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受战争荼毒的宋代女性

■程 郁 文 丹

宋朝始终未能统一全国，积贫积弱的态势更使国家时常面临外有强敌、内有兵变的窘境。国家未有宁日，则百姓伤亡惨重，特别是两宋末的亡国之战，更使宋人死伤数目巨大，其中便包括众多的女性。由于历史观的原因，尽管大批妇女死于战乱，但她们往往无声无息地遇害，很少留下声音。学界也缺乏相关的研究成果，笔者根据零散的史料略加论述，以期对宋代女性研究有所裨益。

一、宋代战争中大批女性遇害的全景概述

总体来说，在战争中女性不同于男子，多非死于战场，她们遇害的地点多为城池之中或逃难途中。

当战争进入久攻不下、双方僵持的阶段，如援军迟迟不到，城未破，城中人口便会饿死多半。靖康元年(1126)九月金人陷太原，“太原自去年十二月乙卯受围，凡二百六十日，城中军民饿死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1](卷15)。太原被金兵包围达十月之久，城内军民绝大多数活活饿死，体质相对较弱的妇孺，饿死者更不在少数。

城破之际，首先遇害的便是忠义之臣的眷属。如靖康元年的东京城，闰十一月金兵登城，“统制官何庆言、陈克礼、中书舍人高振力战，与其家人皆被害”[2](卷23《钦宗本纪》)。城破之后忠臣的女眷往往随夫、父一同遇害，或死于敌手，或死于自己的父兄，但文献至此往往语焉不详。

围城被破之日，战胜者通常会对城池进行一番“扫荡”，除追杀残兵败将之外，所伴随的抢掠财物和性暴力，导致大批的屠杀，因而谓之“屠城”。这时城内的妇女无论贵贱大都难逃一劫。同上月二十六日，金兵占据东京十六门，“京城大扰，哭声不绝，而士庶近臣皆扶老携幼，藏匿于小街深巷之家，妇女蓬首垢面，自毁形容，或入井，或自缢，半死半活而弃在旁者不可胜数”。二十七日，“黎明雪止。自城初破，金人虽数令不得卤掠，然擅下城执弓箭枪刀，于贵家富室劫金帛驮马子女，每数十人作队者甚众。小人辈因缘为奸，或为指踪，或髠发皂裳，効其号呼，秉炬公肆虏劫。是夜，又火焚云骑桥明达皇后、孟昌龄等宅、神卫营蓝从宅，沿烧数千间。民见东南火作，争走西北，悲哭不止，幼稚弃于河者益多”[1](卷10)。妇女害怕被掳往北方，投水而死者“甚众”，仅此二字已可使人想象出当时之惨状。

南方地区也受到战火摧残，建炎初，六朝古都建康(今南京)几经兵火，两三年间便成人间地狱。建炎三年(1129)十一月金兵南渡，驻兵于建康城外，当时尚未屠城。次年五月“丙午入城，始料其强壮与官吏，以兵围守于州之正觉寺，散取老弱之遗者悉杀之，纵火大掠。越三日，府署民庐皆尽，乃拥众去，凡驱而与俱者十之五，逃而免者十之一，死于锋镝敲榜者盖十之四。城中头颅手足相枕藉，血流通道，伤残宛转于煨烬之间，犹有数日而后绝者”。一年后宋军收复该城，尚见“阡陌沟渠暴骨皆充斥”。[3](卷4《建康掩骼记》)可想而知，在惨绝人寰的屠城中，势必有大批来不及逃走的老弱妇女死于屠刀之下，而被驱赶至北方的也主要是年轻女性。战火过处满街尸骨，数年后仍未收敛，以至南宋朝廷一度将收尸视为重事。绍兴元年(1131)，宋高宗下诏:“凡敌所破州县暴骨之未殓者，官为募为僧若道者收瘗，累数至二百则得度。”于是地方官募僧侣与贫民收尸，仅绍兴一城即收得上万骸骨。[3](卷4《建康掩骼记》)可推见，在南宋初的战争中有无数妇女成为无辜的牺牲者。

