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区“三反”运动探析——以《川北工作》为研究范例

杨丽梅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成都 610072;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成都 610031)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标志着“三反”运动在全国正式开始。1951年12月22日川北区①在《川北工作》②第69期发行了“三反”运动专刊，此后发行的第72期至82期也都是有关“三反”运动的专刊。通过对这些资料的解读，可以了解当时中共中央、西南局特别是川北区对“三反”运动的态度以及领导该运动深入展开的政策方针，以总结其经验教训，对当前党的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一、川北区“三反”运动的缘起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十分注意防犯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防止贪污腐败等不正之风在新生政权滋生，毛泽东不仅在进城之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打“预防针”，而且对打击这种现象早已下定决心。1951年11月25日，邓小平曾就西南地区贪污、浪费情况向毛泽东发过电报，毛泽东也专门对此电报进行了批示:“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务请你们加以注意。”［1］早在解放前，川北区是国民党统治较严密的地区，封建遗留问题甚多，而作为新解放区，这个时期也出现了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长此以往，政权就有得而复失的危险。

(一)贪污现象严重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川北区在四川③当时的四个区中是比较落后的地区，面对执政之初建立与巩固政权、征粮、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等一系列艰巨任务，唯有尽快培养干部才能使党的各项政策得以落实，才能稳定执政之基。因此，川北区在一年多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迅速发展壮大了党员干部队伍，人数达43000余人。［2］这支队伍中大部分为新吸收的新旧知识分子，还有一些留用旧职员。虽然在干部队伍扩大过程中注意了培养教育、实践锻炼、资格审查，但由于中心工作的迫切要求，这些工作不可能展开的十分到位，党员干部整体素质水平不是很高，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从有关材料可知，当时川北区的贪污情况是非常严峻的。

解放后不久，川北区就连续发生贪污事件，其中以财经部门特别严重。从1950年5月到1951年9月止，全区查出贪污分子有2300多人(军队系统未计，乡村干部贪污土改的斗争果实和公粮、公款也未计)。财经部门共有1678人，贪污数字据已查清者折合人民币④共约34亿之多，贪污1000万以上的有13人。［3］这足以说明当时川北区情况复杂，党员干部在种种诱惑面前未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贪污之风已到了非扼杀和制止不可的地步。

(二)浪费现象惊人

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川北区揭发出来的浪费现象令人十分震惊，办公费的超支和事业费的浪费现象同样严重，请客招待方面的浪费也令人惊心。从《川北工作》第73期《区党委关于“三反”运动几个主要情况和问题的通报》中可以看到以下详细的浪费情况:解放以来，党政军机关在南充市修建的房屋用费445亿，机关住房190亿。虽然此间公务房屋极少，修建一些自属必要。但由于领导上未能采取因陋就简原则，控制不严，一些修建计划不周、施工不善，浪费共约120亿元，为浪费最大数;用于办公的交通汽油经常超支，川北行署1951年1至11月就超支1亿3000余万元。机关自行车太多，仅南充市机关就有200多辆。车辆的损坏和修理费用很大，为浪费之次大数;会议太多，太长，又太铺张。1951年全区会议费(包括各县)开支达28亿。各种小会更多，行署有个别干部一天参加了六次会议。这种开会泛滥的做法，已影响到群众生产，使群众产生厌恶感;节日过得太奢华，张灯结彩，红绿标语，耗费很大。1951年南充市国庆节开支达1亿1000万。各地群众的秧歌，腰鼓等装置费用，数目难以计算，更为惊人;文件太多，1951年区党委和行署的文件印刷费达14亿7000万，电报和长途电话费达8亿;机关庞杂，冗员过多。如，有的科内设收发，甚至股内设收发。也有超编制现象，行署勤杂人员超出39人。脱离生产的文工团也多，甚至有到武汉接京戏演员，并花3亿元到北京订制服装的现象;各级机关小家务零乱，无一定的开支制度，漏洞太多，有严重的小公套大公的事情。其他如办公用品，请客馈赠、公务损坏、伙食管理及不应开支的干部福利等等，浪费现象也很多。估计全区党、政、军、民机关浪费总计在300亿元左右(不包括国营工厂企业在生产和货物流转过程中的浪费数字)。［4］种种形式的浪费现象，显然不符合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办事风格。

