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论家对诗剧《浮士德》的审美诠释：以宗白华、冯至、陈诠为考察对象

⊙罗伟文［集美大学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歌德的《浮士德》在世界文坛享有崇高地位，被誉为“近代人的《圣经》”。这部旷世名著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深刻影响，诸多现代学人都投入极大的热情对它进行过研究和阐述。在与《浮士德》的精神对话中，现代学人不仅滋养了处于苦闷中的心灵，而且通过对作品的阐释，使现代文本批评呈现出了崭新的思想内涵。

在现代文论史上，有不少理论家都着力阐释过歌德的《浮士德》。为了集中论题的需要，我们把问题的焦点放在宗白华、冯至、陈铨三位理论家身上，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三人对这部作品的用功之勤和解读之深，更是因为他们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最能体现现代学人的精神趋势。在对《浮士德》的诠释中，宗、冯、陈三人都将目光集中在该剧的精神实质上，即浮士德精神。这一精神又分别在启蒙精神和审美精神两个层面上显现出来，正如张辉所指出的，浮士德精神“一方面是勇往直前的启蒙精神的生动再现，另一方面则是将人生视为艺术来看的超拔的审美精神”①。

一、启蒙精神

歌德是时代精神的伟大代表，斯宾格勒曾用他创作的浮士德来命名近代文化的特征。宗白华、冯至、陈铨在阐释《浮士德》时，都准确地捕捉到了该剧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内涵：浮士德精神。他们认为，浮士德生动地再现了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启蒙精神，对这种精神，他们进行了详尽的解说和论述。

宗白华的《歌德之人生启示》虽不是专论《浮士德》的，但对《浮士德》精神实质的阐释无疑构成了该篇论文的核心内容。在宗白华看来，浮士德是近代文化精神的代表，他身上体现了近代人生的特殊意义：了解其悲剧而努力以解决其问题。他高度肯定浮士德的不息进取精神，认为正是这种精神构成了他生活的意义所在。“人生最可诅咒的永恒流变一跃而为人生最高贵的意义与价值。人生之得以解救，浮士德之得以升天，正赖这永恒的努力与追求。浮士德将死前说出他生活的意义是永远的前进：‘在前进中他获得苦痛与幸福，他这没有一瞬间能满足的。’而拥着他升天的天使也唱道：‘唯有不断的努力者，我们可以解脱之！’原本是人生的诅咒，那不停息的追求，现在却变成了人生最高贵的印记。”②这里，宗白华推崇的就是浮士德永远前进、不息追求的进取精神。由此，他发现了浮士德不息追求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宗白华写道：“以前他愿意毁灭，因为人生无价值；现在他宁愿毁灭，假如人生能有价值。这是很大的一个差别，前者是消极的悲观，后者是积极的悲壮主义。前者是在心理方面认识，一切美境之必然消逝；后者是在伦理方面肯定，这不停息的追求是人生之意义与价值。”③浮士德体现的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他的每一次追求乃是人格演进完成必要的阶石。

冯至的《〈浮士德〉里的魔》，通过魔鬼的独特视角，借助细致的文本细读，深入地阐释了浮士德身上的自强不息精神。他将浮士德一生的追求分为四个阶段：学者的悲剧、爱的悲剧、美的悲剧、事业的悲剧。冯至认为，这四个阶段体现了浮士德一生不息的追求。“我们看浮士德在这四个阶段里，可以用歌德自己的话来概括，是‘一个越来越高尚越纯洁的努力，直到死亡’。一句中国的古语也适宜说明《浮士德》的一贯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过我们要附加上两个注解：在自强不息的途中，总不免要走些迷途；同时，谁若是一生自强不息，归终是要得救的。”④冯至指出，浮士德虽然受到魔鬼的引诱，但他不懈地努力，一直向上。他说浮士德在一生的追求中所体验到的“智慧的最后结论”是，“谁若天天争取自由与人生，就能够享用自由与人生”。因此，《浮士德》全剧的意义就是：“谁永远自强不息地努力，我们就能够解救他。”在冯至这里，自强不息成了浮士德的精神象征。

陈铨撰写过《浮士德精神》一文，他认为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描述了“一个新时代的精神”。陈铨对浮士德精神的理解，突出地强调了永不满足、努力奋斗的进取一面。他将浮士德精神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对世界人生永不满意。陈铨肯定浮士德永不满足、追求寻找的精神，认为他是“永远不能满足的人”；第二，不断努力奋斗。在陈铨看来，浮士德精神的内核就是不断的努力奋斗，使自己的生活富有意义；第三，不顾一切。浮士德体现了一心只求真理的坚强意志，“浮士德要探讨宇宙人生的真理”，所显示的冒险勇气是不可想象的，任何的困难都无法阻挡他“不断活动”的决心；第四，情感激烈。“浮士德是狂飙时代的产儿，所以也是情感主义的崇拜者。”第五，浪漫。浮士德身上有着浪漫主义精神，他对人生的意义有无限的追求，尽管这种追求永远达不到，也不能阻止他追求的勇气。陈铨写道：“歌德的浮士德的态度，就是浪漫主义者的态度。”⑤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陈铨反复强调的还是浮士德的自强不息。

