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的文艺理论与激进主义

孙鹏程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6）

创造社的文艺理论与激进主义

孙鹏程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6）

创造社文艺理论受浪漫主义运动和唯美主义思想影响较多，那种浪漫夸张的情感、偏执激越的姿态常常非常抢眼地出现在他们的理论与作品中，但他们的偏执尖锐的论调有时只是一种张狂姿态。正因如此，他们的浪漫主义话语与激进的科学主义话语，能互相矛盾却又奇怪地纵横交叉地混合着，在那种激昂的表述中，尖锐的难以抹平的对立居然可以共存，而时代转型与激进姿态，使创造社的浪漫主义的审美激情终于演变为醉心革命的激进情怀。

创造社；浪漫主义；激进主义

一

前期创造社成员受浪漫主义运动和唯美主义思想影响较多。众所周知，在西方语境中，不管是浪漫主义还是唯美主义都相当推崇感性与艺术，并以此对抗日益理性化与工具化的现代生活。到了被称为审美主义的西方后浪漫主义理论家驰骋理论界的时代，理性牢笼已经成型，浪漫主义者俨然成为先知，他们刺向理性巨人的投枪虽极端偏执却大快人心，继承浪漫主义者之知识遗产的福柯一辈，所发出的奇谈怪论虽出奇的怪异，却不无所本，在当时知识界与民众之间的鸿沟不断拉近的背景中，其激进主义的知识话语合法性，反而显得牢不可破。转头回看中国的情况，问题却显得非常复杂。受时代、个性与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唯美主义、浪漫主义的接受，前期创造社成员很喜欢挑战民众的眼睛，他们喜欢在杂志上颇具挑衅地把嘴巴比成酒杯，把乳头比成浪漫主义者嗜好的坟墓意象，显得很先锋，[1]他们喜欢温柔伤感的情调，喜欢安排笔下人物感叹 “不知道心里怎样的欢喜”，“哪一次不呼吸喜欢得迫促起来”，流一流“浪漫的泪”，他们推崇直觉、灵感、想象，鼓吹“生的颤动，灵的叫喊”，认为诗歌便是“人类的欢乐的源泉，陶醉的美釀，慰安的天国”，显示出年轻人青春蓬勃的一面。在创造社成员的著作中，随处可见感性、激情、情感等熠熠生辉的词。郭沫若先生在谈到歌德与他之共鸣时曾经提到，主情主义是他与歌德共鸣的第一点，当“侯爵重视维特的理智与才能而忽视其心情时，他说：‘我这心情才是我唯一的至宝，只有他才是一切的源泉，一切力量的，一切福祜的，一切灾难的。’他说，他智所能知的，什么人都可以知道，只有他的心才是他自己所独有，他对于宇宙万物，不是用理智去分析，去宰割，他是用他的心情去综合，去创造。”[2]2从中可见其对歌德浪漫主义文学观念的深深认同。创造社诸君将情感摆在第一位，理智摆在第二位，视“分析”为宰割的代名词，理智为冷冰冰的屠刀，显示出对浪漫主义运动的深刻把握。成仿吾先生的另一处论述或许更能代表创造社的普遍姿态：“文学是直诉于我们的感情，而不是刺激我们的理智的创造；文艺的玩赏是感情与感情的融洽，而不是理智与理智的折衝；文学的目的是对于一种心或物的现象之情感的传达，而不是关于他的理智的报告。”[3]这些思想，也在他们的文学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那种浪漫夸张的情感、偏执激越的姿态常常非常抢眼地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

