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广东广州510800)

把理性还给人类是近代启蒙运动的进步。然而近代理性主义的极致又引起人们不断地对其“合理性”进行反思和批判。哈贝马斯对现代工具理性导致当代社会异化进行批判，通过提出交往理性重构价值理性，重现社会的合理化。必须看到，现代性发展折射出人类物质温饱富足和精神失落、价值虚无的双重现象，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矛盾的尖锐对立，最终揭示出构建和谐理性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在人类的思维活动中，理性与和谐的结合是人类的渴望和追求，尤其是马克思哲学对实践理性的解读，为和谐理性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理性 和谐理性 价值理性 现代性

一、对近现代理性的反思与批判

众所周知，西方特有的理性主义文化肇始于古希腊文明。然而，究竟是古希腊文明的土壤培育了理性主义文化之花，还是理性主义精神成就了古希腊文明，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本文倾向于认为，理性主义文化与古希腊文明如鸟之两翼，缺一不可，两者相生相长，才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然而，随着野蛮对文明的逆征服，古希腊文明衰落，整个西方也随之步入了史上最黑暗的中世纪。此时，哲学沦为神学的奴婢，世俗世界的权威来自于神的启示而不是人类特有的理性，理性逐渐被淹没和被遗忘。这一漫长而痛苦的历程，直至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理性之光的重新被开启才宣告结束。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以及黑格尔的“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理性从被遗忘到重新张扬，甚至成为了整个现代文明的评判标准。这一标准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韦伯那里，“合理性”成为衡量现代资本主义以及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等各方面的进步性的标准，“理性化”或称“合理化”成为现代社会及其现代性的标志性符号。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全面理性化的过程，而理性化也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精神”。无论是经济行为的精确化，政治层面的科层化、制度化，还是法律方面的程序化抑或文化方面的世俗化，种种“形式”的行为合理性造成的结果只能是一种“工具合理性”，即运用某种手段来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不顾及行为在“内容”上的合理性，即它所应有的道德价值思考。社会本应以“公正”、“善”等价值为旨归，但现代社会的“形式合理性”却与“实质合理性”发生了分裂，这不仅意味着形式合理性所蕴含的“工具理性”成为纯粹功利主义的东西，而且意味着形式合理性已走向理性的反面，成为一种非理性的东西。这样看来，理性在近代的复兴不过是一种畸形的复兴，它过分利用了理性中的工具成分，而把理性的价值之维置于脑后。正因如此，韦伯关于“工具理性”的论说，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用来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现代性弊病的一个主要符号，成为他们进行“技术理性”批判的主要概念依据与话语源泉。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技术理性的膨胀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理性的被贬抑，使科学技术逐渐取得了对现代文明的统治权。这种统治“不仅借助于技术，而且作为技术而使自身永久化并不断扩大”①［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134－135页，张峰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因而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理性成为“用于制造其他一切工具的一般工具”②王凤才:《批判与重建——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第29、3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在这个意义上，工具理性就是技术理性或技术合理性。而工具理性作为技术合理性，“一方面它推动了工业文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又成为统治合理性，它不仅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而且导致了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甚至导致了人本身的物化。于是工具理性发展引发了极权主义统治，导致了个性压抑和人性的丧失。最终，工具理性变成一种非理性，使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狱”。③王凤才:《批判与重建——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第29、3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哈贝马斯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论调作了批判，认为他们未能揭示现代文明危机的真正根源，更没有找到拯救现代文明的途径。他把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失败的原因归结于他们未能扬弃黑格尔的“理性”概念，从而把握住理性的真正意义。哈贝马斯指出，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理性概念和真理概念，对于霍克海默等人来说，成为一笔过于沉重的遗产，因此，他们不可能看到现代文明危机的根源。现代文明危机的根源关键并不在于现代化或合理化本身，而在于现代化的破碎化、合理性的片面化。由于国家干预主义的加强和科技意识形态的强化，导致了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控制，即生活世界殖民化，这才是晚期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真正原因。因此，拯救现代文明是要克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关键在于重建交往合理性。在哈贝马斯看来，工具理性是被功利主义原则浸染了的理性，它把是否带来利益看做是唯一的标准，为了获取利益，可以完全无视伦理道德的要求;而交往合理性则本质上是对话性的，它以语言行为为基础，以相互理解和相互协调为基本机制，以达到交往共同体各主体之间共同认可的合理目标为目的。他强调，交往合理性不仅注重交往行为的可能性和目的性，而且把道德诉求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视为人们必须遵守的最高命令。因此，要克服工具理性膨胀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克服工业文明的种种危机，就必须重新协调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平衡工具理性与交往合理性的关系，即在交往合理性的基础上，重构价值理性，以此来实现社会合理化。

