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塞与赫胥黎之间:《天演论》中的严复

2013-02-18 16:00■李
江西社会科学 2013年9期
关键词:赫胥黎斯宾塞严复

■李 萍

在严复的全部翻译作品中,《天演论》的分量无疑是最重的。它已俨然成为严复思想的象征,从而为严复被称作中国进化论的开山鼻祖奠定了基础。

严复从1894年开始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至1896年完成全书。1897年12月至1898年2月《天演论》首次以《天演论悬疏》为名连载于《国闻汇编》,全文5万余字,含按语30条,约1万7千余字。1898年4月,《天演论》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木刻出版,同年10月又由侯官奇精舍石印出版。1905年,《天演论》终于交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据考,《天演论》发行不到10年,版本多达30余种,社会影响由此尽显。如前所述,《天演论》一书篇幅虽然短小,所占比例在严译总量中非常小,远不及《原富》(45 万余字)、《法意》(约 45 万余字)和《穆勒名学》(27万余字)等其他作品宏大。然而,就是这么一部并非鸿篇巨制的作品,却改变了近代中国的思想面貌。吴汝纶说严译《天演论》,“盖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濛,亦缘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也”[1](吴汝纶:《吴汝纶致严复书·二》,P1560)。然而《天演论》中,严复到底如何处理其同赫胥黎与斯宾塞的关系?两人的理论对严复的社会进化思想产生了什么影响?《天演论》是如何既体现斯宾塞“任天为治”又体现赫胥黎“与天争胜”的思想的?下文中笔者将对此进行讨论,以求教于大方。

一、严译《天演论》是否“信雅达三善皆备”

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学,源头上主要来自两家:一是斯宾塞的“竞争进化论”,一是赫胥黎的“互助进化论”。统计表明,1895至1908年间,国内有关斯宾塞的译述曾多达15种①,而有关赫胥黎的介绍仅见于《天演论》。胡先骕说,严复译文,贵在殚思竭虑,一字不苟,“故其译笔信雅达三善俱备”[2]。然而,胡先骕只提到了《群己权界论》与《社会通诠》,并没有提及《天演论》。事实上,《天演论》作为严译第一阶段的产物,无疑谈不上“三善皆备”,非但如此,其于“忠信”二字,缺损也确实很大。我们发现,就连赫胥黎论述的关键地方,严复在翻译时也存在一定差错。如《进化论与伦理学》中,赫胥黎曾用一小段文字讲述生物进化的三种状态。而在严译中看到的却是单辟一节,字数近千,名为《导言三·趋异》。严复的译文虽然中心意义不悖原著,但阐释太多,且随意发挥。又如《天演论·导言八·乌托邦》一节中,有这样一段话:

故欲郅治之隆,必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故又为之学校庠序焉。学校庠序之制善,而后智仁勇之民兴,智仁勇之民兴,而有以为群力群策之资。夫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也。嗟夫,治国至于如是,是亦足矣。[1](P1339)

这里,严复借孔孟思想,表现其民主主义诉求,但对于赫胥黎的原作,并不忠实。

再如,用“治化”翻译“伦理过程”,也不合适。“治化”之说,古籍中早已有之,如《魏书》中的“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庄子》中的“兴治化之流”、《新书》中的“知治化之仪”等,其本意是指通过法律、道德和礼仪治理社会。在《天演论》中,严复自己的理解也是这样。他说:“自礼刑之用,皆所释憾而平争,故治化进而天行消,即治化进而自营减。”[1](《天演论·导言十四·恕败》,P1348)而赫胥黎认为,人之所以不敢反社会,不是因为人们对于法律有畏惧,而是因为他们对于身边同伴舆论的畏惧。正是因为人们都有荣誉感,所以才约束着他们不敢破坏法律、道德和宗教律例。无论是对于社会舆论的畏惧,还是荣誉感,都属于情感范畴,正是赫胥黎所谓可以帮助强化社会结合的可靠手段。对于“伦理结构”,严复固然清楚其内涵。他说:“班孟坚曰,不能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1](《天演论·导言十三·制私》,P1347)然而,以意为之,将“伦理结构”译为“治化”,又将“治化”取义“法制规范”与“礼仪训练”,字面上显然违背了赫胥黎本意,同时也误导了读者。[3]

二、《天演论》的主旨:排斥赫胥黎?

