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首个特大国企贪污案侦破录

文/曾齐

重庆首个特大国企贪污案侦破录

文/曾齐

检察官正在审讯王观超

由重庆市三级检察院共同办理的“三九”系列贪污案是重庆市检察机关迄今为止查办金额最大的贪污案。该案为国家挽回损失7000余万元人民币。2012年初国务院国资委纪委专门向重庆发函，建议为专案组干警授功表彰。

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2011年12月22日召开媒体新闻通气会，通报了查办原“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简称“三九”汽车实业）原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王观超等人涉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案，即由重庆市三级检察院共同办理的“三九”系列贪污案的情况。

通报称，该案是重庆市检察机关迄今为止查办金额最大的贪污案，也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向重庆检察机关交办的首例大型国有企业贪污案、重庆检察机关首例派专案组驻北京长期异地办理的零口供案。该案为国家挽回损失7000余万元人民币。被告人中，已有一人被判处死缓，一人被判处无期。该案得到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2012年初国务院国资委纪委专门向重庆发函，建议为专案组干警授功表彰。

真是一个“烫手山芋”

2008年5月初，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与国务院国资委纪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原负责人王观超等人涉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问题展开调查。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指定重庆市检察院办理，重庆市检察院又将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一分院具体组织实施。

组织一支队伍，到北京去展示重庆职侦干警的风采，这一机遇对重庆市院、一分院而言，均是前所未有的。重庆检方各级领导异常重视，最后决定以重庆一分院职侦局为主，吸收各单位骨干成立“三九”案件专案组，加入重庆市江北区、沙坪坝区、南岸区检察院职侦业务骨干，并得到了重庆市公安局、国税局等单位的大力配合。重庆一分院分管副检察长梁木生、职侦局局长陈卫民分别担任组长和副组长，职侦局副局长宋云峰作为一线负责人。5月19日，梁木生带队赶赴高检正式领取任务。5月31日，专案组部分人员进驻北京。

虽然专案组对案件难度早有心理准备，也下定了必须拿下的决心，但是在北京初步开展工作，对案情有了大概认识后，还是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因为这是一只真正的“烫手山芋”。

关于王观超侵吞国有资产的举报连续不断，在专案组到来之前，有关部门已经做了一次调查，但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王观超成为惊弓之鸟，公司已经卖掉，相关人员均已遣散藏匿，账目失踪，大量证据被销毁；他将家属送到国外，自己隐匿在西安，没有住在购买的住房里，而是在住房对面租了一间屋，专门观察是否有可疑情况。

专案组到北京后，王观超通过各种复杂关系说情探风、请托行贿。专案组的行踪王观超竟然掌握得一清二楚。面对这样一个对手，专案组陷入苦战。在时间上，恰逢北京奥运前夕，这也意味着，当地有关部门很难有余力为专案组提供帮助。

烧红的炭圆也要捏成灰

在专案组组建之际，重庆市检察院检察长余敏提出要求：“办理‘三九’案件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重庆检察机关的信任，虽然办这个案子很难，是个‘炭圆’，但专案组必须拿出即使是烧红了的‘炭圆’也要将它捏成灰的勇气！”

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交办给重庆检察机关的第一件特大贪污案件，面对巨大的困难和狡猾的对手，面对几乎无从下手的开局，专案组似乎从一开始就陷入“绝境”，由于这是重庆检察机关第一次驻北京办案，有人嘲笑专案组是“农民进城”。这话传到专案组领导耳朵里后，他并不生气，“农民也有农民的办法，有时候，农民的办法更管用。”

好办法找不到怎么办？那就用“笨办法”打开局面。

没有现成的账目，专案组就从外围情况着手，从“三九”汽车实业公司的往来账目查起。原来，其关联公司多达数十家，相关资金往来笔数以万计，资金总量上百亿元，光公司名称叫“三九”的就有几十家，看一遍就让人晕头转向。然而，就是面对这样的账目，专案组迎难而上，彻查了所有涉案公司的工商档案、验资情况、银行账户，获取了上万页的各种书证。特别是围绕王观超收购“三九”汽车实业前后的资金动向，专案组下大力气侦查。为此，现任重庆市一分院职务犯罪侦查局侦查处副处长的肖波和司法会计杨爱莲，为查实往来账目，长期在外奔波取证，南下北上，足迹跑遍了大半个中国，飞行距离达十万公里，同事们为此称他们为“空中飞人”。最终，专案组用“笨办法”发现了疑点。

