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思想的探索

2013-04-07 22:43陈春莲陈敏子
关键词:费尔巴哈手稿异化

陈春莲,陈敏子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科技处,北京 100192)

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思想的探索

陈春莲,陈敏子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科技处,北京 100192)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见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异化劳动”的思想。这是马克思运用人的本质异化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劳动的一个思想成果。正确分析和科学评价这一思想成果,有助于全面了解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以及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科学世界观和历史观历程中的艰辛探索。

异化劳动;私有财产;人本主义

自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第一次出版以来,整整80年过去了,人们对其的关注依然不减。严格地说,《手稿》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不能视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顶峰,但它是马克思走向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一步,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在该书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思想。正确分析和科学评价这一思想,有助于全面了解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以及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科学世界观和历史观历程中的艰辛探索。

在《手稿》“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一节中,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根源,而私有财产累积到一定的量时才会反过来加剧劳动乃至人之异化。这个结论是从对所谓“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开始展开的。“国民经济学是当时德国人对英国人和法国人称作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采用的概念”。[1](P193)

一、“国民经济学”的私有财产前提

国民经济学是以私有财产为分析前提的。所谓私有财产,用斯密的话来说,就是指资产阶级社会中与工人阶级、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相对应的工资、资本的利润与地租的形式。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就是工人生产的产品的力量越大,数量越多,工人就越贫困,“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反比”。[1](P50)与此同时,“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1](P50)垄断产生,“最后,资本家与地租所得者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1](P50)由此看来,私有财产的产生无疑是有原因的,但国民经济学并未解释这个原因,而是当其是个确定的前提,即“它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做前提”。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它并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整个国民经济学的根基就是不稳定的,它的前提——私有财产都是“处于一种虚幻的原始状态”,“他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1](P51)而事实上,私有财产是个历史范畴,需要对其产生根源加以研究和讨论。当时,马克思试图从理论上论证社会主义,但自己的科学世界观尚未形成,因而接受了在当时影响最大的费尔巴哈的现成的思维方式,提出了“异化劳动”的重要思想。为此,就必须对“异化劳动”进行分析和解读。

二、“异化劳动”的内容和表现

在马克思以前,异化概念被唯心地或是抽象地运用于理论研究中。马克思没有停留在他的理论先驱者和同时代人的水平上,而是由抽象的异化概念深入到具体的“异化劳动”,把哲学问题同经济问题紧密联系起来,运用“异化劳动”思想,分析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最后形态。概括地说,“异化劳动”的内容和表现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一)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的异化 所谓劳动产品,就是工人进行生产劳动所产生的商品。一般来说,生产的产品越多,产生的价值就越大。但对于工人来说,在“当前的经济事实”中,工人生产的越多,他就越贫穷。这一部分主要提到了“劳动产品的对象化”与“异化、外化”。

首先,产品是流水线中的产品,是事前规定好的产品,但规定者自然不是工人。工人要做的只是站在流水线上去生产这个既定的东西而已。那么,这个产品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是“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1](P52)也就是说,工人像个机器,只是在执行“劳动”这个命令,他生产的东西跟他没什么关系。但劳动产品与工人又有另一层面的联系,即生产越多,工人越贫穷。因为工人(劳动力)本身已是商品,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只会让自己贬值。在《手稿》的第一部分“笔记本I”中的“工资”部分,马克思就从三种社会状态的角度来分析工人在其中的地位,并得出结论:“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增长的状态中,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完满的状态中,贫困持续不变”。[1](P11)到了这一部分,马克思进一步分析道,同宗教异化相似,“人奉献给上帝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同理,工人将自己的生命投入生产,而生产出的产品是外化于他的,那投入的生命也就不再属于他了。工人生产的越多,失去的就越多。而他生产出来的对象的力量却越来越大,并日益成为相异于工人并反过来统治(或者是敌对于)工人的对象。

紧接着,马克思又从自然界与工人的关系的角度来“更加详细地考察”对象化。自然界是工人得以创造的基础,因为自然界为工人的劳动提供了生活资料,“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1](P53)于是工人获得了工作,或者说是劳动的对象,只有这样他才能生存,才能进一步获得活下去的生活资料。在这一层意义上,自然界也为工人自身提供了生活资料。然而,根据之前的劳动产品与工人关系的结论,我们知道,越生产就越失去。在工人把自然界当做对象进行生产的同时,他也就是在越来越多地失去自然界。当自然界越来越不属于他时,他不仅越来越少地拥有自然界这个劳动的对象,也越来越多地失去了自然界直接为他的肉体的生存所提供的生活资料。

从以上可以看出,工人的地位非常被动,越来越奴隶化。活下去,或者说是艰难地活下去的前提就是,他要先是个工人,才能是人。也就是说,他要生产出劳动产品,要生产出商品,他才能生存。而生产的商品越多,他所拥有的就越少,他生产的对象就越发强大,并且成为敌对于他的和统治他的力量,这就是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的异化。

