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文体”与20世纪初文界剧变

■胡全章

自嘉道之际龚自珍提出“自改革”思想以降，晚清知识阶层就掀起一股经世致用思潮，文界则出现了一股经世文风。中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等重大历史风云，至19、20世纪之交，这种经世文风借助维新变法思潮、新民救国运动和近代化报刊广为流布，如风发水涌，形成一股强劲的救亡启蒙思潮。引领这一潮流者，正是舆论界之骄子梁启超，其标志性文体则是风靡一时的“新文体”。救亡启蒙思潮和近代报刊的兴起，共同催生了以“新文体”为范型的报章之文，而被誉为“新民师”的梁启超在这一亘古未有的文界剧变中，则充当了时代的吹鼓手和弄潮儿。梁启超发起的文界革命冲破了旧思想和旧文体因循守旧的桎梏，“新文体”则充当了“播文明思想于国民”[1]的文艺轻骑兵，可谓“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2]，流风所及，影响乃至左右了晚清与“五四”时期中国散文变革的历史走向，成为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演变的中介。

一、“激民气之暗潮”

自晚清而发出黄钟大吕般声响的救亡与启蒙思潮的双重变奏，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成为主导20世纪中国文学主旋律的双重主题。而率先以报章“新文体”对救亡之道和西方启蒙思想作出全面诠释与表现，并产生了“震惊一世，鼓动群伦”[3](P512)的辉煌效应者，当推怀抱以书生救国、以文学新民之志的梁启超。

早在戊戌变法前夕，梁启超依托《时务报》发表的以《变法通议》为代表的一批“时务文章”，已经取得“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的显著功效。[2]此时的梁启超，不仅明目张胆地鼓吹民权思想，成为19世纪末少数知识分子中倡导民权的“先时人物”，而且因种族之感暗倡革命。梁氏归国后回忆其在湖南时务学堂的言论，尝言:“当时吾所以与诸生语者，非徒心醉民权，亦且于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也。”[4](P2)正是在执教湖南时务学堂时期，梁启超别出心裁地提出作“觉世之文”抑或是“传世之文”的时代命题，明确指出“学者以觉天下为任”，要求学生作“条理细备，词笔锐达”的“觉世之文”，并将其写入《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之中。[5](P27)当时的湖南守旧乡绅曾联名举报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上年开设时务学堂，本为当务之急，凡属士民，无不闻风兴起。乃中学教习广东举人梁启超，承其师康有为之学，倡为平等民权之说，转相授受……而谭嗣同、唐才常、范锥、易鼎辈，为之乘风扬波，肆其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隐行邪说，反以为时务实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6](P149)从中不难看出任公的言论在湖南士绅中产生的巨大反响。“觉世之文”以载于报章功效最著，于是，“救一时、明一义”的报章文体就与“规久远、明全义”的著作文体有了显著区别。

东渡之后，发愿“牺牲一身觉天下”[7]的梁任公，走上了一条以言论救国、以文学新民的道路。他大力介绍西洋启蒙思想，鼓吹排满以兴民权，向国人灌输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和自由平权思想，鼓吹破坏主义以建民国。《清议报》创刊伊始，即明确将“倡民权”列为该报“始终抱定”的“独一无二之宗旨”，誓言“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梁氏所归纳的“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清议报》四大特色，要皆不离“广民智，振民气”的办刊宗旨。[2]梁启超后来回忆这段鼓吹排满以兴民权的峥嵘岁月时道:“戊戌八月出亡，十月复在横滨开一《清议报》，明目张胆，以攻政府，彼时最烈矣。”[4](P2)综观一百册《清议报》，其主要议题集中在戊戌政变记、己亥立储记、庚子国难记三大类，藉时事批评清廷，讨伐“逆后贼臣”，宣称清政府为伪政府，“西后政府为我中国人之公共仇敌，又为万国之公共仇敌”[8]，抨击清廷之甘心列强瓜分，揭露满人之争权倾轧，如此等等，可知任公所言不虚。

19至20世纪之交，梁启超大力鼓吹“破坏主义”，使得政治革命、民族革命、思想革命的理念深入人心。梁氏痛陈晚清局势已是沉疴不起，必须施以重泻之法，方能起死回生:“今日之中国，积数千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踞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9]从何处破坏?梁氏以为当从旧政体和旧的统治思想着手:“必取数千年横暴浑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年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员城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10]他视马丁·路德、培根、迪卡儿、亚当·斯密、卢梭、孟德斯鸠、哥白尼等西哲为破坏者，破坏的是旧宗教、旧哲学、旧生计学、旧政治学、旧法律学、旧历学，兴起的是新宗教、新哲学、新生计学、新政治学、新法律学、新历学，鼓励国人向西洋哲人学者学习，力行破坏主义，有意识地破坏旧世界，再造新中国。随着梁氏报章之文的不断鼓吹，“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10]，成为一句时代流行语，鼓舞着一批批仁人志士走上救国救民之路，引导着无数热血青年踏上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学术革命乃至民族革命的征程。