(三)官僚主义现象频发

川北解放后的最初半年，南下干部与部队干部是川北区的骨干力量，经过党组织的努力，当时的干部情况是:南下干部先后共1319名，连同老区带来的学生361名，共1680名;军队调地方工作的先后共586名;西南局共调来400名;地下党员吸收参加工作者共1031名;新吸收的知识分子和录用的旧公教人员6853名;各级政府配备的民主人士443名;未正式分配工作的革大学生和各地的工作队员约有5000名。前3000多名是川北区的骨干，结合了12000个干部，已基本上建立了全区各级各种机构。［5］

虽然这些分配到川北区的干部久经考验，在进军途中也加强了学习教育与了解四川实际，入川以来，多数干部在剿匪、征粮、恢复生产、团结与组织群众等各项工作中踏实肯干，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但由于这些干部在我党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重大转型中没有做好思想上、工作上的准备，不少干部在新的环境下出现不同程度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问题。

具体表现在，许多干部不重视国家政策，不精心研究党的指示，不看报纸，不注意了解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未能及时检查工作发现问题，或者辛辛苦苦陷于事务主义的泥坑，未能抓紧工作中心环节。不少同志因为工作紧迫与繁重，把完成任务与执行政策对立起来，缺乏策略思想，不懂得运用群众路线，甚至用粗暴蛮干的方式进行工作。在征粮剿匪中曾普遍产生命令主义、征办主义等作风。5月2日，邓小平在西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分析西南公粮任务完成差的原因时也明确承认:“西南干部作风问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命令主义、脱离群众是很严重的。”［6］

二、川北区“三反”运动的开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整党运动开始后不久，在全国开展的“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许多贪污浪费现象。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提出在党的领导下，党群组织、政府、军队三个系统开展“三反”运动，“在机关、企业、学校、部队、农村和城市的街道组织中均应发动这一运动”。［7］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三反”运动由此开始逐渐升温。1952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要求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按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并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川北区“三反”运动也按照中央要求一步步逐渐展开。

(一)川北区“三反”运动的过程

1、动员与学习阶段

川北区“三反”运动自1951年12月区党委三次布置“三反”工作起，进入动员与学习阶段。主要通过党团员大会、联席扩大会议等形式动员大家，到1952年1月这一阶段基本结束。此后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即自动坦白与民主检查阶段。

2、自动坦白与民主检查阶段

此时，揭发的贪污分子已有百余人，贪污款约一亿多，揭发的各种浪费与官僚主义更多。各地委专署和各县，大部分已开始动作起来，个别县因为抓得紧，已获得成绩，南充、昭化、南部检查与揭发出来的贪污浪费均已在2亿元以上。为了迅速造成热潮与正确地展开这一斗争，区党委决定:书记和几个主要委员分八路赴各县督促检查并召开干部大会做动员。

3、打虎阶段

进入1952年之后，各地各部门纷纷掀起了“三反”运动高潮。群众大多已被发动起来，积极参加这一运动。1952年1月22日，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全军必须全力“三反”而后整编的电报中，提出了打“大老虎”的问题。［8］1月23日，中共中央又电示各地、各级党委及各级政府部门党组，应将“三反”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9］按照中共中央这一指示，四川各地“三反”运动逐渐进入打虎阶段。截至1952年2月5日止，川北区共捉到内部的1千万以上的“老虎”281只，其中1亿以上的大“老虎”10只。计行署级35只，南充区127只，遂宁区67只，剑阁区30只，达县区16只，南充市6只。［10］此时，全国上下的“三反”运动都掀起了高潮，运动重点进一步放在了反贪污上，抓虎成为头号政治任务。