(二)劳动活动同劳动者的异化 有异化的劳动过程,才会产生异化的劳动产品。“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是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1](P54)马克思从两个方面考察了劳动行为的异化。

首先,劳动是外在于工人的行为,是不属于工人的,因此劳动过程是痛苦的(否定自己;感到不幸;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因为在劳动的过程中,并不能真正体现出作为“人”的本质,而只是“被迫的强制劳动”,人在其中并无快乐与自由而言。因此,一旦这种“强迫”消失,“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1](P55)

其次,对于工人而言,劳动是属于别人的,并且在劳动中连他自己都不属于自己,也是属于别人的,越劳动就越丧失自身。在这样一种劳动行为的状态下,本该是自主自由的人的劳动行为,像是机械的被迫的无感情的行为,更多的是退化为了动物的求生行为。在这样的状态中,生活的质量早已退化为“活下去”的最低要求。劳动本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而此刻却只有“非劳动”的状态才能使工人感觉到自由和自在,即马克思所描述的“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P55)生命本该是活动,但活动却促成了生命的压迫,“他个人的活动……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1](P55~56)所以,劳动行为的异化也就是所谓的“自我异化”,劳动产品的异化则是劳动对象性的丧失,是物的异化。

(三)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 这里,需要厘清所谓人的类、类本质及类生活的概念。这些都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术语,它们表达了人区别于动物的概念。首先,人对于自己有意识,对“人”这一物种的自我的意识就表达了人是“类”存在物。而所谓“类本质”,就是人对于自身该处于何种状态的一个设定。这种设定的存在说明人的生命(或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是加入自己的意志力的。或者说,人是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视为自己的活动对象的。诚然,动物也有生命也有活动,但我们知道,“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1](P57)通俗地说,动物就是顺着活下去,而人会先思考“该活成什么样”和“怎么活”,然后再活下去。这个“该活成什么样”和“怎么活”,就是所谓的“类生活”,它是人这一“类”对于理想、和谐、应有的生活的向往、目标和追求的过程。这是一种和谐的让每个人都舒服的状态。这种和谐,主要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之前的内容中,马克思已经从劳动产品异化的角度指出,自然界在异化的劳动中逐渐丧失。在这里,马克思更进一步阐述了自然与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关系。人与动物都依靠无机界(自然界)活着,但人的依赖的范围显然更广——不仅视之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也视之为“艺术的对象”;不仅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也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可以说,整个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通过实践去认识世界、创造对象和改造无机界,在这个过程中也体现出人与动物的区别。然而,异化劳动使得人失去自然界,“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1](P58)

这本该和谐的、自然而然的相互状态,如今变成了被迫的、无奈的、痛苦的乃至异化的关系。因为人有意识,所以为了活下去,“人的生命活动变成了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作为“类存在物”的优越性却反过来导致了“类生活”的异化。本来劳动产品和劳动活动都是人的本质的表现,这两者与人相异化,当然也就是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这就是“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

(四)人同人相异化 由于人同其劳动产品、劳动活动和“类本质”相异化,其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如果说,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的“类本质”异化都是人与自身的异化的范畴,那么人同人相异化则是人与他人的关系的范畴了。在这里,马克思不仅仅是从单个工人的生产行为来谈异化,而是将其置之于交往与社会关系中。在《手稿》的附录部分《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表达了这其中的逻辑衔接问题。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正是在交往与联系中,人认识到自身并走出自身。而社会关系的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1](P170~171)这就是一幅“类生活”的蓝图。当人与自身相异化了,人不再按这种“类生活”蓝图的方式去活动了,其交往行为也必然是异化的,那么人的社会关系也就是异化的。由此,人同他人,或者说是人同人必然也是相异化的。

三、私有财产的根源和本质

由上可知,工人的劳动所生产出的劳动产品是异化的,或者说是外化的,是不属于工人本身的。而生产的产品越多,工人所失去的就越多,受到来自异己的力量的压迫就越大。那么,这些生产出来的东西,外化到哪儿去了?到底是谁,是怎样一种“有别于我的存在物”拥有了这些产品,汲取了工人的力量,又反过来统治工人呢?是神或自然界吗?并非如此。人是要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受自己支配的,当工业愈发达,生产愈丰盛,神明的魅力也在愈发显得薄弱甚至“变成多余”。在这里,有一个理论前提,即“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1](P59)也就是说,在“异化劳动”中,工人生产出了劳动产品,劳动产品与劳动行为反过来成为异己的力量压迫工人。而此时在工人的视界中,他与劳动产品及劳动行为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实则为他与真正拥有这些劳动产品的“有别于我的存在物”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这就是说,工人在异化的劳动过程中,“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1](P60~61)而这些“他人”就是“有别于我的存在物”,是工人之外的他人,是资本家。