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文明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现代化或合理化本身，而在于现代化的破碎化、合理性的片面化的论述，以及他基于此对交往理性的强烈信念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现代性危机的根源或许根

二、理性的和谐与和谐的理性

本不在作为工具的科学与技术或者现代化本身，而在于人类理性本身的工具化。那么，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否就是人类的未来和希望?显然也不是。或许是长期浸润于传统理性主义文化的缘故，他对理性的理解同席美尔与韦伯一样，仍然停留于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元区分上。虽然他创造性地提出了要重新理解黑格尔的“理性”概念，并试图以交往理性整合与协调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冲突，但这种乌托邦式的理论努力在活生生的现实中显然是不够的。为此，必须跳出事实与价值二元对立的思维困境，摆脱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直接聚焦理性本身，直接从理性内部关照整个生活世界，找出人类迷失的根源。

理性，按其普遍用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分别以理性Ⅰ、理性Ⅱ和理性Ⅲ来表示。④程广云:《从理想原则到现实关怀——罗尔斯理性主义解析》，载《哲学动态》2005年第5期。理性Ⅰ是人们基于自身利益的思想和行为，其典型用法是经济理性中的“理性”和博弈论中的“理性人”。西方经济学对经济人的前提假设是“理性”趋利，唯利是图。事实上“利”常令人“智”昏，要趋利又要做到心如止水，即追求“利”与“智”的平衡与和谐，理性Ⅰ显然不是一个恰当的途径。理性Ⅱ是理论原则上的可论证性、可反驳性以及经验原则上的可检验性，对应于直觉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科学理性中的“理性”是其典型用法。凡原则上不可论证、不可反驳以及原则上不可检验者，均有非理性或反理性之嫌疑。如罗素所言:“一个有理性的人就同一个审判官或一个科学家是一样的人”。⑤［英］罗素:《真与爱——罗素散文集》，第165页，江燕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在近代科学中，这种理性被用来把握世界万事万物的规律，并要求科学为人类征服世界、改造世界服务，一切被冠以‘科学’的学科都必须以理性的原则为基础，人们谈理性不能不涉及科学，科学几乎成了理性的代名词。”⑥赵建军:《超越“技术理性批判”》，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5期。于是，在科学主义盛行，理性被工具化的同时还被赋予高于一切的合法性，其结果是，人类的价值和意义丧失了存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与上述两种理性不同，理性Ⅲ则是指从一般性和普遍性的高度关注现实性的倾向。这可谓理性的原初旨趣所在。在最古老的意义上，理性直接意味着“明见”、“洞见”、“明证”、“明示”之类的“见”，理性的第一基本形式就是原初给予的“看”。在这个意义上，理性与逻各斯(loges)、努斯(nous)、“智慧”(sophia)均是相通的，即都是原初意义上的“看”。然而，这种本真的“看”绝不是单纯的看，也不是单纯地确认现有存在的东西或者贮存信息。在伽达默尔看来，古希腊人所说的“理性”并不是人们借此可以征服一个对象的行动。伽达默尔认为理性所对待的是另一类财富，也就是可以同时属于每个人的那种对某些领域的沉思和关注(颇类似时下所谓“公共理性”)。也就是说，古典意义上的理性更多地是指“作为宇宙之本原和世界之灵魂的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禀赋”①赵建军:《超越“技术理性批判”》。。它包括理智和人伦两个层面，如康德提出的“先验理性”(理论理性)和“道德理性”(实践理性)。“否定古典意义上的理性就是反人性。”②赵建军:《超越“技术理性批判”》。

可见，如果说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别对应理性的理智和人伦两个层面，那么理性在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就如同鸟之失却一翼，在不断偏离正确轨道的过程中逐渐堕入偏执的深渊。因此，问题绝不在于批判工具理性以重建价值理性，或者重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天平，而是在于我们不能停留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元对立或整合的层面上，这会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纠缠中忘却了理性的本真含义。整体的意义远远大于部分之和，我们必须从理性本身出发，以此“从观看内部自由到旁观整个世界秩序直到观看上帝”③［德］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第57页，王玖兴译，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只有这样，理性内部的理智与人伦才能实现真正的平衡，理性的发展才能重回正确的轨道，理性本身的意义才能最终被彰显。这样的一种理性，由于它在根本的地方，即在“看”的方式上即实现了真正的和谐，用这种和谐的方式来思考、观察乃至改造整个世界，它就不仅可以避免工具理性的片面张扬，也可以避免价值理性变异成另类的工具理性(如中世纪的神学)以致理性本身亦被淹没。我们把这种原初的理性称做“和谐理性”。