严复思想的绝大部分是否来自斯宾塞,需要仔细论证。胡汉民说:“严氏之学,本于斯宾塞尔。”[4](P145)蔡元培认为:“严氏所最佩服的,是斯宾塞尔的群学。”[5](《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P352)蔡乐苏也觉得,严复翻译《天演论》,却最崇拜斯宾塞。《天演论》导言十八篇中,有关斯宾塞者就有八篇。于是有人说,严复翻译《天演论》,接受的正是斯宾塞的学说。②那么《天演论》中,严复对于斯宾塞与赫胥黎的态度到底如何?严复对于斯宾塞只是盲目接受,还是从斯宾塞与赫胥黎中,各取养分,以救时弊?综观《天演论》的翻译,固然可知严复对于赫胥黎多有訾议,对于斯宾塞赞誉有加。然而是否可以认为,严复对于斯宾塞未有辩驳,对于赫胥黎又无所认同?

董增刚认为,严译《天演论》“基本赞同斯宾塞的社会学说,排斥赫胥黎的伦理思想”,且严译《天演论》除“物竞”之余,还力倡“任天”。关于前者,董增刚的理由是:《原强》中,严复称赞斯宾塞有关“人伦之事”的学说,认为其“精深微妙,繁富奥衍”,“根抵物理,征引人事,推其端于至真之原,究其极于不遁之效”。又说斯宾塞“一国之立,亦力德相备而后存”的观点,有助于指导中国的社会变革。因而,斯宾塞的学说乃“大人之学”,“虽文、周生今,未能舍其道而言治也”。关于后者,董增刚提出的理由则分为两个方面:其一,严译《天演论》历经修善,其最后的版本加入按语若干,如慎始基斋本将卷上十八篇《厄言》改为《导言》,加入按语十六条;卷下《论》十七篇中也加入十二条。董增刚认为,正是这些按语,让严复得以表白心迹,推崇斯宾塞。其二,后人认为严复赞同赫胥黎的“任人为治”,而非斯宾塞的“任天为治”,所依据的主要是严复与吴汝伦的往来书信以及吴汝伦撰写的《天演论》序言。如1897年3月,吴汝伦在给严复的信中,就提到严复想用“以人持天”,捍卫炎黄之种。《天演论·吴序》中,吴汝伦更是称赞赫胥黎“与天争胜”的思想。然而董增刚认为,这种论证有两个问题:第一是时间问题。严复于1896年秋译完《天演伦》,之后随即交送吴汝伦审阅,1897年3月,吴便读毕交还。而严复的删改和“修饰增案”发生在1897年5月至8月。此时的严复已经表明心迹,表示不同意赫胥黎的“以人持天”。于是在同年11月,严复再次去信给吴汝伦,向吴“却露本真”,请他“再为斟酌”。第二是立场问题。吴汝伦同严复虽为师徒,但二人思想多有不同,二人在如何看待“中学”和“天行”与“人治”的关系上明显见歧。因此董增刚认为,严译《天演论》实际是趋斯氏,而排赫氏。[6]

然而问题在于,《天演论·吴序》完成于“光绪戊戌孟夏”,即1898年初夏。此时吴汝伦仍然称赞赫胥黎的“与天争胜”,而严复不但没有反驳,反而接受了吴汝伦的建议,不仅修改了《天演论》篇名,且仍然采用吴汝伦所做序言。[1](P1317-1319)《天演论·译例言》中,严复写道,自己所抒发的意见并非“标高揭己”,至于其“是非然否”,必须“以俟公论,不敢固也”。[1](P1322)对此,董增刚的解释是:严复与吴汝伦意见不一乃是不言自明的事情,至于严复仍然接受了吴汝伦的建议,并没有舍弃后者所写序言,不过是为“尊重起见”的礼节性举措罢了。笔者以为,董增刚的解释有其道理,却又不尽合理,因为它没有言中本质。事实上,严复对于赫胥黎与斯宾塞始终是各有取舍,既没有完全接受一方,又没有完全排斥另一方。认为严译《天演论》,是为了反驳赫胥黎,而替斯宾塞辩护,不能成立。