4、打扫战场阶段

运动正如中央和西南局所期待地那样轰轰烈烈地进行着，老虎越捉越多，还有些地方出现了“虎窝”。这时，对运动该朝何方去，西南局及时给出了指示:“到三月底和四月上旬，县以上的“三反”运动即可先后基本结束，转入打扫战场阶段。”［11］为了能够发动群众性的检举，又能够防止“左”的毛病，更可以避免地主阶级乘隙反攻，达到保护大多数问题不大的干部的目的，西南区要求在区、乡“三反”时一律采用川西灌县试行的成功经验，即将区、乡干部集中到县，一面反省坦白，一面在乡村号召群众检举，由县委紧紧掌握，根据坦白检举结果，规定哪些应该保护的，帮助他们过关;哪些应该处分;哪些应该判刑。然后由领导机关派人带他们回乡，召集专门的区乡人民代表会议。坦白反省，做出决议;须判刑的，再另行召集群众大会公审。

(二)川北区开展“三反”运动的方针政策

1、“三反”的关键，在于着重检查领导机关和充分地发扬民主

通过细致深入的调研，川北区发现，不仅上级机关的浪费多于下级机关，大的贪污往往在领导机关之中，而且官僚主义作风的严重程度和危害性也是上级大于下级。因此，“三反”的关键，在于着重检查领导机关和充分地发扬民主。各级大小首长必须亲自带头检讨，亲自领导检查，发动成为广泛的民主运动，使每一个干部都受到考验和教育。运动还就此宣布:言者无罪，控告者表扬与保护，压制民主者必办等纪律。

2、处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子采取区别对待方针

为避免把反贪污斗争庸俗化，对品质恶劣，企图耍赖的大贪污分子，给以及时的严重打击，对有极小的贪污行为的人，只要老实讲出来，一般地不处分，并且不称呼为“贪污分子”。对于浪费行为的判断，主要原则是区别其动机与性质，凡属于出发点是为了工作而不自觉地有些铺张性的浪费，应严格检讨，并保证不重犯，一般不处分。凡属为个人或少数人奢侈的腐化性的浪费，除严格检讨外，一般地仍应给以不同的处分。对官僚主义，要区别其为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或思想蜕化的官僚主义。对于前一种应该教育提高，对于后两种，应分别情况予以教育、批评，乃至纪律处分。为了慎重，所有被处分的干部均应经高两级党委和机关批准。

3、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充分调动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积极性

在川北区各地三反斗争中，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成了主角。川北区要求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采取有效办法，迅速加强自己的工作，严肃认真地执行党的纪律，使自己真正成为党的章程、党的政策、党的组织、党的战斗力、党的纪律的有力保护者，成为各级党委在一切革命事业中，及当前整党、审干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的有力助手。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首先告诉每一个党员:必须大力去领导和参加这一斗争，在运动进行中又必须本着“先内后外”、“首长带头”、“从上至下”、“广泛发扬民主”的精神，不允许有任何一个党员站在运动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拒绝、破坏运动和压制民主。“不仅要以执行纪律为唯一任务，还应随时注意发现和表扬模范的共产党员。在运动的进行中，必须把揭发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分子和发现、表扬一贯艰苦朴素努力工作的好同志结合起来，把惩治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分子和奖励模范工作者结合起来，而且应该把它贯彻到运动的全过程和各级检查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中去。只有这样，是非好坏才能澄清，赏罚才能分明，正气才能抬头，也不会让人感到我们是‘木匠的斧头向一面砍’。”［12］

4、贯彻教育与提高思想，推动运动开展

川北区强调对纪律的执行，并不是以处罚人为目的，而是为了通过这种执行纪律达到教育广大干部和挽救某些腐化堕落的人。所以重要的问题不在事后的执行纪律，而是在事前的教育。反复强调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要本着这种精神，对全体党员和全体工作人员进行认真的教育和耐心的启发。西南局在《川北工作》第七十五期《放手发动群众，坚决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报告中更是提出:就西南一级机关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不仅浪费是全面的，贪污的面也是很大的。其严重性绝不能拿经济上的统计数字来说明，还必须从政治上去看到它对人们思想意识的腐蚀和对于新的社会首先的破坏，对党对国家的严重危害。可见，当时是把“三反”运动提高到党的思想建设和新中国社会风气建设的高度去理解的。