可见，宗白华、冯至、陈铨对《浮士德》的阐释中，凸显的都是浮士德自强不息、勇于进取的精神。这种阐释在现代文坛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歌德研究专家杨武能曾说：“‘自强不息’这四个字差不多已成了‘浮士德精神’的同义语。一百年来，中国的歌德学者乃至文学爱好者几乎都用它，或者与它相近的词语或说法，诸如永不满足啊，奋发向上啊，不断进取啊等等，来定义诠释‘浮士德精神’，尽管在不同时代和不同人的具体的解说中，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侧重和差异。”⑥从现代文坛的情形来看，形成这种阐释一致性的根本原因在于：时代语境。对于迫切希望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状况的现代学人来说，作为狂飙突进精神代表的浮士德无疑成了激发他们自强和拯救民族危亡的力量。宗白华鼓励青年“积极地奋勇地行为，投身入于生命的波浪”，借一种积极的人生寻求民族生命的活力。冯至本人不仅从《浮士德》那里获得精神支持和鼓励，他更希望浮士德的进取精神能给处于困境中的国人带来勇气，他甚至用《易经》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来概括浮士德的一生，欲以此精神激发国人寻求解放的力量。陈铨则欲借浮士德的新人生观，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进取的“乐天安命”思想，他认为浮士德式的奋斗努力、不顾一切是中国“目前最需要的理想”。这种急切的现实意图，决定了现代学人对《浮士德》的阐释，不可能是纯学术性的文本研究，而是一种变革现实的心灵需要。这也就不难理解，现代学人对《浮士德》的兴奋点会如此一致地集中在自强不息、勇猛直前的启蒙精神上，因为在这里，他们获得的是一种心灵深处的共鸣。

这些现代学人对《浮士德》的阐释，对现代文本批评的变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现代学人通过与《浮士德》的直接对话，完全摆脱了传统文学观念的束缚。在他们的批评文本中，从观念到范畴都不再依赖传统。他们文本中的核心观念不再是载道、文与质、乐而不淫，而是启蒙、浮士德精神、浪漫理想。因此，现代学人的批评文本中内蕴的是具有鲜明现代性色彩的思想和观念，他们为现代文坛示范了一种迥异于传统的新批评范式；其次，开拓了文本批评的理论视野。现代学人对浮士德的介绍和肯定，是为了借这个批评武器革新民族精神，建造理想的新世界。因此，现代学人对浮士德的重视，不是把它作为一种艺术现象，而是作为近代文化思想的代表来对待的。这就使得他们在阐释浮士德时，很少从艺术的角度去肯定它的文学价值，而是从文化批判的角度突显它的思想价值。现代学人从浮士德这里找到了革新传统的精神力量，因而浮士德是以文化批评者的身份参与了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进程。这一文化视角的出现，赋予了现代文本批评崭新的启蒙内涵。

二、审美精神

在浮士德的启蒙精神受到重视的同时，宗白华、冯至、陈铨对其精神实质的审美特征也很关注。在他们对浮士德精神的阐释中，浮士德是一种和现实人生相联系的实现了的“艺术的生活”。因此，浮士德就不只是审美观照的对象，而且是实现自己人生愿望的精神榜样。这样，浮士德就成了和现实人生相映照的对比性存在，通过这个中介，在现实中未曾实现的理想就能获得一种审美的现实。

宗白华在《歌德之人生启示》一文中，充分阐释了浮士德所体现出来的新人生观。他认为，浮士德表现了一种超越一切功利计较的审美精神。宗白华分析道：“这生命的本身，不管他是苦是乐，超越一切利害的计较，是有生活的价值的，是应当在他的中间努力寻得意义的。这是歌德的悲壮的人生观，也是他《浮士德》诗中的中心思想。浮士德因知识追求的无结果，投身于现实生活，而生活的顶点，表现于恋爱，但这恋爱生活成了悲剧。生活的前进不停，使恋爱离弃了浮士德，而浮士德离弃了玛甘泪，生活成了罪恶与苦痛。”⑦在宗白华看来，浮士德能忘怀自己，倾心于自然，投身于事业和恋爱，同时又积极主张和贯彻自己，逃开一切的包围。在这种扩张与收缩的人生体验中，实现了世界与人生的完美统一。他说：“人在世界经历中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自己，世界与人生渐趋于最高的和谐；世界给予人生以丰富的内容，人生给予世界以深沉的意义。这不是人生问题可能的最高的解决么？”⑧因而宗白华指出，在人生的航行中，只要我们扎根于脚下的生活，就可以由自己赋予人生深沉永久的意义。因为“人生，无论怎样，它是好的”。

