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意识与语文教师教学能力知识的建构

郎 镝

文献意识与语文教师教学能力知识的建构

郎 镝

摘 要：语文教学能力知识体系的建立应从语文教材的研究入手。语文学科使用“选文”编组教材。培养选文文献分析、辨别能力是提高语文教师教学经验的有效办法，也是形成教师教学实效性的方法。良好的“文献意识”是分析教材的前提，要关注语文教师的文化知识为基础的文化发展能力、年代考订为基础的教材分析能力、辑佚辨伪为基础的文献解疑能力。可以变教学能力知识（“PCK”）的隐含性为外显性、实践性为研究性，使其具有更完备的科学性；变缄默性为开放性，变个体性为个性化，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

关键词：文献意识；语文教学能力；史源意识；年代意识；版本意识

郎镝/东北师范大学国学研究中心博研（吉林长春130024）；延边大学师范学院语文学科教育学专业讲师（吉林延吉133000）。

一、引言

关于“语文学科教学知识”（即“PCK”）的研究逐渐成为教师知识研究的核心。而“PCK”本身的概念特征的隐含性、实践性、缄默性和个体性，导致其“来源途径”和“发展策略”的建构出现了“困境”①。而语文学科教学知识正具有教育工作者“根植于经验与理论的基础知识的，是所有专业的中心”的知识性特点。舒尔曼（L·S·Schulman）将教师知识划分为七个类别，而学科教学知识被认为是教师知识的“核心”②，是教师面对特定语文学科主题或问题的时候，针对学生不同兴趣能力，将学科知识组织、调整并呈现，以进行有效教学的必经过程。只有“PCK”的系统化和个性化，才能满足语文教师职业发展的要求，提高语文教师的职业素养。语文学科教育研究表明，在教学过程中，语文教材是重要的因素，是教学中联接教师、学生及社会的重要工具；是语文的“人文性”的载体。语文教材研究的一个角度是教材的结构和利用选文文献的方法研究，这种路径有利于“PCK”来源途径的开发和发展策略的完善，使“PCK”具有更多的语文学科本位的文化属性③，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作为语文教材中重要部分的古代文学选文，一直以来是教材研究的难点，也是教学实践中的难点。中华文化“相承弗替，根柢盘深，枝叶峻茂，吐纳之宏，为世界闻名诸最”④。语文教师对古代文献应该有基本的研究意识，进而形成一定的研究方法。成为语文学科教学知识形成的素养基础。

二、问题的提出

关于中小学语文教师的“PCK”发展策略这一教师教育和教师成长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学者讨论甚多。库尼提出：“教师获取学科知识的途径是教师教育的支撑点之一，相应地它应当成为教师教育研究的焦点。”⑤李斌辉则认为：“博而精的专业阅读。通过间接交流，即借助大众传播媒体及文献书籍而实现的信息交流，并通过自己的教学并通过自己教学效果的评估、检验、再反思，内化为自身的学科教学知识。”⑥这种策略的指向，是要教师争取建立一个“可能存在的”教师专业体系合理结构和“一个新教育教师专业阅读地图”。还有学者认为，通过对语文学科教学知识发展的过程的阶段性的研究，学科教学知识能够从初级发展到高级，新教师在关注教学的常规问题之余，要重视整个学科知识体系结构。而知识体系意义的建构必须在明确对学生掌握的一般知识有比较充分的了解的基础上。同时，学科教学知识形成的丰富要求教师加强在教育中对知识、情境、环境、课程等几方面归纳和分析能力的提高，而这些教育因素的联结因素和建构基础，则是语文教材为基础的语文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⑦。而目前“PCK”的研究更多地陷入了基于测量参数设定的量化分析的繁琐“形式陷阱”中，而忽略了对这种基于“书面文化”为前提的认识的研究。而从教学的意义上讲，教师对知识的元认知在教学过程中的表现有时候是决定性的。而教学的有效性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是起到重要作用的因素。为了达成教学的有效性，以语文教材作为主要研究视角，是比较可信。另外，语文教师在教学中“注重自身的教学经验与反思，积累经验”；“勤于反思，注重阅读专业书刊”⑧。而对于语文教材中文献的处理能力，则是语文教师进行经验积累的有效办法，也是达成教师教学“有效性”的方法。良好的文献理解和研究能力，是教材良好使用的前提，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把教育教学诸要素结合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问题的分析

