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科学素质与生计资本的关系初探
----以M县为例

滕明雨,张 磊,2,奉 公

(1.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193;2.安顺学院资源管理与环境科学系,贵州安顺 561000)

一、 问题的提出

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9年我国农村人口7.1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53.41%[1]。可见,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很大。解决亿万农民的生存问题,改善他们的生计状况和生活水平仍然是我国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随着科学技术在改造传统农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改善农民生计状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农民的科技水平和科学素质也逐渐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计资本的储备。那么,农民的科学素质与农户的生计资本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呢?

通过文献查新,我们发现现有的研究多是在探讨农民素质与农户生计中某一方面的关联(如收入)。刘楚魁(1994)认为:“提高农民素质有利于增加农民经济收入。”[2]姜桂莉等(1997)认为:“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需要由高素质的农民来实现。”[3]呼应、刘钟钦(2001)认为:“农民素质越高,农民收入越高。提高农民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高农民收入。”[4]徐小杰、李翠霞、傅强(2009)提出:农民的科学素质和文化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农民收入的提高。程丽亚(2008)认为提高农民科学素质有利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农民生计层面中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均都包含着对提高农民科学素质的要求[5]。

关于农民素质与人力资本的关系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晏阳初先生就将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归结为“愚、穷、弱、私”四大弊端[6]。其中,有关“愚”的判断就涉及到农村人力资本的讨论。周玉梅等(2004)认为劳动力转移与农民自身的素质有关,具备较高科技文化素质的农民更容易向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转移。反之,素质不高的农民只能留在农业部门[7]。

另外,有学者结合生计探讨提高农民素质的途径,如刘书鹤(1987)、尹瑞和孙晓谦(1998)都认为:农民生产方式的变革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农民生活方式及生计策略的改变提高了其身体素质和道德素质。王凤娥(2000)结合美国生计教育的特点认为:“生计教育是素质教育的本质内涵”,我国的教育也应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8]。

纵观学术界,尚未见到将“农民科学素质与农户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专门、系统研究的文献。目前对农民素质的研究结论也难以推测农民科学素质与农户生计资本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对“农民的科学素质与其生计资本成正比”这一假设也只是停留在常识性的推测层面,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和理论分析。所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统计方法分析农民科学素质和农户生计资本的关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对于提高农民的科学素质的实践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

1. 基本概念

(1) 农民科学素质。农民的科学素质是指农民了解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拥有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利用它们处理日常生活、农业生产活动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的程度。本研究参照《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的基本思想,借鉴中国科普研究所于2007年进行“全民科学素质调查”所采用的方法,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实践能力等情况来考察农民的基本科学素质状况。

(2) 生计资本。生计(livelihood)即维持生活的手段和方式。20世纪80年代,在国际发展研究领域,钱伯斯(Chambers)和康韦(Conway)认为生计“包括能力(capabilities)、资产(capitals)(即储备、资源、要求权、可获得性)以及一种生活方式所需要的活动(activities)”[9]。20世纪90年代,英国国际发展部(UK's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DFID)开发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主要用来分析农户在脆弱的背景中生存时,如何利用资本及资本的配置实现其生计目标。该框架的核心是五种生计资本,即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指能导出有利于生计的资源流和服务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指可用于经济、生产生活过程中的除去自然资源的物质;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指用于购买消费性和生产性物品的现金以及可以获得的贷款和个人借款;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指个人拥有的用于谋生的知识、技能以及劳动能力和健康状况;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指为实现不同生计策略的社会资源,包括个人参与的社区组织和获得的社会网络的支持[10]。为了能够实证调查,Scoones归纳了经济学术语,将生计资产进一步划分为4类,即人力资产、自然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2000年英国国际发展部在Scoones生计分析结构中又将金融资产细分为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即生计资产包括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5部分[11]。本研究即采用DFID的可持续性生计分析框架的研究范式对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进行考察。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以社区为基础的微观社会学研究视角,通过对农户进行实地调查,获取农民的科学素质和生计资本的基础数据,在此基础上再对农民的科学素质与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研究主要采用定量研究中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它们都是研究事物之间的相关性的数量分析方法。在本研究中,相关分析是为了揭示农民科学素质与五类生计资本之间的亲疏关系,回归分析则是为了找出农民科学素质与五类生计资本之间近似的函数关系。

