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褒贬于反讽 见世态于隐喻——《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叙事修辞

代晓冬 王小平 石成保

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下简称《许》）1980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它是周克芹创作生涯的高峰。在叙事修辞方面，其中的反讽与隐喻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概言之，小说寓褒贬于反讽，见世态于隐喻。

一、在反讽中肯定正面人物，否定反面人物

叙事反讽是一种基本的反讽性的话语表达方式，旨在通过对立两项的悖逆冲突，更深刻的揭示作品的真实意义。叙事反讽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戏谑反讽、语调反讽、话语反讽和视点反讽四个方面，这里主要从语调反讽和话语反讽两个方面对小说进行行分析。

首先是语调反讽，它是指通过叙事态度与叙事内容、表现意指的相悖，形成具有反讽意味的叙事语调，从而更加突出了作者的真实表现意指。在小说《许》中，在语调反讽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以调侃和故作轻松或者嬉戏的方式讲述令人伤感的事情。如在小说第一章第五节中“在那个年代，社会把许茂忘掉了！高喊政治口号的人们，不仅没有注意到乡村里油盐柴米等等‘经济小事儿’，反而想出种种妙计不让乡下人过日子。”“许茂老汉几年来就在这样的‘空隙’里生活着发展着。”这里的“经济小事儿”和“空隙”就运用了话语反讽，以一种调侃和故作轻松的方式来讲述在七十年代的故事，文革期间社会把许茂遗忘了，其他人忙着搞阶级斗争，许茂作为平凡的农民的代表，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对许茂的最基本的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无人关心，而此称为“经济小事儿”和“空隙”，从而表现出轻松调侃的叙事态度和无人关心许茂的基本生活的叙事内容的相悖，由此揭示了作者对许茂追求物质生活的肯定以及盲目追求政治生活的否定。“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突然红火起来的郑百如，竟然带了连云场上的那个烂女人回家来睡觉”郑百如本是葫芦坝上的恶霸，作恶多端，这里却说以一种轻松的口吻说郑百如在“文化大革命”中“红起来”，无疑加强对郑百如的讽刺。其二，以一本正经的态度讲述荒诞不经的事情。如小说中工作组宣传部过分热衷于政治事业的齐明江，对其演讲稿有这样的描述：“光是‘前言’部分就有十页，‘形势’部分分国际国内共十八页；阐述文化大革命伟大意义部分更长一点，有二十九页；阶级斗争新动向部分，农村资本主义形形色色表现部分，还要长一些；最后还有搞好远景规划的重要性，必要性及其可能性……一共八个部分。”作者以一种一本正经的态度对齐明江同志的会议演讲稿大肆渲染，由前言、形势、文革的意义、资本主义新动向、规划的重要性，必要性，可能性的页码都进行详细的说明，严肃认真地叙述齐明江同志对工作“尽心尽力”，把不值一提的讲话稿提升到无比重要的程度，以致无人敢予以反驳。叙事方式愈加严肃正经，叙事内容愈荒唐，使得齐明江的语言行为就愈加可悲可笑，再次表明作者对盲目追求政治活动的人的批判。“他们一路上，郑百如果然十分认真地向小齐汇报了这几天葫芦坝的革命群众盼望工作组进村的喜悦心情，以及‘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抓革命，促生产”是很正式的场合才用的话语，这些一本正经的话是郑百如为了讨好小齐而编的谎话，以便为自己牟取利益。总之，通过语调反讽，小说赞扬了许茂关心现实物质生活的质朴与真实，嘲讽了齐明江的政治敏感和郑百如的自私自利。

其次是话语反讽，它是指语言运用在语体、语义、感情色彩等方面都有一定要求，话语反讽恰恰无视这种规则的存在，有意在语体、语义和感情色彩方面误用，以产生反讽效果。话语反讽包括反语、语境误置和悖逆语义并置。结合文本，就前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其一，反语。反语是指人们说话行文，通常都是正面运用词语的词典意义，有时为了达到特殊的修辞目的而运用与本意正好相反的词语，或是用正面的话语表达反面的意思，或是用反面的话语表达正面的意思。从修辞的功能而言，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反语具有嘲弄、讥讽、挖苦、谴责、批判等不同的情感意味，从而更加突出了作者的真实意图。“人们一下子像发了疯似的把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对立起来，好像人们不必吃饭，空着肚子苦苦修炼之后就可以进入‘天堂’。老金遭到批判，物质生产者倒霉了，‘精神生产’这胜利了。” “上帝给葫芦坝安排了‘接班人’，想当时许多地方一样，后起之‘莠’破土而出，人们眼睁睁地看着郑百如一天天‘成长’起来。”“天堂”、“精神生产”、“接班人”、“成长”都采用了反语的修辞手法。“天堂”比喻美好幸福的生活环境，在这里是用来讽刺人们把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对立起来，批判人们一味地追求精神的东西，脱离基本物质需求，脱离了实际的生活。“接班人”和“成长”都是褒义词，用在这里形容这个恶贯满盈的郑百如，采用了反语，达到对郑百如真实绝妙的讽刺和谴责。郑百如凌辱了许秀云和许贞，在葫芦坝上到处欠下风流孽债，克扣国家公粮，陷害金东水，他罪恶滔天，他的“成长”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表达作者对郑百如罪恶行径的强烈不满。

