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指导性
——方法论的视角

王今朝，龙 斧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2)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指导性
——方法论的视角

王今朝，龙 斧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2)

假设新古典生产函数理论正确，再根据经济思想史和交叉科学对其自变量进行识别，识别出的对产出具有影响的变量种类的数量理论上趋于无穷，因此，按照边际生产力理论，资本对于产出的贡献将趋于0，从而运用新古典的逻辑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资本不创造价值。这表明，今天流行于中国的所谓要素收入是一个伪概念。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分配无法按要素进行，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无法确定。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看，中国1949－1976年八级工资制等实践实际上已经印证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为生产理论的科学性。新古典和马克思的对比分析表明，只有把产出看成全部属于劳动者，并以公有制企业的形式否定资本所有者凭借资本所有权获得收入，才能科学地解决产出分配问题。否则，资本收入的存在必然导致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只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才能成为中国发展模式选择的指导性理论。

劳动价值论 发展模式 经济学方法论 新古典经济学

近30多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可谓铺天盖地、势不可挡。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学生培养，无论是期刊杂志、学术会议还是大众媒体，其理论和方法运用俨然千军万马、浩浩荡荡。从推行其理论、介绍其思想的力度、规模看，从相对投入的人力、物力资源看，中国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①刘国光已经指出这些问题。参见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而新古典所蕴含的极端市场化意识形态及其掩盖下的极端私有化意识形态对中国宏观经济、法律等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部门的介入性潜移默化影响，对中国既有发展模式的形成，从而对中国社会发展方向、性质、价值观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②参见龙斧、王今朝:《社会和谐决定论: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重大理论探讨》，第3－61、278－31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龙斧、王今朝:《从中国房地产业与消费的机理关系看新古典经济学“四化”理论的问题》，载《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王今朝、龙斧:《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理论与政策》，第16－36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比如，不久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来到中国宣扬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论调，是否显示新古典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试图产生影响呢?)纵观中国漫长历史，外来思想、理论及其蕴含的价值观、信仰和意识形态对中国在如此短时间里产生如此全面、深入的影响和作用，可说绝无仅有，连马克思主义也无法与之媲美。

1949－1980年，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改革开放后所形成的初级阶段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仍然处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资本论》的框架下，因为它们所指示的中国发展模式的方向是公有制为主体下的多种所有制并存。也就是说，它们都肯定了《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否定。然而，从时间上看，正是新古典大举侵入中国以后，私有制成分所占中国经济的比例大增，远远超过了原来的政策和理论的设计。从理论和实践逻辑看，中国所提构建和谐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正是针对新古典这一“异己”进入中国所必然产生的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劳动力价值低廉、资源耗竭性使用、技术进步缓慢、经济外向型比重过高、国企和私企在税收上的实际不平等待遇、环境恶化、经济周期、收入分配严重分化等种种后果。①参见王今朝、龙斧:《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理论与政策》，第79－82页。也就是说，中央已经开始对新古典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作出强烈的反应。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指导发展模式选择的科学性问题。这种研究的必要性不仅是上述背景使然，而且是新古典的强大影响使然，也是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在中外学术界存在的诸多争论使然。王今朝、龙斧已经根本否定了新古典的供求决定价格理论②王今朝、龙斧:《马克思关于供求决定价格规律的假意识性质的交叉科学诠释》，载《经济经纬》2011年第4期.，从而对马克思的一个基本命题作了严谨的数理诠释，在此基础上，王今朝、龙斧对马克思的价值决定价格的理论也作了数理阐释(即价格可以看成是价值的截距为0的仿射变换，假如货币供给适当，则价格在数量上可以等于价值)。③王今朝、龙斧:《马克思价值决定价格的数理阐释》，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十九次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西安，2011年10月29－30日.王今朝、龙斧进一步否定了新古典罢黜归纳、独尊演绎的方法论，并揭示了新古典众多著名命题存在的因果逻辑错误。④王今朝、龙斧:《经济学方法论中演译与归纳之争的终结》，载《国外社会科学》2012第2期.这些研究以及从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立的二分法无疑都提示，只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才对中国经济科学发展模式建立具有指导意义。发展模式的确立离不开生产理论，因而，本文在否定新古典生产函数理论的基础上，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把劳动价值论解释为一种生产理论，这一方面进一步确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和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加强它对于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指导性。