1902年，梁启超隆重推出以造就全民族的“国民品格”为目标的“新民说”，依托《新民丛报》连篇累牍地刊登被后世史家视为其新体政论文代表之作的皇皇巨著《新民说》。“新民”者，乃是中西两大文明相激荡而产出的具有20世纪新时代民族之魂的新型国民;简言之，就是改造国民性问题，梁氏视其为造就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的前提与基石。“新民说”旨在国民思想启蒙和国民精神再造，是一项重造中华民族之魂的系统精神改造工程，为延续到“五四”以后的国民性批判与反思话题开了先声。二十多年后，已是新学界和新文学界领袖人物的胡适，追忆少年时代深受《新民说》的影响时，曾有一段精彩的评说:“《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他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需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支‘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11](P416)师法欧西，维新吾民，撞响自由之钟，铸造民族之魂，激发民气，新民救国，梁启超们用饱蘸情感的“新文体”创造了“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12]的神话。

“五四”之后演化为中国现代文学重要思想范畴的国民性批判主题，肇端于晚清思想启蒙运动，而其领军人物正是梁启超。在接受东西洋近代思想影响而着意建构改造国民性理论的过程中，以“中国之新民”相标榜的梁任公是从晚清过渡到“五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他以20世纪初期中国政坛、思想界、舆论界、文学界最具鼓动性和号召力的充满魔力的文字，剖析中国专制文化的特征，设计中国国民性改造方案;他所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亦成为国民性批判思潮当之无愧的重镇和时代思潮的引领者。自1899年在《国民十大元气论》中痛诋“我中国奴隶根性之人何其多也”[13]，至1901年在《积弱溯源论》中将“积弱之源于风俗者”归结为“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六条[14]，再到1902年在《新民说》中针对中国之病开出“新民”药方，将国民思想文化改造和道德灵魂重塑提升到政治制度变革之先的重要位置来考量，梁氏关于国民性批判与改造的理论架构渐趋完备。

待清廷倾覆、民国建立之后，严复在致友人的信中将清廷覆亡的原因归罪于任公笔端有魔力的文字，言“梁任公所得于杂志者，大抵皆造业钱耳”，以为“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视其为“祸魁”。[15](P632)近世史家对此说有同感者代不乏人，不过立场颠倒过来了，非但不视之为梁启超之过，反倒视之为书生救国的不朽功勋。专治中国近代史而蜚声海内外的历史学家张朋园言:“今天我们来检讨，没有他的文章，满人不会自己内讧;没有他的文章，国人不能认识民权的重要;没有他的文章，汉人难察受满洲人荼毒二百余年的罪恶;没有他的文章，反满的风潮一时是起不来的。他不断地写，平均一天没有三五千字，他决不休息。他甚至病倒了还要写。吾人研读历史，说清朝的皇位被革命军推翻了，当然是事实;说清朝的皇位被任公的一支笔推翻了，也不谓过份。”[16](P57)从古至今，文字宣传功效之大，可谓至斯而极。

二、“笔锋常带情感”

梁启超“新文体”的魔力，除了“播文明思想于国民”、“激民气之暗潮”的思想力量，以及先知有责、觉后是任的精神力量，其次要数“平易畅达”、“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的文字力量[17](P490)。“平易畅达”言其语言浅近、文白兼采、通俗明快、辞达而已，“条理明晰”言其条分缕析、论述周详、层次清楚、逻辑性强，“笔锋常带情感”言其生气灌注、元气淋漓、摧魂撼魄、感人肺腑;三者之中，尤以情感力量功效最大，感人之力最著。黄遵宪所谓“惊心动魄”、“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说的就是梁启超见诸《新民丛报》的报章之文难以抗拒的情感力量。[3](P490)正因如此，“新文体”才取得了“震惊一世，鼓动群伦”[3](P512)的阅读效应。

19至20世纪之交，是梁启超求知欲最旺盛、读书最广博、思想最激进、情感最激昂、著述最丰硕的时期，也是他以实际行动践履文界革命理想、散文创作最为多产的时期。梁启超常言:“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18]这种不受羁绊的充沛的感情始终灌注在其报章文字之中，使之充溢着一股元气淋漓的情感力量。梁启超“新文体”的情感力量，源自作者的拳拳爱国之心、报国之情、觉世之怀和新民之志。1900年初，晚清帝国正处于风雨飘摇、国将不国之际，国人则举世昏昏，众人皆睡，流亡日本的政治犯梁启超却以诗一般的语言向国人描绘了一幅壮美的少年中国的愿景，写下了那篇激情飞扬、脍炙人口、蜚声文坛的“新文体”典范之作——《少年中国说》，发表在《清议报》第35号“本馆论说”专栏，给绝望中的人们以希望之光。《少年中国说》对中国读者有着持久的影响力，百载之后仍感动着亿万中国少年。该文名为“说”，其实并无多少论说成分，全文以气取胜，二三语化为千万言，层层排比铺张，实则一语可尽，惟生气灌注，摧魂撼魄，魔力巨大，读者难以抗拒，情感和认知遂被其文字力量裹挟。

