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要素市场扭曲与经济失衡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

王 希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成果令世人瞩目。但中国经济日益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投资和出口依赖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发达经济体的金融机构和居民消费呈现“去杠杆化”趋势，全球贸易总量下降，中国严重依赖外需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受到抑制。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经济呈现出供给过剩，内需不足的失衡现象，如何解决宏观经济失衡的问题，逐渐成为经济学家热议的话题。

由于研究目标的差异，不同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导致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缺乏对导致宏观经济失衡根源的进一步追溯。本文将从我国要素市场扭曲这一基本经济特征出发，研究劳动力、资本、能源等重要生产要素价格的绝对和相对扭曲与投资、消费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建立VAR模型，考察要素价格扭曲与宏观经济失衡之间的动态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现宏观经济再平衡的总体思路。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介绍研究背景，并对已有研究进行综述；第二部分利用经济模型分析要素价格扭曲与宏观经济失衡之间的相互影响，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对实证研究中数据的处理方法和变量的定义进行说明；第四部分利用计量模型，估算要素价格扭曲程度，以及要素价格扭曲与宏观经济失衡之间的相互影响；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了实现宏观经济再平衡的总体思路。

一、研究假设的提出

生产要素价格扭曲是指由于市场不完善而导致的生产要素资源在国民经济中的非最优配置，即要素市场价格偏离其机会成本。要素价格扭曲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要素价格的绝对扭曲，即生产要素价格偏离其边际生产力；另一种情形是要素价格的相对扭曲，即不同要素的价格之比偏离这两种要素的边际产出之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价格双轨制逐步取消，统一的、全国性的竞争性产品市场基本形成，产品市场价格扭曲逐渐消失。与之相反，我国要素市场的改革相对滞后，劳动力、资本、能源等重要生产要素市场在不同经济类型企业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分割普遍存在，要素价格受到政府的行政控制，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生产要素是各种生产中必不可少的投入品，要素价格的扭曲不可避免地会通过成本效应溢出到宏观经济的各个部门，改变经济主体的消费、投资行为，造成了高投资、高储蓄；储蓄—投资缺口扩大；国际收支“双顺差”持续上升等宏观经济失衡现象。经济的失衡严重影响着经济增长的质量，社会福利增长不能与经济增长同步，经济增长偏离了民生这个最根本的目标。

（一）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过度投资

假设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仅仅使用劳动力、资本、能源三种生产要素，企业的生产函数为：Y=F(L,K,E)。

生产函数满足条件F′＞0，F″＜0。其中Y为产量，L、K、E分别为劳动力、资本、能源要素的投入量，劳动力、资本、能源的价格分别为ω、r、φ。企业的总成本为cost，企业目标是实现产量最大化，即

该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为：

假如λ=1，（1）～（3）式意味着：如果市场机制是完善的，那么在均衡条件下，要素的价格等于该要素的边际产出。只要要素实际价格与边际产出不一致，要素市场就会出现扭曲。指标MPLω、MPKr、MPEφ能够分别反映劳动力、资本、能源三种要素价格的绝对扭曲程度。

（4）式说明：在均衡条件下，各种要素的边际产出与其价格之比应该相等。如果不同要素的边际产出与其价格之比不一致，那么企业能够通过调整不同要素的投入量，实现产出水平的增加。例如，假如资本的边际产出与其价格之比（资本价格扭曲度）高于其他两种要素的边际产出与其价格之比（其他两种要素价格扭曲程度），企业就会倾向于增加资本使用量，出现投资过度的现象。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假设1。

假设1：如果资本价格扭曲度高于劳动力和能源要素价格扭曲度，企业就会倾向于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导致宏观经济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

（二）要素价格扭曲与消费需求不足

假设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函数为：C=f(y)，其中，y=ωL+rK。

消费函数满足1＞C′＞0，C″＜0， y是劳动者的收入。劳动者的收入来源于劳动者提供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所获得的报酬。当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价格存在扭曲时（即劳动力和资本的实际价格低于其边际产出），产出增长率将大于消费增长率，出现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现象，即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假设2。

假设2：如果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实际价格低于其边际产出，国内经济将出现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现象。

（三）要素价格扭曲与总供给过剩

一方面，由于资本要素的价格扭曲程度高于劳动力、能源等其他要素价格扭曲度，企业会倾向于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产出也将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而增长，此外，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价格的低估增强了国内产品在国际上的价格竞争力，刺进了国内可贸易部门投资水平的扩大和可贸易品产出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价格存在扭曲，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消费需求的增速将跟不上总供给增长的速度。在这种情形下，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难以吸收不断扩大的产出规模，随着经济开放程度不断加强，生产要素价格的进一步扭曲能够增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从而刺激出口，弥补国内有效需求的不足。由此可见，只要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发生变化，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就无法彻底变革，宏观经济失衡问题也无法解决。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假设3和假设4。

