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化自然的伟大的痛苦——浅析马致远《潇湘八景》的审美意蕴

李清树

马致远的《潇湘八景》（双曲调·寿阳曲《烟寿晚钟·渔村夕照·江天暮雪·洞庭秋月·山市晴岚·平沙落雁·潇湘夜雨·远浦帆归》）据说是马致远题宋迪（北宋“南宗画派”成员之一）潇湘八景图所作散曲。（宋迪的原画已不可求）作为散曲，马致远的《潇湘八景》历来以其“曲中绝画”被后人所称道。人们在品味那一曲曲“气之动物，物之感人”的饱含自然英旨的水墨绝笔时，仿佛置身于那些清瘦隐逸的山水之中，“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真切感受扑面而来。

这八支散曲，曲曲读来悠然有味，“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却“无言而心悦”（先秦·庄子《庄子·天运第十四》）“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空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辩》）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学对“意境”的追求。“古人的最高原则是意蕴”，作者笔下生景，景中溢情，情溢景外，景生情中。那“让老僧如何入定”的躁动，“挂柴门几家闲晒网”的超脱，“钓鱼人一蓑归去”的隐逸，“泛蟾光小舟一叶”的孤旷，“一竿残照里”的幽叹，“两三行海门斜去”的清婉，“一声声滴人心碎”的凄凉，“夕阳下，酒旆闲”的清味，无一不让人心旌摇荡，情为之动。司空图说：“噫！近而不深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唐·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溢于这八支散曲文字之外的，正是这勾人心魂的“韵外之致”。“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看此画令人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此画之景外意也。”（宋·郭熙《林泉高致集·第一篇·山水训》）当是马致远《潇湘八景》最好的诠注！“顺西风晚钟三四声”、“雪乱舞”、“似鸳鸯失群迷伴侣”、“孤舟五更家万里”，真叫人“欲罢不能”、“欲说还休”、“落笔务在得情，择词必须合意”，（清·黄图《春山阁集闲笔》）这大概就是后人对其赞叹不已的原因吧！

“人有一种冲动，要在直接呈现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之中实现他自己，而且就在这实践过程中认识他自己。人通过改变外在事物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些外在事物上面刻下他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而且发现他自己的性格在这些外在事物中复现了。人这样做，目的在于要以自由人的身份，去清除外在世界的那种顽强的疏远性，在事物的形状中他欣赏的是他自己的外在现实”。自然世界之所以“美”，是因为“它可以显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马致远如此偏好于对黄昏的捕捉，如此津津乐道于对冷色、低温、形乱、无律、失衡的自然意象的关照，他又看到了他自己怎样的“外在现实”和“想起了”他怎样的“生活”呢？“当狩猎的胜利品开始以它的样子引起愉快的感觉，而与有意识地想到它所装饰的那个猎人的力量或灵巧完全无关的时候，它就成为审美快感的对象，于是它的颜色和形式就具有巨大的和独立的意义”这些冷色调、低温、形乱、无律和失衡的自然意象，又有怎样“巨大的独立的意义”呢？在那些所谓客观的反映，描写背后，总有一个作者在场，尽管他隐而不露，但这个被反映、被描写的场景是他以某种方式把握到的，并以某种方式展示出来的。“从对自然美的感受里，不管如何曲折隐微，总还是能看出作家同自然界的某种历史性关系，能够看出时代的以至于阶级的印痕。”

“马致远，号东篱，大都人，他少年时追求功名，未能得志，曾参加元贞书会，后来退隐田园，过着酒中仙，尘外客，林间友的生活。”“马致远，号东篱，大都人，少年时功名不得志，参加大都的元贞书会，被推为‘曲状元’，……后来在杭州附近的一个乡村过隐居生活。‘白发劝东篱，西村最好幽栖’是他的生活自白”。由于马致远“生卒年不详”，我们无从考证马致远写作《潇湘八景》的确切时间，但从马致远大致的生活经历及特定的社会背景和中国文化形态的嬗变，我们不难看出：《潇湘八景》所呈现的意境其实是马致远秉承传统儒家文化的脉搏与在现实面前被迫接受道家出世思想后的两种精神磨合后对自然进行“人化”的产物。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或主流，对中国历史及现代社会影响很大，“儒家宣扬积极有为的刚健精神，强调君子以自强不息，通过积极进取、立功、立德、而立于世”、“孔子以‘中庸’为最高美德”，并且把“中庸”和“中和”联系起来：“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春秋·《礼记·中庸》）

