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生经济发展及其承载的功能研究

杜黎明

（四川大学 政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民生”即“人民的生计”，改善民生，是执政党执政合法性根基。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民生改善，“十二五”规划更是将民生改善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写入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还专门用一篇的内容，对涉及民生改善的诸多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划。针对单纯以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方式进行民生投入难以从根本上改善民生的现实，学术界提出“民生经济”的范畴，力图寻找一种有效契合民生改善的要求，实现民生改善和经济增长双赢的发展模式。在剖析民生经济内涵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三部门民生经济模型，并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体制机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三个方面，揭示民生经济的功能，最后提出了促进民生经济功能发挥的对策建议。

一、民生经济的内涵及基本模型

从人权角度看，“民生”是人的全部生存权和普遍发展权；从责任角度看，“民生”是执政党和政府的施政准则。民生经济既是保障人的生存权、发展权的经济运行模式，也是政府服务民众的执政方式。

（一）民生经济的内涵

民生经济发展虽然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但学术界并未就民生经济的内涵达成共识。文献[1-2]将民生经济看作是民生和经济这两个独立范畴、并列体系的集合体，认为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是政府工作的两条主线，两件同等重要的大事。对民生经济的这种理解可能引致实践中的两种极端：一是片面理解“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重视发展经济，忽视改善民生，担心政府民生投入会影响经济发展；二是脱离经济发展盲目实施民生工程，甚至把民生工程搞成“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事实上，没有经济发展做支撑，民生难以持续改善，但不切实际的民生工程不仅不能改善民生，反而有害经济发展。文献[3]将民生经济理解为民生主导型经济，认为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把保障和改善民生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坚持以人为本理念、体现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将民生经济看成民生主导型经济，虽然强调了经济增长对民生改善的服务功能，但不免过分局限经济发展的目标，忽视经济发展的其他功能。一个区域可以围绕民生改善主导经济发展，但主权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除了要改善民生外，必然还要服务于国防、外交等与民生改善并无直接联系的事务。以民生改善主导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坚持以民生为本的执政理念，也需要社会财富积累达到一定水平，更需要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能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和水平。本文认为，民生经济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经济范畴，它仅只是一种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把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有机统一体，将民生改善的要求植入经济发展中；通过形成和完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互动耦合机制，使民生投入同时服务于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在经济增长中自发实现民生改善。

（二）民生经济增长模型

民生经济强调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的耦合，把改善民生的要求贯穿于生产、分配、消费等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发展民生经济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民生的具体需求不同，民生改善支撑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服务民生改善的方式、能力等存在差异。只要政府购买和投资决策中融入了改善民生的诉求，改善民生的价值追求必然在社会消费、国民收入的决定中体现出来。

三部门经济中，假定融入了民生改善诉求的投资函数为I（r）=e+Im-dr；其中，e是自主投资，Im表示民生投资，r表示利率；融入了民生改善诉求的政府购买函数为G=G1+Gm=G1+K2Y；其中，G1表示政府为维持正常运行所进行的一般性购买支出，Gm表示政府专门为改善民生所进行的专项购买支出，Gm是政府通过对国民财富的再次分配实现的，Gm=K2y，K2表示政府的民生性购买支出乘数，取决于政府改善民生的执政理念和相关政策安排。政府的民生性购买支出和社会的民生投资必然会影响社会消费，民生改善直接表现为社会居民消费民生产品、民生服务种类的丰富、数量的扩张和质量的改善。

三部门民生经济模型中，消费函数表示为c=-a+βY+K1（Im+Gm）；其中，a表示自主消费，β表示边际消费倾向，βy表示由收入决定的引致消费；K1（Im+Gm）表示由民生投资和民生性政府购买支出所引致的民生产品和民生服务消费，K1为民生性引致消费乘数，K1反映了民生投资和民生性政府购买与民生需求的契合程度，由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文化及习俗、居民科技文化素质及其消费习惯、对未来的预期、民生产品和民生服务供给的示范与引导等因素综合决定。三部门民生经济模型中，国民收入决定公式为：

依据三部门民生经济模型分析，民生改善和经济增长能够实现耦合，改善民生可以作为一种基本要求植入经济运行中。发展民生经济，既可以直接调控民生投资Im和政府民生性专项购买Gm，也可以通过政策安排、通过文化建设等途径，对居民的行为选择施加影响，引导民生性引致消费乘数K1，以及政府的民生性购买支出乘数K2合理变化。

二、民生经济承载的功能

发展民生经济是“以人为本”的哲学理念和价值追求在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的回归，它能有效化解人们对以交易成本高昂的“国民财富二次分配”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的顾虑。我国致力于民生经济发展，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在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和关键，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