假设3：如果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难以吸收不断增长的产出，要素价格将被固化在较低水平，难以实现市场化定价。

假设4：要素价格的绝对扭曲和相对扭曲并存，会造成国内供给过剩，并形成巨大的溢出效应，使得国际贸易顺差不断扩大。

二、数据的处理方法与变量的定义

（一）数据的处理方法

本研究的时间跨度为1978—2010年，在进行实证研究时，需要使用各年度的总产出、劳动力、资本、能源的投入量及其价格等数据。其中总产出Y为各年的实际GDP（基年为1978年）。各项数据均来源于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物价年鉴》，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等。

（1）劳动投入量L及劳动力的价格。劳动投入量L为各年度的就业总人数，劳动力价格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替代。为消除价格水平对实际工资的影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用CPI指数进行平减（1978年CPI=100）。

（2）资本投入量K及资本的价格。资本投入量K为各年度的物质资本存量，物质资本存量采用了张军等（2004）的相关数据与估算方法[1]，即：Kt=Kt-1×( )1-σ+It。

其中，Kt为t年度的物质资本存量；σ为经济折旧率；It为t年度的实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1978年的物质资本存量采用了张军等（2004）的估算结果。资本价格用该年度6个月到1年期企业贷款基准利率的平均值替代。

（3）能源投入量E及能源价格。能源投入量E为各年度的能源消费总量（以万吨标准煤作为计量单位）。能源价格以煤炭、石油、电力三种主要能源为基础，采取了以下方法计算各年度能源价格：

其中，Pcoal、Poil、Pelectricity分别为各年度煤炭、石油、电力的平均价格。在已有的统计资料中，只有《中国物价年鉴2004》中有较为完整的2003年能源价格数据。因此，本文首先计算出2003年煤炭、石油、电力的平均价格，并将其换算成标准煤价格，然后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各年度煤炭、石油、电力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推算出其他年份的煤炭、石油、电力平均价格。λcoal、λoil、λelectricity分别为各年度人均煤炭、石油、电力标准消费量的比重。为了消除总体价格水平对能源价格的影响，能源价格用通货膨胀率进行平减（1978年通货膨胀率=100）。

（二）变量的定义

为了进行实证研究，需要构建相关指标衡量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和宏观经济失衡程度。下面将详细介绍这些变量的选取与计算方法。

（1）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假设劳动、资本、能源的价格分别为ω、r、φ，这三种要素的边际产量分别为MPL、MPK、MPE。劳动力、资本、能源价格的绝对扭曲度分别为DL、DK、DE，其中DL=MPLω，DK=MPKr，DE=MPEφ；资本相对劳动和能源价格的相对扭曲度分别为DKL、DKE，其中DKL=DKDL，DKE=DKDE。

（2）过度投资。过高的投资率（尤其是依靠借贷等方式而实现的高投资）会造成资产泡沫急剧扩大，加大系统性债务风险。与此同时，产生于高投资率的产能，将使我国面临供给过剩与内需不足的矛盾。合理的投资增长率取决于经济增长率，本文采用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长率之间的差额（investment），作为衡量过度投资的经济指标。这一指标值变大，说明宏观经济中过度投资的程度增强。

（3）消费需求不足。本文采用实际GDP增长率与实际最终消费增长率的差（consume）作为衡量消费需求不足的经济指标，这一指标值变大，说明消费需求不足的程度增强。

（4）总供给过剩。假设消费、储蓄、税收、进口分别为C、S、T、M，投资需求、政府购买和出口分别为I、G、X，且T=G。在封闭经济下，国内总供给＝C+S+T，国内总需求＝C+I+G。如果宏观经济是均衡的，则S=I；如果宏观经济内部存在产能过剩，则S＞I，即存在储蓄投资缺口。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结构将会发生变化，总供给＝C+S+T+M，总需求＝C+I+G+X，为了实现经济的平衡，必须保持S-I=X-M，即国际贸易顺差与储蓄投资缺口相等。由此可见，国际贸易顺差扩大是弥补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手段。本文将使用储蓄投资缺口（sigap，储蓄率减去投资率）作为衡量国内总供给过剩的经济指标，这一指标大于零，说明存在总供给过剩的现象，这一指标值越大说明总供给过剩的程度越强。

表1显示了实证研究中使用的各变量的含义及计算方法。

表1 各变量的含义和计算方法

三、计量模型与实证分析

（一）我国要素价格绝对和相对扭曲程度的计算

通过系统的文献梳理，发现对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进行测算的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生产函数法[2]；第二种是前沿技术分析法[3-4]；第三种是影子价格测算法[5]。本文将采用生产函数法估算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劳动力、资本、能源三种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

