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分析

高玉峰 崔金龙 刘丽梅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河北秦皇岛 066004）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分析

高玉峰 崔金龙 刘丽梅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河北秦皇岛 066004）

对工作在建筑业、服务业、制造业、事业单位等行业的947名新生代农民工随机抽样问卷调查，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的30个因素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调查的30个影响因素中有14个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大于0.6，16个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小于0.6。根据灰色关联理论，灰色关联度大于0.6的14个因素为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指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他们具有农业户籍，但不会农业生产，成长经历与城市同龄人趋同，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外出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对职业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5278万人，其中58.40%是新生代农民[1]。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在王春光[2]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以来，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这个概念，可见党中央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常重视。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发生后，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社会普遍关注，2012年两会代表提出了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的提案。目前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研究的还不多，本文通过问卷调查，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以便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一、调查基本情况

课题组于2012年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947份，其中收回有效问卷882份，有效率为93.1%。采取直接调查方式，即以用人单位为整体，将随机抽选的调查对象集中在一起，由调查人员现场发放调查问卷，说明调查的目的、意义、问卷填写方式及注意问题，由被调查人现场填答问卷，当场收回问卷，整个调查在30分钟内完成。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分布事业单位、建筑业、服务业、制造业，分别占18.7%、23.2%、43.6%和14.5%。其中男性占53.4%，女性占46.6%；20岁以下的占14.3%，21-30岁的占72.1%，其余为30岁以上的；小学及以下文化的占9.8%，初中、高中（高职、中专）文化的占68.6%，专科及以上文化的占21.7%；未婚人员占54.3%，已婚和离异人员占45.7%；务工年限在3年以下的占65.2%，3年以上的占34.8%。本次调查抽样误差为3.5%左右，调查结果可达到95%的置信度水平。调查内容除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外，主要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质量造成影响的主客观、宏观和微观等方面因素进行详细调查，共调查30项指标，每项指标设计5个选项，分别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影响非常大、影响较大、影响一般、影响较小、影响非常小。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灰色关联分析过程

灰色理论是研究部分因子不清楚、不确定的数学理论，通过确定参考数据列和若干个比较数据列的几何形状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反映了曲线间的关联程度。本研究采用里克特五点量表计分法进行统计，分别从影响非常大、影响较大、影响一般、影响较小、影响非常小依次计为5、4、3、2、1分，按不同行业调查结果加权平均，对比较数列和参考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求参考数列与比较数列的灰色关联系数ξ和灰色关联度[3]。本文所有指标以影响非常大得分5为参考序列，以各调查指标所得的加权平均数为比较序列，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求得无量纲化值和灰色关联系数ξ，最终计算出灰色关联度ri。

（二）结果分析

在影响新生化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的30项因素中，14项因素灰色关联度大于0.6，16项因素灰色关联度小于0.6。灰色关联度大于0.6的14项因素依次为：经济收入为0.912，工作时间为0.896，企业文化为0.881，社会保障为0.841，单位领导为0.795，社区供给为0.783，居住地点为0.773，单位条件为0.744，家庭负担为0.729，社区文化为0.722，生活环境为0.703，户籍制度为0.674，工作性质为0.623，交往对象为0.614；灰色关联度小于0.6的16项因素分别是：婚姻状况为0.599，社会环境为0.593，单位性质为0.590，社会地位为0.581，身体状况为0.581，个人素质为0.573，文化程度为0.554，大众传媒为0.554，居住条件为0.545，个人需求为0.544，生育愿望为0.538，精神状况为0.534，个人兴趣为0.533，性别差异为0.510，年龄条件为0.500，务工年限为0.490。

根据灰色关联理论，灰色关联度越接近1，说明关联程度越大。当γ=0.5时，两因素的关联程度大于0.6，便认为其关联性显著，也就是说关联度大于0.6的因素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的关键性因素。