正因为他们将情感摆在第一位、将理智摆在第二位，他们对于“功利主义”的批评就更是不遗余力。功利主义也因此成为在创造社刊物中露面最多的反面角色之一而不断地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有意思的是，尽管浪漫主义反对以算计和牢笼为别名的理性，但是在反功利主义的论述中，身处东方满怀激情重演浪漫运动的创造社诸君却并没有细致地对这个词语进行详细的界定，如何在批判功利主义的论述中展现其先锋姿态，反而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郭沫若先生曾将诸种经典著作续写者，那些道德专家们称之为功利主义者：“同时有著述兼出版家尼可来氏（Christoph Friedrich Nicolai）更著了一 《少年维特之喜悦》(Die Freuden des Jungen Werthers)以对抗，叙述维特不曾自杀，终至受婚成礼。如我国有《水浒传》必有《荡寇志》，有《西厢记》必有《续西厢》，有《石头记》必有《后红楼》《续红楼》《鬼红楼》……可怜的是功利主义的无聊作家之浅薄哟!续貂狗尾，究竟无补于世!文艺是对于既成道德、既成社会的一种革命的宣言。”[2]7在这里，功利主义更主要的是他给某种道德保守主义贴的一个标签，以此反衬其“对既成道德、既成社会的一种革命”的先锋姿态，至于功利主义的具体化内涵，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从这个角度看，郁达夫先生那曾引发争议的天才论，也许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难以理解。他宣称：“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不可以规矩来测量的。”[4]文艺批评有真假的二种，真的文艺批评，是为常人而作的一种 ‘天才的赞词’，因为天才的好处，我们凡人看不出来，必待大批评家来摘发出来之后，我们才能知道丰城狱底，有绝世的龙泉，楚国山中，有和氏的美玉。”[4]“才智，大约都是在水平线以下，或与水平线齐头的。中国的古人也说，天才必五百年一生，所以古今中外毕竟是天才少庸人多。”[4]这种论调，在当时乃至今日看来都是非常刺耳的，但从浪漫主义关于“天才”话语形成的知识学背景来看又显得不难理解了，既然对 “主体”尤其是“感性主体”推崇备至，竭力抬高被低估的人的力量显得理所当然。宣传“天才必五百年一生”的诗学话语，与后来西方批评界拼命强调“作者之死”标榜“政治正确”的诸多论调，都是有着理所当然的知识社会学语境的，从浪漫主义者所秉有的态度去推论，也就并不显得过于唐突了，这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郁达夫在《艺文私见》（创造第一期）中，说了一句‘文艺是天才的创作’，惹起‘损’先生的一场热骂，和许多人的暗暗的冷嘲。其实这句话并不是达夫的创见，据我所知道的，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早已说过。或者在康德之前更早已有人说过也说不定，因为这句话本是浅显易明的真理。”[5]郁达夫唯恐天下不乱的尖锐论调，为其激进姿态做足了生动的注脚，不过，那其实无非是青年人偏执尖锐的激进主义姿态而已，最重要的是为了将强调情感与感性的张狂姿态突显出来，而这种姿态背后的意图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二

对浪漫主义运动的回应和倡导，对创造社成员来说更多的是要借此表明一种先锋姿态。但是，非常诡异的是，他们这种激进主义的先锋姿态，反而使他们与浪漫主义的对手——科学主义走到了一起。

仔细检点前期创造社的刊物，我们会发现，创造社的编辑们很热心从事科学宣传与普及工作，他们“发起一个‘创造社科学业书’，想每年弄出几部，国内出版的科学书，差不多把中学程度，做了他们的最高点”，“如果有时间，还想把德法文的科学上的文献literature多多翻译出来，以饷我们一天进步的青年学子”。[6]细究起来，创造社诸君对于科学的异常热心其实是对他们的审美主义立场的反动。仅在半年前，他们还大声疾呼：“诗的职务只在使我们兴感to feel而不在使我们理解to understand。使我们理解，有更明了更自由的散文。诗的作用只在由不可捕捉的创出可捕捉的东西，于抽象的东西加以具体化，而他的方法只在运用我们的想象，表现我们的情感。一切因果的理论与分析的说明是打坏诗之效果的。”[7]创造社宣称“发挥感情的效果，要严防理智的叛逆”[7]，很有浪漫主义者偏执激越的风采。但让人不解的是，他们短短半年内就在两个完全不同甚至完全矛盾的方向发表同样的慷慨激昂的言论。一个勉强的解释是，他们没能逃脱自清以来科学主义的洗礼，这虽短却影响巨大的激进传统对青年人来说，恐怕有着更大的吸引力，他们曾宣称：“我们创造社的同人，最厌恶一般文人社会的种种劣迹，所以我们都怀有不靠文字吃饭的意志（因为一靠文字吃饭，就不免不堕落了）。虽说是偶然的现象，我们同人中差不多各有各的专门科学，所以决不至于故意相轻，故意瞧他们不起。”[8]确实，他们大多都有借以谋生的科学背景。这样的专业背景决定了他们更容易认同科学的价值。这也就同时意味着，他们的审美主义姿态比起科学主义的姿态，在激进主义话语的合法性上显然要稍逊风骚。考虑到在当时的中国语境中，科学还远不是需要用人文的绳索去束缚的难以制服的既非常有用又非常可怕的庞然巨兽，而是肩负启蒙重任，引领人们大踏步向现代化迈进的笑咪咪的“赛先生”，这似乎可以理解。但是，诸如“绝不可不”、“现在如是，将来亦当永远如是”之类对科学表示出如此这般五体投地的崇拜，倒不禁让我们为其审美主义立场的持久性捏了一把汗。