三、川北区“三反”运动的得失

“三反”运动的目的不单是为了解决当时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歪风，更是为了把全体干部的觉悟性与纪律性提高一步，建立更加完善的预防制度，为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好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川北区在整个“三反”运动中共有党员干部贪污人数共1031人(缺江油、平武两县)，占全区党员干部4000余人的25.78%，贪污款总数50亿5千1百零46万1千9百元。［13］可以说，这次运动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一)川北区“三反”运动的成功经验

1、认识上，高度重视，除恶务尽

“三反”运动之初，虽然党员干部队伍中暴露出很多问题，但各级党委无一例外地认为大部分干部是好的，一些人有些小毛病，通过教育是可以使其思想认识得到转变的。但是，当时根据解放后一年半来已查出的2000余贪污案件和行署机关个别单位摸底情况，川北区党委深感低估了两年来资产阶级向我党进攻的严重程度，认识到不把大小“老虎”捉尽，便要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他们重新审视了已开展打虎行动的几个典型单位所捕捉的数字和情况，初步肯定川北区贪污1千万以上的“老虎”将在1000只以上。其中贪污5千万至一亿的中“老虎”将在120只以上，1亿以上的大“老虎”将在60 只以上。［14］

2、方针上，强调证据，力避扩大化

当时，中央要求全国各地采用像镇反一样的决心、毅力和规模来开展一个全国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在动员各地深入开展“三反”运动的过程中，川北区党委头脑冷静，一是反对急躁冒进:“一切企图以闭关眼睛，以超条件的急躁手段，快马加鞭的作法，企图在形式上激起一个最紧张的空气。它将势必要造成许多严重的恶果，使运动走向极危险的境地。”［15］二是注重制度建设:在惊心动魄的不断升级的全民“三反”运动中，川北区的清醒还表现在更加注重报告制度，因为有了详实的报告才能掌握运动的全局和发展方向。为此制定了新的报告制度:“县委以上党委和党组，务必每三日向上级报告一次摸底情况和捉虎情况。”［16］三是强调用证据说话:“对证据确凿而死不承认的‘老虎’，经过一定批准手续，坚决逮捕;对证据尚不充分而死不承认的‘老虎’，加紧斗智、斗据的工作，不忙急于逮捕。要防止毫无材料地盲目的搞逼供信。他们深信，在某些地区、某些单位所采用的车轮战术和其他变相肉刑，切不可效法。因为那样一定会为坏分子所乘，弄出许多假‘老虎’，使真正‘老虎’逃掉。”［17］

3、执行上，健全机构，加强领导

在“三反”运动开展之前，川北区就针对腐败问题采取了“按部门分期分批轮训干部”、“结合检查工作，改造思想，进行反贪污”、“结合南部侯志军大贪污案作典型教育”等办法进行教育。［18］虽然进行了多次努力，但反腐败效果却差强人意。“去年十月才以财委名义发布了一个反贪污决定，在全区财经部门举行了一个反贪污运动月。今年秋季后，贪污现象又上升，被迫再度实行财经干部的思想大检查。”［19］腐败犹如顽疾一样，越反越多的情况，让川北区党委意识到，仅靠思想教育是行不通的，必须加强领导机构力量，把党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政府的监察委员会、检察署和法庭健全起来。

(二)川北区“三反”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1、“三反”运动对正常建设工作干扰很大

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搞“三反”，其中对经济部门工作人员的审查力度很大，使得常态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特别是对新区非常重要的经济工作影响非常大。邓小平对此甚为焦虑，1952年3月15日在向毛主席及中央汇报《关于目前阶段西南区的工作情况和方针的综合报告》中提到:“为了逐步抽出力量照顾经常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会议决定除少数正在打‘虎’高潮的单位外，应立即抽出1/3的力量搞业务，四月上旬将大部力量转到业务，力求在四月份内使各方面工作完全恢复正常状态。”［20］同时，为了在运动即将转入的核实战果阶段节约力量，建议各单位采取集中“老虎”进行清理，集中“老虎”对象进行审查的办法。西南局领导急于恢复正常经济工作的想法非常明显。