教材内容是语文课程内容的具体化，教材包含着丰富的课程内容、教学资源。要求教学者去寻找、辨识和删选。经过这样的教学处理，才能够使教师明确“教什么”和“怎么教”的任务。而语文教材又是“选文”性的，“PCK”的研究旨趣应该是要学生得“意”又得“言”，在内容、情理上得到美的熏陶，又从选文的表达方式、结构层次上得到理的启示。而语文教材中大量的选文，体现了中国文化（这里，不可否认选文中有大量的外国优秀的文化产品，我们限于篇幅，将概念的外延限制在中国古今作品中）的丰富内涵。这种文化性的分析和合理表达，需要系统的文献学知识和基本的训练。而我们对文献学的态度，不应局限于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理的范畴，应当有所发展，形成史源意识、年代意识、版本意识。发展教师教学能力知识，提高教材的驾驭能力。下文分述之。

（一）文化知识为基础的学科发展能力

从文化角度出发的文献学研究，首先应该注意接触和利用文献。以中国古代文献为例，首先语文教师应当对中国古代文献有一个较为系统和科学的认识。古代的学者常常是以诵经开始，等到成年，早已熟识三五经传，这其中接触到大量的音韵、训诂、文字、校勘、版本、目录等知识，因而他们常常是立足数经而窥其余，我们可以称之为有“学有根柢”。治学的门径，必须从目录、版本入手。然后再进入经书，再及其他典籍，“通一经而知旨趣”。要了解以“四部”为划分依据的“经、史、子、集”的基本内容；要了解目录、版本、校勘的基本的文献学知识；中国的传统学术集中于经、史、子、集四部之中，这是我们进行国学研究的基本资料库⑨。通过这些因素的考察，能够迅速看出哪些书籍是经典书籍，值得一读，哪些不是善本，只能作为参考，或者干脆予以舍弃。文献学的基础，还要注意明训诂、辨章句、通章句、括精要。在辨章句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读出一本书的旨趣，才能够概括出一本书的精要。有的时候，文中的一句话就会成为整篇文章的题眼。比如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关于点题之笔，多数教师在讲读这段文字的时候，都会处理成“先天下之忧而担，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果我们认真分析这段历史就会知道，范仲淹写作这篇文章，不是自娱自乐，文字玩赏，而是寄托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关于篇中著名的“不已物喜，不以己悲”已成千古绝唱，后人认为是“责诫滕宗谅（滕子京）”的，这属于简单的望文生义。这种观点是将把滕子京后来因为渎职被弹劾联系起来，认为范仲淹是在“告诫”他。而其实在“重修岳阳楼”这件事上，滕子京不能说是错误的。《涑水记闻》卷10载：“不用省库前，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⑩而滕子京因为使用公使钱逾限案，确实有些铺张浪费，而实际上也是属于正常的军费开支。范仲淹对这位私交甚好的进士同年“名以召毁，才以速累”的坎坷经历充满着同情，故“不已物喜，不以己悲”句，更多的是一种慰勉之辞。而范仲淹无意于荣辱毁誉，并非孤立存在，“我亦宠辱流，所幸无愠喜”、“人生荣辱如浮云，悠悠天地胡能执”。这种心情，绝非一般的家国情怀可比。如果考订源流，我们倒可以说宋代“党争”激烈的角度出发11○，从以上事例可见，关于版本和目录在教学过程中，才能有完整的感受，对选文的理解的深入，会帮助新教师加速语文教学知识合理体系的建立。

（二）年代考订为基础的教材分析能力

语文教师研读选文的过程应当是建立个性的教学知识的过程。对文中的每个小问题，都要学会还原过去的“情景”才能想清楚，才能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文献的考订和证据的选择。

语文教材的注释，是非常隐蔽的文化源。里边包含了丰富的作家、作品、版本和文字、音韵、训诂的内容。如中国魏晋文化的代表人物嵇康。关于他是否官至“中散大夫”，一度成迷。有学者曾认为嵇康没有做过中散大夫，故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收入的嵇康曾官中散大夫”的证据不实。进一步认为《世说新语》作注的刘孝标在《世说新语·德行》中引《文章叙录》中的内容不实。并由此质疑后人对嵇康的评价言过其实。而这种过于主观的辨证，主要因为忽视了《文章叙录》的作者荀勖是嵇康同时代的人12○。而作为文献家荀勖的记载，显然要更确切一些。而作“中散大夫”不是后世学人的“散散漫漫写小说”，也不不能说明嵇康与“清明高士”的名节不符。“中散大夫”本是闲职，入职并不是误入仕途。可见，一个关于《文章叙录》的问题，会衍生出如此多的疑问，关键是人们对待文献的年代先后问题的不科学的态度。