为获取王观超转移账目的线索，专案组了解到了王曾请搬家公司搬运藏匿账目的线索，于是用“笨办法”逐一排查了北京100多家搬家公司，终于通过一家搬家公司的业务单找到了线索并发现了王观超隐匿在偏僻处的账本。

为了节约办案成本，确保账册安全，专案组成员硬是采取“蚂蚁搬家”的“笨办法”，每人每次带上一两箱，将重达一吨的十几箱账本全部带回重庆。

……

在2011年11月25日“三九”系列案件侦查工作总结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副局长马海滨如此评价：“侦破这个案件非常难得的是，几乎所有的决策都没有失误。”正是有了这种知难而上的韧劲，专案组最终把“三九”案件这个烧红了的炭圆捏成了灰，为重庆检察机关赢得了声誉。

我们代表重庆检察队伍的形象

如果将专案组比喻成一座堤坝，局面之苦、对手之难、协调之痛只是被阻挡的洪水，而思想上的懈怠则是高压下堤坝上出现的细微裂痕，哪怕再小，也是致命的。为此，专案组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在党组织的凝聚下，专案组的每一位同志都有许多艰难的付出。宋云峰作为专案组一线负责人，组织领导又身先士卒，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一直坚守北京，每天白天调查取证、研究案情、汇报工作，晚上又要将各小组取回的证据进行分析研究，谋划第二天的工作，所有的压力都压在他身上。这期间，他被人跟踪过，接到过恐吓电话，也有人提着现金来拉拢他，然而这个倔强的汉子硬是顶住了。他想尽一切办法，动用一切可能手段，沉着机智地指挥着每一次行动。当专案告捷时，他满头的青丝，竟已变得花白。

专案组骨干徐维彬由于长期在北京摸排线索，常常自己驾车穿梭于大街小巷，由一个“路痴”变成“北京活地图”。他曾自豪地说，“现在北京没有我找不到的地方”。陈文的父亲因心脏病住院，他总是等到手里的工作完成后，才打电话回家了解情况。肖波在面临竞争上岗的情况下，仍然投身办案工作，在个人进步与履行职务之间，用实际行动作出了取舍。梅兴吉的女儿面临高考，王庆国的女儿还在上幼儿园，都需要家长陪伴和照料，但是他们顾全大局，每次接受任务都不讲条件地立即出发；杨爱莲是专案组唯一的女性，但她工作从不示弱，出差期间，得知一手将其带大的外婆去世了，她仍忍住悲伤，直到任务完成才到外婆墓前寄托哀思……

正如重庆市检察院有关领导所说，“专案组的全体干警以实际行动，充分展示了重庆职侦队伍的形象和素质。”

“大鱼”想撑个鱼死网破

辛勤耕耘终有收获。专案组撒拦河网的“笨办法”最后证明是个好办法。在纷繁复杂的资金往来中，专案组终于找到了一笔1224万元的可疑账目。他们以此为突破口，迅速展开调查，发现王观超挪用公款的事实。有了这一线索，专案组立即收网捕鱼，立案抓捕王观超。

2008年7月22日，王观超在西安落网。专案组冻结了王观超的银行存款 265 万元；查封了王观超在深圳、北京、天津、重庆的房产11处；扣押了王观超及其公司名下的高级汽车九辆。

归案后的王观超仍然气焰嚣张，在审讯过程中不仅不交代问题，他期待有人能够保护其免受法律惩处，并多次说“如果有人帮我，我这点事情不算什么”。在证据面前他仍然拒不认罪，甚至在审查起诉阶段询问时，还将讯问笔录撕毁。

“要从王观超口中有进一步突破，看来很难。这又是一起‘零口供’案件，必须用证据说话！”为此，专案组进行了大量的外围取证，案情逐步浮出水面。

十二级台风下冒险取证

2008年8月底，专案组发现王观超在深圳的一处住所。由于王观超长期在深圳活动，虽然经过隐匿，但他的住宅里很可能留下重大线索。专案组为此专程赶到深圳，却不想碰到难得一遇的十二级台风。为了抢时间，专案组一线负责人宋云峰二话没说带头上楼，王家房门外的走廊毫无遮蔽，飓风夹着暴雨，混夹着被卷起的杂物不停地向检察官们砸来。大门紧锁，这意味着他们将在27层高的楼顶与狂躁的“鹦鹉”较量一番。