三、结论

（一）经济条件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质量的首要因素

经济收入的灰色关联度最高为0.912，此外，与新生代农民工经济密切相关的还有家庭负担，灰色关联度为0.729，排在第九位。调查结果表明：6.9%的新生代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在1000元以下，48.2%的人收入在1001-2000元，34.9%的人月收入在2001-3000元，10.1%的人收入超过3000元。除去日常开支，80%的人每月能结余500-1000元，结余在1000-1500元的人数最多，结余在1500元以上的人很少。[4]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的农民工相比，已由单纯的生存需要转向生活的需要，追求更多的精神文化消费，但由于收入不多，扣除各种生活开支外，真正用于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很少，甚至几乎为零，较低的经济收入和较为沉重的家庭负担严重的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只有在经济条件更加宽裕的前提下，才能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有更多的消费可能，才有可能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因此经济条件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的首要因素。

（二）工作性质直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能够直接影响经济收入，包括工作性质和工作时间等，工作性质决定工作时间，工作时间影响精神文化生活，调查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和其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灰色关联度排在第二位，为0.896。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时间比市民长2-3个小时，每天工作8小时的只占10.7%，工作9-12小时的人数最多，占82.8%，此外还有6.5%的人工作在12小时以上。新生代农民工每周能正常休息一天的占25.9%，能休息2天的占11.8%，其余的人没有双休日和固定休息时间。国家法定节假日21.5%的人能正常休息，57.6%的人完全不休息。新生代农民工多数从事基础性工作，技术含量不高，繁重的体力劳动，超长的劳动时间，没有规律的休息时间严重地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即使有休息时间，68.1%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参加文化活动，多数时间用于休息，只有3%的人参加一些文化活动[5]。

（三）企业文化决定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新生代农民工就职的单位，直接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与企业文化、单位效益、领导重视程度等密切相关。企业文化的灰色关联度排在第三位，为0.881，单位领导重视程度灰色关联度排在第五位为0.795，单位效益排在了第八位，为0.744，这三方面因素相辅相成，企业文化是经过多年的积淀形成的，企业文化不仅包含着经营理念，同时包含着对员工的管理理念，良好的企业文化会把员工看成第一位，重视员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重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积极开展有助于提高员工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的各种有益活动。同时也与领导的重视程度有关、单位的经营状况密切相关，很难想象一个经营较困难的企业能够重视起员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四）社区服务是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的重要决定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一般在工作之余完成，居住在单位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与单位的环境有直接关系，相反不在单位居住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与其居住的社区密切相关。社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供给情况、社区的文化氛围、社区的生活环境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地点、交往对象等因素都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的因素。社区供给和社会文化的灰色关联度为0.783和0.722，分别排在第六位和第十位。社区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综合的群众基础机构，新生代农民工置身于城市的社区中，可以从社区获取服务，通过参与社区活动，丰富自己的精神家园，提高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五）国家政策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的根本因素

政府在满足和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中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社会保障和户籍制度一直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的关键性因素。社会保障的灰色关联度排在第四位，为0.841，户籍制度排在了第十二位，为0.674。目前，我国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程度十分低，没有构建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单位为新生代农民工缴纳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积极性不高，较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伤保险的缴纳以降低企业风险，据调查，单位为新生代农民工其购买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的比较少，39.9%的人选择单位没有为其购买任何保险，只有5.8%的人选择单位为其缴纳了住房公积金。目前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一些现实的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较大的政策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严重的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的生活，严重的制约着其社会融合进程，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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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明学，胡祥，刘闵.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3,1:93-99.

[2]王春光.新生代农民工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关系[J].社会科学研究，2001，（3）：63-76.

[3]杨妮,马耀峰.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旅游目的地感知形象评价差异研究——以江西游客为例[J].旅游论坛,2011.4(5):10-16.

[4]高玉峰，刘志飞，贺字典.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需求调查研究[J].党史博采（理论版），2012（7）：34-35.

[5]堵琴囡.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现状研究——基于与老一代农民工、城市青年的比较[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30-36.

高玉峰（1972—），男，河北省抚宁县人，副教授、副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社会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本文系2013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民生调研专项课题“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质量调查及对策研究”成果，

201301087；2013年度河北省讲师团系统立项课题“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缺失及对策研究”成果，

201337；201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状况调查研究”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HB12SH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