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道德伪善及其社会文化根源

2013-01-29 06:50静,王
浙江体育科学 2013年2期
关键词:体育道德工具理性道德

李 静,王 甡

(辽宁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体育道德伪善及其社会文化根源

李 静,王 甡

(辽宁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道德伪善是指人的行为与自己所提倡的道德文明标准相悖,由于其行为披上了道德的外衣,具有隐蔽性,道德伪善对人类社会道德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具有较大的危害性。文章阐述了体育领域内的道德伪善及其表现,并对其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进行了剖析。认为工具理性价值观不仅为体育道德伪善的产生提供了始源的内驱动力,还为体育道德伪善繁衍和生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是体育道德伪善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法制缺失催化了体育道德伪善的蔓延。

体育道德伪善;工具理性;社会文化根源

1 道德伪善的基本含义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如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等。通过道德准则内化驱动道德行为,人们可以做出与道德准则相一致的行为。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说一套,做一套”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 “嘴上仁义道德,行为肮脏龌龊” 的也大有人在,其实质是行为与自己所提倡的道德标准相悖, 这就是道德伪善[1]。

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道德伪善表现为道德文明和行为本能之间的冲突,表面上文明的要求被满足了, 而实际上被满足的只是本能的需要[2]。道德伪善的动机不是道德正直,而是自我谋利,是导致人类个体或组织群体道德行为失范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3]。在社会群体生活中,个体必须遵守一定的社会道德准则, 否则就可能被社会排斥而导致一系列的诸如抑郁、焦虑等不良症状, 影响行为主体正常的社会适应[4]。与遵守道德策略相比, 个体通过不道德策略常常可以获取更多的利益, 这无疑会使其在与其他个体竞争有限资源时具有更多的相对优势。外在环境要求个体遵守道德规范, 内在需要又怂恿个体尽可能地谋取利益, 道德伪善可以满足个体这种保持道德形象的同时又获得足够的现实利益的需要,因而具有广泛的社会存在空间,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个体或集体普遍采用的一种机会主义适应策略,其实质就是投机策略。与赤裸裸的规范破坏者相比,道德伪善对人类社会道德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因为道德伪善披上了道德的外衣,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很难被察觉发现。

2 体育道德伪善及其表现

体育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道德构成主要包括体育道德认识、体育道德情感、体育道德意志和体育道德行为四个方面。其中,体育道德认知是对体育道德行为准则及其执行意义的价值性认识,是体育道德行为的基础,对体育道德行为起着导向作用;体育道德行为是指体育道德主体实现体育道德动机的行为意向及外部表现,受体育道德认知、情感和意志的控制和影响,体现体育行为主体的一种价值取向。

体育是人们为娱乐、享受和促进身心健全发展而创造的,通过体育人们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健美的身体,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追求诚实、尊重等心灵美德和展现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等精神价值[5]。长期以来人们对体育道德价值观念普遍具有较高的认知水平,如绝大部分人都基本了解体育道德规范的内容和运动员守则,知道竞技体育的公平、公正原则,对他人进行体育道德评价和判断时能做出正确的分析和选择[6]。然而,人们在体育道德上的实践却远不及对体育道德的认知,体育领域内的道德伪善现象十分普遍,俨然成风,几乎涉及到各类体育从业人员,遍布于体育的各个角落。竞技体育领域是体育道德伪善现象频发的凸显之地,体育道德伪善的“剧幕”时时上演,只是每一幕剧的“演员”和“表演”形式或内容各有不同而已。如收取贿赂后的裁判员在做出“黑哨”判罚时,坚持自己是根据比赛规则做出的客观判罚,俨然自己是竞技场上公正严明的执法官;踢假球的运动员在场上故意表现得竭尽全力、每球必争;教练员通过篡改运动员年龄以大打小或鼓动纵容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来获取竞赛成绩,却谦虚地表示成绩归功于日常的刻苦训练;终日人浮于事的体育行政管理官员,却言其每日坚守岗位、恪尽职守;等等。再看看肩负传播体育道德价值理念的学校体育领域的情况。不需刻意寻找,随处可见:在人类社会历史进入21世纪的今天,几乎在我们所有城市的中小学教育中,学校和老师居然还以提高教学质量为名,恣意侵占学生的体育课,无端地限制学生的课外体育活动时间,剥夺青少年学生的运动娱乐权利;而时数不多的体育课堂教学也大多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放羊式”教学,任课教师还理直气壮、振振有词,称之为遵循体育教学规律。