一、新古典经济学生产函数理论的逻辑谬误

在今天中国流行的新古典生产函数理论是庸俗经济学生产要素理论的数学化。它认为，无论企业还是国家的产出都可以用如下的生产函数来说明:

其中，f表示产出，而xi表示要素投入，n是“要素”种类的数量。如果该生产函数是一阶齐次的，那么:

其中，fi表示f对xi的偏导数。

新古典理论认为，现实世界的产出就是由上述“要素”决定的，并且“要素”使用乃是被支付了等于边际产品的实际价格。由于边际产品准确衡量了该要素的贡献，因此，该公式是公平的、合理的、和谐的。它既可以解释增长，也可以解释分配。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上述生产函数理论是对欧拉定理的滥用。

首先，无论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经济思想史上看，上式中的n都无法确定。从后者看，不仅萨伊的生产三要素学说被马歇尔推广为四要素学说，而且，就是技术自身的内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有的被看作是生产函数变化的技术被索洛看成是生产的余值，而索洛的这一新古典观点又被新古典的获得诺贝尔奖的Becker与Schultz的人力资本概念所改变(这是新古典学者反对新古典学者的例子)。⑤应该指出，索洛并不是一个持极端意见的新古典学者。他曾明确指出过新古典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后者认为，索洛余值所代表的技术很多属于人力资本的贡献。而人力资本的形成除了教育，还有健康、营养、在职培训等，把这些变量的每一项加入到上述生产函数中，那就意味着n的增大。理论上看，随着经济复杂性的增加，n可以无限地扩大。不是很多人把现代社会看成是信息社会吗?⑥信息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出身自新古典，但在许多基本观点上反对新古典，尽管他在某些研究中也采用效用函数这种新古典的研究工具。中国学者如果能有斯蒂格利茨、索洛那种对于新古典的辩证的态度，中国今天的发展模式也许就会有很大的改观，尽管它离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发展模式还会相差较远。信息也成为经济增长的要素。而对信息的细分就会导致n的增大。任何一个类似概念的内涵的精细化，都会导致n的扩大。而这种精细化的潜力是无限的，否则，人类的认知在这一问题上就达到了绝对真理。这种无限的增大无疑将导致每一个因素根据边际生产力计算赢得的收入份额趋于0(如果存在10个因素就会让资本根据边际生产力应得的收入份额降低到10%以下，这与资本所有者获得30%以上的GDP份额相矛盾)。这也说明，Cobb－Douglass函数是一个伪概念。

其次，即使n确定，对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根本无法判定它是规模报酬递增、递减还是不变。毕竟，没有一个社会的生产过程是所有要素同时同比例增加的。这时，边际生产力原则还怎么应用呢?如果对一个根本无法用规模报酬概念来衡量的经济中的“要素”收入进行新古典式的决定，那无异于用脚去适应鞋。Cobb和Douglass对美国经济体的估计如果是建立在错误的要素设定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显然是如此认为的)，他们的拟合结果只是一种统计上的巧合而已。索洛余值的存在就是对他们的研究结果存在问题的一个证明。而J.Robinson所指出的测量资本数量的困难也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即使n确定，并且可以用规模报酬来衡量一个经济体，也没有任何理由保证这个经济体，不管是宏观的经济还是微观的企业，具有一阶齐次的性质。实际上，在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生产函数并不具有一阶齐次性质。当这一经济体属于规模报酬递增时，按照边际生产力原则进行分配，就会出现剩余，这导致要么没有任何人认领这一剩余，也就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宣称对这一剩余的生产负有责任，要么导致至少有一人得到了多于边际生产力原则所指定的收入;当这一经济体属于规模报酬递减时，按照边际生产力原则进行分配，就会出现短缺，就一定有人无法按照这一原则得到他“应”得到的。