在采用生产函数法估算要素价格扭曲度时，对生产函数形式的选择将大大影响估算结果的有效性。常用的生产函数有C-D生产函数、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和不变弹性生产函数（CES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是最常用的生产函数，但是存在单位替代弹性的强假设，适用性不强，可能产生估计的偏误问题。CES生产函数虽然放松了单位要素替代弹性限制，但是这一函数是非线性函数，参数估计存在一定的困难。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是投入和产出的对数二次形式，适用性较强。因此，本文选取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算我国劳动力、资本和能源价格的扭曲程度。

假设生产中仅投入劳动力L、资本K、能源E三种生产要素，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为：

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中，由于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比较显著，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会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因此，本文用岭回归法对生产函数中的各系数进行估计，各系数的估计值如表2所示。

表2 各系数的估计值

利用生产函数中各系数的估计值计算出各年度劳动力、资本和能源的边际产出。将计算出的各年度劳动、资本和能源边际产出值绘制在同一个坐标平面上，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1978—2010年资本、劳动、能源的边际产出

从图1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我国资本的边际产出逐渐下降，劳力动的边际产出不断上升。与资本和劳动力相比，能源的边际产出较为稳定，1998年，能源的边际产出达到顶峰之后，也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

根据计算出的各要素各年度的边际产出值，可以计算出各种要素在每个年度的价格绝对扭曲程度。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1978—2010年我国劳动力、资本、能源价格扭曲度

从图2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我国劳动力、资本、能源价格绝对扭曲度均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说明我国30余年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第一，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劳动的边际产出不断上升，但是职工工资也快速增长，在大部分年份，工资增速都明显快于劳动力边际产出的增速；第二，资本价格扭曲度的下降主要源于资本边际产出的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来源于投资的拉动，过度投资使得资本的边际产出不断下降，资本的边际产出与其实际价格之间的差距也逐渐缩小；第三，1994年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基本取消以来，煤炭、石油、电力等重要生产资料价格开始进行结构性调整，能源价格偏低的状况有所改善。进入新世纪以后，国际能源价格上涨速度加快，我国煤炭、石油等重要能源的价格呈现出与国际能源价格变化趋同的走势，能源价格扭曲度下降。

从三种要素价格扭曲度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资本和能源价格扭曲度相对较高，劳动力价格扭曲度最低。第一，从1978年到1985年，资本扭曲度最高，劳动力扭曲度最低，但资本扭曲度下降速度较快；第二，从1986年到1998年，资本价格扭曲度继续下降，并低于能源价格扭曲度；第三从1999年至今，能源价格扭曲度下降速度加快，资本再一次成为价格扭曲程度最高的一种生产要素。

图3显示了要素相对价格扭曲度的变化趋势。从图3可以看出，资本相对劳动和能源的价格扭曲程度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形态。1978年以来，资本相对劳动力价格的扭曲度（DKL）均大于1，1996年的DKL值最小，为1.63；资本相对能源价格的扭曲度（DKE）在1986年到1998年小于1，其他年份均大于1，1988年的DKE值最小，为0.58。

图3 要素价格相对扭曲度变动趋势

（二）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分析

设定VAR模型为：

（5）式中，yt是由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构成的列向量，即yt=[yit,y2t，…，ykt]′，j是滞后阶数。

1.单位根检验

ADF检验发现，表1中各变量1978—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均符合1阶单位根过程（如表3所示），因此能够建立VAR模型，并对变量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进行检验。

表3 各变量的ADF检验结果

2.脉冲响应分析

以下分别建立三个VAR模型来考察要素价格扭曲与宏观经济失衡之间的动态影响。

（1）要素价格扭曲与过度投资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假设1说明，如果资本价格扭曲度高于劳动力和能源价格扭曲度，企业就会倾向于过度投资。因此，在考察要素价格扭曲与过度投资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时，（5）式VAR模型中，内生变量应包括资本价格扭曲度（DK），资本对劳动力和能源价格的相对扭曲度（DKL、DKE），以及衡量过度投资的指标In⁃vestment。ADF检验证明这些时间序列变量均服从1阶单位根过程，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该时间序列存在协整关系。运用GIFR方法考察这几个变量之间的冲击响应，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模型1的脉冲响应结果

从表4可以看出变量Investment对DKL、DKE的一个脉冲响应均为正，这一影响在第五期后逐渐减弱；Investment对DK的脉冲响应为负，这一响应在第五期后转为正。这说明资本相对劳动和能源的价格扭曲度上升一个单位，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正向冲击，而且这种正向冲击的持续时间较长，从而导致宏观经济中过度投资的程度上升。此外，DK、DKL对Investment的一个脉冲响应为负，这一效应在第五期后转为正，但累计响应仍为负；DKE对Investment的一个脉冲响应为正，但是持续时间较短，第三期后正、负响应交替出现。这说明企业过度投资程度（Investment）上升一个单位，会对资本价格绝对扭曲度和相对劳动力价格的扭曲程度产生负向冲击。这主要是由央行的货币政策造成的。一般而言，当宏观经济中固定资产投资过于旺盛，并产生了通货膨胀压力时，央行倾向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从而导致资本价格的绝对和相对价格扭曲度缩小。假设1得到了证明。