随着现代性危机的日益加剧，现代人的孤独和无助日益困扰着人类。人们发现，经济理性和技术理性的膨胀虽然能给人带来物质上的富足，甚至也能制造出大量的精神食粮来满足人类，但这并不是全部，人们迫切地需要作为人生范导的和谐理性的回归。理性的和谐经由近代的迷失，至此终于第一次有了要追求完整的、和谐的理性的渴求。从要求理性的和谐向对和谐理性的追求，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为理性的承载者，人类经历了缺失的阵痛和沉重的反思之后，和谐理性的重提与彰显，不仅具有学理探讨的重要意义，还是时代精神的呼唤和人类内心深处殷切的渴求。

和谐理性不仅是人类对历史的省察与反思的结果，而且直接就是人类对历史反思活动的依据。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康德的重大失误就在于他陷入了“认识能力本身靠什么来认识”的认识论困境中，以至于所提出的纯粹理性就很值得怀疑。和谐理性则不同，它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同时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在苏格拉底眼中，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炫耀的人生，他认为，人们如果能在理性的指导下，预见到他们行为的后果，使自己的欲望摆脱自相抵消的浑浑噩噩状态，协调整理成为合目的的、创造性的和谐，一个社会就能更加有序，和平才能得到保障，人们才会更加友善。

亚里士多德直接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我们不知道在他对理性推崇的背后是否隐藏着这样的一种顾虑和训诫:人类无论如何超越都无法摆脱自己的动物性?假定亚氏已经看到了人的理性(理性Ⅱ)与人的非理性(动物性的欲望、冲动等等)的对立，那么他显然不是主张这种狭义理性对非理性的胜利和无限超越乃至弃斥，而是倡导一种一般的和普遍的理性(理性Ⅲ)——和谐理性。只有这样，人作为人才能在理性明智的同时，也不乏激情和创造;也惟其如此，人们才不会或者跌入科学、工具理性的深渊，沦落成为“单向度的人”，或者陷于唯意志论的非理性主义泥沼中而不可自拔。

我们不能简单地断定理性的失谐与和谐理性的被遗忘究竟是对还是错，正如我们不能简单地认定，一个词的词义的意义变化被滥用究竟是时代的进步还是倒退一样，因为，这是人类进化所必经的阶段。黑格尔眼中的“理性”经过由自然界的洗礼和人类社会的考验，最终才在其自身中认识到了自己。尽管这一切都笼罩着浓厚的神秘色彩，但是黑格尔给我们指出了历史进化的三段式规律，成为受马克思盛赞和继承发扬的辩证法思想。按照这种辩证法，和谐理性从其自身出发，经由现实社会中的分化而最终实现了在更高阶段上的回归。在理性的和谐与和谐的理性的双重变奏中，和谐理性终于又一次地走近了人类。

三、从对现代性的反思中看和谐理性

哈贝马斯认为，自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世界已不再被看做是上帝的造物，而是人的理性的设计，关于自然的合理性的根据也就出自人本身，出自人的理性，理性成了真理之源、价值之源，从而也成了现代性(modernity)安身立命之所在。关于现代性，亨利·列菲伏尔这样说道:“我们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反思过程的开始，一个对批判和自我批判某种程度先进的尝试，一种对知识的渴求。”①Henry Lefebvre.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London:Verso，1995:12.齐格蒙·鲍曼也认为:“我们可以把现代性当作是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反思世界的秩序，人类生存地的秩序，人类自身的秩序，以及前面三方面的关联之秩序;现代性是一桩思的事情，是关切的事情，是意识到自身的实践，是一个逐渐自觉的实践意识，一种在假如它终止或仅仅衰落了的情况下对所留下的虚空所产生的隐忧。”②Zygmunt Bauman.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Cambridge: Polity，1991:5，10.当做一个反思的开始，一种批判的尝试，一种知识的渴求和一种虚空的隐忧，不同的思想家们用同样的高度和抽象的语言折射出我们时代的弊病。

鲍曼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紧张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其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恰恰就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③Zygmunt Bauman.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Cambridge: Polity，1991:5，10.因此正如马歇尔·伯曼所言:“现代性要么沉溺于盲目而无批判性的热情，要么因其新奥林匹亚式的疏离和轻蔑而遭到指责;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它都被构想为一块封闭的独石，现代人无法雕塑它或改变它。现代生活开放的视野已被封闭的视野所取代，即是说，过去是既要这个又要那个，如今却以非此即彼来取而代之。”④Marshall Berman:All That is Solid Melt into Air: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New York:Penguin，1982:24.现代性是现代人不得不如此的生活方式，却也是意识到不能再如此的生活方式。在不得不与不能再之间，现代性催生了无数的无助感，人们身处其中，就像无根的飘萍，孤苦伶仃而不能自救。