新古典理论所存在的上述定量偏差被许多人认为是经济研究过程中必然存在的、不可消除的。原始的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被看作是经济理论对实践的一阶逼近(first－order approximation)，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误差许可范围之内，是人类认识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的必经之路。实际上，这正是上述理论发展者所采取的立场。可是，新古典的上述偏差根本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误差允许范围之内。它是一个纯粹的假意识，是在资产阶级取得反抗封建地主阶级胜利后维护自身利益，压制工人和普通市民的精神鸦片。究其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从生产发展的角度看，公式中“要素”自身的界定存在逻辑错误。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式(1)是错误的。它应该写成如下的形式:

其中，L表示劳动力的数量、质量等;K，R表示资本、自然资源、政策;·则表示其他影响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甚至其使用地点、行业、产业的变量。公式(3)与公式(1)在方程设定上的不同意味着根本性的逻辑差异。前者坚持了劳动创造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资本、自然资源只是劳动创造价值的条件，不是价值的原因，因而严格区分了劳动作为生产要素的意义与资本、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意义的不同。而后者把资本、土地放在了与劳动同等意义之上，认为它们的不同只是因为各自数量不同导致了不同的贡献而已。

第二，公式(1)忽略了资本、土地以外的条件性因素的影响。在资本、技术、土地、劳动力质量和数量都给定的情况下，劳动力如何使用也对产出产生明显影响。比如，1976年，中国一些国有企业通过各种办法获得了国际上先进的机床等设备。然而，这些机床在随后的年月里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是因没有适当的劳动力使用它被闲置、浪费了。这无疑使得中国的产出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再比如，中国1978年后恢复高考，又在20世纪90年代实行了大学扩招制度，结果与1949－1976时期相比，本来可以在工厂里就业的劳动力①B.M.Richman.Industrial Society in Communist China，Random House，1969:968.更多的时间呆在了学校里，因而按照Fogel的历史反证法②R.W.Fogel.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Essays in Econometric History，Johns Hopkins Press，1964:296.可以证明，这降低了中国实际的产出水平。而根据对中印1949－1976时期某一个阶段的比较，每万人大学生比率的上升是否提高生产率则存在疑问③B.M.Richman.Industrial Society in Communist China，Random House，1969:968.:印度在1949年拥有比中国更高的万人大学生比率，其人均GDP约为中国的3/2倍，但由于其种性制度以及阶级对立，许多低种姓的在美国拿到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人也无法在印度仅有的所谓现代工业部门就业;而在中国由于其独特的堪与前苏联一五计划类比的一五计划(印度也有一五计划，但相距前苏联和中国甚远)，新的现代工业部门快速建立，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国家采取夜校、业余学校、自学、示范等办法低成本提高劳动力素质。这种技术、劳动力素质和其他政策的配合导致中国在1960年代就在人均GDP上超过了印度。

第三，公式(1)被应用时，即使对于传统的资本这一“要素”的衡量也存在很多偏差。根据 Robinson④J.Robinson.Economic Management in China，Anglo－Chinese Educational Institute，1975:46.的意见，现实中存在的各种资本具有“生产率”上的根本性差异，难以加总。比如，对于一个企业而言，机床的有无和质量的高低可能是其是否能够加工出合格产品的关键，而这个机床所在的厂房却可以在造价上有很大的差异。这也就是说，同样一笔钱，投入到机床的购买和投入到厂房的建造具有不同的“生产力”。也就是说，不同数量的资本金可能带来同样的物质产出。那么，在宏观上还能测准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的“生产率”吗?今天，当中国的资本家用金钱贿赂官员时，这在社会中应该算作具有生产力的资本还是不应该算作资本呢?