（2）要素价格扭曲与消费需求不足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假设2和假设3说明，如果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实际价格低于其边际产出，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将趋于下降，出现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现象。而且消费需求的不足将导致要素价格的进一步扭曲。因此，在考察要素价格扭曲与消费需求不足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时，（5）式VAR模型中，内生变量应包括资本价格扭曲度（DK），劳动价格扭曲度（DL），以及衡量消费需求不足的指标Consume。ADF检验证明这些时间序列变量均服从1阶单位根过程，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该时间序列存在协整关系。运用GIFR方法考察这几个变量之间的冲击响应，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Consume对DL的一个脉冲响应为正，这一响应在第五期后逐渐减弱，Consume对DK的一个脉冲响应为负，这一响应在第四期后逐渐减弱。这说明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上升一个单位，会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负向冲击，从而导致宏观经济中消费需求不足的程度上升。但是资本价格扭曲程度上升并未对居民的消费需求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居民收入中来源于资本要素的收入所占比例较小，资本要素收入下降，不会明显地降低居民的消费需求。此外，Consume对DL、DK的冲击均为正，而且这一冲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强化，这表明宏观经济中消费需求不足程度（Consume）上升一个单位，会对劳动力和资本价格扭曲度产生持续时间较长、程度不断增强的正向冲击。假设2和假设3得到了证明。

表5 模型2的脉冲响应结果

（3）要素价格扭曲与总供给过剩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假设4说明，要素价格的绝对扭曲和相对扭曲并存，导致国内供给过剩。因此，在考察要素价格扭曲与总产出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时，（5）式VAR模型中的内生变量应包括各类要素价格绝对扭曲度和相对扭曲度（DL、DK、DE、DKL、DKE）以及反映宏观经济总供给过剩的指标sigap。ADF检验证明这些时间序列变量均服从1阶单位根过程，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该时间序列存在协整关系。运用GIFR方法考察这几个变量之间的冲击响应，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模型3的脉冲响应结果

从表6可以看出，DL、DK、DKL、DKE对sigap的冲击为正，而DE对sigap的冲击为负，这说明劳动、资本要素价格的绝对扭曲，以及资本价格的相对扭曲程度上升一个单位，会对总供给造成正向冲击，对消费需求造成负向冲击，导致宏观经济中总供给过剩程度增强。由此可见，由于资本价格扭曲程度相对较高，企业会倾向于用资本去替代其他生产要素，因此，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状况的改善，而且伴随着劳动力价格的扭曲，投资扩张带来的产能增加无法被国内的消费需求充分消化，而是需要依靠增加出口来弥补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假设4得到了证明。

四、结 论

本文通过对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估算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资本、能源三种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均低于各自的边际产出，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但是价格扭曲程度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不断下降。就相对价格扭曲度而言，资本相对劳动和能源的价格扭曲度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形态。其中，资本相对劳动价格的扭曲度（DKL）在各年度均大于1；资本相对能源价格的扭曲度（DKE）在1986年到1998年小于1，其他年份均大于1。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证明，劳动力、资本、能源三种要素价格的绝对和相对扭曲程度上升，会对企业投资、居民消费需求和总供给造成不同方向的冲击，并导致宏观经济出现过度投资、消费需求不足、总供给过剩的失衡现象。不仅如此，消费需求的相对不足还会导致要素价格的进一步扭曲。宏观经济失衡与要素价格扭曲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强化的动态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在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要素价格形成机制难以彻底发生改变。要实现宏观经济再平衡，需依赖于一揽子宏观经济政策。

（1）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以传统制造业为代表的贸易部门的转型，加大对医疗、卫生、教育等非贸易部门的支持力度，加大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非贸易品的供给，以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升级，培育新的内需增长点。

（2）加大政府在民生工程上的支出。政府应缩减直接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转移支付，转而加大在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社会保险等民生工程上的支出，引导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逐步由投资转向消费。

（3）改变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善收入分配比例，逐步提高劳动者报酬，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进一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债券市场，转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消除地方政府对银行的行政干预，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完善能源价格的成本构成，使能源价格能够真实反映合理的成本，建立成本约束机制，加强对国有垄断行业的成本监管，逐步实现科学合理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

（4）走“高端化”和“服务化”发展道路。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必然导致要素价格上升，这时，企业必须通过增加附加值，应对企业成本上升的压力。可以考虑以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为契机，促使企业走“高端化”和“服务化”的发展道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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