梁启超“新文体”惯于以气势驭文，铺张扬厉，时常故作惊人之语，纵笔所至不检束，其所以耸动天下者源于此种文风，广受诟病亦源于此种文风。《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的梁启超，“以其沛沛浩浩若有电力的热烘烘的文字鼓荡着，或可以说是主宰着当时的舆论界”[19]。受其影响，20世纪初期维新派和革命派作家撰写的报章之文，大多笔锋常带感情，充溢着忧患意识、尚武精神、破坏观念、种族之思、家国之感、启蒙精神与救亡情怀。1903年2月，直隶籍留东学子创办的《直说》杂志第1期刊载了《说梦》一文，其篇末道:

吾愿尔人人自此立志，吾愿尔人人自此劝学，吾愿尔人人审天下之大势以雪吾耻，吾愿尔人人为世界之大豪以复吾仇。巍巍乎，万里长城之壮观也!浩浩乎，九河下漕之奔流也!太行之高，可以招吾直人之魂;黄河之险，可以增吾直人之胆。有我直人，而我之四万万国人可以不亡;有我直人，而我之二万万方里可以永存。有割吾手者，而我直人出而与之抗;有断吾足者，而我直人出而与之敌;有削我头者，而我直人出而与之酣战;有抉吾心者，而我直人出而与之痛杀。

感情激越，气势如虹，读来摄人心魄，无论是文体、语体和文风，都是梁启超式的“新文体”。

同年6月，《苏报》刊发的《虚无党》一文道:

虽然，吾今日震惊于虚无党之事业，吾心动，吾血濆，吾胆壮，吾气豪，吾敢大声疾呼以迎此潮流而祝曰:杀尽专制者，非此潮流荡薄之声乎？而何以冲激之气，独钟于斯拉夫民族，而使我汉族生遍枯之感耶？使中国而亡于今日也则已，苟其未也，吾虚无党之势力既盛，虽至杀人如麻，血流漂杵，惨酷之气黯无天日，而此潮流固日增其高度，不达剗除专制、建设新国之域不已。[20]

此时，漫游美洲回到日本的梁启超刚刚在《新民丛报》撰文高调宣布与“共和”诀别，矢口不再言革:“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汝别，吾涕滂沱”，“吾与汝长别矣”![21]而不遗余力鼓吹革命的《苏报》刊发的文章，却承继了梁启超“新文体”的诸多风格;撰著这篇《虚无党》的无名作者，其笔端灌注的情感热度，并不亚于梁启超之文。

同年，“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撰著的《革命军》小册子，其文体文风毫无疑问是师法梁启超的“新文体”。无论从阅读感受来说，抑或从时代反响来看，邹容《革命军》的文字鼓动力和煽情性之大，都是不争的事实。而笔端常带情感，尤其是偏执而足以鼓动人心的种族情感，是《革命军》小册子风行一时的法宝与秘诀。

对于梁启超“新文体”的情感魔力，时人和后世论者可说是毁誉参半。严复云:“往者，杭州蒋观云尝谓梁任公笔下大有魔力，而实有左右社会之能。故言破坏，则人人以破坏为天经;倡暗杀，则党党以暗杀为地义。”[22]严复虽承认梁氏文字魔力之大，却严厉批评其言论草率而不负责任。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顾道:“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11](P416)胡适这里表述的是自己少年时代阅读梁文的真实感受，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由衷的赞佩之情。然而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对梁氏“笔锋常带情感”的文体有褒有贬，对其“堆砌”毛病提出了批评。胡先骕则对梁文笔端常带情感的特点从文学性上予以全盘否定:“其笔端常带情感，虽为其文有魔力之原因，亦正其文根本之症结。如安德诺论英国批评家之文:‘目的在感动血与感官，而不在感动精神与智慧。’故喜为浮夸空疏豪宕激越之语，以炫人耳目，以取悦于一般不学之‘费列斯顿’。其一时之风行以此，其在文学上无永久之价值亦以此。”[23]

梁启超自觉践履的笔锋常带情感的“觉世之文”，本无期于久远的传世动机;能够取得震惊一世、风行一时的功效，已经达到其预期的启蒙目的，文章尽可以速朽。饶有意味的是:很多清末民初作家当年孜孜以求创作的意在传世的诗文，不仅当时流布不广，而且未必真能传之后世;而梁氏自以为速朽的觉世之文，不仅当年广为传诵，而且至今仍被选入各种读本和教科书，百年之后仍拥有大量读者乃至粉丝，感动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