（一）推动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学用“中等收入陷阱”描述这样一种现象，在一个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由于这个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又会将其抵消，把人均收入拉回到原来的水平上面[4]。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见证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及其危害，这些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期间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去应对与生产成本大幅提高、销售价格不断下跌、国内市场萎缩相伴而生的经济风险，一些企业为了维系收益，将大量资本投向房地产、股市等投机领域，结果造成经济的迅速泡沫化，国际市场波动诱发经济危机和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在于，经济体在向中等收入水平迈进的过程中，没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难以实现持续增长；同时，经济体在快速发展中没有解决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文化科技教育发展滞后等民生问题，结果导致群众无力消费也不敢消费，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从国际经验看，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投资、出口对GDP的影响呈下降趋势，消费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4382美元，刚刚进入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偏少收入国家的行列，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点。“中等收入陷阱”是学者标识经济发展历程的一个界碑，在考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众多学者中，青木昌彦做出了更加具有特征性和易识别性的发展阶段划分；他把东亚式的经济发展分为马尔萨斯式的贫困陷阱阶段、政府主导经济发展阶段、库兹涅兹式的通过结构变迁实现发展的阶段、依靠人力资本发展阶段和后人口红利阶段。我国民生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在于，保障我国在成功跨越贫困陷阱后，实现政府主导经济发展、通过结构变迁实现发展、依靠人力资本发展阶段等三个阶段的融合，以应对我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挑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的挑战在于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高速增长，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有机结合，以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存在的脆弱性，并防范新的危机。民生经济发展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良好的机会，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改善民生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人的需求具有典型的层次递进性特征，人的发展无限性决定了民生需求的无限扩张性，这为经济发展注入持续的动力。彰显民生需求的无限性特征，一是需要正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现实，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遏制社会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促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进一步降低基尼系数，藏富于民，着力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以提高社会整体消费能力。在三部门民生经济模型中，这表现为由居民可支配收入Yd增加所引发自主消费α、引致消费βy的增加，也表现为由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解除人生发展后顾之忧以及稳定的收入预期所引致的民生性购买支出乘数K2的增加，以及对边际消费倾向β递减的抵减和缓冲。二是需要强化对民生产品及服务供给的调控，既适应社会公众真实需求，想民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又充分发挥新产品消费的示范效应，创造供给、引导消费，以民生产品和服务供给引导民生需求，以新产品、新服务刺激民众的潜在需求。在三部门民生经济模型中，这表现为由民生投资Im、民生专项购买支出Gm的增加，以及民生性引致消费乘数K1、政府的民生性购买支出乘数K2提高所引致的社会消费扩张。

（2）民生经济发展助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依据蔡昉的“比较优势真空”论，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中，经济体如果不能实现由劳动力丰富且成本低廉所成就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向因处于科技创新前沿而占据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的转换，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跨越“贫困陷阱”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驱动，并由此形成过度粗放的发展模式。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要靠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驱动[5]。发展民生经济，加大教育、医疗等民生投入，为科技进步、制度创新、劳动生产率提升提供条件，并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以形成和完善开放的创新系统，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这在生产函数Q=f(X1,X2,…,Xn)中，表现为要素结构的优化；在全要素生产函数Y=AF(N,K)中（其中，Y、N、K顺次为总产出、投入的劳动量和资本量，A表示经济的技术状况所决定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A的提高；在产出变动核算公式 ΔY=MPN×ΔN+MPK×ΔK+F（N，K）×ΔA 中，表现为由劳动者素质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决定的劳动边际产品MPN的增加，以及由投资领域转换、投资效率提高所决定的资本边际产品MPK的增加。

（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是指一国或地区实现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质量提高的方法和模式。针对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以工业带动为主、服务业比重低、资源产出率低、物质资源消耗高、污染物排放强度大、环境污染重，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劳动生产率比较低，产品大进大出，消费率偏低，对投资依赖过大等问题[6]，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推进节能减排，加大自主创新，刺激第三产业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以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围绕民生改善，整合国家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资源，既是民生经济承载的功能，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

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互动耦合、良性发展机理如图1所示。

图1 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互动耦合、良性发展机理

（1）民生经济发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入动力。民生改善落脚到人的发展，表现为人的科技文化素质的提升。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是生产力发展的实践主体和核心动力。民生投资Im、政府民生性专项购买Gm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创业等多方面构建人全面发展的保障体系，一方面以劳动生产率提高，科技研发水平提升、就业和创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等方式直接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入动力；另一方面，丰富的文化生活、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引导消费者改变行为选择、调整对未来的预期，以增强边际消费倾向β、提高民生性引致消费乘数β等方式，刺激消费，扩大内容，间接地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入动力。

（2）民生经济发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引方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重要的是不断促进社会财富的真实积累和经济福利水平的真实提高，使人民群众得到更多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改善民生对物质产品、文化及精神产品、生态环境产品的需求，驱使经济主体以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生态环境财富的真实积累为中心做出行为决策，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比价关系调整也以促进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物质变换的合理调控为中心，这事实上是构筑了一道安全网，防止“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粗放型经济蔓延发展，引导“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经济发展，有效推进节能减排，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民生经济发展指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是表现为将投资函数修正为：