当宋军屡败之时，必然出现难民逃亡的状况，而在人流中女性也是主要部分，因自身的弱势，女性难民往往死于途中，或为逃避敌方的追掳而自杀，或被人潮践踏致死。宋人笔记载:建炎二年“四月，贼至瓜州，贵贱未渡江者十有五六，贼既紧迫，奔迸溺水死者不知其几何也。妇女被驱虏，愿死不去，有虏而去者，又不知其几何也”[4](P79)。可以想见，前有长江、后有追兵之际，在拥挤的人潮中有大批妇女溺水，而未被挤入水中的妇女，则多被驱虏，其中有不少女性不愿受辱，又跳入江中自杀。仅此一难，便有大批妇女遇难。

国亡之际，还有大量宫中妇女被迫以身殉国。有据可查的最大一宗殉国案，莫过于南宋末年的崖山之战。《宋史》载宋祥炎二年(1279)二月，元将张弘范率军大举进攻，宋军节节溃败，残部纷纷解甲，最后退至崖山(广东新会南边海上)。陆秀夫负幼主昺投海中，“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2](卷47《瀛国公本纪》)。场面之惨烈可以想象。南宋小朝廷灭亡在即，仍带着如此众多的宫人，腐败之象可见一斑。而另一方面，与皇后、太后等不同，对下层宫女而言，王朝的兴并不会给她们带来直接的利益，亡也不是生死攸关的，但这时纷纷殉国，恐怕也未必是她们自己的选择。

战争中遇害的男子，多死于疆场，敌军几乎是唯一的加害者。而如上所述，战乱中女性的遇害地点自有其特殊性，细读史料之后，更会意外地发现，加害者的构成更为复杂。

众所周知，两宋的战争以宋金及宋蒙之间的战斗规模最大，因而，对妇女的加害者首先是外族入侵者。如北宋末年的张晋卿之妻丁氏，“靖康中，与晋卿避金兵于大隗山。金兵入山，为所得，挟之鞍上。丁自投于地，戟手大骂，连呼曰:‘我死即死耳，誓不受辱于尔辈。’复挟上马，再三骂不已。卒乃忿然举梃纵击，遂死杖下”[2](卷460《列女传》)。丁氏不愿遭受日后的屈辱，故意大骂金兵，最后惨死在金军的乱杖之下。又如南宋末的谭家妇人赵氏，至元十四年(1277)，谭全家出逃，为元兵所获，“赵氏抱婴儿随其舅、姑同匿邑校中，为悍卒所获，杀其舅、姑，执赵欲污之，不可，临之以刃曰:‘从我则生，不从则死。’赵骂曰:‘吾舅死于汝，吾姑又死于汝，吾与其不义而生，宁从吾舅、姑以死耳。’遂与婴儿同遇害”[2](卷460《列女传》)。

由于宋代的战争多与异族入侵相关，后人自然认为遇害妇女大多死于外来入侵者手下。有关战争中遇害妇女的记载并不多，但即使在这有限的史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金兵、元兵作为加害者的记载并不占绝大多数，令人惊讶的是，不少妇女死于宋人之手。

宋军历来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前线战事失败之际，官军即望风溃败，各地叛乱四起，而身处后方的妇女尚未遭遇敌军，就为本族败兵所害。如“建炎三年春，金人犯惟扬，官军望风奔溃，多肆虏掠，执(和州张弼妇)徐欲污之。徐瞋目大骂曰:‘朝廷蓄汝辈以备缓急，今敌犯行在，既不能赴难，又乘时为盗，我恨一女子不能引剑断汝头，以快众愤，肯为汝辱以苟活耶!第速杀我。’贼惭恚，以刃刺杀之，投江中而去”[2](卷460《列女传》)。徐氏身为官宦女，突遭兵变也未能幸免于难。可见，有相当一部分妇女死于宋残兵败将之手。

当战争深入发展，国家控制力减弱时，更有原本为民的强人蜂起于四方，他们拿起武器趁乱抢掠，其中便包括对妇女的性暴力。如南丰有一对乐氏女，父亲以鬻果为业。“绍定二年(1229)，盗入境，其父买舟挈家走建昌。盗掠其舟，将逼二女，俱不从，一赴水死，一见杀。”[2](卷460《列女传》)类似史料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可见，当加害于女性之时，盗贼也同样残暴，其所作所为与金军元兵并无二致。而无论妇女面临来自何方的暴行，父家长制总是教导她们必须以死抗争，唯一正确的选择似乎只有以死明志。如此说来，要求女性殉国或“爱国”，便显得尤其虚伪。