其二，语境误置。有意将在某些特定场合才用的话语挪移、误置于另一显然不相符的语境中。譬如，在嬉笑玩闹的场合运用正式庄严的词语，在严肃庄重的场合用难登大雅之堂的艳词俗语插科打诨，这种客串词义、张冠李戴式的错位安置，往往能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氛围，并获得意想不到的反讽效果。语境的压力会导致身处其中的话语变形，从而产生字面之外的潜台词，这言外之意对字面之义又形成了深刻的反讽。

小说中，语境置误又可分为两类，一类利用文革术语和政治术语。如“但是郑百如却在这里打住了。他只是告诉他说：今晚他要开会，没有时间了，过两天再到许茂家来‘汇报思想’，听取‘批评帮助’。“为了打击资本主义活动，他们把成群成堆的庄稼人、农村妇女赶进一个肮脏的大屋子里办学习班。”这里的诸如“思想汇报”这样加了引号的词语，都带着强烈的政治色彩，读起来感觉十分滑稽，把这些严肃的词语用在日常世俗生活的语境中，致使话语在新的语境压力下与原意悖逆疏离，这一系列的政治术语只不过成为生活的调味品，用于调侃而已，在造成语言快感的同时，也消解了政治严肃性。另一类是把特定场合才用的话语挪用、误置另一显然不相符合的语境之中，这种客串词义、张冠李戴式的错位安置，往往能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氛围，并获得意想不到的反讽效果。如“老金倒台了，老金的计划搁浅了。”“搁浅”形容船只进入水浅的地方，不能行驶。老金倒台了，是郑百如所为，老金的计划“搁浅”了，暗示出搁浅的因素就是郑百如的恶行。金东水虽在党组织生活之外，却一心为党工作的行为，表现出对这一行为的褒奖。“这个退职的支书，还保留着党籍的共产党员，长期被关在党组织生活的大门之外，这是叫人难以忍受的，没有什么处分比这种‘遗弃’更使人感到其苦和愤懑的了。”“遗弃”只有在父母抛弃孩子的时候，才说是“遗弃”，这里老金被遗弃在党组织生活的大门之外，意在把党当比作母亲，把老金比作孩子，但是结合小说，并非“母亲”愿意遗弃孩子，而有母亲的一些不孝的“孩子”郑百如为了争宠，使得“母亲”被迫“遗弃”了老金，“遗弃”微妙的显示出动乱年月的党派斗争。通过话语反讽，小说塑造了金东水一心为公的形象，也塑造了郑百如罪孽罄竹难书的形象。

二、“迷雾”隐喻社会发展步履维艰

隐喻是通过类比的方法使人在意念中关照两种事物，用诉之感官的意象去暗示无法理解而诉之感官的意象，从而使人的心灵向感官投射。维姆萨特在《象征与隐喻》中提出关于隐喻的精辟见解：“在理解想象的隐喻的时候，常要求我们为你考虑的不是B（喻体vehicle）如何说明A（喻旨Tenor），而是当两者被放在一起并互相对照、相互说明时能产生什么意义。强调之点可能在相似之处，也可能在相反之处，在于某种对比或矛盾。”小说中主要体现为相似之处，在小说中大量出现关于“雾”描写，小说第一章第一节就以“雾茫茫”作为标题，另外在小说第一、二、三、四、五、七、九和十章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对“雾”的描写。如“如今干什么事，都像在茫茫大雾里走路一样，虽然心头明白自己要往哪儿去，可道路不清楚啊！”“也许是葫芦坝的茫茫大雾使她迷惑了，也许是她还没有足够的水平去区分‘主流和支流’。”“然而，不行，他的指头抖得厉害，那朵花连带花蕊一起都给捏碎了；而且他视线模糊，眼前的事物全都变成了茫茫的大雾……哎呀！”

雾给人的感觉特征是茫茫一片，模糊人的视线，让人迷失方向，正是这一特点和一九七五年冬天葫芦坝的整个社会发展态势相似，这是隐喻的基础。一九七五年冬天这个特殊的年月，文革把整个中国弄得面目全非，彻底摧垮人们心中原有的价值信仰。小说将这种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找不到出路的状态，这种无形的东西诉之人的感官意象“雾”。化抽象为具体，形象生动地说明社会的发展状态就像人在雾中步行一样，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出路。此外小说把时间设定在冬天，这也是一种隐喻，意在强调漫长的冬季，而冬季的特点是严寒，漫长的冬季就意味着严寒延续不断，严寒就成为阻碍人们前进的困难。当时社会有郑百如这种恶霸横行乡里，致使整个社会停滞不前，社会发展是困难的，冬季的严寒和社会“严寒”这点是相似的，从而使小说的时间安排——冬季与整个当时社会发展态势交相辉映，突出当时社会发展的艰难。

［1］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2］黄擎.论当代小说的叙述反讽［J］．浙江大学学报，2002．

［3］［美］詹姆斯·费伦著. 陈永国译. 作为修辞的叙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邱运华.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