再如有关李白的《静夜思》的内容与版本考订的问题。我们知道，《静夜思》的异文和版本的问题，一直以来是学者关注的热点。最早的版本见于宋代：“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以下称宋本）版本的变化从元代开始，直至清代。而现在通行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以下称明本）版本定于明代。宋本的依据来源于国家图书馆《李太白文集》，是北宋的刊本的残本，而卷15至24是清代补订的；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存影印的静嘉堂藏宋刊本《李太白文集》30卷、我国文学古籍刊行社存1955年版郭茂倩《乐府诗集》百卷本，而以宋本的可信度最高。明清版本纷繁错杂，究其版本竟有十种之多。这里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宋本的“异文”，在韵律方面和炼字方面都不如元以后的版本。故可知，后人对《静夜思》的改变，主要是由于明人的“故意误读”。有学者认为这是标榜书坊的“新编”、“重刻”之功，是有意的篡改。这一点今人周勋初、薛顺雄先生都已作了说明。而明本在扫除“误读”之谬，在恢复了原貌的同时，更重视对唐诗的诗性的理解。当然对于语文教师来说，我们更喜欢看到这样“文质兼美”的版本出现。中国文献学中推重“以唐证唐，以宋证宋”的基本治学理路，教师在查阅教学参考文献的时候，需要注意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保证材料之间有最可信、最科学的关联。面对学生可能出现的质疑，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学生们掌握知识和信息的能力是不容小觑的。因此，我们的教师应该有准备关于这些版本问题的解答，同时也通过版本学的训练，力争在备课过程中解决这样的问题，寻找最贴近事实真相的结论，这样才能在教学材料的准备过程中更为科学有效。

（三）辑佚辨伪为基础的解疑的能力

关于语文教材选文内容的解释依据，我们应该本着“考察源流、化繁为简；年代遥远、不足为证”的原则来进行考察。

关于《西游记》作者的问题，似乎是一个毫无争议的定论。受到媒体的影响，我们习惯上认为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吴承恩作《西游记》”说法的准确性一直以来的确也受到质疑。这个“定论”似乎有充分肯定的理由：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清乾隆时期的淮安儒生吴玉搢《山阳志遗》，他认为明天启年间的《淮安府志·淮贤文目》有：“吴承恩《射阳》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又曰：“（《西游记》文中）多吾乡方言。”而且《千顷堂书目》卷8有：“吴承恩，作《西游记》。”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版本辨伪的方法来探求真相。《千顷堂书目》与官修地方志皆不收通俗小说，如《乌程县志》著录有凌濛初而手中，就是没有《拍案惊奇》、《西游记补》等；其次，《吴承恩文集》中没有任何关于《西游记》的字样；再次，《千顷堂书目》中明确地把《西游记》放到了“地理类”的分目下，如果《西游记》真的是我们现在所见的鸿篇巨制，不可能归为地理类目中。最后，我们从文中所引之《淮安府志》卷16《人物志2·近代文苑》可知：“吴承恩，……复擅谐据，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也没有提及《西游记》。可知，关于吴承恩作《西游记》的说法，的确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再来看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学界对此词的真伪也多不同意见。认为是伪作的是余嘉锡先生。他认为：岳飞之孙岳珂在《金陀粹编》中只收了岳飞《小重山》词，而没有《满江红》词。再者所谓“踏破贺兰山阙”中之“贺兰山”时在西夏境内，和北宋没有战争关系。持这一观点的学人有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俞平伯《唐宋词选释》、梁启超女儿梁令娴编《艺蘅馆词选》等，而夏承焘作《〈满江红〉考辨》一文、吴小如作《古典诗词名篇鉴赏集》，认为“著作权出了问题”。而周汝昌、唐圭璋质疑了“伪作说”。《满江红》的“真伪”成为悬案。有学者提出了这样的理由，如，岳飞写作《满江红》有其自身的发展的可能性；抗金形势发展的可能性；从词作相关的背景，如“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是有根据的。而从这首词的内容如“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句能够感受到这种壮怀激烈的豪情，导致了创作内容的出现。这些考证内容都是从当时的思想角度出发。而我们知道，思想的衍生，同当时的社会情况有密切的联系。“一个人可以超越他时代的所有人，但是不能超越这个时代”13○“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推断是中肯的。王曾瑜作《岳飞〈满江红〉词真伪之争辩及其系年》，同时举清人《宋稗类钞》引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来证明有此词。元人《岳飞破虏东窗记》有《女冠子》当为元人改自《满江红》，且《古今词话》、《御选历代诗余》引南宋陈郁《藏一话腴》：“又作《满江红》……可以明其心事”不可信。但奇怪的是，历代《话腴》版本中并未见前文中引“又作《满江红》……可以明其心事”字样，而作为笔记的《古今词话》、《御选历代诗余》篡改引文的情况是很常见的。唐圭璋先生《读词三记》就说：“明清人引宋人轶事往往有误，盖因明清人自由剪裁宋人载记，字句俱不符原文，故引用宋人说词之语，必须用宋人第一手资料。”14○