在这种现代性的生活情境中，社会理性的失谐往往被误认为是普通民众的心理扭曲和意识错误。例如，由于国内社会转型所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和价值观念转换等，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某些普通民众心理失衡、亲朋关系畸变、灵肉易位、权钱交易等等，结果滋生了许多社会冲突和混乱。而从总体上看，一些威胁着人们的生存安全和生活质量的普遍的全球性问题，如信仰危机、道德失范、环保意识淡漠、吸毒、暴力、乱伦等，也同这种心理扭曲和意识错误有重大关系。不可否认，在现代性的视野下，每一个现代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种心理扭曲和意识错误，然而这并不是某一个体应该独立承担的罪过，而应该从整个社会的理性导向寻找问题的根源。我国正处在传统向现代、现代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与过渡时期，这就决定了人们的意识、价值观也必然随之发生剧烈的变化，社会的转型对人们思想意识的影响及其价值观的影响在中国还远未完结，在一部分人中间引起了“价值虚无、无所适从”的现象，导致了价值失范、目标缺失、信仰危机等严重后果。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趋利性、排他性和商品交换以及利润最大化法则，侵蚀了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领域，引发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倾向，导致了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奉献精神的削弱，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也直接影响了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整体大局。正是现代社会的冲突造成诸多弊端，并给人们带来日愈加剧的心理危机和精神焦虑。

实际上，现代性产生的种种弊端的深层根基，还在于工具理性在发达工业社会的全面统治。当前，工具理性的功利兑现与事实求证成为社会的根本追求，社会正逐渐被实用的、工具效用性的、彼此算计利害得失的人际交往氛围所取代。康德主张的“人是目的”被抛之脑后，他人、社会甚至与自己都成了满足自身某种需要的工具。加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竞争日愈激烈，人类文化的商业化、实用性趋向日愈加大刺激、撩拨人类本性中低层次的感官享乐和肤浅的虚荣追求，制造着大量充斥大街小巷的“莫须有”的需要本身。人的“异化”空前严重。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象:在物质温饱以后，精神失落、无依托，心灵无家可归，内心苦恼、紧张、空虚、不安，甚至消极厌世。现代人的心灵失落在一个层面折射出理性失谐的沉重后果。

在另一层面上，在把自然界视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奴隶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一刻也没有停止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自然界只是作为对人来说的“外在价值”而存在，随着科学与技术的强盛，它本身作为为人类服务的福祉被淡忘，人类在把自己确立为主人的同时，也把人本身的目的性消融在追逐科技进步的现代性中。这样，不但使自然界最终无法摆脱被奴役的命运，甚至连人类也成了受害者，人与自然的对立在现代科技的挑唆下变得空前严峻。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提倡一种从根本上关注人类、给人们以精神慰籍，并在现实的发展层面既能保住目前的胜利果实，又在更高的层次谋求整体发展的和谐理性，已经不是一种空泛的呼声，而是我们时代的迫切需要。历史的经验教训警训我们，人类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发展需要新的理性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一刻也离不开和谐理性的范导。

四、马克思哲学中的和谐与理性

和谐社会固然不缺乏和谐理性，然而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倘若失却了理性之和谐，就会陷入上述种种现代性的深渊而不可自拔。为此，我们有必要回归马克思哲学文本，从中深掘马克思关于理性与和谐的思想，找到通向现实的和谐理性之路。马克思把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称做实践哲学(唯物主义)，正是在对人类实践的具体描述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哲学中和谐理性的闪光点。首先是关于现实的个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和出发点;其次是关于社会各系统、各阶层之间的和谐以及整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和谐，这些都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最后是个人自身的和谐或者说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是马克思哲学的宗旨所在。重提马克思，就是要在马克思哲学中发掘这些和谐因素，让它们成为当今理性失谐的现实观照，使得理性之光再次普照人类的同时又避免工具理性的肆意张狂，从而实现的不仅是目的的和谐，同时也是过程的和谐。

