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古诗十九首》和乐府民歌的关系

⊙奚 琴［绍兴文理学院音乐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在魏晋的诗歌创作当中，有许多杂诗的创作。我们现在看梁代萧统等所编的《文选》，其诗歌部分的类目中有“杂诗”一类，且选入不少魏晋“杂诗”，但又收了许多不是以“杂诗”为题的作品。其中汉末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及传为李陵、苏武所作的几首诗，实为魏晋“杂诗”渊源。所以《文选》当中有很多的“杂诗”，如曹植《情诗》、张华《情诗》及陶渊明《咏贫士》《读山海经》、谢眺《和王主簿〈怨情〉》诸诗，其体制性质与“杂诗”体最相近，归于“杂诗”类中，也是合理的。而在《文选》收录的“杂诗”当中，成就颇高的就是《古诗十九首》，自从其面世以来就一直被历代的文学评论家所关注，并拥有着不同于其他诗歌的显著地位和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称赞为“五言之冠冕”，钟嵘《诗品》也认为是“惊心动魄，几乎可谓一字千金”，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认为：“古诗第一”，王国维也认为是“写情如此，方为不隔”。即使到了现在，对于《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很多的研究者关注《古诗十九首》的艺术创作特色和美学特色，关注《古诗十九首》与玄学的关系，关注《古诗十九首》的传播和阐释历程，有的研究者还关注了其流露的女性意识，等等。《古诗十九首》在很多的情况下已经开始从《文选》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

然而，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古诗究竟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呢？其实是与乐府民歌有重大的关系，二者的界线并不明确，如《文选》古诗《冉冉孤生竹》《驱车上东门》二首，郭茂倩却收入《乐府诗集》。《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陵上柏》，《北堂书钞》却引入了《古乐府》，《迢迢牵牛星》也被《玉烛宝典》引入《古乐府》。至于十九首之外身兼乐府与古诗两个头衔的诗歌那就更多了。如《孔雀东南飞》，《玉台新咏》编为古诗，《乐府诗集》收为乐府；《上山采靡芜》在《玉台新咏》中被称古诗，《太平御览》称《古乐府》；《皑如山上雪》在《文选》中被定为古诗，《乐府诗集》《玉台新咏》均称之为古乐府。

其实古人早已对乐府与古诗的区别进行过讨论。冯班在《钝吟杂录》中说：“伶工所奏乐也，诗人所造诗也，诗乃乐之词耳，本无定体，今人不解，往往求诗与乐府之别。钟伯敬至云某诗似乐府，某乐府似诗，不知何以判之？”冯班讲得很有道理，诗乃乐之词，乐乃诗之配音，诗入乐则称乐府，不入乐则称诗。对于汉以后的人来说尤其是这样。诗与乐府的区别仅仅在于是否入乐。故冯班又云：“古人之诗皆乐也，文人或不娴于音律，所作篇什不协于丝管，故但谓之诗，诗与乐府从此分区。”这段话的意思是古人所作之诗皆入乐，后来有了文人徒诗，才有了二者的区别。

所以，乐府与《古诗十九首》的纠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就是是否入乐。我们可以从有的古诗被称为乐府，有的乐府被称为古诗这一现象中窥知《古诗十九首》中的某些诗很可能在当时合于音律，与乐府并无区别，另一些诗因为文人“不娴于音律”而为徒诗。所以，是否入乐是不能成为二者的区别的。其次就是主名问题，二者都是无主名之作。《文选》以此作为二者的区别实在难以讲通。可以这样理解，乐府民歌是群众的集体创作，集体创作而无主名是很自然的，《古诗十九首》也无主名，而文人之作一般应有主名，选家知道这些诗乃文人所作，且格凋相近，于是暂且编为一组，称之为古诗。所以我们可以说《古诗十九首》与乐府民歌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它是由集体创作的乐府民歌向文人创作的徒诗过渡时期的产物。《古诗十九首》对乐府民歌的继承关系是相当明显的。无论是题材、语言，还是体制都可以看到乐府民歌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直接脱胎于乐府民歌的痕迹。