实际上，置身于波澜壮阔的历史转型大潮的潮头，他们还承担着双重重担。从环境、时代等诸因素来看，他们迎面赶上了浪漫主义等浪潮，他们的个性也决定了他们最可能成为浪漫主义者东方传人的首选。但是，启蒙的任务对于彼时之中国，又显得更为紧迫。在欧洲人沉浸在对世界大战与科学主义的苦苦反思之时，他们却要费尽心机地提醒民众：“此次大战，欧洲人所受惨祸诚甚深剧。然而酿成大战的原因，科学自身并不能负何等罪责。”[9]很吊诡的是，他们继承了浪漫主义的衣钵，理应深刻把握启蒙之辩证法，但是他们却在两个分别对立的方面同时狂飙突进，唯一相同的是他们那在我们后人回望起来不无悲壮的偏执激进的背影。欧洲人的深刻反思，被他们视为“因噎废食的肤言”，“宜有所深戒而详加考察”。[9]显然，浪漫主义的呓语般的箴言，依旧犹如隔着靴子的痒处，尚未被深刻地理解。创造社诸君所接受的浪漫主义，恐怕不是那种激烈地、疯狂地反抗科学主义迷梦与理性牢笼的狂暴思潮，反理智的话语虽夹杂在他们新式话语中，但却是蛋糕中的点缀，绝不是在釜底抽薪式的理性反动，更多地是一种激进的姿态甚或只是一个不无优雅的先锋手势。正因为这样，在他们的诗学版图上，科学主义话语与浪漫主义话语，虽互相矛盾却又奇怪地纵横交叉地混合着，科学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居然被他们视为可以同等对待的主义话语，在那种激昂的表述中，尖锐的难以抹平的对立居然可以共存，即使是对浪漫主义理解深刻的郭沫若，就曾将浪漫的激情与推崇科学万能的怪话编织在一起，咏吟出“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呀！”[10]的怪异诗句，要不是对科学万能有着信仰般的执着，怎么可能有乌漆漆的黑烟被想象成了二十世纪的名花的奇思异想啊！尽管浪漫主义影响深远，一代又一代的先锋理论家都能从中汲取各自所需的理论资源，但在理性驾临天下的时代，对浪漫主义的不理解却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创造社浪漫激越的姿态在科学主义浪潮前，马上臣服了，科学主义在时代洪流中借助着科学的巨大威力，携夹着更猛烈更激越的变革力量，对浪漫主义话语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而且很快就使那些曾经独领风骚慷慨激昂的罗曼谛克的才子们仅仅留下一个个落寞背影：“物极必反，浪漫主义的发达到了极点，就不免生出流弊来。就是空想太无羁束，热情太是奔放，只知破坏，而不谋建设，结果弄得脚离大地，空幻绝伦。大家对此，总要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空虚，与不能安定的惑乱。尤其有科学精神的近代人，对此要感到一种不安。”[11]许多年之后，在岁月轮转中科学主义沦落为文化批判的清算反思对象时，这些落寞的背影又在后人们无奈的祭奠凭吊中徒添多少伤感。