三、“开文章之新体”

1901年底，梁启超盘点一百册《清议报》“内容之重要者”和“特异于群报者”，言“《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2]1902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介绍和评述严复译著《原富》道:“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1]可见，20世纪初期的梁启超，已经对近代东西洋各国文体变化趋势及其动因有着敏锐的观察，并将文体新变的重要性上升到关乎国家和国民的文明程度的高度来认识。其所为“文体”，既指向文类乃至体制、风格，亦指向语言和语体。

从创作实绩来看，梁启超所开创的新体之文，主要有政论文、传记文、杂文、述学文等。报章政论文是伴随新闻业的发达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文章体式，梁启超“新文体”的拳头产品就是政论文。20世纪初期，以成熟于梁启超之手的“新文体”为范式的报章政论文学，不仅成为新闻界和文坛的宠儿，而且对小说、诗歌、戏曲等文类产生了辐射性的影响，使之蒙上了鲜明的政论色彩。梁启超创作了大量名人传记作品，绝大多数属于师法欧西的新体评传;其传记作品及理论倡导，典型地代表了中国传统传记文向现代新体评传过渡转型的轨迹与方向，带起了一个以报刊为中心的传记文学鼎盛的时代。梁启超创作的一批兼具议论性、抒情性和形象性的新体杂文，初步具备了作为现代论说文体的杂文的基本特征，开“五四”之后成熟于鲁迅之手的现代杂文之先河。而他早期以《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代表的述学文，则在中国古代学者所采用的单篇论说、笺证疏义、读书札记、传承表等传统体式之外，提供了一种师法欧西的崭新的学术史写作范式。

梁启超不仅是促成文言朝着近代化和白话化方向“松动”的“新文体”的开创者，亦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先驱人物。20世纪初期，以“新文体”为代表的报刊“文话”向着口语化和欧化的趋势演化发展;与此同时，报刊白话书写语言则呈现出书面化与近代化演变趋向。两者的历史合力，共同促成了白话书写的现代转型。

1902年底，黄遵宪描述梁启超见诸《清议报》、《新民丛报》的报章之文在国内产生的翻天覆地的影响道:“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变矣;实事吾不知，议论既大变矣。”[3](P512)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亦云:“到辛丑年科举程式改变，废弃八股，改用策论后，一班应考的秀才、童生们骤然失了向来的揣摩工具，《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就变了他们的《小题文府》三山合稿了;政府尽管禁止，国内却是畅销无滞;千千万万的‘士君子’，从前骂康梁为离经叛道的，至此却不知不觉都受梁的笔锋驱策，作他的学舌鹦鹉了。”[24](P209)梁启超之文不仅被各家报馆主笔奉为圭臬，而且流风所及，连“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效仿之，“新文体”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更为重要的影响产生在文学界，具体来说就是以“新文体”为代表的报章新体散文的文学史意义。梁启超去世后，郑振铎在纪念文章《梁任公先生》中评述其新文体的历史功绩道:“他的散文……最大的价值，在于他能以他的‘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作风，打倒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派的古文，六朝体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们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可说是前几年的文体改革的先导。”[19]引欧西文思入中国文，打倒了桐城古文在文坛的统治地位，极大地解放了散文文体，开“五四”文学革命之先声，正是梁启超发起文界革命及其“新文体”创作的文学史意义之所在。

[1]梁启超．绍介新著《原富》[N]．新民丛报，1902－02－08．

[2]任公．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N]．清议报，1901－12－21．

[3](清)黄遵宪．致梁启超书[A]．黄遵宪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4]梁启超．初归国说辞: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M]．上海:中华书局，1936．

[5]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M]．上海:中华书局，1936．

[6]湘绅公呈[A]．苏舆．翼教丛编[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7]任公．举国皆我敌[N]．清议报， 1901－12－21．

[8]任公．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N]．清议报，1900－08－05．

[9]任公．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N]．清议报，1901－07－06．

[10]中国之新民．新民说十一·续论进步[N]．新民丛报，1902－07－05．

[11]胡适．四十自述[A]．胡适文集(2)[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2]观云．卢骚[N]．新民丛报， 1902－03－10．

[13]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N]．清议报，1899－12－23．

[14]梁启超．积弱朔源论[N]．清议报，1901－05－28．

[15]严复．与熊纯如书(三十)[A]．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

[1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8]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N]．晨报，1921－12－13．

[19]郑振铎．梁任公先生[J]．小说月报，1929，(20)．

[20]虚无党[N]．苏报，1903－06－19．

[21]力人．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N]．新民丛报，1903－05－25．

[22]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二十五)[J]．学衡，1922，(12)．

[23]胡先骕．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J]．学衡，1923，(18)．

[24]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