(1) 农民科学素质数据的获取。调查问卷的设计采用国际上常用的米勒体系研究范式,参照中国科普研究所于2007年调查公民科学素质时使用的问卷,同时结合中国农民的特殊性作了一些适当的修正。调查问卷中有关科学素质的问题共26个,包括如下几个类型:一是科学常识类,如“Internet(因特网)”、“DNA”、“纳米”等概念,主要是衡量农民对科学知识的掌握情况;二是科学方法类,考察农民对“科学地研究事物”的了解和理解情况;三是科学精神类,通过对“算卦”和“求签”等5种封建迷信活动的参与情况来把握农民的科学精神;四是科技与社会类,通过农民对“农业新技术以及科技发展与自然的关系”的看法来考察其对待科学与社会的态度。在数据统计过程中,对问卷中的问题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即利用专家打分为每个问题分配权重值,核算各项得分,最终加和得出农民个体的科学素质分值。

(2) 农户生计资本数据的获取。在问卷设计中,我们主要以文化程度、健康状况、技能认证、生产经验(年限)等作为考察人力资本的主要内容;以家庭可使用的自然资源(土地、河流、草场等)为基础衡量农户的自然资本情况;以家庭有形资产的拥有(房屋类型、房屋大小、家用电器、生产工具等)和处置情况来判断农户的物质资本的高低;以收入来源、家庭毛收入以及农户家庭借贷行为来衡量农户的金融资本情况;将是否是村干部、是否积极参与村内公共事务、是否参加各类组织和协会以及与外界诸多形式的联系和互动情况作为考察农户社会资本的主要内容。最后,同样用AHP方法对各项进行加权评分处理,得出农户五类生计资本各自的得分。

(3) 调研说明。我们在北京市M县,分别选取了该县东、西、南、北的四个镇中的五个村,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利用村民问卷调查、村干部半结构式访谈、村民小组访谈、参与式观察等调研工具,于2010年6—7月开展了深入的实地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是目前仍居住在农村的农民和农户户主,其主要职业包括种植业、加工制造业、服务业等。实地完成170份农民问卷、5份村干部问卷,同时也获取了大量的农民小组访谈和社区概况等访谈资料。本文在对以上数据的整理以及分析对比的基础上,探讨农民科学素质与其生活相关的五类生计资本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

三、 农民的科学素质与农户生计资本关系的相关分析

1. 农民科学素质状况

我们对170份农民问卷进行了评分(满分为100)。其中,最高得分为91,最低得分为13,平均得分为51.64。我们将[100,80]、(80,51.64]、(51.64,0]三个得分区间作为农民科学素质高、中、低的判断依据。测试结果显示:M县科学素质较高的农民的比例大约为4.65%,科学素质中等的比例约为42.61%,科学素质较低的比例约为52.74%。总体上看,M县农民的科学素质偏低,与全国的基本状况相符。

2. 农户生计资本状况

我们同时对这170位农民进行了生计资本情况的测评。五类生计资本都以100为满分,其中自然资本最高得分为60,最低得分为20;人力资本最高得分为100,最低得分为15;物质资本最高得分为74,最低得分为4;金融资本最高得分为100,最低得分为50;社会资本最高得分为67,最低得分为36。抛开自然资本不论,就目前M县的总体情况来看,金融资本与物质资本情况相对较好,居民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社会资本次之,人力资本状况较差。

3. 相关分析

依据研究问题对170份问卷中农户户主的科学素质与五类生计资本,利用SPSS15.0进行了相关分析(见表1),得出以下推论:

表1 农民科学素质与生计资本的相关性

(1) 农民的科学素质与人力资本呈中度相关关系。这种情况在问卷分析与访谈过程中也得以体现,科学素质较高的农民一般文化程度较高,身体健康状况较好,并且,他们当中42%的人拥有一定水平的技能认证证书。而科学素质较低的农民中只有17%的人拥有各类技能认证证书。这说明农民的科学素质与其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和技能水平呈正相关。

(2) 农民的科学素质与自然资本呈负相关关系。这一分析结果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符,科学素质越高的农户家庭拥有的土地数量反而越少。因为他们往往选择外出务工或从事服务性行业,而将土地处置,不以种植业或养殖业为生。

(3) 农民的科学素质与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存在一定正相关关系,只是关系较弱。这一分析结果能够印证当今一些农村“能人”的科学素质并不高的现象。一般来说,农村“能人”的综合素质相对较高(综合素质包括身体素质、心理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等)。这些素质与外界因素共同造就了农村“能人”们的成功,科学素质对个人发展虽然非常重要,但并不能视为唯一的决定因素。我们认为: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状况受个人能力、经历、学识、道德、社会交往、收入和消费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二者与农民的文化程度均呈中度相关(分别为0.470和0.511)的态势。所以,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并非只受农民科学素质的影响。