(一)实践:对人与自然天然和谐的回归

历史唯物主义以现实的个人以及他们物质实践为前提，并以此来解释一切的社会现象。马克思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所有哲学家，认为他们不理解人类实践，也就无从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马克思指出，所谓的历史不外是人类实践的历史。在实践中，人把自己的力量外化，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形象来改造自然，同样地，自然也以其固有的规律和力量在改造着人类社会，也就是说，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身，人类社会亦然。可见，马克思通过对实践的描述和阐释，建构起了“主体—实践—客体”的双向互动过程，从而消解了近代以来主客二元对立的“主体－客体”模式，也因此打破了长久以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对立，使理性终于回归到原初的和谐状态。这种和谐直接表现为马克思哲学中主客体的统一和社会三大关系的协调发展，它不仅反对主体力量的极度张扬和人对自然的傲慢征服与拷问，还力求在人与自然之间寻找最佳的结合点和平衡点。马克思强调，“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自然界对于人来说，就是另一个与他发生着密切联系的人，人与人的关系也直接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才有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改造自然必须要以尊重自然为前提的呼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因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只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天然合一，才能避免科学技术的狂妄无度给人类带来的覆灭式灾难。

(二)从人道实践走向人道和谐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和谐实际上就是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归根到底，就是人自身的和谐。“人对人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人对妇女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关系中，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0、83页，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人、自然、社会不分你我，因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0、83页，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马克思不仅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考察人类的发展，认为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和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制约的，而且还立足于现实的个人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来考察人的生存与发展，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身体素质和生存技能会逐渐提高，当社会进入世界历史时期，“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未来的极度和谐的社会形态，是一个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1页。共产主义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完美统一，这与之前的纯粹自然主义(旧唯物主义)或者纯粹人道主义(唯心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体现了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包含了以“和谐”为主旨的理性精神，和谐理性始终是马克思用来观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的指导理念。在这一视角下，“人－自然－社会”这一大系统不但本来就是原初统一的，它的发展过程以及最终归宿也必将是和谐一致的。

(三)世界历史和谐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人天生是自然的人，但自然天生不是人的自然。但是人作为社会的主体，自在的自然只有转化为人化自然，对人和社会才有意义。在这里，马克思其实已经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必然:其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始终离不开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其二，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任何行为都要以尊重自然为前提。因此，马克思首先强调人和自然的统一。一方面，社会历史是“自然的历史”。这不仅是因为社会历史是自然史的必然延伸，而且是因为经过人的活动改造过的自然已经充分展示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另一方面，自然又是“历史的自然”。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是彼此相互制约的。其次，自然是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首先作为有生命的个体事物存在，才能作为社会存在物。最后，人类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发展必须以服从自然界的规律为前提，并受其支配和制约。

在社会有机体内部的协调发展方面，马克思把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生产看做社会有机体的整体。物质生产是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的基础;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具有制约作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水平、能力又是人自身生产能力的体现。如果片面强调物质生产的作用，就会把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尺度，以换取牺牲精神追求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如果片面地强调精神生产的重要性，忽视物质生产的基础性作用，精神生产不仅会受到影响，而且还会半途夭折、无功而返;如果离开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和谐发展的整体。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黑格尔的巨大功绩就在于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和精神的历史描述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黑格尔的这种历史辩证法继承了近代以来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传统，认为世界是能为人类理智把握的有序的体系，人们只要正确使用理性便能超越朴素的、常识的世界观，把握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联系。与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也坚信人类理性的力量，不同于黑格尔只是把世界历史看做是思想运动的结果，马克思真正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因此，确立和谐发展不仅是提出理论上的蓝图，更直接的是展望正在进行的实践本身。和谐不是绝对的、封闭的状态，它是一个动态实现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理性不断建构、反思和批判的历史。几千年来人类理性走过了蒙昧和压制，在解放中张扬了自己，又在张扬中重新找回了自己。今天，当我们把对理性的反思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留给我们的将是更沉重和艰辛的探索。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于尚艳】

The Justifiability of Harmonious Rationality

(By LIU Zhou-hong，ZOU Jian-bo)

The return of rationality to human race constitutes a progress of modern Enlightenment.However，the extremity of modern rationalism has given rise to constant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Habermas criticized the moder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which leads to the alienatio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by reconstructing value rationality by way of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so as to regain social rationality.It must be acknowledged that，the inevitability and urgency to construct harmonious rationality i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we have obtained abundant material wealth but lost our spirit and emptied our value in modernist development;and there is a sharp contradic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man themselves，man and society.In man's thinking activities，the combination of rationality and harmony is our desire and pursuit.The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on practical rationality has particularly laid a foundation for harmonious rationality.

rationality;harmonious rationality;value rationality;modernity

刘卓红(1955—)，女，浙江玉环人，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和谐社会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新论域”(2009JJD720025);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和谐理性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深度研究”(10WYXM040)

2012－03－04

B03

A

1000－5455(2012)04－012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