学理上,严复的社会学思想固然明显受到斯宾塞的影响。1897年10月26日,《国闻报》创刊号刊发《〈国闻报〉之缘起》,文中说道:“抑吾尝闻之:积人而成群,合群而成国,国之兴也,必其一群之人,上自群相,下至齐民,人人皆求所以强,而不自甘于弱;人人皆求所以智,而不自安于愚。夫而后士得究古今之变,而不仅以旧德之名世为可食也;农得尽地利之用,而不徒以先畴之畎亩为可服也;工得讲求艺事,探索新理,而不复拘拘高曾之规矩为不可易也;商得消息盈虚,操计奇赢,而不复斤斤于族世之所鬻为不可变也。”[1](P454)积人成群,合群成国,认为国家是“人”的放大,这些思想明显具有斯宾塞社会有机体的影子。同理,作为严复社会学的核心思想,社会天演论与社会有机体论也同斯宾塞有深刻联系。对此,严复自己也有说明。[1](《〈群学肄言〉译余赘语》,P126)然而严复清楚,斯宾塞将生物进化论的机理,运用于分析人类社会,是一种“纯自然淘汰论”,并不可取。而且,斯宾塞的理论过分重视“宇宙过程”,若以此分析人类历史与社会进化,有为帝国主义服务之嫌。如斯宾塞写道:

那些正在发挥作用的力量会消灭人类中阻挡前进道路的部分,如同它们消灭猛兽和无用的反刍动物一样严厉。正如野蛮人取代了较低动物的地位一样,假如他作为一个野蛮人的时间持续得太久,也就必须让位于比他高级的人。而且,请看,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确是让位了。因为什么是一个征服者种族的先决条件呢?数量上的优势,或更强有力的本性,或改进了的作战方法;它们全都是进步的标志……因此,显然,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主要是社会性的人对反社会性的人的征服;或者,严格地说,是更加适应的人对较少适应的人的征服。[7](P226)

因此,为了补救“任天为治”,严复部分接受了赫胥黎的“任人为治”,看到了“人”在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作用。如王栻分析的那样:

关于斯宾塞这个人与他所著的书,严复固然是非常服膺的,但他的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观点,严复也指出,所以在维新运动中鼓励中国人民发奋图强时,他宁愿采取赫胥黎的《天演论》,而不采取斯宾塞的著作,以后翻译并出版他的《群学肄言》,其主要用意,也只希望人们,不要单凭主观成见论事,必须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观察事物的实际情况,才能决定方针与政策。[8](P196)

《天演论》告诉我们,人通过努力,可以“与天争胜”,并最终“胜天”。对于严复而言,一个社会只要人治日新,国家便可永存,种族就能不坠。所谓“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1](《原强》修订稿,P27),就是要使国民觉醒,造就其“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1](《原强》修订稿,P18)这样才能“与天争胜而胜天”,才能解决民族与文化的双层危机。亦如吴汝纶所说:

推极乎古今万国盛衰兴坏之由,而大归以任天为治。赫胥黎氏起而尽变故说,以为天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极乎天赋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之谓与天争胜。而人之争天而胜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归天演。[1](《天演论·吴序》,P1317)

赫胥黎指出,人在“天演”世界中,不能“哀生悼世”,“徒用示弱”,应当“沉毅用壮”,“疆立不反”,要“早夜孜孜,合同志之力,谋所以转祸为福,因害为利”。[8](P191)严复对此深有体会。《天演论》末尾处,严复翻译了丁尼孙的一首长诗,其中部分如下,似乎也可看出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真实态度:

挂帆沧海,风波茫茫;或论无底,或达仙乡;二者何择,将然未然;时乎时乎,吾奋吾力;不竦不戁,丈夫之必。[1](《天演论·论十七·进化》,P1398)

介绍西学,发挥国故,阐述己论,三者糅合,乃是严复翻译的一贯特点。此处所译丁尼孙,反映的不仅是严复“字字由戥子称出”的审慎与认真,而且也是他关于“人力”的真实态度。用严复自己的话说,便是要“与普天下有心人,共矢斯志也”[1](《天演论·论十七·进化》,P1398)。