三

科学主义之外，对他们的审美主义构成挑战的，是他们自身的革命热情。对于创造社的小伙子来说，20世纪20年代席卷全球的革命运动可是错过就要终身遗憾的时代热潮。青春的激情、艺术的激情、革命的激情混杂在一起，那是一种怎样的艺术图景啊！在落日余辉洒满天边的时候，郭沫若从来没有想到过去吟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样的诗句，而是在“好像全世界都赤化了”的“崇高美加悲壮美”中“禁不住要唱我的狂歌”：“全宇宙都已经赤化了哟！/激烈的一个炸弹哟！/地球的头颅打破了！/血液向天飞，天也赤化了！/血液向海流，海也赤化了！/地球快要死灭了！/跳舞哟！狄仪所司！/快唱着地球的赞歌！”[12]9-10看个落日都能咏唱出革命的诗句来，这典型地表现了当时一代青年的革命激情。尽管国民党时期文化管制相对以往宽松，但是像创造社这样的团体，最后也落得个查封关门的结局。虽然郭沫若等怀着 “无限的责任心”，“旗鼓既张，当然要奋斗到底”，[12]6并立志在文化出版方面有所作为，但他们时时刻刻感受到来自政治与文化上的威胁，在《创造月刊》第一期尾声，他们几近于哀叹了：“创刊号出世的这一回，我们以平常的感情来说，当然只有喜悦，只有对许多读者和出资者的感谢。可是这一层感激之情，喜悦之情，一涌上心来，我们的苦泪，也同时不得不崩流出来。创造社自从受了书贾的虐待，同时代的文人的虐待，社会上的有地位的诸公的虐待之后，业书停了，季刊停了，日刊停了，周报也停了。”[13]青年人想干事业而不可得的辛酸与愤懑溢于言表，这样的情绪显然更易摧生出“一般有血气的青年志士啊！快些起来革命罢”[14]的呐喊。

不过，作为浪漫主义鼓吹者的创造社成员，在引领浪漫主义文学时尚的过程中固然积累了不少“文化资本”，但在席卷一切的革命文学大潮面前，他们所积累的不仅是资本，而且同时也是拖累，如何对待自己赚得的第一份“资产”，成为创造社急需解决的任务。归纳起来，他们对待已经积累的“文化资本”，有两种态度，一是将之视为革命的前奏，二是在彻底的反思中体现出他们的先锋性。

创造社对于自己独树一帜暂无其他分号的浪漫主义小店，还是颇为得意的。成仿吾就认为，“有人说创造社的特色为浪漫主义与感伤主义，这只是部分的观察。据我的考察，创造社是代表着小资产阶级（Petit bourgeois）的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浪漫主义与感伤主义都是小资产阶级特有的根性，但是在对于资产阶级（bourgeos）的意义上，这种根性仍不失为革命的。”[15]另外从他们刊物的难产中也可推测转型背后的苦闷与依依难舍：“这回真是有史以来的难产……沫若忙着讲演，声如破罐；达夫满腹牢骚，日思醉酒；独清追逐幻影，奔走不宁，这些联合起来，终于使这期不能按时集稿。”[22]其中，郁达夫大概是最牢骚满腹的一位，尽管牢骚中依旧满怀希望，但他总归开始“颓废”起来了，开始“堕落”下去了：“明天有船去广州，我想就此南下，再去南方半载，和他们切实地讨论讨论杂志和出版部的事情。万一他们都想出去作实际的革命事业，那么我打算于年假的中间，再回到上海来，专门来弄出版编辑的事情，因为这是老废残疾如我的最适当的生活。”[17]不过，他对于自己的“落后”虽还有些理直气壮，但已不见对先锋姿态合法性的坚守了。