上述只是列举一二,便可管窥一斑,可见体育领域内的道德伪善现象十分普遍,已经植入到体育领域内的各个角落,多么令人可怕。然而更为可怕的是人们对此大都习以为常、不以为然。因为这种无视或漠视体育道德伪善现象存在的态度和行为势必会引发整个社会的体育道德价值危机,久而久之,基于体育人文价值理念基石上建立的体育道德文明的“雷峰塔”最终可能会轰然倒塌。道德价值观念是随着社会生活本身的变化而变化的, 任何一种道德价值观念产生和发展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体育道德也不例外。面对体育道德伪善广泛存在的社会现实, 我们不禁要去追问体育道德伪善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到底是什么?

3 工具理性价值观:体育道德伪善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

体育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蛮荒时代。人类的原始祖先为了挣脱自然控制、超越动物界、实现人自由本性的升华,在谋求生存劳动之余,将走、跑、跳跃、投掷、攀登、爬越等最基本的生活和劳动技能演化为身体运动游戏,进行休闲娱乐活动,逐渐形成了最原始的身体运动文化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体育乃至整个人类文化就其起源而言,它的本根在于我们这个有感性、有意识的身体,起于我们这个有感性、有意识的身体的自由本性,即人的自由本性。体育从人在自身动物性中继承的本能游戏(play)上升到有理智的、有组织的人的游戏(game),所表达的不是人的自然生存需求,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人对自身的一种“审美无限境界”,这才是体育的本质功能和本真价值[7]。虽然,体育的本真价值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享受和发展,无功利性目的。然而,体育一旦产生就离不开组织,离不开社会联系,它的发展进程从来就没有脱离过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影响,当然也无法脱离人在政治、经济上的功利性目的,也就无法脱离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紧张对立。可以说,任何民族生活中的体育都是在功利性目的和无功利性目的的对峙中发展的。换言之,也就是在两种目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工具理性体育价值观和以人为本的人文体育价值观相互对峙的局面中发展的[8]。

所谓工具理性,是指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或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性目的服务[9]。它是伴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逐渐繁荣起来并在较长时间内占有主导地位的一种以工具崇拜和科学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念。不可否认,工具理性在推动现代社会科技进步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工具理性价值观强调目的性、功利性和效益优先,追求人自身的最大利益,趋向于以最小的代价来获取最大的利益[10]。因此,极易导致的人的异化和物化。如果一味强调或过度追求工具理性,就会造成人的价值理性的扭曲,理性就可能由解放的工具蜕变成为统治或支配人的工具。以此来看,运动场上的非功利性竞争游戏可以沦为凌驾其上的利益主体间的功利性竞争游戏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体育已经被其主体拿来用作实现自身功利性目的的工具了。获取功利、效益优先,道德伪善无疑是一种最佳的选择策略。因为这种策略能够通过投机行为来满足获得现实利益的需要,又能满足个体的道德形象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不会被社会所驱逐,因而具有广泛的社会存在空间。可见,工具理性价值观为体育道德伪善的产生提供了始源的内驱动力,是体育道德伪善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

我们日常习惯用汉语所说的“体育”一词,是源自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的一种城市文化。这种无任何物质产出结果又以高强度、高负荷进行的身体活动,同中国几千年流传至今的民间游戏和民族习俗相违拗,很难融入整日为生计奔波而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因而,中国普通民众对这个源于西方的现代体育所推崇的价值观念一直难以理解,长期低度认同。以致时至今日,体育在中国普通民众心目中的份量还要看它能不能用以谋生,或者看它在可选择的谋生路径中是处于何种位置。这就是中国普通民众对体育价值的最现实、最直观的认识和评价,这种认识和评价正是一种相当典型的工具理性价值观念,且已经根植到中国广大民众的内心深处,为体育道德伪善的繁衍和生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度处于外国敌对势力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孤立以及意识形态对立的环境中。而体育则是我们以和平方式实现“为国争光”突破这些包围、封锁、孤立和对立的为数不多的途径之一。因而,新中国体育从出生的一刻起便注定走上了一条远远超越体育本质的道路,那就是争金夺牌、为国争光。从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即使我们在各个领域内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对于我们这个正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信心的积累实在过于重要了:因为只有在充足的信心保障下,我们才能按照既定方针和统一方向去完成任务,而作为国民生活中重要一环的体育,自然也难以摆脱这种国家体制的束缚,变成了获取“国家荣誉”的工具。“争金夺牌、为国争光”这种典型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成为中国体育发展的主流,这个主流所营造的体育文化氛围无疑为体育道德伪善的繁衍和生存提供了适宜的气候条件。