三、《天演论》中的“人治”

固然,就宇宙论而言,严复所持更像是决定论的立场。然而,正如《天演论·自序》结尾写到的那样,严复并没有因为这一立场,而否定“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主性。严复翻译《天演论》,译文共计35节,其中28节均附有按语。出于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倾向,严复在翻译中,除介绍赫胥黎学说之外,也喜欢通过这些按语发挥斯氏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需要对其加工改造。尤其在《天演论》结束语中,严复几乎抛开原文,号召人们与天争胜。他说:

今者欲治道之有功,非与天争胜焉,固不可也。法天行者非也,而避天行者亦非……吾辈生当今日……徒用示弱而无益来叶也。固将沉毅用壮,见大丈夫之锋颖,强立不反,可争可取而不可降……早夜孜孜,合同志之力,谋所以转祸为福,因害为利而已矣。[1](《天演论·论十七·进化》,P1396-1398)

人类生存的价值在于自然之中,还是在于同自然的斗争中?这一问题在斯宾塞与赫胥黎那里有着不同解答。斯宾塞对于社会进程的解释完全以自然规律为基准,认为自然中包含内在的规律,它自主地发生作用,并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赫胥黎则不承认自然过程和社会伦理有何关联,认为自然本身并非道德。

的确,当严复于1895年翻译《天演论》上卷时,他也认为应当将伦理从社会进化体系中剥离开来,反对从道德主义衡量社会进步,也不承认伦理对于社会进步有制衡作用。严复从《天演论》的翻译中,找到了为斯宾塞进行辩护的机会,而这却并不意味着《天演论》就成了严复想要批判赫胥黎的反面教材,也不意味着严复的进化思想就是斯宾塞的翻版。关于这一点,中外学者已有认识。如史华兹就说,严复在把西方思想引进到中国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做了改造。所以严格来说,严复并不能算是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忠实不二的信徒。如严复对于“自由”的理解便明显不同于斯宾塞。对于严复而言,个人作用的充分发挥,不能损及他人利益。严复对于个体的自由,一方面是热情,另一方面又有限制。如王中江所说,严复早期对于“天赋人权或自由”确有情结,不过后来他改弦更张,不再相信这一由卢梭提出并由斯宾塞重申和主张的学说了。[9](P227-228)

与此同时,通过严译的某些按语,却可以看到严复对于赫胥黎的认同。如《天演论·导言八·乌托邦》中,他称赞赫胥黎“圣人知治人之人,固赋于治于人者也”[1](P1339)。赫胥黎主张开民智,治国始于教民,又认为保群自存之道,“不宜尽去自营”。严复对此并无异议。恰恰相反,严复的所有著作都强调“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鼓励人们积极作为,改变中国的贫弱状态。如张也扬所说,“严复赞同‘恃人力’与‘天争胜’的观点”,而不是斯宾塞的“任天为治”,这一点毋庸置疑。[10]严复认为,人在自然进化的规律面前不能无所作为,而应该积极作为。这种作为即所谓“自强”、“自立”和“自力”,需靠“善群”与“善变”加以实现。吴汝纶在《天演论》序中写道,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赫胥黎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前者“大归于任天为治”,后者则“尽变故说,以为天不可独人,要贵以人持天”。又说:“凡赫胥黎氏之道具如此,斯以信美矣。抑汝纶之深有取于是书,则又以严子之雄于文,以为赫胥黎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1](《天演论·吴序》,P1317)中国传统中,所谓“书之有序”,历来都是“明作书之旨也,非以为观美也”。吴汝纶深知这一传统,也深知严复此著的重要性,而他在此情况下仍然答应作序,断不会有违严复本意。仍然是在《天演论·自序》临近结尾处,严复详细阐述了“质力相推”的宇宙观与以《周易》为代表的古代中国智慧的相同性,同时驳斥国人对于西学的误解。无论是遣词用语,还是整体文气,这段论述也都没有否定赫胥黎,因为严复深知:“曰任自然者,非无所事事之谓也。”[1](《天演论·论十五·演恶》,P1393)