2、盲目发动群众，运动难免偏左

在“三反”运动中，为保证运动迅速开展，使贪污分子无漏网之鱼，从中央到西南局一直强调各级领导必须态度坚决层层带头，放手发扬民主，充分发动群众。并认为，一些地方领导不敢认真的进行自我批评，不能真正放手发扬民主的原因不外乎“自己有若干浪费贪污的行为，怕群众一旦起来，火焰首先烧到自己的头上”等等。［21］

在这种压力之下，各级领导不敢对群众运动强调加强领导，加之群众认识不高，诸如“某同志买了几尺苏联鲜花布是腐化，是浪费，保姆给人缝衣服收了七千元人民币也是贪污”［22］的让人啼笑皆非的案例不在少数。

3、运动存在粗糙现象，干部的损失过大

虽然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川北区党委多次要求各地一定要实事求是，但是在当时全国上下搞运动的大背景下，川北区“三反”运动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各地在运动中都有程度不同的逼供行为和肉刑与变相肉刑，因此可能会有一些假‘老虎’……这是运动中的主要缺点。”［23］从川北区“三反”运动的定案结果看也能印证这样的判断:至1952年6月14日止，已定“虎”2531只，其中真“虎”1825只，假“虎”706只，占已定“虎”28%。有的县降20－30%(如昭化)，有的县降60%左右(如蓬溪)，据各负责同志缜密估计一般可能降40%左右。赃款可能降50%左右，按收回40%计约达300多亿。［24］从这些数字前后的变化不难想像，在运动中出现的粗糙肯定一切现象，以及人们的厌倦草率情绪。

结论

“三反”运动是中共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所发动的一场旨在保证党的纯洁性的全民运动。轰轰烈烈的川北区“三反”运动在当时确实达到了肃清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的效果，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遗留的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使全党同志从中受到警醒与教育，增强了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为1953年即将开始的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做了思想上与干部上的准备。但是，对“三反”运动成效的评价不应简单、片面化，该运动本身是极其复杂的。比如，其轰轰烈烈的运动形式没有也不可能使腐败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我们也就不能冀希望于通过再搞一次类似的运动来解决当前更为严重的腐败问题。当然，通过对川北区有关“三反”运动的史料详细研究，第一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的纯洁性建设，对腐败问题绝不姑息的态度和积极探索制度建设的有益尝试都将对今后党的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注 释

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川北区辖南充、遂宁、剑阁、达县四个专区和南充市，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人口1750万。

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川北区情况异常复杂，为贯彻党的政策、指示和决定，提高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顺利完成党的各项艰巨任务，川北区区党委决定编印《川北区工作》。由中共川北区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编印，发至县团级。1950年8月15日发行第1期，至1952年7月5日共发行94期，另外还有两期增刊。

③本文所指四川，即解放初期的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省级行政区，1952年9月1日四个区合并为四川省。

④解放初期，货币流通为中国人民银行1948年12月1日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币值1万元，即为1955年3月1日以后发行的各套人民币的一元。本文中所涉及资金、资产、产值等单位，均为第一套人民币币值。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524.

［2］［3］［18］［19］中共川北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编印.《川北区工作》第69 期［Z］，34.35.34.34 －35.

［4］［12］［15］中共川北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编印.《川北工作》第73 期［Z］，19 －20.24.26.

［5］中共川北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编印.《川北区工作》第1期［Z］，12.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员会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131.

［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484.

［8］［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78.87.

［10］［14］［16］［17］中共川北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编印.《川北工作》第82 期［Z］，13.13.14.14.

［11］［20］［23］中共川北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编印.《川北工作》第87期［Z］，2.4.4.

［13］中共川北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编印.《川北工作》第90期［Z］，16.

［21］［22］中共川北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编印.《川北工作》第75 期［Z］，3.5.

［24］中共川北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编印.《川北工作》第94期［Z］，10.