资本家是什么?资本家是与工人相异的“占有非自身的活动”的人。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劳动及劳动产品,他们与劳动的关系是工人与劳动的关系产生的,但他们反过来压迫工人,是作为与工人敌对的力量出现的。资本家就是“异化劳动”的产物。

至此,马克思得出结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1](P61)也就是说,“异化劳动”(外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根源。只有通过“异化劳动”的分析才能了解私有财产的本质,只有了解“异化劳动”的发展才能认识私有财产的起源,从而才能发现扬弃“异化劳动”和消灭私有财产的道路。马克思这种理论研究的方法和方向,对于他发现唯物史观和创立科学共产主义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四、正确评价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

究竟怎样分析和看待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观点,需要继续深入探讨。

首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受黑格尔影响和在费尔巴哈启迪下,用人的本质异化观点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劳动的结果,用“异化劳动”的思想去批判私有制,揭示劳动和私有制的内在联系,并试图用这个思想把哲学、经济学和共产主义学说融为一体,这是很有意义的。通过对“异化劳动”这个问题和现象的研究,使马克思逐步认识到社会关系,从而接近了生产关系的思想。这就使马克思站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门口,或者说使他接近了历史唯物主义。在1845年~1846年,随着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科学概念的形成,他对社会关系的本质、对人和人的本性、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等问题都有了科学的认识,并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原理为基础,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阐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前苏联学者巴日特诺夫认为,“对异化劳动的深刻解释成为马克思对共产主义进行科学研究的手段,成为确定他对古典经济学、以往的共产主义理论以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态度的基础”。[2](P163)“《手稿》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关节点”。“分析一下马克思的这部还很少得到我们研究的著作,可以进一步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的起源,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世界观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的来源、动力和形式,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有机联系”。[2](P2)

其次,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毕竟带有一些旧哲学的痕迹,特别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在17和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启蒙学者那里,异化现象是作为社会政治问题反映出来的。他们主要是从法学、社会学意义上使用异化这个词。黑格尔则把异化概念引入哲学中,用于构建其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费尔巴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否定宗教神学和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过程中,用“人”代替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实现了异化主体的转变,建立起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哲学,提出了“人的本质异化”的命题。但费尔巴哈脱离人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去分析人的本质问题,说明人的本质异化现象,因而他的人本主义异化观形式上是唯物的和具体的,而内容却是抽象的和空洞的。马克思在当时自己的科学世界观和历史观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接受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包括人本主义异化观点的影响,用异化概念说明社会现象,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无疑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观,但它说明的问题是现实的,所使用的理论则是抽象的,因此它仍然带有明显的费尔巴哈哲学的痕迹,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在《手稿》中,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论述从单个人延伸到社会关系的角度,通篇都有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的观点的影子。在《手稿》序言中,马克思自己也认为,“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1](P4)正如前苏联学者巴日特诺夫所说:“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内容的分析首先表明,这部手稿不是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在这里还处于形成过程中,除了有一些表达得很清楚的卓越的唯物主义表述,一些足以证明他的发展的崭新道路和倾向的未来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萌芽以外,在这里往往还可以看到一些不成熟的思想。这些思想是从那些曾是马克思的思维材料而在探讨新问题时又加以抛弃的理论来源借用来的。例如在《手稿》中可以清楚感到的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术语的影响,就证明了这一点。”[2](P162)这个分析值得我们重视和注意。所以,对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的评价应当实事求是,客观公允,不能脱离实际,简单泛化。随着实践的发展、研究的深入和思想的升华,马克思逐步摆脱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逐步克服了现实内容和抽象形式的矛盾,而形成了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此后,异化就不再是马克思用以分析问题的基本范畴和主要方法,而包括“异化劳动”在内的异化现象本身也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加以正确和全面地说明和解释。

毫无疑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的一部重要著作,它的出版无论是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脉络与转变的研究,还是对于其思想整体性的把握,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手稿》还催生出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东西方的思想与其的碰撞和对其的扬弃,无论在政治经济学史上还是在哲学思想史上都闪现出了耀眼的火花。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前苏联)巴日特诺夫著,刘丕坤译.哲学中革命变革的起源——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 赵立人〕

A study of"Alienated Labor"in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CHEN Chun-lian,CHEN Min-z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Beijing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Beijing,100192)

In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Marx put forward many valuable theories,the most of which is the idea of"alienated labor".It is a result of his analysis of capitalist lab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ienation of human nature.Correct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is thought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and Marx's exploration in found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forming scientific view of the world and history.

alienated labor;private property;humanism

B15

A

1674-0882(2013)03-0020-04

2013-04-23

1.陈春莲(1970-),女,安徽安庆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高校德育;

2.陈敏子(1989-),女,安徽安庆人,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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