过去60多年，国富国贫成为西方经济理论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在国富国贫的决定中，有的认为，物质资本最重要;有的认为，人力资本最重要;有的认为技术最重要;有的认为制度最重要;有的认为市场最重要;有的认为国家干预最重要;有的认为创新最重要。可是，如果这些研究只不过是把上述框架失当的“要素”分析上升到国际比较层面，就必然导致国富国贫原因的不确定。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上述所有观点都失效了。认为物质资本重要的观点和认为制度重要的观点无法面对索洛分析得出的资本要素贡献不重要的结论;认为技术重要的观点无法解释前苏联的解体;认为市场重要的观点无法解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发达;认为国家干预重要的观点无法解释日本近20年的低增长;认为创新重要的观点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怎样创新提出一套宏观的方案，同时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的罪恶。

在国富国贫这一重大问题上的“不确定”是方法论错误的结果。方法论错误导致了对国富国贫研究的简单化。本来，割裂开其他因素聚焦于某些因素的“部门经济学”是研究复杂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法，但当实践者进入到某一专门领域，认为由这一专门领域所得出的结论足以解释国富国贫这一整体性问题，就陷入到“盲人摸象”的境地。这就使得西方提出了很多美化西方的看似正确实则荒谬的理论。比如，他们认为，美欧富有，乃是由于美欧的市场经济制度是有效率的，或者由于美欧鼓励创新等等，不一而足，反正不是由于它们掌控了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仿佛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不会下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不会发生、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不会沦丧。

综合以上，不能说新古典的生产理论是一种对实践的一阶逼近。它不是大体正确地描述了现实，而是具有马克思所说的黑格尔哲学的性质，即它是把世界颠倒了过来。由于框架失当和因果错乱，因此，当用它指导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选择时，只能导致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上的失败。

三、劳动价值论作为生产理论的科学性

新古典经济学生产理论研究上的偏差是由于框架的错误，以其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框架自然也不可能科学，尽管西方学者试图割裂地研究宏观现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一种宏微观一致的生产理论和价值理论，它的基本观点以及与它相联系的许多观点经过了许多西方理论的检验。比如，马克思关于公有制经济优越性的观点得到了Ostrom①E.Ostrom.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284.基于公共资源基础上的集体治理有效性理论的支持;马克思关于工资并不构成主要激励的观点得到了管理学中霍桑研究等的支持②在霍桑研究中，克莱尔·E.特纳把引起产量增加的因素按其重要性排列为:(1)组成小团体，(2)监工的类型，(3)收入增加，(4)对实验的新奇感，以及(5)由于公司官员和其他调查员们对试验室工人们给予的关注。参见［美］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第311页，李柱流、赵睿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基于大量研究，我们认为，中国未来发展模式的选择可以用对现实经济作了高度抽象(比如抽象掉政府、军队等)之后的公式(3)、(4)的如下分析来说明。

当考虑发展模式所遵循的基本原理时，可以假设整个国家只有劳动者，不考虑退休者、儿童等非生产性人员的存在，也可以把那些一般认为属于服务性行业的人员去掉。马克思把所有的劳动分成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在现实中，复杂劳动并不是只有一种。中国1949－1976时期有八级工。这八级工制度就是对不同复杂劳动的一种认可。假设当时的中国只有这八种劳动者，设L1，…，L8为各类劳动者的数量，再设他们的每单位时间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为PL1，…，PL8，再假设这八类劳动者工作同样的时间(如8小时)，于是有如下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f在这里的含义与公式(1)中不同。这里，它是指价值;而在公式(1)中，一般指货币数量。③关于价值与价格之间的理论关系，参见王今朝、龙斧:《马克思关于供求决定价格规律的假意识性质的交叉科学诠释》;王今朝、龙斧:《马克思价值决定价格的数理阐释》。

毋庸说，就是从公式(5)这一正确的公式自身看，也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假如我们认为社会和谐必然意味着平等、公平、正义、合理的经济利益关系①龙斧、王今朝:《社会和谐决定论: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重大理论探讨》，第62－88页。，那么，至少就人类目前的经济学知识而言，根据劳动价值论所得出的上述生产函数是最科学的。考虑到中国具体的国情、特色，把公式(5)作为中国的生产函数理论的科学性远远超过了把公式(1)作为中国的生产函数理论的科学性。