时代开始飞速转向，浪漫主义将很快被视为过气，他们开始怀疑自己先前的艺术迷梦，虽然他们依旧喜欢在祭奠往日的悼词中卖弄坟墓与死亡的唯美主义意象，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下定决心与浪漫主义及颓废的姿态诀别了，“从前的浪漫的Romantic文学，在取材与表现上，都以我们的生活与经验远离为他的妙诀，所以他的取材多是非现实的，而他的表现则极端利用我们的幻想。这种非现实的取材与幻想的表现，对于表现一种不可捕捉的东西是有特别的效力的：然而不论他们的效果如何，除了为他们的效果与技能称赏而外，他们是不能使我们兴起热烈的同情来的。”[18]他们虽然告别了浪漫主义，那股追赶新潮，努力化身弄潮儿的劲头还是很足的：“我们现代是革命的时代，我们是从事文学的人。我们所从事的文学对于时代有何种关系，时代对于我们有何种要求，我们对于时代当取何种的态度，这些问题是我想在这儿讨论的。”[19]1郭沫若的表述最自白不过了：“我们要要求从经济的压迫之下解放，我们要要求人类的生存权，我们要要求分配的均等，所以我们对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要根本划除，我们对于浪漫主义的文艺也要取一种彻底反抗的态度。”[19]10-11成仿吾也宣称：“我们已经过于迟钝了。不革命的人，我们让他去没落。我们要求大家做一番全部的批评。反对这个工作的人，我们给他以当头的一击。”[20]他们对于前面的道路似乎有了明晰的态度：“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一篇最重要的论文，简直可以说是今后同人要从事于新努力的一篇宣言。克昂的童话算是最特别的作品，那种体裁在中国确是新的出产，下期与再下期便可登完，我很望读者能予以特别的注意。伯奇的戏剧，可情光慈的小说，都充满了革命的情绪，他们的态度竟是不期而一致了。”[21]到了最后，他们宣告“我们曾经把艺术当做一个泥塑的菩萨，在所谓艺术至上的声浪中我们曾经作过些无意义的膜拜”[22]的时代已然一去不复返，甚而在《创造月刊》第二卷第1期卷首中用了三个感叹号惊呼“一个伟大的重新的开场！！！”创造社的浪漫主义的审美激情终于演变为醉心革命的激进情怀了。

[1]郭沫若.棠棣之花（第二幕）[J].创造季刊，1922，1（1）：10

[2]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J].创造季刊，1922，1（1）：2

[3]成仿吾.诗之防御战[J].创造周报，1923，（1）：2

[4]郁达夫.艺文私见[J].创造季刊，1922，1（1）：10

[5]郭沫若.批评与梦[J].创造季刊，1923，2（1）：8

[6]成仿吾.编辑纵谈[J].创造季刊，1923，1（4）

[7]成仿吾.诗之防御战[J].创造周报，1923，（1）：3

[8]成仿吾.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J].创造季刊，1923，1（4）：14

[9]郭沫若.论中德文化书[J].创造周报，1923，（6）：1

[10]郭沫若.女神[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64

[11]郁达夫.郁达夫文集（5）[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90

[12]郭沫若.海外归鸿[J].创造季刊，1922，1（1）：9-10

[13]郁达夫.尾声[J].创造月刊，1926，1（4）：136

[14]翟秀峰.读成仿吾的欢迎会[J].创造日彙刊，1933（光华书局）：134

[15]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J].创造月刊，1928，1（9）：4

[16]成仿吾.编辑余话[J].创造月刊，1926，1（4）：115

[17]郁达夫.非编辑者言[J].创造月刊，1926，1（5）：131

[18]成仿吾.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J].创造周报，1923，（5）：1

[19]郭沫若.革命与文学[J].创造月刊，1926，1（3）

[20]成仿吾.全部的批判之必要[J].创造月刊，1928，1（10）：8

[21]王独清.今后的本刊[J].创造月刊，1928，1（9）：100

[22]王独清.新的开始[J].创造月刊，1928，2（1）：1

I209

A

1009-9530（2012）01-0098-04

2011-06-30

国家社科基金“20世纪审美主义思想研究”（07BWZ009）

孙鹏程（1980-），男，浙江苍南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文艺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