几名检察官找来安全绳，一头拴着腰部，一头套在栏杆上，怎料房门非常坚固，先后换了两拨开锁匠都无法打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专案组成员在飓风中坚持了两个小时，无人退缩。伴随着“啪”的一声锁响，门终于被撬开了，重大线索随之浮出水面，它们证实“三九”汽车实业中有人与王观超共同侵吞了国有资产。但是按照以往的惯例，要批捕还需要更加翔实的证据，王观超的口供为零，该案的其他核心成员尚未归案。在这个关键时刻，专案组感到如果按部就班进行侦查，很可能会给犯罪嫌疑人进行串供串证、毁灭证据、转移资产提供时间和空间，于是果断出手，将数名犯罪嫌疑人一一抓获：

2008年10月17日，犯罪嫌疑人孙某（另处）在沈阳落网；2008年10月22日，犯罪嫌疑人王赟章在洛阳落网；2008年10月27日，犯罪嫌疑人谭某（另处）在深圳落网……

事实证明，专案组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犯罪嫌疑人王赟章到案后，不仅供述了检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其贪污公款1000余万元的事实，还供述了王观超涉嫌贪污公款2022万元的事实。

随着这批犯罪嫌疑人的落网，更多的证据浮出水面。在王观超的笔记本电脑中，专案组发现了大量与王观超贪污有关的证据，包括部分公司的账目、销售台账，甚至还有一封关于王观超侵吞国有资产的举报信。干警根据这封信，发现了以举报王观超贪污为要挟，卷款1200万元潜逃的三九汽车实业副总经理张翼鹏和财务总监王赟章。他们以为掌握了王观超侵吞国有资产的证据，王观超就不敢告发他们，没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还是难逃法网。

一时间，好消息从全国各地不断传来，但专案组深深知道，关键性的证据——三九汽车实业的账目还没找到。为查找账目去向，专案组先后查找了十多个可疑地点后，目标终于被锁定。

那是 2009年春节前的一天，在北京机场附近的一处住所，干警梅兴吉和杨爱莲打开房门，透过阳光下飞舞的灰尘，发现了满满一屋的账本！梅兴吉急忙拨通了宋云峰的电话，宋云峰起初还有点不敢相信，要求梅兴吉用手机拍照后发过来。十分钟后，这张照片就传到了专案各级领导的手机上。

事实证明，仍然是贪欲害了王观超。他想依靠账目收取几笔外债，所以始终没有销毁账目。等到出事后，专案组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让他再也无法掩盖这个真相。至此，王观超等人的覆灭已经不可挽回。

把侵吞国有资产当“事业”做的王观超

王观超1965年9月23日出生于山东省郭城县，研究生文化。他出身贫寒，从当秘书起家，靠天资聪明、勤奋刻苦，才在某大型国有企业内有了一席之地。“三九”汽车实业成立于1999年，系该企业下属的全资国有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元，主要经营汽车进口及销售。王观超于公司成立之初即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事务，2003年起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2006年，王观超以北京恒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义，收购了“三九”汽车实业。

他对侵吞国有资产一事早有预谋。干警在专案组查抄的一个笔记本中发现，早在2001年他就这样写道：“多成立几家公司，用公款在里面玩，赚了归自己，亏损由国家承担，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在“三九”汽车实业内部管理中，他撤换掉不是“自己人”的会计，有意安排内部职能部门“兵不知将，将不知兵”，造成管理上的混乱，以方便自己浑水摸鱼，以致出现改制后检查库存竟多出一台奥迪轿车不知出处的事。

王观超侵吞巨额国有资产，对查处早有防备。他平时热衷用钱请客，编织个人的关系网，并结识了一批实权人物疏通关系。他编织的关系网给案件的侦破一度带来很大的麻烦。王观超还钻研法律知识，亲自到某名牌大学一个法律研修班学习了一段时间，掌握了相关法律知识。即使在日常管理中，他也经常和财会人员聊天，请教财会知识。有人感叹，王观超是真正将侵吞国有资产当做一门“事业”在用心做。

尾声

此系列贪污大案经重庆市检察机关侦结起诉后，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于2009年11月9日做出一审判决，王观超因贪污公款2629万余元实际分得2483万余元、挪用公款400万元，依法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王观超不服并提出上诉。2011年7月15日，重庆市高级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2010年8月16日，该市第一中级法院做出一审判决，王赟章因伙同他人贪污公款1140万元个人实得686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张翼鹏涉嫌贪污公款918万元，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也已于2011年7月25日开庭审理。

2011年12月22日，重庆市检察院已决定对该专案组成员给予记功表彰。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