二、被迫自杀和被虐杀的女性个案分析

上述记述与其他文献，往往说战争中遇害的女性是“自杀”的，其实这些女子皆是“被自杀”。一些妇女尤其是上等阶层的妇女，惧怕落入敌手会遭受凌辱，或者也担心在百般折磨之后仍难逃一死，便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这种生命之忧往往又与女性守贞、民族气节等观念相交织，于是烈女以死殉节，男人保留颜面，史家标榜贞节，这便是当时社会最乐意看到的。

亡国之际，宫廷的上层妇女往往自杀。南宋崖山之战后，张世杰曾护太后突围而出，谋立宗室再起。“杨太后闻昺死，抚膺大恸曰:‘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尔，今无望矣!’遂赴海死。”[2](卷47《瀛国公本纪》)杨太后殉国的直接原因是赵氏最后的男性骨血已亡，感到复国“无望”，这样的自杀或许还有一定的主动性。

上层宫廷妇女在被俘后的确会遭受种种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在难以忍受的情况下或以自杀求解脱。《呻吟语》详载北宋末帝后被俘后的惨状:靖康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虏主以二帝见祖庙，时宫亲贵戚已发通塞州编管，家奴、军妓外，此皇子等三十人、妃、主等一千三百人，皆随帝后居行幄。黎明，虏兵数千汹汹入，逼至庙，肉袒于庙门外，二帝、二后但去袍服，余均袒裼，披羊裘及腰，絷毡条于手。……后妃等入宫，赐沐。有顷，宣郑、朱二后归第，已易胡服。出妇女千人赐禁近，犹肉袒。……朱后归第自缢，苏，仍投水薨”[5](P28)。《呻吟语》所附《燕人麈》中记载更为详细:“宋帝、后均帕头、民服，外袭羊裘;诸王、驸马、妃嫔、王妃、帝姬、宗室妇女、奄人均露上体，披羊裘。”[5](P29)换胡袍时，无论男女皆袒上体，不仅有辱国体，而且也是对女性的性侵犯。据其他史料，贵为国母的朱皇后在路上就曾被强奸，这时更难以忍受，只能以自杀解脱。

为保留脸面，朱皇后的自杀原因史家语焉不详，而宋宫人王婉容的自杀显然是金将逼迫的结果。靖康之变后，王“随徽钦北去，粘罕见之，求为子妇。婉容自刎车中，虏人葬之道旁”[6](P814)。这类史料往往强调女性的死亡是主动的，而且她们至死仍保全其贞节，至于那些失节后被杀的遇难者，则根本不值得记载。

一些史料也表明，城破之际的妇女自杀显然是被迫的，逼迫者也未必是敌军。如德祐二年(1276)春正月丁卯朔元兵破潭州，“湖南安抚兼知州李芾拒守三月，大小战数十合，力尽将破，芾阖门死。郡人知衡州尹谷亦举家自焚，帅司参议杨霆及幕属陈亿孙、颜应焱等皆从芾死”

[2](卷4《7瀛国公本纪》)。所谓“阖门死”，“举家自焚”，则明显包括其家女眷，这些忠臣也许怕城破后家人惨死于敌军之手，更担心男人死后女人被虏而受辱，于是全家同死，以绝后患。这样的忠臣当然总得到历代的尊崇，但不难想象，举火之际，他们绝不会征询女人的意见。

仅有少数史料记载虐杀妇女的情景，但即使是这类史料仍乐意强调女性的自愿赴死。“绍兴三年春，盗起建昌，号‘白毡笠’，过临江，(贡士欧阳)希文与妻共挟其母傅走山中，为贼所追。(妻)廖以身蔽姑，使希文负之逃。贼执廖氏，廖正色叱之。贼知不可屈，挥刃断其耳与臂，廖犹谓贼曰:‘尔辈叛逆至此，我即死，尔辈亦不久屠戮。’语绝而仆。”[2](卷460《列女传》)乱民“挥刃断其耳与臂”，已不是愤而杀之，简直就是以杀人为乐。但士大夫的记载并未着重虐杀的残忍，而突出表现廖氏的“义”和“节”，她掩护丈夫负婆婆逃跑，当对方企图侮辱时，又“正色叱之”，尤其突出临死的正言，可见，史家要强调廖氏本不当死而自愿死的精神。