冯至同样强调从审美的角度看待人生问题，他称赞《浮士德》是他的“生活教科书”。冯至说，作为世界名著，它当然给我以审美的教育，更重要的是教给我如何审视人生。因此，歌德式的浮士德理想对冯至来说具有现实人生的意义，他说，人们在变乱的时代虽无力追求远大的理想，但是一旦变乱过去，人们“从长年的忧患中醒来，还要设法恢复元气，向往辽远的光明，到那时，恐怕歌德对于全人类（不只是对于他自己的民族）还不失为是最好的人的榜样里的一个”⑨。对现实人生的倾心关注使冯至领悟到浮士德“生活的智慧”，在《浮士德里的魔》一文中，冯至对魔鬼靡非斯托非勒斯否定一切的虚无立场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魔鬼是“否定精神”的体现者，它主张一切皆无意义。“永久的创造，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创造的事物终归又归入虚无。”在冯至看来，魔鬼对人类的认识是片面的，因为它不能了解人类追求的价值。通过对魔鬼虚无态度的否定，冯至肯定了浮士德的人生态度：享用自由与人生。浮士德的人生态度，成了冯至追求的理想目标：“我反复诵读浮士德的独白和浮士德与魔鬼的对话，受益很深。”

陈铨在审视浮士德精神时，也将这种精神与现实人生相结合。他认为只有引入这种全新的“人生观”，才能改变中国人的现实人生状况。在陈铨看来，中国人在“乐天安命知足不辱”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遇事不积极的人生态度，若不改变这种态度，前途只会暗淡不堪。因此，陈铨主张中国人应该采取浮士德式的人生观，他说：“浮士德的精神是动的，中国人的精神是静的，浮士德的精神是前进的，中国人的精神是保守的。假如中国人不采取这一个新的人生观，不改变从前满足、懒惰、懦弱、虚伪、安静的习惯，就把全盘的西洋物质建设，政治组织，军事训练搬过来，前途怕也属有限。况且缺乏这个内心的新精神，想要搬过西洋外表的一切，终究搬也不过来。”⑩在这里，作为一种审美精神而存在的浮士德精神，却被强行拉入现实人生，且被赋予了促进民族新生的非凡力量。陈铨认为，没有浮士德式的新精神，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在这样一个战国的时代，演出伟大光荣的一幕。显然，审美成了个体和民族新生的重要力量。

如何看待人生的价值，这是德国古典美学家们竭尽心力思考的一个根本论题。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曾以极端的方式表述过这个问题，他写道：“单纯以我们所享受的东西来衡量，我们生命的价值……是容易决定的，那是少于一无所有的。因为一切情况不改变，谁愿再次回到生命中来？谁愿再次回到生命中来，乃至按照一种新的、而且是自订的（可是还得要依照自然的过程的）计划的，如果生命还是旨在享受的呢？”⑪对此，卡西尔曾做过发人深省的阐述，他说，康德“征服了幸福论原则，提出了一种崭新独到的价值标准。幸福的减少并不降低存在的价值，因为这种价值并不在于对一个人来说发生了什么，而在于他做了什么。能够赋人生以意义的，并非我们外在的命运，而是我们的行为。照康德看来，任何的磨难苦楚都削弱不了这种人生的意义，也没有什么悲观的论点可以损及它”⑫。能够赋予人生以价值和意义的，在于我们做了什么。而歌德的思考与感受则以此完全相通，他以自己创造的浮士德形象实现了艺术与人生的结合，这一结合表达的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一种“新的生活的理想”（狄尔泰语）。这种人生观肯定人借助自身的“有为”，就能为生活找到意义和价值。

关注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是宗白华、冯至、陈铨对浮士德审美诠释的重要方面。他们从浮士德这里看到的，都是摆脱人生痛苦和苦闷，充满信心地投入生活的昂扬情怀。宗白华的一番论述最具代表性，他说人应以“唯美的眼光”看待社会和生活，才能“渐渐地得着一种超小己的艺术人生观”。这种解读遵循了德国古典美学家的基本思路，可以说准确地把握了歌德思想的精髓。同时，他们对浮士德的审美阐释，越出了审美自身的理论域限，而赋予了浮士德与现实人生相联系的深广意义。因而在中国学人这里，审美作为一种与现实相对的理想化生存，不只是个人自我救赎的超越之路，而且也是批判和拯救民族、社会的重要方式。审美的这种使命，大概是现代学人寻求“无用之用”的另一种表述吧。

① 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②③⑦⑧ 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第13页，第12页，第15页。

④⑨ 冯至：《论歌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版，第5—6页，第76页。

⑤⑩ 陈铨：《浮士德精神》，见《时代之波》，温儒敏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页，第367页。

⑥ 杨武能：《何只“自强不息”！——“浮士德精神”的反思》，《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第55—60页。

⑪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下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8页。

⑫ [德]卡西尔：《卢梭·康德·歌德》，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