(4) 总体上看,科学素质与社会资本的相关关系不明显(相关系数仅为0.246)。但我们对科学素质得分较高的农民进行分析后,发现其科学素质与社会资本是具备中度相关关系的(相关系数为0.549)。这说明科学素质较高的农民其社会资本情况更好,他们能更好地利用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以维持生计。我们认为,分析结果的精确性受调研样本总量的影响,为保证分析的准确性,应补充调研后再给予更详尽的阐述和说明。

四、农民的科学素质与生计资本关系的回归分析

1. 回归模型的建立

为了进一步确定农民的科学素质究竟受哪一个(些)变量的影响最大,我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将五个变量全部选定为分析变量,希望通过后面的回归检验进一步明确影响科学素质的主要因素。本文将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分别设为x1、x2、x3、x4、x5。假设所有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建立数学模型: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理论上要求因变量间线性无关,求出的回归方程才有意义,但实际中经常遇到因变量间有一定相关关系的情况,通常用多重共线性方法解决。本研究所采用的解决办法是使用逐步回归方法,在系数检验时加以剔除。

2.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求解及检验

采用SPSS15.0软件进行求解,得到回归方程式为:

对于回归模型,由于采用的是最小二乘方法,任何一组数据都可以求出回归方程,因此需要检验。

对于回归方程的检验,求得F=16.391,查表值F0.05(5,170-5-1)介于2.21～2.29之间,F值远远大于F0.05,说明在α=0.05的水平下,回归方程是有显著性意义的。同时,复相关系数R=0.577,方程的总体相关系数较高,但对于回归系数的检验结果并不理想(见表2),查表可以看出F0.05(1,170-5-1)介于3.84～3.92之间,变量x2、x3、x4、x5回归系数F值小于F0.05,只有X1的F值较大。方程总体检验显著较高,但各回归系数检验显著性很低,可解释为几个回归变量间具有线性相关关系,有必要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加以解决。

表2 农民科学素质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系数检验值

3. 逐步回归

运用逐步回归方法得到的方程如下:

y=22.576+0.379x1+0.174x4

(3)

即农民科学素质得分仅与人力资本得分和金融资本得分有关。从统计检验看,查表值F0.05(2,170-2-1)介于2.99～3.07之间,而F=39.395,远远大于F0.05的数值,复相关系数R=0.566,方程总体显著性也较高。两个变量F1=46.58,F4=5.74,而F0.05(1,170-2-1)介于3.84～3.92之间,F值大于F0.05,说明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也较高。

总的来说,原有的五个变量的选取,本身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指标内涵看,五类资本得分之间可能存在两两近似,之所以在最初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时都选入,目的是希望从统计计算角度加以筛选,而逐步回归的结果,剔除了不必要的变量,简化了最初的模型。

4. 模型预测

为了验证研究所得的方程是否准确和适用,我们随机选取M县5位农民,测得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得分为(72,85)、(64,56)、(52,57)、(47,72)、(59,68),要预测农民科学素质得分,将数值代入回归方程(3),得到y的数值分别为64、57、52、53、57。同时对5位农民进行科学素质问卷测试,其科学素质得分分别为68、55、49、52、62,预测值y与实际得分分别相差6.2%、2.7%、6.1%、1.7%、8.8%,误差最小的只有1.7%,最大为8.8%,不超过10%,说明该模型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五、 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运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法探讨了农民科学素质与五类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主要研究结论是:

第一,通过相关分析考察农民科学素质与五类生计资本之间的亲疏关系,亲疏排序为(由大到小):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此结果的意义有二:一是对“农民科学素质与其生计资本成正比”的日常认识作了科学地判断。其中自然资本呈现的负相关关系,更是对这一假设的证伪。二是逐一厘清了农民科学素质与每一类生计资本的相关关系,改变了农民科学素质与生计资本关系混沌不清的局面。

第二,用回归分析考察农民科学素质与五类生计资本之间近似的函数关系,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得到回归方程(3)。该方程通过了假设检验,具有较高的显著性,通过随机预测值与实际测量值比较,误差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说明该模型在测量农民科学素质与五类生计资本关系中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第三,农民的科学素质与其文化程度和金融资本之间的相关性最强。这个结论将文化程度—科学素质—金融资本联系起来,说明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科学素质也越高,其收入水平也相应越高。这为我国大力发展农民教育事业,促进农民增收,改善农民生活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条件的限制,本研究实地调研走访局限在M县内,样本总量有限。考虑到全国农村地域、民族、历史和文化等差异,我们希望通过日后更大范围的调查和研究来不断改进本研究所得结论的准确性和普适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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