梳理一下被杀妇女的记载，几乎都会强调她们曾大骂敌方，以激怒他们来杀自己，也就是说，是否“死”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都是自愿死去的。实际上，由现代战争的种种描述看，战乱中遇害的女性被杀多于自杀，甚至有不少先被性暴力再被杀，但古代史料往往并不记载这些，因为在史家看来，这些无辜的牺牲者无足轻重，其死亡人数不能影响战事的进程，更由于加害者的复杂性，也不足以说明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因而往往语焉不详。上述史料也表明，“自杀”“死”往往与“辱”字共同出现，史家要强调的是，好女子应该不愿受辱，或受辱后不该忍受，在“受辱”前自杀或激怒对方杀自己，是最好的选择，这才是对王国的忠，对家族的义。

三、史家对“烈女”的标榜

古代史学历来是男权社会的工具，因而在史家的笔下，女性只能是失言的群体。历朝正史中的《列女传》多为所谓“烈女”，其事迹之所以流传下来，是因为她们被当做是妇女的榜样。《宋史·列女传》所记载的“烈女”多与战争有关，今人只能通过这些零星的史料窥探她们的生活，同时也可借此了解史家记述时的思想状况。

首先，有关烈女的记载，往往会抹上一层神异的色彩。如前述死于元兵的赵妇，怀抱婴儿遇害，其“血渍于礼殿两楹之间，入砖为妇人与婴儿状，久而宛然如新。或讶之，磨以沙石不灭，又煅以炽炭，其状益显”[2](卷460《列女传》)。《列女传》还记录:“王氏二妇，汝州人。建炎初，金人至汝州，二妇为所掠，拥置舟中，遂投汉江以死。尸皆浮出不坏，人为收葬之城外江上，为双冢以表之。”[2](卷460《列女传》)

又如建炎四年某民妇突遭兵变，“叛卒杨勍寇南剑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妇，欲与乱，妇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弃尸道傍。贼退，人为收瘗。尸所枕藉处，迹宛然不灭。每雨则干，晴则湿，或削去即复见。覆以他土，其迹愈明。”[2](卷460《列女传》)这条史料的关键词是民妇“誓死不受污”。

另有永春人林老女，“及笄未婚。绍定三年夏，寇犯邑，入山避之。猝遇寇，欲污之，不从。度不得脱，绐曰:‘有金帛埋于家，盍同取之?’甫入门，大呼曰:‘吾宁死于家，决不辱吾身。’贼怒杀之，越三日面如生”[2](卷460《列女传》)。所谓“林老女”，并非指年老的林氏女，而是“及笄未婚”的大龄女子，其实仍是年轻女子。“宁死于家”的记载是强调未嫁之女不出闺门，“决不辱吾身”自是“贞节”说教，尽管她并没有值得守贞的丈夫。

这些不愿受辱而死的女子，死后都出现一些不可思议的“神迹”，或血溅入砖久而不灭，或尸浮水中不坏，或尸体留下永远不灭的遗迹，或死后三日面容如生。中国古人认为，死后尸身不灭是吉利的，所以这类神迹大多围绕尸身而出现，它们显然不符合一般的自然规律，史家如此描述，是想表明其节义感天动地，因而老天让她们死而不灭，使她们的牺牲被人们牢记在心，也就是想说明烈女虽死而重于泰山。这恰恰说明，父家长制所提倡的妇女守节，高于妇女的生命，反之，妇女的生命不值得珍惜，值得珍惜的只是身后名誉。