而清人潘永引《宋稗类钞》引《鹤林玉露》载岳飞《满江红》，这一说法也令人怀疑的。王曾瑜解释说：“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3《谢昭雪表》的前一句与此段引文几乎全同。”从而证明第一句出自《鹤林玉露》，其他的都未注明出处，怎么能“一锅烩”呢？而且《鹤林玉露》今存的各个版本，都不载此《满江红》词。而另外一条证据为元人杂剧《岳飞破虏东窗记》改编《满江红》词不可信。其中岳飞的唱词为：“怒发冲冠，丹心贯日，仰天怀抱激烈。功成汉马，枕戈眠月，杀金酋伏首。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言愁绝，待把山河重整，那时朝金阙。”这段文字是改自《满江红》词。我们要说的是，既然有如此精妙的《满江红》词，为何还要改这等晦涩的文字呢？而且“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样的精工文字，相较“功成汉马，枕戈眠月”不是更适合演唱吗？这就是本末倒置了。而《东窗记》的作者，又何苦作那种“狗尾续貂”的苦差事呢？既然同为词牌，在杂剧中为什么不用《满江红》的词牌呢？可见明代出现《满江红》则有可能是以明代元的政治目的。但是，关于《满江红》与岳飞的所属关系的考察，并不影响《满江红》带来的民族气魄和象征意义。而教师在给学生讲授这首词的时候，除了对作者的问题小心慎言外，其他的内容，无不可进行说明，对学生进行民族教育。

四、结论

从古典文献学的角度研究语文教材课本选文的考证问题的方法论出发，要求语文教师具备以史源意识、年代意识、版本意识为基础的古代文献意识。对于文献研究在文学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前人早有说明，如张之洞在其《輶轩集》中曰：“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书去其十之八九矣。”15○章炳麟亦曰：“对于古书没有明白哪一部是真，哪一部是伪，容易使我们走入迷途；所以研究国学第一步要辨书籍底真伪。”16○从教师教学知识能力提升上看，对文献的重视，除了提高语文知识的准确性、科学性外，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语文知识的内化。为教师创设灵活的教学情境，更灵活地驾驭教学情境奠定基础；对文献的重视，可以将科学分析和文化意识带入教学的环境，让学生在接受知识教学的同时，享受知识的文化性带来的厚重的熏陶，寻找享受文化的愉悦感和兴奋感，最终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同时能够帮助教师理性对待课程，合理科学地开发校本课程；变教学能力知识隐含为外显；变实践为研究，促进教师的研究；变缄默为开放，提高教师个体和群体的交互作用。既满足教师的主体地位，促进教师独立形成问题情境，形成良好的知识结构和素养，促进行动中反思。17○从古代文化中汲取丰富的治学素养，从而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

注释：

①李斌辉.中小学教师PCK发展策略[J].教师发展研究，2011，（6）

②Schulman,L.S.Knowledge and teaching：Foundations of the New Reform，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1987（,1）：51

③“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的改革，应以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总结我国语文教育的成改得失，借鉴各国母语教育改革的经验，遵循语文教育的规律，努力建设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语文课程，在培养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④郑鹤声，郑鹤春撰.中国文献学概要·自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

⑤Cooney,T.Research and teacher education In search of common ground,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Education,1994，（6）：25

⑥李斌辉.中小学教师PCK发展策略[J].教育发展研究，2011，（6）

⑦郑志辉.引领教师专业发展学科教师知识再探[J].中国教育学刊，2010（,3）

⑧陈元辉.中学语文教师专业发展路向探寻[J].教学大参考·语文教育论著评析，2008，（1）

⑨曹胜高.国学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7

⑩（宋）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卷10·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9：196

（11）方健.范仲淹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99“范仲淹则认为不过是铺张浪费一点，应阔略细故，富弼左右为难，石介首鼠两端，孙甫深为感慨。”参见《五朝名臣言行录》卷9引《南丰杂识》，四部丛刊本，第190-191页

（12）《文选注》卷 64引王隐《晋书》“：荀勖，与嵇康同时。曾仕魏，参司马昭大将军军事，赐爵关内侯。”又“，荀勖，字公曾，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错乱。”

（13）曹胜高.国学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7

（14）唐圭璋.读词三记[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4）

（15）张之洞：《增补輶轩语》，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陕西学署刻本，第413页。

（16）胡道静主编，章炳麟著.治国学的方法·国学大师论国学[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3

（17）陈向明.对教师实践性知识构成要素的探讨[J].教育研究，2009：10

中图分类号：G427

B

1671-6531（2012）11-0001-03

东北师范大学“十二五”学科教育系列教材“中小学语文知识体系与疑难问题解析”建设项目成果

：姚 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