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西柏坡时期党的文风

王彦红 刘志兰

(西柏坡纪念馆 河北石家庄 050411)

毛泽东曾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文风问题，表面看是写作风格问题，是形式上的问题，实际上它更是一个立场问题、方法问题、内涵问题，它反映的是一个政党的精神状态，是党风的一面镜子。从文风状况中可以判断党的作风，评价党的形象，进而观察党的宗旨的贯彻落实情况。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正处于夺取胜利的关键时期，特殊的战争环境造就了特殊的党的文风，其经验至今仍能给我们提供可贵的历史借鉴。

一、坚持以充分的调查研究为写作前提

毛泽东曾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有几分调查说几分话，占有几分材料写几分文章，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充分的调查研究中得出结论，这是西柏坡时期党的文风的基本特点。

对于调查研究，中央五位书记中的任弼时可以说是党内的行家里手。这一优良作风，任弼时从延安到西柏坡的长期工作中一直注重有加，而且运用得炉火纯青、卓有成效。1947年11月，毛泽东就土地改革问题同任弼时专门谈话，让他在中央前委中负责分管土改工作，以保证解放战争的继续进行和最后胜利。面对土改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其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倾向，他带病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周围20多个村子进行认真、广泛和深入的调查研究，他亲自到老百姓家中问寒问暖，同老党员、老贫农促膝谈心。他看到广大农民深受“左”倾错误之害，有的地方还是触目惊心！通过这次调查，任弼时获得了真实地反映农村土改的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写出了数以万字的调查笔记。调查结束后，他认真分析了材料，撰写了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并于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战军前委会议上作了报告。报告对土地法大纲颁布之后，农民在实际土改运动中所发生的各种问题，一一进行分析原因，并给以具体解决办法。毛泽东十分欣赏这一报告，并决定以此代替中央原定拟发的“一月决定”，作为指导文件印发全党，从而及时纠正了土改中的“左”倾错误。这篇报告与毛泽东1948年2月15日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等文献一起，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关于土地改革方针政策的代表作。直到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仍然高度评价了任弼时在土改问题上的功绩：“土地法上讲，禁止乱打乱杀。这个问题好像是从1947年12月会议和任弼时那个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以后才明确了。弼时同志那个文件起了相当的作用。”这一成效无疑得益于他注重和善于调查研究的结果。

二、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

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从实际存在的问题出发，坚持有的放矢，坚持科学理论和具体实践相结合，是西柏坡时期党的文风的显著特点。

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形势一日千里，战场上、队伍里随时可能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很可能会影响战场上的胜负、队伍里的团结，从而影响中国革命的整个进程。毛泽东做为革命的总统帅，针对每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及时回馈，撰写了大量的电报、消息、文章等，有的放矢，在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电报作为战争年代主要的传递信息的工具，在西柏坡短短的十个月中，毛泽东撰写了408封发往前线，仅三大战役期间，就有197封，切实解决了各个方面的问题。

为了彻底解决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刘少奇接到任务后，为了能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一路转移，一路调查，从而取得了大量的一手材料。到达西柏坡后，召集各个解放区的代表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上，各位代表针对各个解放区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热烈讨论。经过近两个月的研究，最后刘少奇和秘书根据实际情况撰写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经过毛泽东修改后发表。《中国土地法大纲》不但肯定和发展了1946年“五四指示”中提出的将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而且改正了其中对地主照顾过多的不彻底性，成为一个在全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公布与实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多年土地革命基本经验教训，彻底摧毁了在中国大地上盘根错节的封建土地制度的根基，实现了中国农民对土地的迫切愿望，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革命与生产的积极性，对保证解放战争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倡导用群众语言讲话，通俗易懂，平易近人

毛泽东一贯提倡写作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讲话，他曾经用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讲话教育人们，“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的话，那么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一个普通工人都懂的，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充分体现了他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任的写作态度。

毛泽东撰写文章过程中非常注重群众语言的运用，每一篇文章都十分通俗，十分生动。如在《评蒋傅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中写道：“当国民党军队的将军们都像一些死狗,咬不动人民解放军一根毫毛而被人民解放军赶打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白匪崇禧、傅匪作义似乎还有一点生命力,就被美国帝国主义者所选中,成了国民党的宝贝了。蒋匪介石已经是一具僵尸,没有灵魂了。什么人也不相信他,包括他的所谓‘学生’和‘干部’在内。”短短百十字，把蒋介石行将完蛋，还在那里垂死挣扎的丑态全面展示在世人面前，并且告诉敌人，我们已经对你们的行动了如指掌，你们胆敢来犯必将有来无回。

毛泽东在文章中还善于运用人们熟悉、又颇具表现力的群众语言、俗语、谚语、口语和寓意深刻的成语、典故，使文章的语言既通俗易懂，又丰富多彩、生动活泼，人民喜闻乐见。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写道：“国民党是那样的不行，无论帮它多少总是命定地完蛋了，他们不能控制了，他们无可奈何……”同一文中又说：艾奇逊之流“不和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当局好好地打交道，却要干这些混账工作，而且公开地发表出来，丢脸，丢脸！”这些语言多么通俗，多么群众化，简直就像面对面地话家常。

四、坚持行文篇幅要短

毛泽东历来反对空洞无物的长文章，他把这样的文章曾比喻为“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坚持行文要短小精悍，不拖泥带水、不绕弯子。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战争进行的最为激烈的时期，读者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读那些面面俱到、文字繁琐的报道，他们最关心、最渴望知道的是战争局势的最新变化、战况如何。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党的文风体现了“短平快”的特点。

由周恩来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通知，连题目带日期，全文仅386个字，正文仅269个字。就这短短的269个字，不仅告诉了开会的时间、地点、会期等基本内容，而且考虑到各局各前委工作、作战的具体情况及有关同志的身体、路程等多种特殊情况。这几种特殊情况，大多明确由各地或本人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决定，充分体现中央对各地甚至个人情况的“胸中有数”，又反映了中央对各分局或有关同志的尊重。

这次全会做出的著名“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一共才39个字，可以说已经短到了如果谁违犯了，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没有记住的程度，但却有的放矢，很管用，成为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保持自身廉洁，赢得民心人心的秘密武器。

五、提倡领导亲自动手写文章

毛泽东在亲自动手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曾明确提出：“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

西柏坡时期，中央领导集体对于自己负责的工作，大多亲自动手，不劳烦别人。就连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也一样，他除了每天撰写、修改、批示大量的文电解决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新情况新问题外，还要关注队伍的思想动向，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但他从来不轻易让秘书代劳，总是亲自动手起草文电、报告、撰写文章。毛泽东在西柏坡只住了短短的十个月、三百天左右的时间，但却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其中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有20篇，收入《毛泽东文集》第5卷的有53篇，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的有12篇，收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的有21篇，收入《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5卷的有290篇，而《毛泽东年谱》记载的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文电、讲话、谈话、书信等，大约有390篇之多，数十万字。毛泽东的这些文献都是他亲自撰写的，大多都留有手稿，为我们做了很好的表率。

当前，党的文风存在一些问题，如“思想僵化，缺乏沟通共鸣”、“贪大求长，热衷空谈说教”、“官腔官调，拒人千里之外”“故弄玄虚，追求轰动效应”、“领导不动手，秘书代劳”等等，针对存在的种种问题，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要求切实改进文风。西柏坡时期党的文风像一面镜子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妨经常照一照，学一学，写一写，相信优良文风会很快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