有关战火中被害烈女的事迹记载，有的还被赋予佛家轮回的观念。“王氏妇梁，临川人。归夫家才数月，会大元兵至，一夕，与夫约曰:‘吾遇兵必死，义不受污辱。若后娶，当告我。’顷之，夫妇被掠。有军千户强使从己，妇绐曰:‘夫在，伉俪之情有所不忍，乞归之而后可。’千户以所得金帛与其夫而归之，并与一矢，以却后兵。约行十余里，千户即之，妇拒且骂曰:‘斫头奴!吾与夫誓，天地鬼神寔临之，此身宁死不可得也。’因奋搏之，乃被杀。有同掠脱归者道其事。越数年，夫以无嗣谋更娶，议辄不谐，因告其故妻，夜梦妻曰:‘我死后生某氏家，今十岁矣。后七年，当复为君妇。’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询其生，与妇死年月同云。”[2](卷460《列女传》)王氏夫妇新婚才数月即为元兵俘获，梁氏智救丈夫后激敌杀己。这本是天人永隔的悲剧，记述者却用轮回、梦境成真等手法，将它变成圆满的爱情故事。史家不但以此标榜女子守节的惨烈，更用轮回预示烈女的善果，以骗取更多的妇女心甘情愿地杀身以守节。

通过记载烈女的言行，宣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和要求。如上所述，最基本的伦理说教当然仍是贞节观念，它往往又和对王朝的“忠”及对父兄的“义”相交织。

绍定三年，元兵破蜀，“提刑庞授檄(刘)当可诣行司议事。当可捧檄白母，王氏毅然勉之曰:‘汝食君禄，岂可辞难。’当可行，大元军屠兴元，王氏义不辱，大骂投江而死。其妇杜氏及婢仆五人，咸及于难”[2](卷460《列女传》)。大敌当前，儿子身负重任，王氏毅然勉励儿子忠君为国，敌军屠城之时，王氏愤然投江，朝廷后赠以“和义郡太夫人”。王氏是一位老年妇女，所谓“义不辱”当指不能被敌俘获，代表对朝廷的忠诚。而这种对王朝的效忠，多见于上层妇女。

对王朝的效忠有时又与阶级的观念相交织。生活在战乱年代，无论贵贱都难免遇难，但史家记载尤喜标榜官宦之家的女子，在她们的临终遗言中也往往宣示其阶级属性。如彭州永丰人师氏，建炎初年回到蜀地，“至唐州方城县，会贼朱显终掠方城，孝纯先被害，贼执师氏欲强之，许以不死。师骂曰:‘我中朝言官女，岂可受贼辱!吾夫已死，宜速杀我。’贼知不可屈，遂害之”。师氏之父骥，曾为政和二年(1112)省试第一，宣和中，为右正言，十余日后被免官，夫为“范世雍子孝纯”。[2](卷460《列女传》)师氏虽躲过北宋亡国的战火，却遭遇乱世蜂起的乱民，身为官宦之家的女子，无论基于儒家的贞节观念，还是基于父兄所属的立场，都不能忍受乱民之辱，随夫而死是其必然和必须的结果。本条记载强调她的出身，是想说明上等阶级的妇女，更应顾及颜面而不惜生命。这种阶级观念则成为妇女甘愿受死的又一无形杀手。

在有关烈女的记载中，史家又往往鼓吹女人要为“义”而死。对女人来说，所谓“义”便表现为将生的希望让给公婆、丈夫和父兄。

南宋初的士大夫王之望作《桂女传》云:“桂女李姓，桂字，襄阳榖城杜母人也。桂年始笄，桑仲据襄阳，汉上大乱，有群贼夜入其家。桂与昆弟避于屏处，其父为贼得，桂从隙中见之，趋而出，谓贼辈曰:‘凡吾家之所有，惟尔曹之所取，吾父老矣，幸诸君释之。’贼不听，则引父之裾而恸。贼徐见其色悦之，欲劫与俱行，不可，及胁之以刃。桂曰:‘吾父为贼掳，吾尚奚以生为?此身有死，不可以辱于贼也。’声容俱厉无沮挠色，贼度不可强，遂杀桂，而卒免其父。”[7](卷15《桂女传》)李桂舍身救父为义，“此身有死，不可以辱于贼”则被视作女性的本分。