然而，科学并不意味着没有困难。这一点也要有充分的估计。

首先，各类劳动者的数量就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准确统计。比如，对这八类劳动者的分类本身就很难。中国在历次土地改革过程中，确定农民的贫农、中农、富农、地主的身份就很难。这种文字上的简单叙述可能相对应的是当事人生命的代价。在今天，中国的各类职称评比中存在的“大跃进”现象和“走后门”现象说明，确定适当的工资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其次，各类人的劳动生产率即使能够衡量，也并不恒定。每一类人的劳动生产率所受影响可能受公式(6)支配。

其中，H，ED，Di，Po，Py，·分别表示这一类人的健康、教育水平、自然灾害、政治、政策以及其他因素。比如，Myrdal指出，1950年代的南亚人的劳动生产率受到健康的影响。他们只要食物供给得到保障，劳动生产率就会显著提高。这种规律在发达国家并不存在。在中国，大跃进期间，由于发展的不均衡，因此，存在某些行业的需求不足。比如，由于自然灾害，商业部门没有什么农产品物资去收购，因而表现出人浮于事。毕竟，不能很快地把这些工人转移到其他企业中去。当国家的政策不再支持国有企业的时候，国有企业的资本也会闲置起来。教育对生产率产生影响的机制可从第一部分的分析看出。其他因素可能是社会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尽管H，ED，Di，Po，Py，·以及L1，…，L8自身可能服从随机过程，并且随机过程产生的根源在于这些变量自身有无和大小以及它们组合、相互作用的随机性，但这种随机性所产生的偏差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按资分配的错误要小很多。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依然会存在矛盾，但这种矛盾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带有对抗性的资本雇佣劳动所产生的消费不足、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环境危机、资源危机等对抗性矛盾。也正是因为如此，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特性逐步建立起来某种独特竞争优势(distinct competitive advantage)，如日本在技术创新(t)与市场开发(m)上;瑞士在其金融体系(fs)与管理上;德国在工程开发能力(s)上;美国在资源(r)、技术、资本(k)、人才(it)的综合配套、有机结合上。这些各不相同的其他变量t，m，fs，s，r，k，it解释了德国、日本、美国、瑞士为什么创造出自己国家的独特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它们也在积累着巨大的矛盾。这正是因为西方国家的独特竞争优势中又夹杂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分(如它对独特竞争优势建立和发挥作用过程中创造出的工资和利润所做的社会性分配)。中国1949－1976时期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也创造出了自己的独特竞争优势，却并没有产生出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主要并不是中国生产发展还不发达的缘故，而是中国那个时期近乎较为严格地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原理的结果。

所以，尽管公式(3)、(4)相对更为简单，却能用于提供一种科学的生产理论，这种生产理论确认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不排除自然资源构成财富)，否定了不同劳动之间巨大差异的合理性，并且承认生产函数对于劳动数量、质量和空间行业配置的非线性关系。从现有理论看，只有在上述生产理论基础上，中国发展模式转型才能既解决生产的增长问题(如果增长确实正当的话)，又解决收入的分配问题，还能减轻环境和资源的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很明显，如果认为只有劳动才是创造价值(财富的主要构成部分)的源泉，那么，无疑公有制企业是最正当(the most justified)的价值创造主体。也只有在公有制企业里，产出才能得到平等的、公平的、合理的、科学的分配。实际上，公有制企业不仅最正当，还是最经济的价值创造主体组织。由于它消除了少数人凭借资本所有权获得剩余的索取权，公有制企业的成本相对其他组织方式(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是最低的，因而所产生的社会剩余(可能表现为利润)是最大的。因此，如果其他情况一样，为了得到同样数量、质量的产出，相对于其他所有形式的企业，公有制企业交易成本最低。今天，中国有不少人把仅存的国有企业问题归结为垄断，并试图衡量其数量关系。然而，这种观点不仅没有思考本文所思考的逻辑问题，而且缺乏基本的定性分析能力。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甚至根据现代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如J.Robinson的垄断竞争理论或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无论是对资本主义还是对社会主义，资本积累、集中都是最基本的一个宏观经济规律，与行业、产业、区域无关。鉴此，垄断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基本趋势。因此，基于垄断来攻击国有企业是错误的，衡量垄断对各种其他变量的影响也是不必要的。因为从两分法来看，如果不是国有企业垄断，就是私有企业垄断(这里，中间道路是行不通的)。国有企业即使存在问题，也比私有企业导致的问题(如利润率下降趋势导致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要小得多，容易解决得多。欧洲急急忙忙、心急火燎地从1948年开始就要建立欧洲联盟、煤钢联营、共同市场、原子能联营、关税联盟、欧洲议会、欧洲共同体、欧洲货币。而中国一些人却要反垄断，岂不是咄咄怪事，岂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反动?比如，欧洲、美国今天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只有80%乃至70%，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速度从20世纪60年代的10%(日本)、5%(欧洲)、4.5%(美国)分别下降到2010年的2%、0、1%。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历史进程如何还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对于美国，如果没有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没有奴隶贸易、奴隶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没有其战后的地位。如果不受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支配，它就不需要这样做。而1960年代欧洲的发展得益于妇女和移民(大多生活在贫民区)的低工资、差异性工作条件，妇女还要忍受其他压迫(如流产、性侵犯)。又比如，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使英国奠定了福利国家的基础，对疾病、意外、失业、养老等大风险、大需要实行社会保障，让人们对明天的忧虑逐渐消失，让人们放心今天去消费①［法］J.阿尔德伯特等:《欧洲史》，第578页，蔡鸿滨等译，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从而延缓了利润率的降低。还比如，正是由于中国生产力落后，欧美的竞争力才较强，从而其平均利润率才较高。资本主义在耗尽那些维持其平均利润率的因素。