投资修正函数力求将与改善民生的要求相适应与否作为投资决策的先决条件，以加强对投资的选择。二是表现为将消费函数修正为：

消费修正函数将绿色消费的要求、是否促进社会民生总体改善的要求作为消费决策的限制条件，以加强对社会消费的引导。

（三）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赖于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日本在1990年之后，政府职能错位，没有建立起创造性毁灭的机制，结果导致长时期的经济停滞的事实警示我国必须加快推动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另一方面，学者对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行列之后，诸如引进西式民主、全民公选、推行普世价值观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诉求所诱发的“民主陷阱”[7]的研究，又昭示审慎和稳妥推进改革体制、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虽然从理论上可以论证民生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互动耦合，但这种互动耦合的理论可能性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也有赖于体制机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以化解民生改善的体制机制制约、构建民生经济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互动耦合机制为中心推动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是应对“必须改”与“审慎改”夹逼压力的有效途径。

第一，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基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霍米．卡拉斯列举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过度所不可回避的制度变迁，如发展资本市场、加快创新和发展高等教育、改善城市管理、建设宜居的城市和形成集聚效应、有效的法治、分权和反腐败等[8]，这为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提供了参考。从促进市场主体的民生投资Im和政府民生专项购买Gm协调，以Gm引导Im增量投入和结构优化的角度看，一是针对推进结构性改革，打破垄断、促进竞争，增强和巩固市场经济基础的现实需求，界定政府职能；二是树立民生政府理念，针对提高民生投资效益、政府民生性专项购买效益的现实需求，以促进就业创业，深入推进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满足群众教育、卫生和住房等发展诉求为重点，界定政府职能；三是针对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现实需求，界定政府职能。

第二，以信息公开、流程公开促进社会公平。公平本是一种价值判断，人们所言的社会公平又是一个包括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等内容的复杂体系；价值取向多元化、社会公平内容的复杂性决定难以寻找到为全体民众认同的公平模式，以信息公开、流程公开促进社会公平，是对公平的理想追求和公平实现的现实难题进行的折中。在三部门民生经济模型中，推进信息公开，政府管理及决策流程公开，重在增强民众对社会发展的认同感，对未来形成合理预期，主要通过形成和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营造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提高民生性引致消费乘数K1等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当前推进信息公开，一是要确保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得到有效的落实，二是要引导公民主动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自觉按照法律的要求履行自己的义务。推进流程公开，重在保障政府权力阳光运行。一是政务信息发布会、网上信息发布、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信息发布等多头并举，完善信息发布平台，拓展信息发布渠道；二是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确保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三是以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国有资产管理、金融、司法等民众猜疑集中的领域为重点，深入开展专项治理，建立健全信息咨询、查询、质询机制。

三、促进民生经济功能发挥的对策建议

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为发展民生经济提供了政治及思想基础，发展民生经济成社会共识，为发展民生经济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我国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社会财富的增长也为民生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本文从为发展民生经济提供智力支持，增强政府对民生经济发展的主导能力的角度，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加强民生经济发展研究。加大对民生经济研究的支持，尽快在民生产品（服务）的供需特征，民生供给引导需求的方式与途径，民生投入转化为经济增长要素的途径、方式及效率，民生经济发展评价指标等方面取得突破，为政府制定实施民生经济发展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第二，转变政府民生决策的思路。政府决策要从摸清民生需求，而不是政府想当然的计划民生需求出发；要从想民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出发，而不是从政绩考核、区域繁荣出发组织经济运行；要把民生改善，而不是经济规模壮大、财政增收作为经济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三，转变区域产业发展决策思路。依据社会公众，特别是广大中低收入者现实的物质需求调整产业结构，杜绝不顾区域发展条件，爆炒“新能源”、“低碳”等概念，盲目抢滩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果导致区域间的恶性竞争、重复建设、经济资源浪费等现象。

第四，加快推进民生财政建设。完善公共财政的保障机制，依据现实的民生需求，综合考虑政府财力、区域所处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因素，界定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和范围，切实保障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1］易宪容.“两会焦点”：民生与经济并行［J］.中国经贸，2010，（4）：14-17.

［2］傅辉煌.“中国社会民生与经济增长”学术研讨会暨首都经济学家论坛主席团会议纪要［J］.经济学动态，2011，（8）：158.

［3］卢鹏飞.大力发展民生主导型经济［J］.决策导刊 ，2011，（2）：11-13.

［4］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J］.经济学动态，2011，（12）：4-9.

［5］刘明亮.“贫困陷阱”之后中国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N］.人民日报，2011-07-25（04）.

［6］马建堂.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几个问题［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3）：4-9.

［7］刘伟，田雪原，郑秉文.三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负责人详解“中等收入陷阱”［EB/OL］.［2012-01-15］.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5604712.

［8］霍米·卡拉斯.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转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因应之道［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212-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