史载:建炎二年，“贼张遇寇仪真，荣与其姑及二女走惟扬，姑素羸，荣扶掖不忍舍。俄贼至，胁之不从，贼杀其女，胁之益急，荣厉声诟骂，遂遇害”[2](卷460《列女传》)。为说明荣氏能临难大义凛然，又特别说明她自幼读《论语》、《孝经》，通大义，深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因此嫁夫之后能遵守妇道、孝敬公婆。当遭遇乱民时，她始终搀扶着体弱的婆婆，尽管最后未能挽救婆婆的生命，她的行为仍是值得表彰的。耐人寻味的是，为迫她就范，这些贼人甚至以杀女相威胁，荣氏置之不顾，于是母女共遇害。可见，对一个女人来说，当儿女生命与“贞节”相冲突时，应以贞节为首选。

更多被表彰的妇女是为丈夫而死。“建炎中，(王)袤监上高酒税，金兵犯筠，袤弃官逃去，(妻)赵从之行。遇金人，缚以去，系袤夫妇于刘氏门，而入剽掠刘室。赵宛转解缚，并解袤，谓袤曰:‘君速去。’俄而金人出，问袤安往，赵他指以误之。金人追之不得，怒赵欺己，杀之。袤方伏丛薄间，望之悲痛，归刻赵像以葬。袤后仕至孝顺监镇。”[2](卷460《列女传》)王袤妻赵氏随夫出逃，不幸被俘，赵氏因救夫而被害，记述者重在表彰赵氏的“义”，而记录王袤刻赵像以葬，则是交代夫的“义”，以博读者的同情。又“建炎四年，盗祝友聚众于滁州龚家城，掠人为粮。东安县民丁国兵者及其妻为友所掠，妻泣曰:‘丁氏族流亡已尽，乞存夫以续其祀。’贼遂释夫而害之”[2](卷460《列女传》)。妻子为丈夫求情，以致自己惨遭杀害，从“续其祀”三字可见，在士大夫心目中，妻救夫等同于续宗祀，具有当然的正义。

在有关战争的记载中，史家从未表彰为救妻子而死的丈夫，这并不是说明当时绝无此事，而是说明这种行为不值得提倡。在社会观念中，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女孩刚出生，社会便决定男孩的生命重于女孩。当男子生命受到威胁时，女子也相信男人重于女人，救丈夫便是延续本宗族的血脉，是非常值得的。所谓烈女故事，便说明在当时人的潜意识中，公认男子性命高于女性。

出嫁的妇女为救丈夫、公婆而死，未出嫁的女子则应为父兄而牺牲自我。芜湖詹氏女，绍兴初年才十七岁，遇“淮寇号‘一窠蜂’倏破县，女叹曰:‘父子无俱生理，我计决矣。’顷之贼至，欲杀其父兄，女趋而前拜曰:‘妾虽窭陋，愿执巾帚以事将军，赎父兄命。不然，父子并命，无益也。’贼释父兄缚，女麾手使亟去:‘无顾我，我得侍将军，何所憾哉。’遂随贼。行数里，过市东桥，跃身入水死。贼相顾骇叹而去”[2](卷460《列女传》)。詹氏女正值芳龄，遇贼寇，知一家人难逃死劫，便以“色”设“计”救其父兄，确定他们安全之后，方无憾而死。此条可与上述荣氏条相较，当儿女生命受威胁时，女人不能因“慈”而失身;当父母公婆丈夫生命受威胁时，女人可以色诱设计，但又强调达到目的后，女人必须身死以证明她的清白。反之，从未见过贼人以公婆胁迫儿媳，儿媳置之不顾的表彰记载;也未见过女人以失身救夫救父兄的表彰。“孝”“义”与“贞节”何为上?这恐怕是一个两难的选择。父家长制的回答是，两个都必须保全，唯一不必保全的只是女人的生命。但现实是错综复杂的，不可能按照人的意志安排，没有以色救亲人的记载，不等于真的没有这类史实，只不过在宋代士大夫看来，这种行为是不值得表彰的，只有那些既保住贞节，又杀身救父兄的女人才值得记载。