严译《天演论》中,曾多次强调所谓“天演公例”来自达尔文鼻祖。为此,严复不惜引用自然现象、试验数字或其他学说,解释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同时又引用马尔萨斯的人类、动植物生殖之“几何级数递增”理论,与赫胥黎有关草木繁殖的试验数据,解释生物“独存众亡之故”,认为其中必有道理。严复指出,晚清政府政治腐败,妄自尊大,盲目保守,而国民意识惶惶恐恐,“事势儳儳,不可终日”。这样的形势之下,是极有可能导致灭国亡种的,所谓“外种闯入,新竞更起,往往年月以后,旧种渐湮,新种迭盛”[1](《天演论·导言四·人为》,P1333)。而中国要想救亡图存,当以“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竞委,发明富强之事”[1](《与梁启超书·一》,P514)。正当此时,斯宾塞推出《综合哲学体系》,构筑了一个以进化论为核心,囊括所有科学知识的综合体系。严复深知此书的重要,也很想翻译此书,不过因为它实在“体大思精”、“繁衍奥博,不可猝译”[1](《天演论·导言二·广义》,P1327),且“以其书之深广,而学者之难得其津涯也”[1](《译〈群学肄言〉自序》,P123),于是只能放弃。所幸的是严复发现,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同样采用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并论及天人之间的区别、伦理与宇宙的进程及其关系。虽然严复自知与赫胥黎在许多问题的理解上不尽一致,但书中尚有不少他想要传播的西学内容,且对于他批驳“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守旧思想也有助益。他指出,所谓:“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此观化不审似是实非之言也。夫始于涅菩,今成椭轨;天枢渐徙,斗分岁增;今日逊古日之热,古晷较今晷为短,天果不变乎?”天既然会变,“道”当然也会变化。“若夫君臣之相治,刑礼之为防,政俗之所成,文字之所教,吾儒所号为治道人道,尊天柱而立地维者,皆譬诸夏葛冬裘,因时为制,目为不变,去道远矣。”[1](《救亡决论》,P50-51)因此,只要顺应普遍进化之规律,加之以“血气体力之强”[1](《原强》修订稿,P18),便可以改变中国之成法。这对于实现人治之日新,种族之独立,无疑有益。[1](《天演论·吴序》,P1318)

四、结语

现代叙事学研究表明,人在叙事中不会孤立地、毫无联系地评价叙事中的单个成分,也不会将叙事情节同叙事者的视角分离开来。翻译无疑也属叙事类型,自然不能例外。《天演论》中,严复的按语多达30条,近1万7千字。无论是严复译文,还是其按语,都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在赫胥黎与斯宾塞之间进行简单取舍。恰恰相反,严复对于二者的选择不仅审慎有加,而且针对性强。究其原因,既有来自于社会制度方面的,也有其自身政治思想与文化主张方面的。对此,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而论。

注释:

①分别为:《天演论》和《群学肄言》( 严复译);《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与《天演论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梁启超译);《论进境之理》与《论礼仪》(章太炎、曾广铨合译);《物种原始论》和《人类的始祖》(马君武译);《自由篇》和《格致进化论》(马林与李玉书合译);《斯宾塞语录》(吴治恭译);《斯宾塞快乐派伦理学说》(喋血生者译);《社会平权论:便宜主义》、《史氏新学记》和《斯宾塞尔学案》(未名氏译)。

②参见蔡乐苏《严复启蒙思想与斯宾塞》(《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张士欢《究竟是赫胥黎还是斯宾塞——论斯宾塞竞争进化论在中国的影响》(《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严复集[C].王栻,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2]贺麟.严复的翻译[J].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号,1925.

[3]汪毅夫.《天演论》:论从赫胥黎、严复到鲁迅[J].鲁迅研究月刊,1990,(10).

[4]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之政见(《民报》第2期)[A].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C].北京:三联书店,1960.

[5]蔡元培全集(第4卷)[C].高叔平,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

[6]董增刚.试析严复翻译《天演论》的主旨[J].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1).

[7](英)斯宾塞.社会静力学[M].张雄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8]王栻.严译名著[A].苏中立,涂光久.百年严复——严复研究资料精选[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9]王中江.严复与福泽谕吉[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

[10]张也扬.严复对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贡献[J].社会科学研究,19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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