时代的悲剧给马致远的打击是沉重的，还会有什么能比找不到自身存在的价值更令一个心高气傲，踌躇满志的知识分子心神俱颓呢？一种深沉的失落感时时徘徊在马致远心中，在现实中追求不到、找寻不到的东西，只有在自己绝对自由的内心世界才能得到片刻的满足，而道家追求的“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又和马致远当时的心态是如此的合拍。庄子那“抟扶摇而上九万里”（春秋·庄子《庄子·内篇·逍遥游》）的超脱给马致远失落的灵魂以极大的慰藉。而在道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寄情山水的玄学又使马致远似有“钟期即遇，奏流水以何惭”（唐·王勃《滕王阁序》）之感。他突然明白：原来他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归隐，便成了他的上上之选。于是他也“踏雪履霜”，他的准备“达则兼济天下”（春秋·孔子《论语·尽心上》）的智慧与才干，便倾斜到了自己散曲中大量的山水描写上，歌德说“自然造人，人造自然，人从广阔的世界里给自己划出一个小天地，这个小天地就贴满了他自己的形象”。马致远要在“归隐”的小天地中审视他自己的形象，他虽然“身遁江湖之中”，然而却绝不可能以一副“如水”的心态融于山水之中，“兼济天下”的荣誉感始终在他内心隐隐躁动，“身为下贱”的耻辱感时时让他扼腕击节，仰天长叹。“才高者必志远，志远而无由实现理想时，其忧愤绝望心态也必然最为深重”他在以儒家“平和”的心态抒写道家追求的“出世”境界时，儒家的“入世”思想又化作一种怆然怅然之气，贯注在山水之中，这也就是《潇湘八景》中马致远偏好于对黄昏时令无一例外的选择，给予冷色调、低温、形乱、无律、失衡的自然意象以特别的关照，从而构筑成了怆然，凄清、隐逸、淡远之气的极好的解释。

黄昏是由白天进入黑夜的过渡时令，其中隐含了大量的审美信息：从色彩上来说，他是由亮色转入暗色，由阳光灿烂进入漆黑一团，由对外的张力转变到对内的压力，给人的生理反应是由欢快转入沉重，人的视野由开阔转入狭窄，由一目了然转入伸手不见手指。从声音上来说，黄昏往往和归鸦的凄叫，因温差变化引起了对流成风的风摇树动荒凉的呼呼之声联系在一起。从温度上来说，是由温暖转入寒冷，幻化成人的感觉则由温馨到冷漠。这如此多的“出”和“入”，与“儒”家的“出”和道家的“入”丝丝入扣。从社会意义上来说，黄昏是劳作一天后清点收获成果，并享受劳动成果以度过漫漫黑夜的时候，而在一天的抗争后却一无所获的无以度过寒黑长夜的人的满腹感慨多半也在这个时候发出。这也正是儒家思想和道家相对抗妥协的绝妙的契合点，如果把处“庙堂之高”看作“白道”，把“处江湖之远”比作“黑道”，这黑白的交合点必然落在灰色上，而灰色又正是黄昏的代表色，无怪乎马致远如此偏好对黄昏的选择。他既已“身在江湖”，又不能完全抛弃“居庙堂之高”的幻想。因而他只能在黄昏里惆怅、徘徊，徘徊、惆怅。

一年分春夏秋冬，一天有晨午昏夜，若把两者作比照，那么与“秋”对应的则必定是“昏”。“翻开中国文学史，以‘悲秋’为题材的作品为数甚多，差不多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著名文人都曾经从不同角度以不同艺术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过这个题材，致使‘悲秋’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母题之一”。因为“草木摇落，秋气肃杀与诗人多舛的命运和不平的心境相互感应”：“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唐·杜甫《登高》）、“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宋·辛弃疾《水龙吟》），而把黄昏作为抒愁写恨的文学作品也不少，“日暮客愁新”（唐·孟浩然《宿建德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唐·李商隐《乐游原》）、“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默默水悠悠，肠断白蘋州”。（宋·温庭筠《梦江南.》）

在探求秋景与诗人悲凉凄楚、清冷销魂的心境发生感应的原因时，伏挺曾有词说：“秋风四起，园林易色；凉野寂寞，寒虫吟叫，怀抱不可直置，情虑不能无托，时因吟咏，动辄成篇”(《全梁文》卷四十《致徐勉书》)，与此对应，只要将“秋风”改成“晚风”则“黄昏”引起人的心境发生感应之说同样顺理成章。

近代医学证明：“人体大脑内有一种“松果腺”，它分泌的褪黑激素在调节人体生物节律和影响人的情绪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褪黑激素聚集在大脑某一特殊区域内，它的解剖学名称叫做交叉上核。交叉上核与视神经相伴，这样，它对光的变化就很敏感，太阳光强烈时，松果腺体所分泌的褪黑激素就少，而促使细胞工作的甲状腺素、肾上腺素的浓度相对下降，细胞变得极不活跃，人也就出现倦怠的生理反应，从而改变人的心理结构。“一旦这种‘内环境’不和谐与‘外环境’——诗人所生活的特定社会环境的不和谐，比如分手揖别、宦途失意，遭馋放逐、负戈外戍，羁旅异国、漂泊他乡等相遇时，诗人极易在这个时候产生一种多愁善感，愁闷低沉的心境。”具体到马致远，也正是处在“入世”未遂，“出世”不甘的境况下，在特定的能引起人“倦怠”的黄昏之时“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抒其拂郁感慨之怀，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明·胡侍《真珠船》）

综上所述，《潇湘八景》是马致远通过自然景物抒发自己不得其志的痛苦的真实写照。这种痛苦是通过对自然进行“人化”而实现的。

[1] 陈 竹 中国古代气论文学观[M].湖北：华中师大出版社，1995.17.

[2] 周振甫 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95.

[3] 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第二版)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31.39.

[4] 车尔尼雪夫斯基 生活与美学[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21.

[5] 普列汉诺夫 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22.

[6] 刘叔成、夏立放 美学基本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