靖康之难后，士大夫记载了许多有关妇女杀身守贞的故事，说教更是连篇累牍。汪应辰记载右朝奉郎钱受之妻吕氏的故事:“靖康间，戎事起，所至艰梗，夫人偕其家避地来南。属渡汉沔，而溃兵有以讥禁为名，因而卤掠其间无所不至者。夫人猝遇之，惧不免焉，自投于水，以誓义不污贼。贼相顾骇愕，因解去。旁舟亦赖以全，相与感夫人之义，毕力图救，竟以得活。夫可幸以不死而能必死，自处以必死而未必死。所为虽失其身而有不顾者，以生之可求也，而死生果不可以避就，其自为计亦惑矣。况舍生取义不问其何如者耶!观夫人之事，愚者足以辨惑，懦者足以有立志矣。”[8](卷23《枢密院计议钱君嫔夫人吕氏墓志铭》)溃兵不知何因解舟而去，汪应辰却把众人得救归结为吕氏的义感动了溃兵，甚至将吕氏的偶然得救归结为守贞的善报。全文的重点不在于这位妇女是否得救，而在于“舍生取义”，在于令“懦者立志”，当然这番话也是说给男人们听的，讲妇女的贞节故事，正为了讥讽男人的不忠。

综上所述，在两宋的战火中，女性大量死亡，但她们并非死于主战场，而往往死于围城或逃难途中，或于亡国之际被迫殉国。当战败之际，她们不但受到外族士兵的侵凌，还会受到本朝溃兵和乱民的迫害，加害者众多。既然如此，史家所标榜的烈女忠君和守节已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时候的女性最为脆弱，谁都可以来伤害，无论敌我都是不义之举。宋代史家所褒扬的烈女，首先是不惜杀身以保贞节者;其次是曾有救父兄、丈夫、公婆等义举的女子，由这类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男子生命高于女性的观念;而当“忠”“孝”“义”与“节”相矛盾时，对一个女人来说，“节”仍是高于一切的。于是，值得牺牲的便只有妇女的生命了。

学者谓:“据有人从《古今图书集成》所收资料统计，在历代节妇烈女的总数中，宋以前历代不过187人，宋金时骤增至302人，元代742人，明代35829人，清初也有12323人。(见杜正胜主编:《吾土与吾民》，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9]而宋的烈女主要出现在靖康之难时，烈女在这个时期突然增多，不由使人联想到程朱理学贞节观念的影响。

在靖康之难前，对妇女贞节观的说教已开始升温，主要说教者便是仁、神宗时期的理学家。如程颐曾与人谈到这个问题:“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10](卷22下)又司马光《家范》曰:“妻者，齐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忠臣不事二主，贞女不事二夫。”[11](卷八《妻》)可见，理学家将忠臣与贞女并列。一般学者仅仅看到:宋代贞节观由宽泛走向严格、保守，与理学的兴起和发展有密切联系。笔者认为:这一点确有道理，但不可忽视的是，在靖康之难前，理学家的观点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还不是很大，主要还是在上层社会传播，对民间文化的渗透并不深入。而在靖康之难后，由于大批的妇女特别是上层妇女被异族强暴，于是妇女的守贞问题受到广泛的关注，此后，士大夫十分注意撰写烈女的传记，理学家的宁死守贞的观念被广泛传播，在客观上，靖康之难使理学家的思想得到社会 (实际上是以男性观念为主导的社会)的认可。学者杜芳琴谓:“元代开启了国家对妇女贞节的提倡表彰制度化与规范化，明代除了将表彰贞节烈制度更推向健全普及之外，还推出了一系列的控制贬抑妇女的政策法令，歧视性的政策直接导致对妇女生命的贱视。”[12]对节烈的鼓吹则意味着对女性生命的漠视，而这一热潮的源头可寻至宋代。

有意思的是，靖康之难同时暴露出臣不忠君的问题，尽管理学家将贞女与忠臣置于同一道德层面，但实际上，杀身忠君的说教却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1](宋)佚名．宋史全文[M]．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2005．

[2](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宋)叶梦得．建康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宋)佚名．建炎维扬遗录[A]．全宋笔记(四之八)[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5](宋)佚名．呻吟语[A]．全宋笔记(四之八)[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6]王大厚．升庵诗话新笺证·宋子虚咏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

[7](宋)王之望．汉滨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宋)汪应辰．文定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钟年，孙秋云．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禁锢——宋代的妇女生活[J]．文史杂志，1996，(1)．

[10](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9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1](宋)司马光．家范[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9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2]杜芳琴．明清贞节的特点及其原因[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