以往的论者多认为乐府民歌长于叙事，而《古诗十九首》纯系抒情。二者代表了我国古代诗歌的叙事和抒情两大系统。的确，乐府民歌多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作品，现实性和叙事性是乐府民歌的突出特点。然而，我们不能因为乐府民歌具有这一特点，而忽视了它的另一特点——抒情性，乐府民歌中也有不少抒情诗，如《薤露》《蒿里》《怨诗行》《西门行》《悲歌》等等。这些诗歌的叙事成分极少或者根本没有，都是着意抒写情感，表现人的主观世界，就其抒情性来说已与以抒情为主调的《古诗十九首》无多大差别，而且两者所抒发的情感内容也有相似之处。如乐府民歌《薤露》以薤上的露水比喻人生的苦短:“薤上露，何易！露晞明朝更复落，人生一去何时归？”这与《古诗十九首》中“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所表达的人生感慨是一致的。

又如乐府民歌《怨诗行》写人生苦短，当及时行乐。十九首中也多有此种感慨，甚至成为《古诗十九首》抒情的主旋律。如“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这种人生的慨叹显然是源于乐府民歌。不仅如此，《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有时干脆直接套用乐府民歌的诗句，或稍加提炼，借以抒发自己的感情。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乐府民歌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而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坐愁怫郁？当复待来兹。”而《古诗十九首》则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或直接套用，或稍加改变，乐府民歌中的诗句又在《古诗十九首》中出现，这是十九首受民歌影响的直接证明。从语言上看，乐府民歌与《古诗十九首》亦多有相同之处，其明显特点是二者都大量运用叠字，来加强诗的节奏感和表现力。这种写作手法表现在作品中的具体句子上，乐府诗歌中的“青青园中葵”“青青河边草”“盈盈公府步”，在《古诗十九首》当中就变成了“青青陵上柏”“青青河畔草”“盈盈楼上女”等等。

叠字的运用很可能是汉代民间语言和歌曲的一个特点，故乐府民歌多用之，文人创作的《古诗十九首》与乐府民歌产生的年代相去不远，且有意识地向民歌学习，所以亦多用叠字，从二者这一共同特点，也可看出其中的继承关系。

从诗的体制上看，乐府民歌大多还是自由体，句不限字数，篇不限句数，而以五言为主。《诗经》中虽可偶见五言，但尚无通篇五言，乐府民歌则以通篇五言为常见。如《江南》《鸡鸣》《长歌行》《步出夏门行》，等等。可以说乐府民歌开我国五言诗之先河，《古诗十九首》则是在民歌基础上的发展，纯系五言，且句式整饬，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五言诗成熟的标志，从诗体的发展上亦可看出二者演进的脉络。

从以上我们可以知道《古诗十九首》全面地继承了乐府民歌，不论是它的抒情性，还是它的题材、语言体制，都深受乐府民歌的影响。然而，《古诗十九首》毕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的发展也是多方面的。

乐府民歌中的抒情诗多是率性任情，单纯质实，乐府民歌的语言多质实朴茂、直言其事，如《薤露》《蒿里》抒写对死亡的厌恶和恐惧，《悲歌》《古歌》言乡思之愁苦，都是率性直抒。相对来说，《古诗十九首》则显得含蓄蕴藉，情感细腻，《古诗十九首》重视语言的修饰，带有明显的文人色彩，诗句的对偶在乐府民歌中偶尔可见，《古诗十九首》则是很普遍的。比起乐府民歌来，《古诗十九首》的抒情技巧有了明显发展，乐府民歌的感情抒发与景物描绘多为直线联系，简洁单纯，而《古诗十九首》则极善于用景物渲染。乐府民歌是群众的集体创作，反映了人们普遍的直接的生活感受。如乡愁别绪、思妇怀人，人生苦短，等等。十九首则开拓了新的抒情领域，它不仅表现了先前乐府民歌的抒情内容，还抒写了诗人对理想、事业、友谊、爱情的追求，抒写了失志伤时、怨天尤人、渴望政治清明等更为复杂多向的感情，这些感情多带有诗人的个性特征，显然要比乐府民歌的抒情高出一个层次。

[1]宣丽华.《古诗十九首》与中国文人情怀[J].盐城师专学报，1998（3）.

[2]赵昌平.建安诗歌与古诗十九首[J].江淮论坛，1984（3）.

[3]赵敏俐.论汉代文人五言诗的艺术特征[J].文学遗产，19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