可见,工具理性价值观不仅为体育道德伪善的产生提供了始源的内驱动力,还为体育道德伪善的繁衍和生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是体育道德伪善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

4 法制缺失催化了体育道德伪善的蔓延

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认为道德知识缺乏是导致道德伪善、道德推脱等道德行为失效的主要原因,强调道德准则获得的重要性[11]。的确,道德教育是人们获得道德准则的重要途径,但是通过道德教育传播的道德准则普遍具有抽象性。在各种社会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这种抽象的道德准则根本无法抵制获得直观现实利益对人的引诱[12]。而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总称,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一系列法规、戒律、规章制度等社会规范的总和。约束力是法制的核心,如果法制缺失或不健全,就会减弱其对人的社会活动的约束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实生活中个体拥有清晰的道德标准却表现出与之不相一致的行为的原因。因为,违背社会规范的人没有受到公正严格的惩罚,或惩罚的力度不够,使其担负的风险或付出的成本过小,就会纵容这些违规行为,久而久之就可能会蔓延成风。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快速发展,人们难免会出现对金钱、财富、名利及地位过度追求的欲望,由于与之相配套法制体系还不健全,使得损人利己、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和行为在社会上大量滋生蔓延,这种社会风气必然会影响到体育领域,相应地也催化了体育道德伪善的蔓延。近年来我国的体育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与进展,但体育法制缺失问题仍然比较严重。一方面,由于缺少相应的立法,找不到法律依据,司法难以介入体育领域,对各种各样的体育道德伪善行为打击力度不够,这是导致体育领域内的道德伪善问题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体育行政职能部门内部责任监管约束机制缺失,以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为例,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既是体育总局的直属事业单位,又是协会的办事机构,“一套人马、两种身份[13]”。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掌握着人员选拔、裁判选派、赛事仲裁和监督管理等大权。这种集各项权力于一身,没有其他组织可以参与的体制,导致权力制约失衡,无人能够干涉和监督,致使中心内部人浮于事、办事拖沓、相互推诿、暗箱操作等体育道德伪善现象猖獗,个别领导或小团体甚至为片面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惜触犯法律,中国足协的腐败案就是内部责任监管约束机制缺失的典型事例。内部责任监管约束机制的缺失,也使一些部门领导出于利益保护、家丑不可外扬原因,对一些体育道德伪善行为多进行包庇,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这在某种程度上直接纵容了体育道德伪善的蔓延,甚至可以逐渐发展成为行业的潜规则。可见,法制缺失进一步催化了体育道德伪善的蔓延。

5 结 语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的分化、社会机制的转变、利益关系的调整使得社会矛盾多发,各种价值观念碰撞激烈。在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化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定的控制真空和控制失灵,使得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一种乱象的状态[14],体育圈的道德伪善乱象不过是转型期社会乱象的一个缩影。体育道德文明的重塑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现阶段应着重法制建设,把依法治体和以德治体紧密结合起来,以规范和引导人们的体育行为,才能逐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体育道德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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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MoralHypocrisyandItsSocialandCulturalOrigins

LI Jing, WANG She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Moral hypocrisy is promoted by a person's behavior and their contrary to the moral standards of civilization, because its coat covered with ethical behavior, covert, moral hypocrisy on human social mor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reater harm. This article describes of moral hypocrisy and its performance in the area of sport, an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ocio-cultural causes. Considered instrumental values not only for sports provides the origin of moral hypocrisy in the driver, also gives sport moral hypocrisy and multiply and survive the fertile land and a suitable climate, are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origins of sport moral hypocrisy and legal missing catalytic sports the spread of moral hypocrisy.

sport moral hypocrisy; instrument rationality; social and cultural origins

1004-3624(2013)02-0022-03

G80-05

A

2012-11-23

李 静(1971-),女,吉林舒兰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体育心理学和文化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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