四、结 论

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需要全国的行动。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就没有科学的行动。矛盾越多发、频发，就越需要科学的行动，寻求科学的理论指导就越重要。本文分析表明，新古典虽然侵入中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它的诸多理论，特别是生产函数理论是错误的。本文假设它正确，运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的辩证法因素，即那些西方学者所研究的新的影响生产的变量进入到新古典的生产函数，结果表明，资本的要素收入无法确定，而且随着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按照新古典生产函数的逻辑，资本的要素收入应该越来越少，它的极限应该是0。这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否定资本能够对价值生产提供生产性服务因而资本所有者不应该得到收入的观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由新古典的理论证伪了新古典理论，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这表明，中国目前流行的新古典的那种要素分配理论完全是错误的。它的逻辑只是表面上正确，而实际上是荒唐的，经不起经济思想史逻辑的验证。反过来，马克思认为资本在价值创造中只转移价值不创造价值的观点应该就是一种合理的、科学的处理。

本文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证实和对新古典的证伪表明，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应当成为中国未来发展模式选择的指导性理论。

［1］［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

［2］孙冶方.要理直气壮地抓社会主义利润.经济研究，1978(9).

［3］N.N.Taleb.The Black Swan: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Random House，2007:366.

【责任编辑:于尚艳】

An Methodological Justification of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 as the Baseline Model of China's Strateg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WANG Jin-chao LONG Fu)

This paper assumes that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theory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is right，and then，based on economic thought histo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we identify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of the function.Since the quantity of identified variables that can influence the production tends toward infinity，the contribution of capital income will converge to 0.Thus，with the usage of the logic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we get the same conclusion as that of Marx，that is，capital does not create value.This proves that the prevalent concept of the so called income factor is a false concept.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distribution can not be made according to factor contribution since it can not be computed out.Furthermore，seen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ism，the 8-grade wage system in 1949-1976 in China actually had proved the scientificness of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This paper exhibits it mathematically.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shows that，only by taking labor as the solo source of value and negating the capital owners'right to take factor income with public ownership，can we solve the distribution problem.Otherwise，the existence of capital income muse lead to polarization.Thus only Marx's theory qualifies as the model for China's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development approach;methodology;neo-classical economics

王今朝(1972—)，男，河北新乐人，经济学博士，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系/战略决策研究中心副教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背景下的消费需求合理性的交叉科学研究”(11YJAZH08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独特竞争优势研究”(12BJL009)

2012－05－10

F091.47;F091.91

A

1000－5455(2012)04－01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